两次上阵斗“台独”

1

历史上，两次的“319”，都是“台独”势力制造事件，对台湾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两次的“319”，也都使我站上对抗“台独”的风口浪尖！

2004年的“319”，台湾大选前一天，神秘的两颗子弹，击中了正在台南游街造势的陈水扁及吕秀莲。

选前突发的枪击案，顿时造成人心惶惶。独派立刻释放耳语：“阿共仔暗杀咱台湾人‘总统’啦！”后来原本声势看好的泛蓝阵营连宋配（连战、宋楚瑜），以0.2%左右的差距输给陈水扁。

当晚，群众远比国民党来得主动，自动自发地前往包围“总统府”，要求立即验票，追求枪击案的真相。一场真正由广大人民自己发起的抗争运动，爆发了！

正在建中读高中二年级的我，就在那时第一次走上街头，后来甚至留在广场，第一次在群众运动中演讲。一直到多数群众都退了，我仍留在广场，坚持到七月。过程中，也见证了一群人迟迟未能达到目的，转而开始互相猜忌的必然悲剧。

后来2006年施明德发起的反贪腐红衫军运动，都不及2004年“319”后的那段抗争岁月，让我更觉得惊心动魄！但这一场人民真正自发的运动，今天却完全被遗忘。

十年后的“319”，“两颗子弹”的真相仍然未明，台湾的命运因一群“台独”学生以“反服贸”之名占领立法机构，再度遭到改写。

就在他们占领“立法院”的第十四天，我因为上街要求与他们公开辩论，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各电视台纷纷邀我上节目，主持人和名嘴一起围剿我，把我打成“人民公敌”。各种丑化、污蔑扑面而来，连我用来发声的脸书，都数度被网军恶意检举，遭到封锁。

等到4月10日，那些学生终于离开“立法院”，然而没过几天，又爆发包围警察局的事件。在学生离开“立法院”后，仍留在“立法院”前不愿离去的“台独”团体，被台北市中正分局的警察驱离，学生为此号召干余名暴民将中正分局围住，当面恐吓分局局长会被暗杀。

当夜，我和寥寥三十多名的青年，直接走到警察局前，高喊警察加油。现场的暴民一度不让我离去，后来由媒体记者筑成人墙护送我，我才得以脱身。

曾几何时，保护人民的警察，竟落得还要人民保护！“太阳花”要的“台独”并未实现，却让台湾的法治彻底沉沦。

犹记十年前的“319”，立委邱毅为回应群众对选举结果的高度质疑，冲撞法院要求立即验票，结果因此被判刑入狱，受到人生最大的羞辱。

十年后的“319”，带头攻占“立法院”的几个要角，至今仍然逍遥法外。他们不但没被判刑，还在2016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有的自己当上“立委”，有的则担任“立委”助理，身份一变大摇大摆重返“立法院”。

两次的“319”，都改变了台湾命运，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2

我在2014年“太阳花”后和“台独”的斗争，在本书开头的大陆版自序中已有叙述。这里，就为大家回忆那段已被多数人遗忘、但我却永生铭记的2004年“319”后的抗争岁月。

2004年“319”，台湾大选前一天。由于蓝绿两大阵营的高度对立，选情因此极度紧绷，虽然代表泛蓝的连宋配民调一直领先，但气氛仍然高压笼罩。

中午，我和一位友好的建中同学一起外出吃饭，就在建中附近的广东烧腊店里，看着电视新闻，播出时任国民党“立委”的洪秀柱呼吁，大家要提高警觉，最后一天，民进党很可能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奥步（闽南语：小人步数）都使出来，比如扁嫂突然病重、甚至轻生的消息出现……

不到一小时后，我回到学校，准备放学后就赶快回家，收看连宋选前之夜的电视转播。忽然，班上几个死忠的扁迷同学放声大喊：“阿共仔下手了！阿扁‘总统’中弹了！”顿时之间气氛诡谲，班上全乱作一团。

中弹？暗杀？大家消息不明，那个年代又没有手机上网，只有全跑到学校图书馆的电脑前。网络的新闻标题，一度还写着“疑似鞭炮炸伤”，等我回到家时，却已是各台新闻耸动地播报：陈水扁“总统”于台南扫街造势时，被两颗子弹袭击，紧急送医！

