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英
引 言
2004年6月18日，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建立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意味着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从“秋菊打官司”式的上访告状，进入了农村管理行使“第三种权力”——分权制衡、民主监督的阶段。
后陈经验引起了市、省、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于2005年6月16日到后陈村调研并在村里主持召开座谈会，对后陈经验给予充分肯定。随后“后陈模式”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这是一次农村民主自治的生动实践，然而其内幕却鲜为人知。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我历时三年深入采访，记录这一事件错综复杂的全过程，记录农村群众与基层干部对腐败行为的深恶痛绝，以及他们的幽怨、奋争和对民主的艰苦探寻。
后陈从“红旗村”变“问题村”
2003年岁尾，“前腐后继”的村干部腐败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鬣狗，赶不跑，轰不绝，这深深困扰着两个人：一位是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另一位是白洋街道工业办公室副主任胡文法。
胡文法临危受命，被派往后陈村任党支部书记。
位于武义县城东北的后陈，是白洋街道管辖的行政村。
平展展的土地，水面辽阔的前湖、西塘和可塘，波光粼粼，把后陈村装点得颇有水乡模样。村西有条很宽很大的武义江，自南往北波涛滚滚地流到金华，在金华与义乌江合并为婺江，然后婺江流进兰江，兰江流进富春江、钱塘江。
这是一个漫长的冬天，漫长得特别。天天阴沉着脸。
时近年关，按例说村民们应该置办年货了。可是今年村里静悄悄的，鸡不啼，狗不叫，没有一点动静。
村民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不说半句与年节有关的话，交头接耳地在谈论同一个话题。
村里要分土地款了！
村民们最最关心的是，村里收进的土地征用款子到底有多少，这些钱怎么分，按户分还是按人头分，什么时候能够分，分现金还是分银行存折，分到手的钱能否自作主张派用场，等等。
特别特别地现实。只有把钱放进自身口袋，才是最最要紧的事，是天大的事。
一直以来，村民们最不放心的是村干部大权独揽，暗箱操作。村民们想盯住村集体收进的巨额土地征用费，可是，想盯又盯不上。
为什么？
因为村民没有盯钱的权力，没有盯村干部的资格。
坦白地说，如果没有工业化、城市化大潮铺天盖地扑到小小的武义县，就不会有城乡接合部的开发区建设，就不会有后陈村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土地被征用。当然也就不会有巨额土地征用费，不会有村干部的贪污腐化，不会有后陈村人上访不断而成为全县闻名的“上访村”“问题村”。
很简单，就这么回事。
都说金钱是妖魔，是鬼怪，它会使一些好干部变坏。
20世纪90年代中期，如火如荼的建设高潮中，金丽温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涉及后陈村，出现村干部重大决策不公开、村务管理不透明、财务支出不规范等问题，出现了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危机，而且这些问题与日俱增。
2000年前后，因工业园区开发及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后陈村有1200余亩土地被征用，土地征用款收入高达1900万元。如何管好用好村集体的巨额资金，成为村民的关注焦点。村干部专权擅权与村民关心关注引发的激烈矛盾，加上部分村干部以权谋私，使得干部信任度彻底崩溃，村庄秩序严重失控，矛盾百出，村民们怨声载道。
就这样，后陈从一个“红旗村”变成了“问题村”。
2001年12月，武义县农村审计站工作人员进驻后陈村，对后陈村自1996年至2001年11月的村级财务进行了全面审计。村民们以为盼来了“包青天”，一时间喜笑颜开，群情振奋，纷纷向审计人员提供线索。审计期间共收到群众来信28封，其中反映村财务方面问题的有16封。
审计报告出来后，却令村民们大失所望，大家对这份官方审计报告很不满意，对诸如“认识不足”“公开不规范”之类不痛不痒的表述不买账。
要知道，进入新世纪的村民，多有文化、有头脑，而且多有法制意识。特别对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情，想用官样文章吓唬，想用甜言蜜语糊弄，是应该进博物馆的老套路了。
这是隔靴搔痒、糊弄百姓！尤其是审计报告“未发现村主要干部有贪污、挪用问题”的结论，使村民们更是议论纷纷、情绪激愤。
一个月吃掉一万多元，这是陈岳荣、张舍南、陈联康等村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陈岳荣是村民代表，他和村民心里有杆秤。村里的钱是大家的、集体的，村干部哪能像自己口袋里的一样，今天想拿去喝就喝，明天想拿来吃就吃，甚至连他们自己家里新房子买把门锁都拿到村财务报销，真是太目中无人了。
还有，村里沙场承包收进多少钱，都用哪儿去了；餐费及烟酒等招待开支那么多，都招待谁了；土地征用款准备如何分配、如何使用，等等，村民们一点也不清楚，全蒙在鼓里。1900万土地征用收入的钱，是挨家挨户分发，还是集体保管，村民和村干部的意见分歧很大，南辕北辙。对村干部的不满和对村里现状的担忧，导致后陈村民上访不断。
陈岳荣他们主张写信上访，结果村民纷纷响应，毫不迟疑地在上访信上签了名，摁了手印。四五百名村民歪歪扭扭的签字和鲜红的手印，像火炉里飞出的火星，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几大页白纸，灼得人眼睛生疼。
投诉信像断了线的风筝，有去无回。于是村民们开始一拨拨上访，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街道、县里，纪委、信访局、检察院、法院，该递交的材料都递交了，该去的地方都去了。
就这样，后陈村成了全县有名的上访村。凡是武义县政府门前有几百上访群众聚集时，机关干部们就知道，肯定是后陈村村民上访来了。
县委、县政府对后陈村村民的上访十分重视，每次都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接待。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就多次接待过后陈村上访群众。骆书记因此与后陈村村民张舍南、陈岳荣、陈联康等上访带头人，变得很熟悉了。
但是，后陈村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那些年，后陈村这样的“问题村”在中国的农村并不少见。尤其在农村和城市接合地区，经济开发的大潮风起云涌，群体利益多元分化，经济利益纷争多发，农村治理面临困境。有专家指出，农村社会治理正面临着社会矛盾调处风险期、集体信访纠纷激发期、公共服务均等化需求急增期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准备期的“四期叠加”挑战，高速发展的集体经济带来的频繁利益纷争，成为首要的不稳定因素，甚至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平稳转型和执政“基石”的稳固。
新世纪之初，后陈村在武义已经成为闻名全县的“问题村”。新任的支部书记不到一年因为挪用公款被开除党籍，从此他心灰意冷，把村里的房子租给别人，自己则在邻村开了一个轮胎店。平时即使回村也不串门，收了房租就回他那个小店，小店成了他的家。他刚当选村支书时也曾经受到村民的拥戴，可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导致他挪用公款，从而失去了村民信任，于是村民们天天上访，把他拉下了马。整个后陈乱成了一锅粥，曾经的支部书记成为后陈村的“陌路人”。
