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台湾人的认同迷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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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朋友在碰到台湾人的时候，通常会先问：听说你们台湾人都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然后还可能再问：为什么呢？你们不都是说中国话、写中国字、拜中国的神明吗？而一些比较同情“台独”的大陆朋友，或者是一些外国朋友，则可能会说：好吧，他们台湾人确实是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所以我们也不要把人家当成中国人，这样才不会伤了和气，也才比较礼貌。

我就曾经参加一场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中国文化研讨会议，和来自大陆、美国、欧洲等地的学生共聚一堂，当中一位美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对我提问：“你们台湾的中国人都怎么看……”旁边另一位美国人立即插嘴说：“不能把台湾人称作中国人，不然他们会不高兴。”当时我就直接回答他们：“没有问题，我是来自台湾的中国人（I'm Chinese from Taiwan.）”。

后来，我上“独派”知名主持人郑弘仪主持的广播节目，他一开头就问我会如何向外国人介绍自己的身分，我同样回答他，我觉得最适切的讲法就是“I'm Chinese from Taiwan.”，既说明了我是中国人，也表达了与大陆不同，是来自台湾地区的中国人。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和中国人这些名词，对不少台湾人而言确实感到尴尬，觉得难以启齿。多数人大概都认为，这是近二十年“去中国化”教育造成的，尤其近二十年来，台湾有不少固定的民调机构，每过不久就会做一次民调，问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中国人？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类的问题，得出来的结果，认同中国人的比例确实逐年降低。因此大多数人都认为，台湾人对中国、中国人失去认同，就是这二十年来“去中国化”教育影响的结果。

2014年，我随“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时，习总书记在会中也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经验。他说，当年他在福建任职时，就曾问当地的台商：“‘台独’问题到底严不严重？”当时台商告诉他，“台独”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人平常拜的妈祖、关公都是中国人，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不可能和中国切割。

习总书记讲完了这个故事后，接着对我们说，如今看来，台湾经过二十年“去中国化”教育，如果再不拨乱反正，恐怕关老爷、孔夫子都成外国人了。

的确，台湾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主流文化，都还是以中国人自居的，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新闻报道、影剧节目中看得出来。大约在1996年第一次台湾大选后，李登辉开始有意识地推动“去中国化”的力度，等到2000年陈水扁执政后，台湾方方面面的“去中国化”达到顶峰，留下的遗毒，至今不但无法清除，而且继续扩散。

然而，我们能够简单地认定，台湾人之所以对中国的认同愈来愈低，就都是因为这二十年“去中国化”教育造成的吗？如果说，两蒋时代对台湾人灌输的是大中国教育，那么从蒋介石到蒋经国近四十年的大中国思想，为什么在之后短短的二十年内，就几乎土崩瓦解了呢？

这几年来，旺旺中时集团也开始就台湾人的认同问题进行民调研究。有意思的是，他们的问法和过去几家民调机构的问法不同，他们直接认定受访者一定就是台湾人，然后再问：“身为台湾人，你认不认为自己也是中国人？”如此的问法，避免将“台湾人”和“中国人”对立起来，得到的结果，似乎愿意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又变高了。

大陆朋友也许会纳闷，台湾人对中国、中国人这些词的认同，竟可以是如此扑朔迷离，难以理解。有的时候，台湾人非常强烈地要和中国切割；有的时候，台湾人又会很自然地在生活中随口说：“我们中国人传统上就是……”。

到底要怎么去了解台湾人这种奇怪又特殊的情结呢？很多学术著作都对此有过分析，但几乎用的都是艰涩难懂的学术语言，让人愈读反而愈不理解。因此，为了让一般对台湾有兴趣的大陆朋友，可以更容易理解这种复杂的认同问题，我发展出了一套我独家的说法，用来解释台湾对中国的认同迷障，而一切得从20世纪70年代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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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对于台湾来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先是爆发了大学生“保钓”风潮，而后就是退出联合国，以及美国最终也离台湾而去。

先说“保钓”风潮，起自美国在1970年片面宣布，将钓鱼岛私下授受给日本。此一事件先是激发了海外台湾留学生的义愤填膺，而后从海外一路延烧回台湾的校园，在大学生之间掀起了“保钓”的风潮。当时在台大校园里，还有学生悬挂起五四运动时罗家伦创作的知名对联：“中国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不可以低头！”

然而，就在隔年的1971年，便发生“退出联合国”事件，精确地说，应该是联合国对“中国代表权”的承认改变，从台北移转到了北京。此后国民党当局便面临了骨牌式的“断交”风暴，最终到了1978年底，连美国也改承认北京政府代表中国。

