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见到习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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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是在2014年9月，在中共中央台办的邀请下，随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访问大陆。

当时，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由新党、新同盟会、劳动党、中国统一联盟、中华统一促进党等二十多个岛内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团体组成，由新同盟会会长、高龄九十四岁的陆军退役上将许历农老先生（岛内统派的精神领袖）以及新党主席郁慕明先生共同领队。

这些团体由于历史的因素，虽然同样主张和平统一，但在意识形态上仍有左右光谱的差异。然而，在台湾刚刚发生“太阳花”不久，我们这些岛内的统派团体，也愈发感受自己责任的重大以及团结的重要。

我所代表的“抗独史阵线”，则是参访团中最年轻的团体。2014年1月，马英九在执政六年后，终于宣布将对陈水扁时代遗留的“台独”课纲进行微调，但即便只是根据“宪法”、修正陈水扁时代将两岸写成“一中一台”的措辞，以及还原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真相，“台独”团体仍然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动包围“教育部”的行动。

因此，我和几位支持马英九修正课纲的同学，紧急讨论该如何反应。我们有人只是高中生，有人已经在大学就读，还有年纪更大的研究生或社会青年，为了团结各界反对“台独”史观的力量，便联合起来称为“抗独史阵线”。当“台独”团体完全掌握了对课纲的话语权之际，我们及时挺身而出，到“教育部”前高喊“拨乱反正，绝不妥协”，引起新闻一面倒地报道。

如今，“抗独史阵线”作为一个新兴的青年统派团体，和其他历史悠久的统派团体一起，拜见习近平总书记。

9月2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们，他首先亲切地与所有团员握手，接着发表开场讲话，然后由新同盟会会长许历农以参访团团长的身份致词。大批媒体离开后，习总书记再次发表谈话，许历农也意犹未尽地又说了几句话，他尤其强调“统一急不得，但也拖不得”令人印象深刻。

许历农发言完毕后，“新党”郁慕明主席及劳动党吴荣元主席发言，最后由我这位最年轻的代表发言。

我表示，还记得2008年两岸三通实现，北京奥运也成功举行，当时我和无数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一样，都觉得中华民族复兴在望。然而正因为如此，反华势力更加要压制中国，日本右翼与美国鹰派在东海与南海不断制造事端，台湾岛内的“台独”团体也加紧制造各种事件。台湾问题看似比东海、南海小，但处理起来却远比东海、南海复杂，因为东海、南海讲到底就是实力的较量，但台湾问题却纠结了中华民族内部历史矛盾，反华势力正好利用这些矛盾来分化中国，因此更需要用智慧去化解。

由于几个月前才刚发生“太阳花学运”，我也向习总书记表达，我观察到的很多台湾学生，很多都是跟风去参加所谓的学运，其实自己并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要什么。台湾年轻人受到“去中国化”教育的影响，对未来比较迷惘，我希望让愈来愈多的台湾青年认识到，台湾人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推进中华民族复兴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共享的荣耀，在这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最后阶段，我愿意承接这样的时代使命。

我发言以后，让我深感意外的是，习总书记并没有按照事先拟好的讲稿接着讲话，而是首先回应了我的发言。习总书记说，同意刚刚台湾年轻人所说的，在今年台湾发生的政治风波中，许多人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应该注意到，年轻人的特点是求真、求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是让年轻人了解我们才是真理，才是历史正确的方向。

我没有想到习总书记会回应我的话，更没想到他会对“太阳花”的问题看得如此深入、透彻。在台湾，国民党看待“太阳花”的态度，要么干脆屈服、投降，要么就是将“太阳花”的年轻人直接认定为不懂事、造反。没想到，习总书记却是对台湾的局势掌握得如此清楚，而且看得如此深入，他点出年轻人喜欢求真、求是的特点，更启发了我看待“太阳花”的新视角。

回应了我的发言后，习总书记仍然脱稿，即席和我们分享了他20世纪90年代初在福建任职时的经验。他说，当时他曾问当地的台商：“‘台独’问题到底严不严重？”当时台商告诉他，“‘台独’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人拜的妈祖、关公原来都是中国人。”接着，习总书记话锋一转，对我们说：“现在看来，台湾教科书如果继续维持‘去中国化’下去，孔夫子、关老爷都成外国人了！”