还有本县柳城畲族镇的乌漱村，早在1999年曾经查办过一起村干部贪腐案。时任乌漱村党支部书记兼出纳的吴某，贪污村里投资水库电站的分红后，做假账贴在村务公开栏里，当晚就被村民揭下来告到了检察院。检察院查证属实，依法逮捕，起诉吴某。最后法院认定他侵吞集体资产7.5万余元，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新华社浙江分社摄影记者王小川得知检察院准备将被贪污的公款还给村里时，专程赶赴武义采访，采集了检察官向村民返回公款的新闻组图，以《武义：村务公开，村官下台》为题发表在1999年3月25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上，在武义这个小县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村务不公开，决策不民主，蒙得了一时，蒙不了一世，给村务管理敲响了警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终有觉醒之时，那就是权力倾覆之日。
后陈村只是20世纪末中国农村治理乱局的一个缩影。武义县纪委书记骆瑞生、后陈村新任党支部书记胡文法敏感地意识到，如何破解村务财务管理混乱凸显的村庄治理危机，是中国农村民主政治遭遇的一个重要课题。
胡文法出任“问题村”支部书记
2004年元旦刚过，1月4日胡文法在街道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徐向阳的陪同下，到了后陈村。
胡文法，后陈村人，个子较高，满头黑发，红铜色的脸上略带微笑，穿着半新半旧的夹克外套，随和当中透着几分刚毅，一看就让人感觉是饱经风霜、踏实干事的乡镇干部。
后陈村办公楼二楼会议室里，村“两委”成员、党员和村民代表坐得满满的，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大声说话，但每个人都笑容满面。有不少村民是赶来看热闹的，会议室里坐不下，就站在过道，里三层外三层，把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
徐向阳代表街道党委宣读了任命文件。
当后陈村的这个村支部书记，等于将屁股坐到火坑上去。这一点胡文法心里早就明白：“我是后陈村人，自己和家人的户籍关系一直都在村里没有迁出来，坦白地说，心中或多或少与村庄还有难割舍的情缘。”
几天前，村民张舍南特意跑来找正在白洋街道工作的他，说：“文法，咱后陈现在已经成为全县后进村，名气可大了。大在哪儿？一个字，‘乱’哪！”
没等胡文法提出问题，张舍南紧接着说出此行目的：“我看只有你回村里去，后陈可能还有挽回局面的希望。”
胡文法说：“我离开后陈已经多年，对村里情况不大了解。”
张舍南说：“不管怎么说，你从小在后陈村长大，人头熟，闭着眼睛也能说个道道出来。”
胡文法说：“我在街道工业办公室上班，管着一摊子事，还要做联村包片工作。”
张舍南感到一下子无法说服胡文法，心中不免有些失望。他呆呆地不知如何收场。但在临走时扔下一句话：“为了村民利益，我们要继续上访，直到把问题解决！”
张舍南前脚刚走，后脚又来了几位后陈村民。有说是到街道办事的，有说去县城买东西的，都说只是顺便拐过来看看他这个老邻居的。
村民们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拨。胡文法心里知道，他们跑到街道办，其实话里话外都表达着同一个意思：希望他回村当掌门人。
后来听人家说，张舍南早早把书面请求报告送到街道办去了。
改良版的“三顾茅庐”。
胡文法，不得不认真了。
胡文法祖籍在永康——武义县隔壁。当年因为日本鬼子驻扎在他们村庄不远的地方，三天两头进村抢掠烧杀，闹得鸡犬不宁，而村民们对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心惊胆战，只能东躲西逃。眼看着地里庄稼成熟了，胡文法的祖父无奈，只得带着一家老少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一路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找到武义后陈村落脚。
后陈村坐落在武义江东岸，宽阔的武义江原是水上大通道，后陈村有三三两两的店铺，这在当时算是繁华之处。
武义江两岸有不少村庄，但是没有桥梁，没有渡船，人们过往得绕一个大圈子，极不方便。胡文法的父亲找来木头做了一艘长长的木船，开始干起摆渡的营生，后来大家就叫他胡长船了。那时候他父亲为人摆渡，多是尽义务做好事，并没有收入，偶尔碰上来往于集市的生意人，会施舍一点。可对胡文法父亲来说，渡船方便了两岸的村民，因此认识的人多了，还赢得了口碑。这对于他们外迁人来说，是不容易的事情。而更重要的，渡船成了他们一家人的栖身之处，老小三代人夜晚挨挨挤挤地睡在一个船舱里，住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新中国成立了，胡文法家融入后陈村，在村里建了低矮的泥瓦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成为地地道道的后陈村人。
新中国成立后，胡文法的父亲胡长船被推选为后陈村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相当于现在的主任，成了后陈村人的主心骨。他和村民们一起斗地主，分田地，组建互助组、合作社，每天为村里的事忙得不着家。当时后陈还没有支部，父亲胡长船很早就在上邵村支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被上级派回后陈村当了第一任村支部书记。他的母亲李兰芬1958年入党，当了村妇女主任、副大队长，一干就是几十年。
那时村里也没正儿八经的办公室，开会就在自己家里开，村干部们就围着八仙桌坐，坐不下就搬个凳子在边上坐，或者干脆坐在门槛上。
那时候村干部没有什么误工补贴，全是义务工作，忙完了村里的事，再做家里的事。村民们大到婚丧嫁娶，小到鸡鸭丢失，都要找村干部。胡文法的父母亲作为村干部，为乡邻们解决困难热情周到，办事不带任何私心杂念。他们早早立下规矩，不收受村民任何礼物。
胡文法受到父母亲的言传身教，骨子里从小就灌输了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精气神儿。任村干部几十年的父母亲，就是胡文法的最好榜样。
而今一切都变了，连气候都莫名其妙地变得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了。
难道不是吗？村干部已经和村民们闹得水火不相容了，上访、告状、围堵、谩骂……已成为后陈村的“家常便饭”。
到底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村民们为什么要三顾茅庐请他回去呢？他小小一个街道工办副主任，势单力薄，下去能为村里做点什么呢？
如同掉入万丈深渊，胡文法深思、苦思，彻夜不眠。
想不到仅仅过了两天，街道主任代表组织找胡文法谈话了。
主任说：“后陈已经成为全县闻名的‘问题村’，同时上游两个村子也不稳定，群众上访不断。我已经没办法了，只得派你去后陈村当书记了。”
上邵村出现了大片的违章建房，地基像私有一样，菜园、自留地随便转换，房屋不按规划放样随便搭建，违章建筑像雨后的韭菜齐刷刷地冒出来；下邵村也是因为土地征用款问题，村民三天两头上访。胡文法听说过，上游的上邵村和下邵村本来就比较难搞。然而比较起来，最乱的还是后陈村。
胡文法心里知道主任的话无法拒绝，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说：“我已经住白洋渡十多年了，村里情况也不大了解，村里的事也从来没有管过，当书记没经验。”
主任说：“你就别推了。街道对后陈村的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大家一致推荐你去当村支部书记，这不是空穴来风。你在街道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更重要的是看中你人品好，不贪不占，做人做事光明正大，组织上放心。”
胡文法被感动了，眼睛都湿润起来。
自己毕竟是组织上的人，怎么能不服从，怎么能对组织上的信任视而不见，怎么能将村民们的满腔热情拒之门外呢……
“你这次回去不仅仅是救急、灭火，更重要的是抓稳定、抓发展。”主任毫不含糊地说，“给你三个任务——一是把村里的乱摊子收拾好，尽快稳定下来；二是把制度完善起来，找到根治的办法；三是代表组织考察村里下一届班子人员，把村‘两委’建设好。至于你的个人待遇，街道也作了充分考虑，完成任务回来给你中层领导待遇。”
胡文法说得也很明确：“工作我会尽力去做，至于待遇问题，我从没考虑过。”
平地一声雷，胡文法回村任党支部书记的消息传遍了后陈村。村民们奔走相告，把这当作后陈村的一件大事情。
