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成《自信走出未来》这篇文章,是在2009年8月,当时我人正身处上海。还记得那时我刚从台大毕业,已经考上了政大研究所,要到9月中旬才开学。因缘际会下,先是跟随政大隋杜卿教授率领的参访团,在江南一带游历,然后又一个人在大陆待了近两个月,拜访了上海、南京、广州三个与民国历史关系密切的城市,并且与多个大陆网友见面。这两个月的旅行,成为我一生难以抹灭的青春记忆,也是我第一次深度地接触大陆的市井小民。
当时,正值马英九上台执政不久,两岸刚刚实现三通的时候,正是台湾和大陆之间春暖花开的蜜月期。同时大陆也才在一年前举办过奥运,整个社会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息。那时台湾怀抱中华民族情感的知识分子,几乎也都对未来极为乐观。
文中提及的杨日青教授,便认为统一自能水到渠成,然而如今再回首这句话,似乎低估了许多仍须跨越的艰难险阻。两岸之间最深层的认同问题,仍然必须解决,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同样无可回避,必须正面与“台独”论战,提出反独促统的完整论述。我当时以为,可以借由文化的交流,便能化解两岸多年的历史恩怨,看来也是过于天真了。
我至今仍忘不了那两个月在大陆的时光,尤其是我第一次在大陆搭乘长途火车,从上海一路到广州,远远超过台湾从南到北的距离。那是我第一次在火车上睡卧铺,一边读着唐德刚写的中国近代史,忽然觉得自己就在见证一个时代。
七年后的今天,大陆人民似乎比当时更加自信,而台湾人却愈来愈没有信心,只能以不可理喻的自大,来掩饰无可救药的自卑。台湾岛内的气氛,从马英九上台时的大陆热,演变成如今“天然独”的天下。
犹记2014年11月29日,台湾地方大选落幕,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竞选议员,开票结果未能当选。竞选总部里,我的助选人员不仅因为我的落选而伤心,更因为蓝营惨败如丧考妣。我当时就告诉他们,其实不必这么难过,因为这只是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气数将尽,但我们的中华民族却是一天比一天壮大。
2008年马英九当选,不代表“台独”势力就此终结,反之,如今“台独”气焰嚣张,也可能只是回光返照。这条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本来就是与霸权主义的长期抗战,愈接近黎明的最后阶段,往往也就是最黑暗的时候。
2010年世博会就要在上海拉开帷幕。一百六十年前,挟带船坚炮利强向中国扣关的大不列颠,曾以水晶宫向人类炫耀工业革命的丰硕成就;一百六十年后,曾为帝国主义列强盘踞的中国上海,也要向世界展现繁盛的现在与未来。
上海——这颗20世纪初最闪亮的东方明珠,20世纪30年代令文人又爱又恨的欲望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抗战时期沦陷的孤岛,以一座横跨大江两岸的黄浦大桥迎接我们这群来自台湾的大学生。坐在大巴上,听着向导说起那年邓小平来沪、行经大桥时,眼见当时上海残败破烂的景象,不禁感叹:我们对不起上海人民。并做出指示:希望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这句话,奠定了上海建设往上翻的基础。
在紧要的关头,邓小平大刀阔斧,锐意改革,足可见其果断与决心。
听一位大陆教授说,刚刚开放外资的时候,反对声浪如洪水滔天,就是到了推动中国加入WTO的节骨眼,负面意见仍不绝于耳。中国人对待外国企业,首先想到的是过去一百余年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这种受害者的心理,像愈合不全的伤口,偶尔仍要隐隐作痛。
然而,自从北京奥运以来,我们逐渐看到:中国大陆,从民间到官方,还是渐渐走出了这种情绪。尽管在处理社会群体事件时,中共高层仍戒慎恐惧,但整体而言,大陆上下弥漫的是一股坦荡向前的自信气氛。
相对来说,台湾近来则显得自卑,丧失了往昔那种气概,从而无端地以自大来掩饰畏惧的心灵。
同行的同学告诉我:这样的交流感觉真好,不会特别在意谁是台湾学生、谁是上海学生,于此当下,就只是一群在校园里求学的学生,一同哼着周杰伦、陶喆歌曲的年轻人。
音乐的力量是无远弗届的,那种震撼,足以穿透时间与空间,超越政治与文化的藩篱。记得在参访南京总统府时,我穿过一道小门,逐步朝蒋介石办公室所在的大楼前进。瞬间,邓丽君的歌声竟就这么传来,毫无预警地,在我的耳边飘荡。我们身处的地方,曾是大清两江总督府、太平天国天王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国民政府、总统府,并一度在1949年后作为江苏省政府的所在地。如今,她又恢复了国民党迁台前的名字——总统府。这样一幢见证近代中国历史恩怨的建筑,在邓丽君温婉细腻的嗓音中,此间的朝代兴衰、政权更替,都变得愈加五味杂陈了。
开幕晚宴上,一位当年在“二二八”后移居上海的台湾人后代,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自我介绍说:“我叫钟国屿,名字是爷爷取的,意思就是中国美丽的岛屿——台湾。”这个名叫钟国屿、暑假后准备升读大二的男生,人极热情,与台湾学生很快打成一片,却对近代海峡两岸的政治、历史纠葛一无所知。他对我“学长、学长”地叫,特爱唱流行歌,跑来跟我合唱《千里之外》,又与我同房的台湾同学在闭幕会上搭档表演。
两岸之间若能多些人像他这样抛却政治意识,多些文化、情感上的沟通与交流,该是多么令人向往!