习总书记对台湾情况的认识，可以说非常深刻。其实，更准确地说，台湾经过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后来又因国共内战和大陆长期分离，中国意识本来就相当薄弱。近二十年的“去中国化”教育，更加深了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国的疏离，“独派”更进而在历史教育中否定台湾光复，炮制出所谓的“同心圆史观”，认为过去曾经统治台湾者，统统都是外来政权，台湾人需要自己的“国家”。

然而，在这套外来政权论底下，“独派”又对日本殖民有特殊的眷恋情怀，他们通过历史教科书的论述，把原本“日据时期”的用词改为“日治时期”，并强调因为日本人的建设，才奠下台湾现代化的基础，进而将建设“嘉南大圳”的八田与一捧成台湾先贤，却忽略他是为日本殖民者服务，以方便剥削台湾人的资源。“独派”借由这套论述，实际灌输给学生的是“媚日仇中”的观念，日本殖民者变得光明美好，中国人光复台湾却成了来劫收的“外来政权”。

由此史观再延伸下去，“独派”甚至开始说“台湾人不应庆祝抗战胜利，而是悼念中国人和美国人空袭台北造成的伤亡”、“台湾人在二次大战中是战败者，因为台湾人的祖国是日本”，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并以此作为“认同台湾”的标准。可以说，这种肯定日本殖民的史观，不仅站到了中华儿女的对立面，更站到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对立面。

习总书记最后提到，年轻人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骨干。我深深以为，我们何其有幸，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战争与革命虽已离我们很远，但在如今这个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反华势力仍对我们不断发动思想的斗争，这无疑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台湾就是重要的战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台湾的年轻统派，更要肩负引导台湾青年的重责大任，带领他们认识到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发展个人宽广的前途。

2

第二次见到习总书记，则是在2015年9月1日，正好是我二十八岁的生日。那次会见，主要是为了两天后的九三阅兵，习总书记接见来北京观礼的台湾人士代表。整个会见的过程，相比上次较为行礼如仪，主要由习总书记和连战先生分别发言，时间也较简短。

然而，这次会见在台湾岛内引起的震荡，却远远超出上一次。8月30日我刚办完登机手续，走进桃园机场检查行李的区域，却忽然听到外头的大厅一阵喧闹，等到上飞机后，才知道连战先生也搭乘同一时间另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稍早听到的吵闹声，正是“台联党”的青年军来抗议连战，并堵住连战办公室的张荣恭先生，还用抗议布条盖住张先生的头，现场一度气氛火爆。

9月1日上午，我们进入人民大会堂会场，整个会面仅有习总书记和连战先生发言。连战先生提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敌后战场，都对抗战做出贡献，也都是抗战的胜利者。抗战是两岸同胞共同奋斗的历史记忆，两岸应该要同记历史、共写史书，由此开始建立政治共识，化解仇恨与歧异。

与我上一次见到习总书记的会面相比，这次会面时间较短，我也没有发言，却因为是九三阅兵，引起台湾更多关注。当天台湾代表和习总书记一一握手，而我是当中最年轻的，轮到我和习总书记握手时，台湾媒体纷纷从各种角度捕捉画面，我和习总书记握手的一幕，当天下午便在全台湾广为流传、众所周知。

当时，全台湾的新闻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批判台湾人参加九三阅兵，连战尤其成为被攻击的标靶。更不可思议的是，攻击连战的声音，主要还来自马英九当局。从最初连战受邀出席阅兵典礼，就被劝阻不宜参加，国民党前高官甚至辱骂连战“不是东西、丢人现眼、自贬身价”。

在全台湾没人愿意替连战说话的情况下，台湾的媒体找上了我，当天晚上，东森新闻驻北京的记者便和我联络，约了隔天下午来采访我。第二天一早，我还先去了趟卢沟桥，凭吊当年七七事变的现场，然后搭出租车回到我住宿的北京饭店。结果才到饭店旁的王府井大街下车，台湾几大媒体一拥而上，劈头就问我对台湾舆论批判我们这些人来观礼阅兵的看法。台湾主要的电视台记者全都到齐，不少大陆民众也来围观，好奇这么多架摄影机，究竟是出了什么事。