徐向阳宣读完白洋街道的决定，没等胡文法开口，会议室里就像炸开了锅，急不可待的村民们争先恐后站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话。
“村里账目多年不公开，我们要求清查清查！”
“听说土地征用款都被村干部拿去投了保险，几千元回扣被私底下分掉了。”
“说得好听的保险，村里16岁到60岁的人投同一险种——等人死了可获得1200元赔偿。大笑话呀，笑掉牙呀！16岁的人等到闭上眼睛断了气才有1200元赔偿，这不等于拿钱打水漂，白白地送给保险公司吗？”
“村里沙场包出去，早就挖过界了，也没人管。”
“几百万、上千万土地征用款，该怎么分？”
“村里的招待费高达几十万，都招待谁了，吃的什么山珍海味？”
还有说得更直接的：“村干部花天酒地，不管老百姓死活。”
胡文法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听着，心里想，干部、群众之间的积怨怎么会如此之深，怎么会矛盾如此深重呢……
这个会开得像山歌里唱的那样：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村民们一个个苦大仇深的样子，或控诉或咒骂，这个没骂完，另一个又挤进来骂。骂人也是个力气活儿，有的骂饿了，跑到外边买张麦饼吃完回来接着骂，没完没了。
这真是会有多长，骂有多久。
据说以前村里经常开会，一开就开到凌晨一两点钟，骂的和挨骂的都挺不住了，也就散会了。现在，胡文法第一次参加会议，没想到就是这样的马拉松。
骂人是语言技巧的演绎，是感情与态度的表白，也是一种阐述见地的方式。胡文法一边在本子上记录，一边轻轻地点头。
徐向阳坐不住了，大声地说：“请大家安静一下，胡书记第一次参加会议，大家总得听听他的讲话吧！”
掌声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
等大家平静下来，胡文法语气缓慢地开口说：“我虽然这些年很少回村来，可是心里一直装着我的乡亲邻里。我这次回来工作，需要大家支持。我们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刚才村民提了一些，我已经记录了，但要好好梳理、好好核实。来日方长，我回村当党支部书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哪些问题需要先解决，大家提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我们先易后难把问题一个个解决掉，好不好？”
听着胡文法实实在在、一句不多半句不少的话，望着胡文法黝黑的额头上深深的几条抬头纹，村民们生出了一些亲切感、信任感。
“问题村”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后陈村有胡文法光屁股的童年伙伴，有曾经朝夕相处的街坊邻里，还有堂兄堂弟、七姑八姨、表姐表妹一大串，真可谓“爹娘亲娘舅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虽然在外工作多年，但各种信息通过不同渠道都会传到他的耳朵，尤其是村里乱象丛生的传闻，让他的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
说真话，胡文法对后陈村的情况，还是有些了解的。
随着如火如荼的开发区建设的推进，后陈村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征用，一幢幢高楼、一排排厂房，在原本属于后陈村的土地上像雨后春笋噌噌地冒出来。
但是外人不知道，在大开发、大建设的大潮之下，后陈村涌动着一股暗流。
这股暗流是被村掌权者高高在上、目无王法的气焰逼出来的，涌动着村民们日益不满的愤怒情绪。
有个村民姓陈名忠荣，不由自主地被卷进这股暗流。
他是个血性汉子，跟村民们一样坐不住了。他当时还是村支部委员，可是像他这样的班子成员，对村账目也一头雾水。
普通村民怎么样可想而知。
村民们只听说村里有上千万土地征用费进来，但谁也说不清具体数目，谁也不知道怎么安排。作为普通村民不知情可以理解，但是村班子成员两眼一抹黑，实在天方夜谭。
当时村支部书记一手遮天，大小事情一把抓，天大的事情一个人说了算，活脱脱一个土皇帝。
在陈忠荣家里，经常聚着情绪激动的村民，陈岳荣、张舍南和陈联康是常客。
陈岳荣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曾先后四次带领村民集体上访，是闻名全县的上访“头目”。
张舍南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高中毕业生，在村里算得上是文化人。早些年外出养珍珠蚌，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富裕户。
陈联康年富力强，血气方刚，当过后陈生产大队副大队长，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
他们在村民中，都有很高的威信。
陈联康开口了：“我们几次去村里查账都无功而返，还受一肚子气。”
张舍南说：“堵得住黄鳝洞，塞不了狐狸窝，要制止村干部胡来很难啊。忠荣是村干部，堂堂村支委和我们一样不知情，真是大笑话。”
陈忠荣憋着一肚子火说：“书记是极少听取人家意见的人，是一个很专权、很自以为是的人，而且得一望十、得十望百，贪得无厌。为了村民最关心的事情，我和他吵过无数次了。他肯定也在心里记恨我了。”
张舍南站起来大声说：“忠荣，你要站出来为村民说话！村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
陈联康拍了一下桌子：“得饭望饱，闹事望了。”然后用征求意见的口气说，“看来我们要两条腿走路，一是调查村里账目往来，一是继续上访！”
正当大家讨论怎样上访的事情，有人跑来说：“外面有人打架了。”
大家跑出来一看，原来是村书记和一个村民在吵架，还动了手脚。
这个敢与书记吵架动手脚的村民身份很特殊，是县保险公司会计的岳父。看到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村民们的表情大都漠然，但显然都是同情他支持他的。
老人家对村民们说：“大家都来评评理，他仗着是书记，就欺负咱小老百姓。还有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村书记和主任用村里的土地征用费投了保险，而且数额不小，96万呢，回扣就是村书记和主任拿的。”
村书记振振有词地说：“保险是为每个村民保的，16岁以上的村民都保了。”
这一说，围观的群众闹哄哄的说什么的都有了。
“这么多钱投保，我们为什么一点都不知道？”
“给16岁的人买保险是什么意思？”
“村干部的心都在想些什么鬼花样！”
“让村书记说说，村里的钱都哪儿去了？”
这次吵架对村书记来说是孔雀开屏——屁眼自露，把96万元土地征用款拿去买保险的事给抖了出来。要不村民们还蒙在鼓里不知道有买保险这回事呢！
没过几天，陈忠荣他们又得到一条线索，前两年建高速公路碰到后陈村的一条小溪，需要改道砌护坡，县里补偿了后陈7万元钱。
陈忠荣们找到村会计盘问，村会计说：“没有啊，从来没有看到这笔钱进来。”
这在后陈村又不亚于投了一颗重磅炸弹。霎时间，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中心议题。村民们再也不相信村干部了。但大多数人敢怒不敢言，因为上面不重视，村民拿干部没办法。
陈忠荣坐不住了，急匆匆找到张舍南、陈联康几个人说，后陈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必须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
于是他们几个先是到县农业局查询，农业局的干部说7万元补助款早拨下去了，都快一年了。他们回来又问村会计，村会计说确实没有收到过。
钱到哪儿去了？
他们通过朋友去街道再一次查证，钱确实早已下拨。
于是他们连续几次到县里、街道上访。村书记终于感到再也隐瞒不了了，慌手慌脚把7万元钱交到了村财务。
陈忠荣们穷追不舍，最终敲定村里的收据和街道下拨日期整整相差11个月。
村民们愤怒了，11个月才把补助款交到村里，这不是挪用公款吗？如果不去查的话，这个钱会交出来吗？大家知道，挪用公款几千块钱都要负刑事责任的，村书记把7万元挪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居然逍遥法外，安然无恙。
还有溪滩畈问题。
那是2001年，园区开发建设以后，沙石料供不应求，价格一路飙升。谁拥有开采承包权，谁就像有了一台印钞机，钱就像渠水一样哗啦啦地流进来。
与后陈村相邻的郑进村，前些年乡政府在那里办过农场。后来农场地不够，按照上级意见，就把后陈村的土地划给他们了。后陈村人当时是不同意的。