在这样特殊的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生从“保钓”的激晴，进而产生对于台湾未来何处去的困惑。当时主要的路线有三：一是坚持捍卫“中华民国”，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二是认为应该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和平统一；三是不要“中华民国”，也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共内战与台湾无关，台湾应该宣布“独立”。

1979年高雄“美丽岛事件”前，第三条路线乏人问津，知识圈的辩论主要集中在前两条路线。也因为如此，“保钓”阵营也分裂成左右两派，两派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却不能合作抵御外侮，反而内斗起来。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则是“左统派”与“台独派”合作斗争国民党，然而也从这次事件后，“台独”势力开始壮大，“左统派”与“台独派”逐渐分道扬镳。

20世纪70年代的三条路线，基本就是今天台湾“左右统独”版块的前身，构成了台湾人对中国认同错乱的背景。然而，除了这三条路线的政治困惑外，还有同时在文化界发生的文化困惑，更能说明后来台湾人对中国认同的迷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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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文化界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后来的人称之为“乡土文学论战”。这场论战的起源，最早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一批乡土文学作家，如黄春明、陈映真等人，主张文学作品不应该都去描述那些达官贵人的风花雪月，而是应该关心台湾土地上的小人物。

1949年以后的台湾文坛，最先盛行的是“反共怀乡文学”，内容主要讲述希望回到大陆的思乡之情，以及“反共”的政治倾向。60年代后，后来又兴起了以白先勇为代表的“现代文学”文风，主要效法当时欧美流行的现代主义笔法，描写现代社会人们心灵的空虚。

但是，这些文学在乡土文学作家眼中，根本是远离群众，因为当时台湾根本才刚刚从农业社会要进入工商业社会，哪来那么多现代社会的忧郁呢？

以白先勇最著名的小说《台北人》为例，白先勇在书中叙述了一批像是窦夫人、钱夫人这些落魄的国民党贵族，在逃难来到台湾后，继续追忆当年在南京的梅园新村听戏的美丽场面，凭吊那些消逝的风光岁月。但对于乡土文学作家来说，他们对这些远离群众、风花雪月的题材没有兴趣，他们更有兴趣去关心台湾底层的小人物，在受到美国文化入侵后，生活上的改变及受到的冲击。

本来，这不过是单纯对文学题材的不同兴趣，但国民党当局立即意识到，乡土文学所倡导的接触群众、关怀基层、反映社会等，和左派文学非常接近，国民党当局非常害怕，像这类带有左派意识的文学，将来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喉舌。尤其当时大陆才刚经历“文化大革命”，国民党当局更加害怕，“文革”的斗争风气会在台湾复辟，于是决定展开对乡土文学的批判。

吊诡的是，国民党抬出来批判乡土文学的理由，却是捍卫中华文化正统的大帽子。在这样的论述下，等同于只有国民党欣赏、接受的文学，才能是中华文化的正统，而那些关怀底层人物的乡土文学，就成了中华文化的异端。

如此一来，原本只是单纯的左右斗争，一下子变成了国族之争。不认同国民党权贵作风的部分乡土文学作家，在国民党的打压下，转而承认自己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而是台湾草根的代表，主张抛弃大中国，认同台湾土地。

本来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大地主及“皇民化”阶级，因为国民党政府来台，抢走了他们原本的权贵地位，因此对国民党早就怀恨在心。他们本来也该受到左派的乡土文学作家批判，却因为国民党打压乡土文学，使得大家都找到了“国民党”这个共同敌人。既然国民党在台湾代表中国，那么反国民党就要反中国，最后就成了“台独”。

讽刺的是，国民党支持的文学，真的就能代表中华文化的正统吗？其实国民党喜欢、赞咏的那些现代文学的作品，根本就是欧美的文风，又或者是迎合国民党权贵的品味，却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代名词。

白先勇描写国民党贵族在南京、上海风光岁月的游园惊梦，被认为是中华文化正统，那么何以诉说台湾底层的故事，就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呢？

某种程度来说，国民党这么做，反而把阶级问题异化为国族问题，原本因为日本殖民遗留下来的“台独意识”，正好从这里得到了养分。“中国”二字的话语权，在当时的台湾完全由国民党垄断，无形中也就使得反国民党的力量，很容易就走向“反中”乃至“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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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你也许会说，可是现在的国民党，好像也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了？