我就这样站在王府井大街和长安大街的路口，对台湾记者侃侃而谈。我说，现在台湾攻击连战参加九三阅兵的，主要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根本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类人实在非常可笑，因为他们既然认为台湾是二战的“战败者”、甚至视日本为祖国，那又有什么资格管中国人怎么庆祝抗战，怎么诠释我们中国人抗战的历史呢？

另外一种人则是走不出内战思维的“老国民党”，他们坚持说只有国民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共产党对抗战没有贡献。我可以理解他们有这样的情结，但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出力也是事实，不应该否认；而且大陆已经承认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并没有说共产党是领导者，而是最早倡议抗战、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

我反而要问的是，如果今天不是北京举办阅兵，台湾还有谁讨论抗战？台湾连一座抗战纪念馆、甚至讲述台湾人自甲午战争后抗日历史的纪念馆都没有。国民党如果要强调自己对抗战的贡献，那为何又不大肆庆祝抗战胜利，也不重视台湾光复节呢？

9月3日上午，我在天安门旁的观礼台，全程观看了九三阅兵典礼。亲民党因不堪台湾舆论的攻击，宋楚瑜一度要求代表他到北京的秘书长秦金生，在见过习总书记后就提早返台，后来又上演了临阵开溜的戏码，对台湾媒体宣称没有出席九三阅兵，在台湾竟成了一场“罗生门”。

然而，同样出席九三阅兵的其他台湾贵宾看不下去，向媒体还原了事实：原来当天上午，秦金生和他们几个贵宾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也在主办单位安排的观礼席坐了下来，但在阅兵式正式开始前，却忽然声称身体不适，离开观礼席，到城楼上另外一处休息区看大屏幕，等到最后典礼结束，又跟大家一起下楼。这位台湾贵宾问媒体：“这样算不算出席九三阅兵呢？”

当天下午，我回到饭店休息，便接到“正晶限时批”节目来电，要用电话连线在节目里访问我。我早就清楚，这就是想利用我不在现场，无法立即做出反驳的空子，制造出众名嘴公审我的样子。所以我断然回绝，表示这种具有历史深度的问题，必须要当面才能谈得清楚。

后来，我回到台湾后隔天，就连上了“正晶限时批”和“新闻面对面”两个节目。只能说，台湾名嘴水平之差，还是超出我的预期。在“正晶限时批”节目，同台的名嘴连台湾光复都不承认，那还管我们中国人纪念抗战、庆祝光复干嘛？到了“新闻面对面”，民进党“立委”结合名嘴，企图偷换概念将“九三”讲成“十一”，也被我当场拆穿。

阅兵完的当天晚上，台湾的《联合晚报》就报道，国民党有高层指出，原本国民党和新党共同推荐我在台南参选立委一事，因为我高调参加阅兵，引起社会观感不佳将生变。有记者事后告诉我，所谓的高层很可能就是马英九方面的意思，但我至今仍无法查证。

我虽不晓得所谓的国民党高层是谁，但我很清楚这些政客、媒体操作的所谓舆论，与民间真实的观感有很大差距。我爸爸许多市井小民的朋友，包括在台南老家碰到的一般民众，都兴奋地向我打探我见到的习大大是什么样子。一位政治立场偏绿的玉石店老板，因为和爸爸熟识，曾经送我一块象征喜上眉梢的玉，在我和习总书记握手的照片传开后，笑着对我说他的玉应验了。还有过去我常去的便当店老板的儿子，一看到我就问我习大大的事，还说很认同我所讲的要跳脱内战情结，希望我有机会能带他一起去大陆走走看看。

甚至过去把我当作丑角消遣的名嘴，如今再提起我时，口吻、态度也都变得看重了许多。网络上还流传起许多分析“王炳忠见习近平现象”的文章，说因为我敢于做少数派，所以反而能够突出、得到礼遇，甚至还有人创造了“王炳忠行销学”的名词。

但他们不了解的是，我对行销学其实完全没有概念，我既没有刻意去推销自己或经营人脉，更没有他们所讲的那样复杂的权谋算计。一路走来，我就是我，我以身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荣，始终没有改变。但这些年来，很多人都变了。

从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再到2015年的“九三阅兵”及“马习会”，我所处的这个时代，两岸关系已经发生太多历史性的突破。我不知道以后还会有多少大事发生，但我知道这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阶段，而我有幸见证这段历史，同时也在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