后来，郑进村在这块土地上办沙场，矛盾果然凸现出来。土地是我们后陈村的，郑进村凭什么挖沙、卖沙、赚钱，坐享其成？
于是后陈村村民三五成群地去运沙路上拦车。但怎么拦得住呀，人家是轰隆隆的钢铁拖拉机、翻斗车，村民们赤手空拳。于是两地村民一天到晚打口水仗。
承包人拍着胸脯说：“我们采沙都是合法的，一有合同，二有土管部门许可证。”言外之意是，他们在县里有后台。
没有不透风的墙，后陈人终于了解到其中一些内幕——原来街道的书记，插手了沙场承包的事。
当年街道书记用的车是一辆解放牌吉普车。给他开车的驾驶员和邻村的一个书记把那片沙场承包下来，显而易见这承包本身就有猫腻，能说你书记没份吗？事情明摆着，有街道书记插在中间，吵架这种习以为常的事情当然不会及时解决。
村民们看在眼里，气在心里。
有一次，运沙车开出来陷到坑里，承包老板一个电话打到街道，吉普车带着钢索开过来把运沙车拉了出来。那时候，那辆吉普车是街道最好也是唯一的公务用车，沙场老板竟然可以呼之即来。
后陈人看吉普车在前面拼足马力拉，后面的运沙车吭哧吭哧从坑里往上爬，活脱脱一出老牛拉破车的滑稽剧。
自从郑进村办沙场后，后陈村的路被轧得坑坑洼洼、一塌糊涂，晴天扬尘漫天，雨天水漫金山，没法走。
后陈人说，沙场在我们后陈的地面，运沙的路也是后陈的，有一段还是以前后陈村向下邵村买来的，可是沙场的经济效益后陈村一分也享受不到。后陈人越想越气。再说吉普车这“王八”，那时候乡政府穷，买吉普车的钱是各村出的份子，后陈村也出过钱。可是今天公家的车在给私人干活，还耀武扬威拿乡政府吓唬人，后陈人越看越生气，越说越愤怒。
当吉普车开到村委办公楼门前时，很多村民有意无意地站到路中间，不让过。吉普车非但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反而加大油门……想轧过来，还是吓唬吓唬村民？
村民们怒不可遏——“乡政府的车想撞人啦！”
于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向村办公大楼这里聚拢，于是几百人把吉普车围了个水泄不通，争辩、谩骂混杂在一起，像火山喷发。
村民们要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并不知道违法的后果。有年轻人上去敲打吉普车，想找地方解解气。
“把吉普车翻了！”有人大声喊叫。
年轻人一齐喊了起来：“一、二、三！翻！”
仅仅三五秒钟的时间，吉普车被翻了个底朝天，真像只王八，四只轮子呼噜噜地朝天扒拉。
“街道不解决问题，这车就别想开走！”
大家吭哧吭哧又把车翻过来，然后推到办公楼院子里，锁了起来。
刺耳的警笛呼叫声越来越近，派出所干警赶来了。他们是来解救吉普车和驾驶员的。村民们不约而同地上前把干警围起来，你推我拽，气氛紧张。
面对愤怒的人群，干警们不知所措，乱了阵脚，立马夺路而逃；他们带着吉普车驾驶员从围堵的人群中硬挤出去。村民们在后面怒吼着、追赶着。
村民们愤怒的情绪终于有了一次发泄的机会。
看着锁进院子的车子，村民们傻笑着说：“胜利了，胜利了！”
然而翻车、扣车事件震动了县委、县政府。
对于这种中国式的突发事件自然有中国式的解决办法。
派出所先是抓人，把带头的几个人都抓起来，该警告的警告，该拘留的拘留，把闹事的先押起来。
夜已经很深了，陈联康和几个上访带头人也作为嫌疑人，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
小小的派出所里灯火通明。被带到派出所审讯做笔录的人太多了，除了涉嫌的当事人，还有很多亲属、朋友也跟着来到派出所。他们有的坐在走廊的长条凳上，有的蜷成一团蹲在院子的树底下，有的哈欠连连，有的抽烟解闷，有的低头不语。
民警喊：“陈联康进来！”
陈联康仿佛从梦魇里被惊醒，打个激灵从地上站起来，准备进屋。这时，守在旁边的儿子、媳妇立马围上来，扯住陈联康的袖子说：“你可不能承认。”
陈联康笑了笑说：“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我没啥好怕的。”
陈联康走进办公室，灯光很刺眼，刚才在院子里黑乎乎的，一下子亮堂了，很不适应。
审讯的干警先给陈联康拍了照片——好像面对一个什么要犯，正儿八经地开始审讯。
干警：“希望你好好交代问题。”
陈联康决然地说：“我没问题好交代。”
干警：“别跟我装糊涂，交代什么你心里很清楚。”
陈联康坐在凳子上，一副岿然不动的样子。
干警：“这次翻车事件有预谋、有组织，你是不是策划者？”
陈联康：“全是村民自发的。”
干警：“没人组织，为什么那么齐心？”
陈联康说：“村里财务乱得不能再乱了，村民们早就心怀不满了，拦运沙车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说得没有半点含糊。
干警：“翻车时，你在现场吗？”
陈联康：“我在现场。”
干警：“那怎么解释和你没关系？”
陈联康嘿嘿一笑：“我就站在村委办公楼那棵大树下面。我是看热闹的。”
干警：“你必须把事情讲清楚！”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陈联康的语气极肯定。
独虎好擒，众怒难犯。就这样，陈联康们被莫名其妙地关了一夜，最后因为证据不足，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
过了没几天，陈联康在武义三中工作的女婿赶到家里，对老岳父说：“你别再去凑热闹了，村里乱得一团糟，咱惹不起啊！”
陈联康说：“看到村干部又霸道、又贪污，我能不气？”
女婿说：“你带头上访，替人垫刀背、冒风险，我们做晚辈的整天提心吊胆，怕你遭人报复。”紧接着又说，“我们学校食堂正缺人，我已向校长推荐让你去管食堂。你当过副大队长，又有文化，年纪也不大，校长对你很满意。”
陈联康闷声不响愣在那里。
女婿说：“校长已经同意，这机会得来不容易，你就别犹豫了。”
陈联康忖前思后，最后还是同意女婿的安排。难得女婿有这份孝心，再说村里的乱局也真让人寒心，恐怕不是三天两天能治好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走掉了眼不见为净。陈联康无奈地离开了他的故乡后陈村。
县纪委介入对村书记进行调查核实，街道党委很快就把村书记免了。村里的党员干部集中到县党校办培训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维护稳定，促进发展。
我多次到后陈村采访，村民给我描述当时的乱局：“上级对后陈村采取了很多措施，可是这一切，似乎对后陈村都不奏效。”
村支部因此改选了，新的党支部书记干了一年多时间，又出问题，很快被开除党籍了。
后陈村面貌依旧，但是矛盾重重、问题多多。村民们仍然匆匆忙忙地奔走在上访路上。
新支书做的第一件大事
住在白洋街道十多年的新任支部书记胡文法，搬回后陈村住了。
一大早匆匆走出家门，他先沿着前湖绕村子步行，转来，折去。
后陈村地处空旷的武义江畔，早晨的天气特别清爽、凉快。村民们三三两两的，已在田头地角劳动。他们看到胡文法，一个个都打起招呼，有的还停下手中活计，近前来唠几句。胡文法就村里的事请大家支着，村民们觉得胡文法真心实意回村来，是想好好为村里办事的，所以都乐意向他反映情况。
张舍南远远地看见了，大声喊道：“文法，咋这么早？”
“早起已成习惯。”胡文法说，“舍南，咱们村的事你应该最清楚。村民们眼下最关心的是什么事，你得多给我说说，参谋参谋。”
“文法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村民们最关心的是村里土地征用款怎么个分法。”
“说得好，我也认准是这事！”
胡文法回村后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挨家挨户走访征求意见，大家反映最集中的就是土地款的问题。他把村里近三年的账本复印下来，一页页仔仔细细地翻看，甚至叫老婆也帮着翻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里面疑点、猫腻不少，真让人如陷云雾深处啊！
例如，村干部去派出所做一个暂住证，成本只需20元，可请客吃饭倒要花几百元。再例如做一个工程，请客送礼动辄是上万元。此外账里还有什么钓鱼费啊、香烟钱啊。其中有一些，还涉及街道和县里的干部。真是深不可测，问题多如牛毛。
张舍南说：“现在村民们特别看紧两件事——一件是村里到底有多少钱，都用到哪儿去了，账目一定要公开；第二件呢，听说村里还有几百万元钱，那么大家要求分钱到户，怎么分？”
胡文法说：“你看准的问题，正是村民们最关心的问题。账目正在清理，春节前要公布。至于土地征用款怎么分，村‘两委’要讨论，还要向村代表征求意见。总之，这两件事春节前都要有个明确的结果。”
张舍南说：“好！你回来了，大家心里平和了许多。”