答案的确如此，但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中国”的话语权，后来又被另一个国民党自己反对的对象所抢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在国际社会获得承认，国民党虽然继续坚持自己代表中国，但底气却愈来愈虚。

到了1991年，已经执政的李登辉，宣布结束“动员戡乱”，不再视中共为叛乱团体，也不再和大陆在国际上争夺中国代表权。也就是说既然抢不过你，干脆我就不做“中国”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刚好在台湾先后代表了“中国”的概念。本来，许多人因为不满国民党的威权与权贵作风，或者因为国民党和自己有利害冲突，因而也不认同国民党代表的中国。后来，则是原本捍卫国民党的忠贞份子，以及多数受国民党教育认同“反共”的民众，在中共逐渐取得国际上的中国代表权后，对中国的认同也开始动摇。

骨子里视日本为祖国的李登辉，始终梦想由日本领导“东亚共荣圈”，妄想中国会崩溃。在他任职期间，巧妙地结合了“反国民党”与“反共产党”两种情结，将这些情绪统统引导成“反中”意识，并配合“去中国化”教育加深对中国的反感，再用似是而非的本土化大旗加以包装，正好使民进党从中得利，在短短的十二年间就打败了国民党。

也就是说，从李登辉到陈水扁，看似只有二十年的“去中国化”，背后其实累积的是“反国民党”与“反共产党”的两大能量。在这样的“去中国化”浪潮下，坚持中华民族大义的新党，便被李登辉结合民进党，联手打成中共同路人。

至于多数原本捍卫国民党的忠贞份子，几乎都选择向“去中国化”浪潮屈服，他们认为既然“中国”已经被中共抢走了，那就也没必要再强调自己是“中国人”，不必再那么认同中国了。尤其这批国民党的忠贞份子，很多是冥顽不灵的“图腾派”，他们说不清楚自己追随的理念是什么，只知道效忠关于国民党的图腾。

在他们心里，“中华民国”远高于“中国”，“反共”还比“民族大义”更重要。因此，他们甚至会说自己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国人”。对他们而言，宁可永远偏安，也要死守早已被“台独”偷梁换柱的图腾，聊以自慰。

总结来说，讨厌国民党的人讨厌“中国”，因为认为国民党代表“中国”；而反共的一群人也讨厌“中国”，因为他们觉得“中国”被中共代表了。“中国”这两个字在台湾，就这样无端地被近乎所有人讨厌。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被西方帝国主义奴役久了，产生严重的民族自卑感，最后就表现在对中国的歧视，认为中国是落后的、不文明的。

最早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出现了一批帮着洋人欺压自己同胞的二毛子，他们自认为受到了洋人的文明教化，反过来歧视其他同胞。台湾在日本殖民五十年后，也出现一批以做日本人为荣的“皇民化”分子，认为自己接受了日本现代化的文明训练，看不起连自来水都没见过的国民党低阶士兵。然而，当时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其实也都非常贫穷，鞋子都没得穿，在以宋美龄为代表的国民党权贵眼里，这些台湾人也都没有文明。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普遍都富起来了，再又一起嘲笑大陆人没有教养、就算有钱也不懂礼貌。这些一个又一个自认为贵族的群体，其实不过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物化的产物，都是被西方价值观驯养的大奴才而已！

曾经有一位女老师，还是1949年从大陆来台的外省人二代，在谈起国族认同及两岸关系时，竟然这样对我说：“等到“他们中国”和美国一样文明了，再来叫我做中国人！不然我们台湾比他们还文明，谁要跟他们统一？”我当时就想，这完全就是谬论，正所谓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当年那些革命志士所处的中国，绝对比今天更贫穷、更破败，但他们反而更加爱国，更加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为了祖国抛头颅、洒热血！对于台湾现在普遍的这种论调，我只能说，要切割中国可以有一百种理由，但就是不能说服我。

因为我有坚定的信仰，我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我们不靠霸权侵略弱小，我们有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文明！

今天要破除台湾人的认同迷障，只有从历史的高度展开论述，认清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阶段，仍在追寻一条最适合中国人的发展模式，包括中国人定义的文明。过去走过的道路已经证明，绝不能直接将西方的模式照搬照抄。其中，国共内战的纷扰，正是中华民族在追寻复兴的道路上，对于救国道路的不同见解，只是后来逐渐迷失，成为了全然的权力争夺。

台湾人不应为此自绝于中国，我们反而应该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和大陆的中国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努力，在过程中互相发挥正面的影响，同时也可彼此借鉴，创造出我们中国人的中国模式。这才是台湾人真正该走的一条路，一条拥有无限发展空间的统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