当天晚上，连宋阵营取消了所有造势，只剩祈福；绿营场子则由煽动群众的高手陈菊登台，悲愤地喊着台湾加油、阿扁加油。

半夜，高雄姑姑打电话来，说明天不必投票了，阿扁必胜，南部都翻盘了。直到第二天晚上，中选会开票结果，阿扁竟以不到百分之一的“0.228%”优势，赢过连宋的得票率当选。独派立即散播，这“0.228%”的数字，正是“二二八”事件中的英烈显灵。连宋阵营方面，国民党立场一度犹豫，但支持者早已自动涌向街头抗争，最后连战出面，终于决定不接受选举结果，喊出了“选举无效”四个字。

此后的一星期，民众守住“总统府”广场，一直到选后第一个周末，3月27日，在凄风苦雨中，连一向对政治冷感的妈妈也上街，创下了当时台湾群众运动始上最高的人数记录（两年后才被红衫军超越）。

但也在3.27当晚，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首先向民进党政府的压力妥协，强势驱离群众。人们被架离“总统府”广场，一直到泛蓝的民意代表介入协调，群众才被请到不远处的“中正纪念堂”继续集会。

3

4月初，我决定到“中正纪念堂”看看。那天，正好有位自称也是支持泛蓝的朋友，大我一岁，从桃园到台北来参加大学面试，我便约他一起前往。也是在那天的午后，偶然的机会，开启了我人生第一次投入群众运动的经验。

当时有一群大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大中至正门（后来被陈水扁改成自由广场）下绝食静坐，诉求两颗子弹真相不明，“总统选举”无效。我听着其中一位学生正在演讲，并邀请在场民众也可以上来给大家讲话。

我忽然一腔热血，便走上前去向大家说，红色既代表博爱，更是革命烈士的热血，这份千秋大爱，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讲完后，原先主持的大学生便邀请我，留下来一起静坐。就这样，我成了现场最年轻的参与者，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事实上，在那段日子，连续好几个周末，国民党都在“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举办大型集会，但解散之后，许多群众不愿离去，就只有被警察驱离。

某一次的周六凯达格兰大道集会结束，我跟着人群又来到“中正纪念堂”这个基地，等到近八点我准备回家时，正好看到一批批从南部调上来的替代役男朝我走来。当天入夜时，新闻便播出这些替代役男加入镇压群众的场面，甚至有警察一路追打群众，冲入了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

面对这种情况，民进党及所谓的“人权团体”，不但没有像后来“太阳花”时那样出来谴责，甚至称这些群众是连宋之乱，要求警方限时执法。

4

在那以后，国民党逐渐退让了，群众顿时群龙无首，人数开始减少，最后只剩下“中正纪念堂”绝食学生这一群。

5月4日，学生们也决定退场，但一个多月来陪着学生的民众们却不愿意撤，最后只剩下几个学生继续主持，并请我也帮忙助讲。一次时间太晚，我不知该怎么回家，一位退休公务员余妈妈即时替我出计程车费，才解决燃眉之急。当时，有不少像她这样的普通人民，自愿奉献心力维护住“人民广场”，两年后的红衫军，他们又再次上场奋斗。

因为广场的经验，使得当时才十七岁的我，第一次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群，可以说是我另类社会体验。在民进党政府的一再施压下，我们连“中正纪念堂”的最后阵地也被要求撤离。

最后，国民党答应让我们，利用中央党部前的空地继续集会，也就是景福门前的一块空间，我在那里，有了人生第一次对着群众的户外开讲。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当我演讲结束，现场竟响起“王炳忠万岁”的口号，还有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要我替他在帽子上签名。我必须坦白地说，那是我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被群众簇拥，真的有一种只能以“爽”形容的感觉。但我也立刻提醒自己，想想像阿扁那样的政治人物，底下不知有多少更热烈的吹捧赞扬，难怪他们一得到权力就不愿放，为了抓住权力，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2004年5月20日，在罕见的倾盆大雨中，陈水扁就职了。由于雨势太强，就职典礼的舞台，甚至还垮下了一边。不到五年后，他从“总统”变成了入狱的贪污犯，似乎一切都已有定数。

我在“人民广场”又继续坚持到了七月，才因为马上高三，必须要准备升大学考试，不得不离开。算起来，从四月一直到七月，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心力都投入了抗争。当时我因为参加建中青年社，负责编辑建中的校刊《建中青年》，时常可以用编务需要的名义，向校方请公假不去上学。（后来2014年“太阳花”运动的学生领袖陈为廷，高中时期也是建中青年社社员，是我的学弟。）