胡文法说：“村里的事要办好，还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张舍南说：“你胡文法啥时用得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出力。不瞒你说，我和陈忠荣几个都是村里上访的带头人。我们去县里上访已经熟门熟路了。上访次数多了，我们连信访局的干部都混得很熟了。这次你回来了，我们几个才没有去上访。村民们早盼着你回来解决问题呢！”
胡文法说：“很快就到年关了，怎么着也得让村民过一个安稳年。问题要先易后难，一个一个解决。”
张舍南连说：“对，对，对。”
胡文法走到村口又碰到了陈玉球。她是村支委、村妇女主任，健壮的腰肢上别着一大串钥匙，有办公楼的、会堂的、祠堂的，等等。其他村领导不管的事都归她管，她就像一个大管家。
陈玉球说：“文法，你没来时，我们心里都急死了。”
胡文法说：“我既没有三头六臂，也没有灵丹妙药。以前老人们说，八两换半斤，人心换人心，我首先要用真心诚意换得村民的信任。因为要把村里的事办好，得靠大家齐心协力。”
胡文法夜以继日工作一阵子之后，基本上摸清了村里矛盾百出的根源——村里财务不公开，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缺失；权力过分集中，书记和村主任两人说了算，项目想给谁干就给谁干，想收多少好处就收多少好处；村干部以权谋私，侵占村民利益，胆子太大。村里问题多，群众意见大，可想而知。
胡文法理出头绪，准备快刀斩乱麻，给村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很快就要过春节了，池塘边已经有点桃红柳绿的意思，胡文法着手召集村“两委”和村民代表开会。
在这次会议上，胡文法提出要建立一个财务监督小组，这是他到后陈几十天日思夜想的第一个大事情。
他认为船到江心补漏迟。早早防范，才能把不合理的支出管住，才能让村民放心，才能叫村民不上访、少上访。他估计村民肯定没问题，但是主任会支持吗？他心里七上八下的，有点吃不准。
他打了个比喻：就像门口这池塘，一边需要用制度把堤岸巩固起来不让漏水；一边希望全村人努力把池塘的水蓄起来，蓄满了才能应日后之用。
村民们听得云里雾里弄不明白。
胡文法说：“我们农村是集体所有制，也就是说整个村子的土地、房屋乃至一草一木，每个村民都有份。可是，我认为村庄相当于社会上的股份制企业，每个村民就相当于股东。也因此，我们不妨参照股份制企业管理模式，在村内设立一个相当于监事会的机构，来加强管理。”
与会者愈听愈糊涂了。村民们压根儿不知道股份制企业里的“监事会”是怎么一回事。
“简单地说就是监督企业经营与财务的机构，能够看管住花钱、用钱、批准的人。”
“哦……”与会者好像听懂了。
为了此方案，胡文法翻阅了许多法律、法规和文件，他设计了后陈村“监事会”，草拟了财务管理制度。他将财务管理制度初稿和成立后陈村村民财务监事会的想法提交大会讨论。
胡文法清了清嗓子说：“今天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建立后陈村财务监督小组。”他说了建立这个监督小组的原因，说了这个监督小组由几个人组成，说了这个监督小组怎么样开展监督工作，等等。
没等他把话全部说完，就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响应和拥护。
按胡文法的设想，监督小组成员从党员和村民代表中选举产生，条件是要有一定的文化，要懂财务；能坚持原则，有正义感；不是村“两委”成员的直系亲属。不过，正副组长要由村“两委”委员担任。
就这样，后陈村村民财务监督小组就建了起来。
让这位最基层党支部书记胡文法想不到的是，他发明创造的这个财务监督小组，居然是中国农村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胚胎。
新支书做的第二件大事
为了讨论土地征用款怎么用，胡文法特地召开第二次民主恳谈会。
他回村时，账上还有600多万块钱，街道还有60多万征用款没打进来，此外还有一些钱应收未收，总共加起来有800万。这些钱大都是村里的土地征用款。全村有1200亩土地被征用了，这些土地占了后陈村原有土地的一大半。当时土地征用费标准很低，一些山坡地才6元一个平方，高一些的也只有18、20、25元一个平方，后来才提到40元一个平方。一平方土地征用费40元，不够买一包硬壳中华牌香烟，农民有口难言。昨天土地还是村里的，什么时候上面要了，推土机、挖掘机开进来，眨眨眼睛很快就变成厂房、变成大马路、变成高楼大厦了。
村民们心里本来就憋着一股气，世世代代守了几百年、千余年的土地说没就没了；可怜得不能再可怜的土地款收进来，账目混乱，村务不公开，土地卖了多少钱、拿回来多少钱、人家欠村里多少账，等等，村民都不清楚，怎么能没有怨气？怎么能不怒火中烧？
胡文法回来前，村民心里早盘算着怎么分钱。当时村主任说每个人分4000元，书记说每人分6000元，个个想着自己卖人情。但到底如何分配，一直争执不下。后陈村书记因为村民上访举报被查处，这个事就被搁下来了。
胡文法新官理旧事，这土地征用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烫手山芋。村里领导已经承诺过要分土地征用款，但面临的情况很复杂，村干部的误工费很多都没结算，外面又有欠账，做的工程有些还没付工程款，每天都有人上门讨账。
此外，村里还有20多户因为“农转非”等问题无法确定，该如何分配尚未确定。有的人在户口不在，有的户口在人不在，有的新嫁进村里来……各种情况都有，可以用“十分复杂”四个字来形容。而各方面的人因为利益关系，分多分少或分不到钱，都会来闹事。有的早早放出狠话，要是不解决好，过年就上你胡文法家里去吃住。
俗话说，一丘番薯一丘芋，冬天不用开谷橱。改革开放以前，生产队的时候每天评工分，稻谷、玉米、毛芋都按人头计算，能图个温饱。村民们说，我们虽然不会赚大钱，但总归还有点田地守着，种点毛芋什么的日子还能过。现在土地卖掉了就没有田种了，去打工企业又不要，村民都觉得心里没底。有一次开“两委”会时，就有一个老人走到胡文法身后，拍拍他的肩膀，说：“你们不分钱，就把我那点田还给我，我自己种点毛芋还能活下去。”
有人哈哈大笑说：“亏你想得美，你那点田早就变成高楼了。”
而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胡文法考虑着大家没想到的问题——把土地征用款全分了，以后村集体经济怎么发展，以后村民没地种毛芋拿什么填饱肚子……
后陈没有桂林那样俊美秀丽的山川，没有瑶琳仙境那样奇幻神秘的溶洞，没有杭州西湖那样的碧波万顷，没有东阳卢宅那样雕梁画栋的古建筑，没有磐安高海拔村庄可以避暑的气候优势，没有松阳杨家堂村幽深曲折光怪陆离的小巷，没有李白、杜甫、西施、杨玉环那样的名人美女。因此，后陈村不可能像人家一样凭借自然人文资源搞村庄旅游，让村民有事干、有钱赚，无忧无虑地过好日子。
这是明摆着的实情。怎么办？
但是他在街道工办工作多年，对经商办企业稔熟于心。他认为只有壮大村集体经济，后陈才能持续发展，才能有实力为群众办事，才能让村民世世代代放心过日子。
胡文法苦苦琢磨了好长时间，一个设想慢慢在他脑海里成型了。
可是，胡文法用什么办法才能够说服大家呢？村民们会支持吗？不知道。
听说这次专题会是讨论土地款分配，来开会的人就特别多。除了“两委”成员、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很多村民都来了，又把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胡文法在会上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土地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今天我们把征地补偿费分掉了、分光了，过几年今天分的钱花完了，我们怎么生活？过十年八年我们子孙怎么办？他们要不要生活？他们将来吃什么、喝什么……”
想着分钱的村民，被胡文法连珠炮似的提问，问得一时语塞。
他接着说：“我们能不能想办法让村里的钱生出钱来呢？就像老母鸡生蛋，不断地生下去呢？”
“怎么个生法？”
“建标准厂房出租，村里收租金，让村民每年都有分红。”
“建标准厂房？你们村干部是不是又想找捞钱机会了？”眼看就要到手的钱让胡文法给拦下，有人光火了，指着胡文法的鼻子大骂，“没想到来了新支书，村民还是得不到利益！”
“天下乌鸦一般黑，看来胡文法也是一只会吃人的老虎。”
等骂够了、骂累了，胡文法不温不火、不急不慢地接着说：“村民的利益肯定要考虑。但是，这利益有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区别。眼前利益是把钱分下去，家家户户口袋鼓鼓的，欢天喜地。但过不了多久，有的家里装修把钱花光了，有的钱被人集资集去拿不回来了，有的参加赌博把钱输掉了，有的做生意血本无归了……请问各位村民，请问我的父老乡亲，大家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怎么过？怎么过？”