初下飞机的几个小时间,我们一行乘着磁浮列车进入上海市中心,四时许,未见暮色,便首先安排到了上海石库门建筑群改造的新天地。晚间,缘于我用餐时与几个上海同学的邂逅,我们这组便跟随他们的向导一路由陕西南路再度逛街来到新天地。大伙拎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来到新天地一家主打老歌演唱的酒吧,正契合我这个酷爱怀旧氛围的青年。我拿起笔在纸上点了几首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歌曲,眼前一位优雅的小姐正伫立台上深情地演绎着。
此次交流行程的安排,上海待得最久,南京及扬州、苏州的江南名园则都只待上一天,来匆匆、去也匆匆。尽管如此,南京作为曾经民国首都,还是对我这个来自台湾的青年学生别具意义。上海同学讲:“南京总有股化不开的阴气。”我当时答道:“日军侵华在此就屠杀了至少三十万中国人,怎能不阴?”其实,南京自六朝便饱经战乱,历代建都者皆国祚不长,清末太平天国之乱更是元气大伤。人们说,是秦始皇偶然发现了金陵城暗藏王气,派人断了南京的龙脉,从此便出不了真命天子,一路走上了悲惨的命运。我虽不晓风水,但回头再望总统府,真有种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慨叹!
南京城的王气却仍是可感受到的。当你搭乘游艇在浦江上进行游览时,你所见到的是如同香港维多利亚港、带着浓重资本主义气味的万国建筑博览会;而当你伫立在中山陵顶端,由钟山俯瞰大地,一股威风凛凛的王者之风便油然而生。行前,导游阿浦哥不断地提醒要蓄备体力、补充水分,使我以为爬中山陵将是一场多么艰难的任务;真正与钟国屿一同登上顶端后,觉得也就这么回事了。循着当年连方瑀穿着高跟鞋一级一级踏过的台阶,我来到中山墓穴前鞠躬,仰望屋顶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雕刻。
青天白日满地红,在大陆,只有一些特定的地点能够看到。中山陵是一处,总统府也是一处。门外旗杆上目前是空无一物了,六十年前的渡江战争,解放军就是从这换了旗。蒋介石办公室楼上,昔日的会议厅中,则仍保持了当年的摆设。
当我们要进入蒋介石办公室前,中庭的穿堂两侧,左右各摆放了一幅油画。左边的画是孙中山站在中央,周围簇拥着无数追随革命的志士,背后是一幅带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秋海棠国土。这幅画在台北中山纪念馆、政大国发所办公室都有相同的版本。同一个地方,右边的画绘的则是1949年解放军易帜的历史现场。同一个场域,不同的符号,撞击出现代中国在20世纪最水火不容的两大意识形态。
我时常在想,两岸是否能抛开政治的符号,本着中华民族的大胸襟,如同此次活动名称所指——“华夏情,文化行”,重新看待诸多今日困扰我们的问题?
来到大陆,讲起两岸,难免又要陷入统独的混战。杨日青教授在闭幕晚宴上说得好: “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最后终归一统,但如今要统一,时机还不成熟,不如留予历史,待日后水到渠成。”台湾与大陆分隔分治一甲子,政治制度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互相几乎不了解,近年来又因政客炒作误会日深。唯有从民间交流做起,化解歧见,增进认识,如此则降低战争机率,促进海峡和平。由此看来,则杨日青、隋杜卿两位带团老师,可谓积大功德矣。
我们的足迹,最后又回到了上海。几天前,在浦江旁的餐厅用餐时,有幸与隋老师同桌,听着老师侃侃而谈全球化时代人们应具备的格局与雄心。台湾对开放大陆学生来台留学一事,至今政策模糊摇摆,充分显示了对于对岸挑战的恐惧,更遑论以优秀的教学品质、自由的风气去影响大陆年轻一代了。
夜深了。中共一大会址的建筑,依然伫立着;因世博会整建而封锁的外滩上空,依然萦绕不已的,是一个民族亟欲在世界舞台上复起的壮志豪情!
2009年8月12日,凌晨二时,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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