但随着请假次数愈来愈多，后来我竟连请假都懒了。最后，校方一度以我旷课过多要开除我，并请爸爸到学校开会，结果爸爸一到会场，就先对教官大吼：台湾已经危在旦夕，竟只剩下一个高中生去捍卫，你们身为革命军人，有何颜面去见革命先烈？因为爸爸这么一吼，镇住了校方人员，最后经过讨论，决定再给我自新的机会，让我继续留校察看。

我离开广场后，就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前的景福门，那个正对着“总统府”的位置，仍然一直有普通民众坚持轮班摇旗呐喊，他们不信公义唤不回，不容真理尽成灰。其中，包括因此惹怒经常乘车经过景福门的吴淑珍，而受到警方不断刻意骚扰的陈金珠。这位才三十出头的平凡女子，最后以自杀明志，陈尸在台北市政府顶楼半年，才被发现。

2008年3月21日，台湾大选前一晚，被诬指为“319枪击案”凶手的陈义雄家属向马英九下跪，希望马英九当选后，一定要重启调查，还已死去的陈义雄清白。

但直到如今，真相仍旧未明，马英久的声势，则早已大不如前。

2004年的那场群众抗争，后来也逐渐被台湾媒体淡化，国民党自己也不看重，不像民进党永远有一个又一个的抗争故事，成为他们永远颂扬的神话。

2004年的抗争，因为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对民进党妥协，国民党后来的怯弱，以及连战、宋楚瑜听信美国人的调停，整场抗争注定失败，只剩下勇敢的人民。2006年，施明德又率领群众发动“红衫军”运动，但仍然无法使阿扁下台，蓝军的强硬派从失望到绝望，从此一蹶不振到今天。

我不知道，和我一样有过当年抗争记忆的人，现各在何方？但我确信，2004年的那段日子，永远会在我记忆深处，为历史作见证。

5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一段缘分。

不少大陆网友知道，我常和文化大学史学所的博士生林明正，及台湾大学政研所的硕士生侯汉廷，一起并肩作战斗“台独”。

这两位战友，也在我的介绍下加入新党，一起代表新党参选民意代表。一些大陆网友，就把我们三个并称为“新党三杰”。

2015年12月，东森新闻台“台湾启示录”，播出了专访我的专题，我在当中提到，自己曾在中学时代，创作了一部名为《南风后宫》的未完成小说。

侯汉廷听了后，惊讶地告诉我，他似乎想起了某件事。等他回家之后，搜出了尘封已久的电话簿，揭开了他脑中那件事的谜底。

原来，2004年4月，群众聚集“中正纪念堂”抗争，当时初中三年级的他，也到了现场。一位婆婆告诉他：“有个建中生，跟你一样都是爱国青年，常在广场，你们多联络，台湾未来就靠你们了！”

婆婆并把那位建中生的电话给了他。

半个月后，侯汉廷为了高中升学的事，打电话给那位建中生，求教关于申请建中的相关问题。

那位建中生告诉他：“如果你真的实力很强，却被不合理的原因限制入学，那就该召开记者会，诉诸媒体。”同时，还向侯汉廷介绍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及自己经营的个人网站。

如今，侯汉廷从泛黄的旧书堆中，搜出了当年记有这位建中生资料的电话簿。

上头赫然出现“王炳忠”三个字。那位建中生，竟然就是我！

听完汉廷告诉我这段缘，当下的反应是惊呆了！完全没想到，2004年，初三的他就曾给高二的我打电话！更想不到，当时我就鼓励他出来开记者会，我倒是完全不记得了！

现在仔细想，那位婆婆应该就是一位朱奶奶，2004年我到广场第一天，她就热情地要了我的电话。后来我还在一次座谈会上又遇见她。听认识她的新党义工说，几年前某日早晨，她一如往昔出门散步，忽然晕倒，走了。

缘分真的很有意思。因为2004年的“319”，我们都到了“中正纪念堂”的“人民广场”，通过电话，有了生命中的第一次接触。十年后，2014年的“319”，又激发我们一起走上前线，对“台独”正面作战。

因为共同的理念，在这大时代里，我们共谱青春的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