整个会场被胡文法的一连串问句，问得鸦雀无声。
过了好长时间，有人缓过神来，轻声附和：“这倒也是……”
那么怎么办？长远利益怎么个长远考虑？
胡文法坚持原有观点，板上钉钉地说：“建标准厂房出租！”
这是胡文法到后陈之后考虑的另一个特大问题——把钱一分不留全部分掉，村民肯定最高兴、最放心。但是，以后村里还能拿什么分呢？以后村里怎么保证村民衣食无忧呢？以后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及至更长更长的几十年、几百年，村里的子子孙孙怎么过日子呢？当然可以出去打工，但是城市里有这么多就业岗位吗？本来村里有土地，村民种点庄稼、蔬菜什么的，不管怎么样都能自力更生填饱肚子，但是没了土地，日后谁来帮助农民解决吃饭问题呢？拿什么来填饱肚子呢？
这是一个关系到家家户户切身利益、子孙后代吃饭问题的大事情。
胡文法认为这个问题，才是后陈村长治久安保稳定的关键所在，才是他作为后陈村党支部书记要做的头等大事。
“我们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啊！”
胡文法分析给大家听：“后陈村建标准厂房有几个优势——一是后陈离县开发区近，这是地理优势；二是后陈村有一批村民早年曾经开厂办企业，懂行，这叫行业优势；三是我们可以为企业做配套服务工作，比如供应快餐，比如开洗衣店、小餐馆，比如办幼儿园等，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紧接着他又补充一句：“建标准厂房出租，每年就有租金收入。好像挖了一条渠，可以引进水来，可以源源不断地享受。村里有了收入的租金，就可以分给村民。因为租金年年收，所以村民年年可以分到红利，可以衣食无忧。”
然而村民们担心：“会有人来租吗？”
胡文法说：“家有梧桐树，不怕招不来金凤凰。”
说到这里，立刻有人站起来表示赞同了。
“这个主意太好了！后陈离开发区近，很多企业都在找厂房，村里建标准厂房出租，很好！”
于是整个会场你一言我一语的，又热闹起来。
有的说：“做事确实要有后！瞻前顾后。不能光看眼前，不顾长远。”
有的说：“土地征用款少分一点，留下来建标准厂房，好主意！”
有的问：“那么分土地款是不是要定几条原则……”
灯不擦不亮，话不说不明。
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终于形成了一致意见：
一、春节前先按人均3000元分配土地征用款，没有异议的人员张榜公布，有异议的村里再讨论讨论，拿个原则意见来应对处理。
二、村里立即请人做规划，要好好建一批标准厂房。
就这样，村民们虽然眼前拿到的钱少了些，但都表示愿意接受建标准厂房的建议。道理讲得清，顽石也动心。
大家对胡文法能给村里带来富裕、带来幸福的信心更足了。
村民们为项目公开招投标叫好
一天，胡文法和村里的几位干部正在商量如何建标准厂房，有人冲进会议室说：“不好了、不好了，沙场那边打起来了！”
郑进村沙场事件没有平息，后陈村沙场又打起来了。
胡文法叫上几位村干部立即赶到现场。
后陈村沙场有55亩，在武义江边的沙滩上。原先沙场承包合同规定，承包人先开挖20亩，回填后再开挖另外20亩、15亩。可实际上呢，承包人挖了20亩以后没有回填，而是夜以继日地把55亩全挖了。而且变本加厉，承包人在55亩以外的沙滩上也开挖了。胆大包天！
整个沙滩坑坑洼洼、满目疮痍，低的地方积了水，随着开挖的延伸，水面变得越来越大。
张舍南带着一些人在沙场丈量，另一拨人则在运沙的路上堵车，双方争执不下，剑拔弩张。村民们心里憋着一股气，他们都是自发来丈量的，误了工又没有谁给他们误工费。为了这事，村民们已经多次上访，县里也召集当时的村书记、主任和承包老板到街道开过协调会，但最终不了了之，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据说承包人心里也窝火。因为他们曾经和村里有一个口头协议，再让他们承包10亩，一亩3万元承包款，村里同意他们挖的。道路难行钱作马，城池不克酒为兵。为沙场的长久之计，承包人把村书记和管理沙场的几个人邀请到江西景德镇去潇洒了一回，吃香的喝辣的享受了一阵，私底下给当时的村书记、村主任都“意思”了。但一运沙，仍有大批村民出来阻挠，所以承包人觉得，你书记、主任太不仗义了，没有把村民摆平。
村书记、村主任收了好处费，但是并没有经村“两委”、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只是口头允诺他们开采，自然在村民面前无法交代。无奈，村民只得出来阻挠。何况村书记、村主任再怎么傻，也不会公开承认是自己同意承包人可以继续开挖的。
上访，协调，没有成功。再上访，再协调，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这样来来去去几个回合，双方都没有耐心等待了。
最后，承包人一状告到县纪委。县纪委一查，问题出来了，承包人给当时的村书记、主任送了3万元钱。
村书记立即被开除党籍。村主任不是党员，退了好处费，配合调查态度尚好，也就没作什么处理。
其实沙场纠纷拖延日久，个中关系是很复杂的。深入进去，大家才知道现在的承包人是从最早的承包人那里接手的。这一点局外人不知道，书记、主任是早知道的。所以村民们曾经嘀咕村里可能有“内鬼”，怀疑承包人背后有村干部在撑腰。这承包人是一个经过场面的“大佬”人物，黑道白道都混得好。有人因此说，他包去是没人敢说话的。
承包人说：“我们越界开采，是有补充协议的，还交过10万块钱。”
然而胡文法和村干部们据理力争：“这个合同和你没关系，不是和你直接签的。但人家转包给你，如果你要做下去的话，就要严格按照合同办事——把已开挖的先填回去，填完了才能再开挖。现在已经挖掉55亩了，你如果不填，我们就要收回沙场。要么就登报声明，要你原来的承包人来处理，不然的话押金就没收了。”他们斩钉截铁，说得很明确。
承包人觉得很委屈，说：“我们交了押金，又增加了承包款，我们开采受阻损失谁赔？”
胡文法说：“合同这么签的，必须按合同办事。”
承包人耍无赖了：“谁说不行的话，就到谁家吃饭。”
“我才不怕呢。中国人民解放军能把国民党800多万军队打败，难道我们后陈村不能把八九百人的事管好吗？我们新班子就是要把沙场的事彻底解决好。”尽管胡文法比喻得有点跑题，但表达的态度是很坚决的。
承包人看硬的不行，即刻就来软的。他脸上堆出笑容，言语缓和地说：“胡书记，请你高抬贵手吧！这钱呢，本来就是大家赚的，我们也不会独吞。大家僵着也不是个办法，你看这时候不早了，我请你们在场的村干部、村民代表一起到饭店吃个饭，慢慢吃，慢慢谈，怎么样？”
胡文法坚定不移：“吃饭也没用。既然我来当村书记，要么把村里的事情做好，要么就是我倒霉当不下去。”
就这样，大家不欢而散。
晚上，胡文法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让大家来讨论沙场处置问题。
有村民代表说：“现在的承包人不是原来的承包人，没有法律责任。我们可以登报声明，要原来的承包人来处理。”
有的说：“如果不处理，押金可以没收的。”
还有村民代表说：“这沙场的坑不填回去也罢。隔壁有个村的沙场挖了，用黄泥填回去变成了烂污田，结果那块地只能栽梨树。”
村民们一致建议：“我们把沙场收回来，干脆把它挖成塘，养鱼。”
村“两委”们觉得这个建议好，沙场的事也可以得到彻底解决。
第二天，胡文法带着村干部跑到县土地管理局，请求帮助解决。县土地管理局领导也为后陈村的事头疼了多年，现在村里拿出了具体意见，就很快出面把沙场承包合同解除了。
村里把沙场收回以后，立即着手挖塘。很快，昔日坑坑洼洼的沙场，变成了碧波荡漾的池塘，一丈量，竟然有180多亩水面。后来承包出去，按照700元一亩计算，每年可以收入租金12万元；如果按照1000元一亩计算，每年可收入租金18万元。这样的效益，看得到、抓得牢，很好！
接下来胡文法又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建设4万多平方米标准厂房的决策。
而沙场要挖成养鱼的池塘，有一部分沙要拉出来，刚好可以用于建设标准厂房，一举两得，把村民们乐得合不拢嘴。
然而沙场挖出来的统沙要用筛子过滤，机械操作。而且还要计付加工费、运费等费用，怎么算？得有人管呀。
胡文法想到了张舍南，让他代表村里监工。
张舍南参与了整个沙场事件处理过程，情况熟悉，群众基础又好。而最可贵的是他毫无私心，一切都出于公心，也从不讲报酬。他说他的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维护村集体利益，村里所有的资产都是每个村民的共同财富，不能损失，不能被人侵吞。
过了几天，村办公楼门前的公开栏里贴出了招标告示，村民们一早就端着饭碗看热闹。这公开栏已建了多年，虽说很早就推广了“两公开一监督”，但并没落到实处。这回，村民们相信胡文法是玩真的了。
沙场挖沙招标其实工程量也不大，但胡文法就是想通过招标，把以前办事不公开的风气给扭转过来。这也是他主政后陈村以后的第一次招标，因此特别引起村民的关注。
看，真有村民站出来反对了。
“这么小的工程招投标，麻不麻烦？”接着还恶狠狠地说，“谁投去也做不成，只要我在后陈。”
说话的村民是当时村主任哥哥的舅子。这后陈村以前是富裕村，女孩都不愿嫁出去，很多男孩子也愿娶本地的姑娘，整个村亲戚套亲戚，仔细排排都沾亲带故，一竿子打不到，两竿子准搭上。而以前，像这种小工程都是村书记、村主任说了算。这次胡文法一回来，把以前的老规矩都打破了，断了人家财路，人家自然要把一肚子的气撒出来。
胡文法心里明白了。
招投标报名如期开始，以前揽不到工程的小青年们，跃跃欲试。
村主任哥哥的小舅子挨家挨户上门串标，说：“你不要去投了，给你500元好处费。你中了也做不成的，村‘两委’里都是我亲戚！”
有的报名人犹豫不决了，有的还真收了好处费。
于是村里就有传言，说这次招标也只是形式，投不投都一样。
晚上12点，胡文法还接到电话，是报名人打来的电话。报名人问：“胡书记，明天这标还投不投？”
胡文法一言九鼎地说：“完全按招标公告做！”
第二天，村办公楼二楼会议室里举行招标会，除了报名者外，还有许多看热闹的村民。
招标会很快就要开始了，可村主任还没到场。村主任是法人代表，要签字的。村主任就在楼下转悠，迟迟不肯上去。他轻轻地跟旁人说：“不上去，否则哥哥嫂嫂要骂我的。”
村主任的亲戚们正在骂：“这村主任白当了，说话一点不管用。”
还有骂得更凶的：“简直吃里爬外！”
那边会场上，村主任哥哥的舅子也在骂骂咧咧，气氛有些紧张。
胡文法雷打不动，招标会照常进行。
主持人说明招标的工程量、完工期限、工程标的、付款方式、保证金等事项。接着开始投标，然后当场开标，宣布结果。
招投标公开了程序、内容，原先运到村里的沙子要20多元一车，这次招标降到了3元多一车，而且承包事项里还规定，按照沙子运出去的实际方量来计算机械费、运输费，很公平，很合理。胡文法还当场宣布整个工程由张舍南等人全程参与监督。
招投标成功了！
看到公开民主带来的优点，看到以前的暗箱操作再也不管用了，而且还为村里节省了开支，村民们这回真的信服了。
最后，胡文法对大家说，“以前干部插手参与工程承包，拿好处，村民们当然有意见。以后村里的所有工程，包括鱼塘，都实行公开招投标，我们村‘两委’，说到做到，绝不营私舞弊。”
接着胡文法又说：“我和村‘两委’商量过，按照村里的老规矩，村民建房用沙子，只用交4元一车的筛沙费，运沙费由自己付。村民们合理的需求和利益，我们照样要满足。”
胡文法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掌声。
村里有一口叫前湖的池塘，承包的夫妻俩借故承包三年都未交承包款，其实每年承包款只有几千块钱。村民们意见很大。
没几天，村委办公楼门前贴出重新招标的告示。
承包人就放出话来说：“你们不要来投标，投去你也养不成的。村里不解决我家实际问题，这承包款我们也不会交的。”
像这种鱼塘承包，以前只要承包人分条烟，人家就不来投了。况且这承包人在村里七大姨、八大姑的全是亲戚，人多势众，他的一个亲戚还在一个镇里当领导，在农村也算是有后台的，村里人一直拿他没办法。
胡文法软硬不吃，他说：“承包到期，肯定要重新投标。至于你的实际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等我弄明白之后会给你一个答复。至于我的答复你满意不满意，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投是肯定要投的。”
投标的时间到了，承包人终于来到村办公楼。
承包人说：“你要把解决方案给我看，不然我不同意投标。”
胡文法说：“看你是原先承包人，这次投标延迟15分钟，你去准备钱，不然的话就要投掉。人家不投我来投，你池塘里的水，村里也可以放掉的。”
胡文法用的是激将法。承包人心急火燎地跑出去筹钱了。
就这样拖了三年的池塘承包款通过投标落实了，新的承包款也比上一期高出一半。
这样的招投标，在胡文法短短几年的任期中有80多次。开始的时候，每次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插曲、风波，但后来就越招越顺溜了。
县纪委书记蹲点后陈村四十天
这一年的春节，后陈村总算过了个平安年。村民们有了尊严，有了话语权，心就顺了，空气中也便少了以往冲鼻的火药味。
过大年了，走亲的、串门的，男男女女满脸喜悦。
年初八是上班的第一天，骆瑞生专程来到后陈村看望胡文法。作为武义县委副书记、县纪委书记，骆瑞生十分关注胡文法回来当支部书记以后后陈村发生了什么变化。
骆瑞生，个子高高的，不胖不瘦，白白的脸常带着三分微笑，西装领带穿得笔挺，上上下下给人一种干净利落、年富力强的感觉。
他与后陈村群众见面，会细心认真地听取村民讲话。他早知道后陈是个全县有名的上访村。村民们上访的成果还不小呢，2002年因为高速公路施工过程账目不清，工程承包不公开，当时的村支书在换届选举中就落选了；2003年由于接任的村支书私自挪用村集体资金，没多久就被免职了。
骆瑞生此行最关心的是在几任村支书“前腐后继”丢了乌纱帽，后陈村的党员、干部已经不被群众信任的情况下，新上任的胡文法干得怎么样。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骆瑞生深深地认识到，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大问题，农村稳定，中国的大局才能稳定。当今农村经济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逐步增强，用老一套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的方式迟早要被淘汰。按照现代管理学的理论，办事就要讲究公开、公正、透明。政府官员和村干部的权力都来自人民，人民赋予的权力要用来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民权本位理念。他觉得，人民的公仆，说白了，就是人民出钱让公仆为他们服务，就像家里的保姆一样，如果保姆只拿钱不做事，甚至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主人肯定不答应。
后来我去武义采访，骆瑞生告诉我说，他总结了一个“金鱼缸效应”理论。就是政府的权力应该像玻璃鱼缸一样透明，权力运作必须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像养着金鱼的鱼缸，要让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不跑出视线之外，人家才会相信你光明正大，没搞暗箱操作。这就叫“金鱼缸效应”，是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
骆瑞生得知胡文法为后陈村搞了一个新鲜玩意儿，叫什么村民财务监督小组。据说村民们反映还不错，过年都过得踏实了。
采访时，何荣伟说：“县纪委一位领导来调研，我们一起聊天，他也觉得奇怪。这个村过去闹得很厉害，怎么突然间转变了呢？好像12级台风吹过，突然间风平浪静了。”
骆瑞生就冲这一点来的。
但是，后陈的监督小组是怎么样产生的，找不找得到法律依据，这监督小组算什么性质、什么级别的组织，监督小组监督村财务有没有相关制度，监督小组除了财务还会监督什么，监督小组监督的结果如何鉴别正确性，监督小组可以监督到哪些干部头上等一系列问题，哗啦啦地像武义江的潮水冲破堤岸，涌进他的脑海。
经过反复思考，骆瑞生决计把后陈作为一个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试点，像解剖一只“麻雀”，看能否从中总结出一套管理制度来，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基层出现的问题。就这样，他决定到后陈村蹲点，一蹲就蹲了四十天。
骆瑞生很早就认识胡文法，知道胡文法在开发区和白洋街道很有点影响力。而且无巧不成书，他们俩居然同年同肖——属鸡，而且都是爬过地垄沟的农家子弟。因此，两人一见面就很谈得来。
骆瑞生他们这一代所受的教育就像《闪闪的红星》中冬子妈妈说的那样：“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也就是党的工作目标应该与群众利益密切地连在一起。骆瑞生八九岁时，“四清”工作组从村里撤离，全村父老乡亲拿着小旗送一位驻村干部。这个干部下村后住进最穷的农户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还组织大家学习，所以他颇得村民们的信任与尊重。他调走了，村民们依依不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十几里外的火车站，分别那一刻，几乎所有送行人都哭了。
一个干部要是让群众不满意，不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临走时群众怎么会拿着小旗送行呢？怎么会依依不舍流泪呢？
骆瑞生暗地里下了决心：日后如果当干部，一定要当这样的干部！
骆瑞生1957年1月出生在义乌一个普通农户家中。这个家庭还是革命烈士家庭，他的伯伯1943年16岁时就参加新四军，1948年在一场战役中光荣牺牲了，当时只有21岁。这在骆瑞生幼小心灵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同时也让他以此为骄傲，以此为激励。
骆瑞生从当农民开始他的人生履历，上山砍过柴，下田种过庄稼，深知农民的疾苦。他从生产队记工员、大队会计到乡镇普通干部，从乡镇党委书记再到县领导岗位，在基层摸爬滚打干了几十年。
2002年底，骆瑞生调任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
骆瑞生认为，在不同岗位同样能做事情，只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在心灵深处，他仍然铭记着冬子妈妈说的“自己是党的人”。在脑海里，他时时记着儿时老家村里送别那位驻村干部的场景。
但是骆瑞生痛心地发现，心目中党的好干部越来越少了，有的干部成了贪官，让老百姓深恶痛绝，尤其是被群众称之为“土皇帝”的少数村一把手，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恣意妄为。
随着城市化推进与工业园区建设，大批耕地被征用，征地补偿款像滚滚潮水，成百上千万地涌进村级账面，村子有了钱，村干部腐败就更难以遏制了，利益受到侵犯的村民纷纷上访是必然的。2000年至2003年间，武义县共查处村违法违纪案件153件，其中在任村干部就有123人，占80%以上。新选上来的村干部不断有因经济问题翻身落马的。与此同时，针对村干部的村民信访案件居高不下，每年以40%的速度递增。2003年，武义县纪委受理状告村干部的信访案件达305件，在这些信访案件中重复上访的有124件，对和谐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武义县委、县政府的大门经常被上访村民堵住。县委4位副书记全下基层救火还不够，还将退居二线的老干部组织起来，一个村一个村地下去做工作。
一年间村民上访高达300起，副书记和老干部哪里忙得过来？县纪委根据群众举报查了40个村干部，结果查一个倒一个。白洋街道查处5个村干部，1个被判刑，4个被开除党籍，其中一位是后陈村支书。
这样下去怎么行？骆瑞生要求纪检干部走群众路线，摸清导致村干部“前腐后继”的根源和症结在哪儿。所以，他要亲自带队下村挨家挨户去走访，想从制度和机制上破解这一难题。
看到县领导登门拜访，胡文法喜出望外，于是一坐下就把来后陈工作的酸甜苦辣一五一十全部倒了出来。
胡文法说：“我回村短短一个多月，感受最深的就是村干部不能有私心，村务一定要公开。”
骆瑞生不时点头，最后说：“文法，看准就要大胆地干。等你摸索出一些做法和经验，县里派工作组来帮你完善。现在的农村很需要探索民主管理的做法，后陈在这方面要出经验哦！”
胡文法又感动又激动，让家人炒了几个菜，一定要给骆瑞生这个县领导敬几杯酒。
村屋墙上出现一条炭写标语
明眼人都看到了，胡文法为后陈做了几件大事，村民无不拍手称好。但是，也难免要得罪一些人，尤其是喜欢贪占的人，因为断了财路，少了机会，他们在心里记恨胡文法。
村里有一个70万元的自来水工程已经完工，胡文法发现里面有猫腻。按常理村里投资改造自来水工程，应该承包人请客，怎么村里反过来为这个工程支付1万多元招待费呢？这个钱不应该花。
当时村主任的哥哥是负责管理这个工程的，没有通过工程决算，就把这个款定下来了。胡文法一查，这里面有七八万元的出入，本来应该通过第三方县自来水公司出预算、组织验收，可这些程序都没走就结算了。
胡文法在村“两委”会上提出来，最后决定请县自来水公司来重新出预算、重新审核、重新验收。原来想从中捞好处的人，打落门牙和血吞，就此作罢，哑巴吃黄连，说不出的懊恼。
胡文法做人做事的原则是：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他认定一个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既然组织上让我当这个村干部，那就要坚持原则，公开民主，让老百姓放心，过上好日子。但是，有好心眼儿并不等于有好结果。
在胡文法回村前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个乡书记家里搞装修，到后陈要了50多车沙子，向村书记批几车，再向村主任批几车，然而实际上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他是拿去卖掉赚钱了。
胡文法的朋友说：“你回去当村书记又没什么好处，碰到这种事咋办？”
他回答：“我回去当支部书记，就要把这些歪门邪道禁掉。”
妻子看着胡文法整天为村里的事起早摸黑，还受一肚子冤枉气，没头没脑地问他：“儿子用挖土机挣钱过日子，但是你连参加村里投标的资格也不给他。你也实在太狠心、太极端了！”
胡文法不作解释。
妻子接着说：“你学刘罗锅，刘罗锅有什么好下场？”
胡文法默不作声。
妻子不知道胡文法内心深处定了一个规矩：村里任何人事安排和项目招标，家人都要绝对回避，要避嫌。否则，他讲话讲不响，做事做不硬，村民会认为他假公济私，对他做事不放心，对他的工作不支持。
有一次，在村办公楼，胡文法和村主任陈忠武因为基建问题意见不统一吵了起来，两个人脾气都暴躁，榔头对铁锤叮叮当当吵得脸红脖子粗，差点动了手。
工作好干，伙计难共啊！
胡文法最后放了狠话：“我就是不当村书记，也要坚持这样做！”
张舍南、何荣伟、陈玉球们连拖带拽把两个人拉开。街道的领导知道后也连夜赶来调解。
胡文法家门前按规划搞绿化，就有村民说：“胡文法也不全是公心，家门口像飞机场一样。”
于是党员中有人说：“我们后陈村有三十几个党员，难道就没人有资格当书记？凭什么非要街道派来？胡文法不来，我们照样活下去。”
胡文法心如刀绞，有苦难言：这书记不是我要当的。当书记，不一心为公，不按制度办事，能行吗？做几件实事，怎么这么难呢？
标准厂房开始建设，村里议论纷纷。很多人担心厂房租不出去，那村里的几百万元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百步无轻担。胡文法的压力很大，挨了很多人的骂，真是风匣板修锅盖——受了冷气受热气。还有一些村民揪住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不放，胡文法一件一件和大家解释，一件一件去落实解决。
他的烟瘾比以前更大了，开会时一支接一支地连着抽。人也瘦了，脸色更黑了。
没错！大大小小的问题他全考虑过了、考虑好了。其中招商、标准厂房出租是重中之重。他凭着十多年工办副主任的经验与人际关系，多次亲自带人奔走永康等地招商，求爷爷告奶奶，标准厂房很快租出去了。
难题正在一个个解决，胡文法的心情也便自有几分轻松。
但，天有不测风云。
早上，胡文法正在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有人跑来说：“村屋一面墙上写了一条标语。”
大家跟他跑到现场，墙上歪歪扭扭写着：“胡文法滚出后陈！”
是用木炭写的。
应该是昨天晚上写的吧。
村民马上把标语涂掉了，心里愤愤然的，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有人怀疑，可能是某某某写的。
有人对胡文法说：“我们虽然对你有意见，但绝对不做这样缺德的事。”
有人建议：“应该查一下，刹一刹歪风邪气！”
有几个村民特别愤怒，说：“胡书记，不用你出面，我们想办法把捣乱分子揪出来。”
胡文法默不作声，两道浓眉慢慢蹙起，他抬起头来，缓缓地顾自走了出去——
难道，我作为支部书记，面对后陈最棘手的经济问题，提出成立村民财务监督小组来应对是错误的吗？难道，我作为支部书记，用村民选出来的监督小组防止村财务再出问题、再出漏洞，保护干部，是错误的吗？难道，我作为支部书记，跑这跑那争取用地指标，建设四万多平方米标准厂房出租，将来以租金解决村民生活后顾之忧是错误的吗？难道，我作为支部书记，跟何荣伟们求爷爷告奶奶，把企业请进村里是错误的吗？难道，我作为支部书记，把后陈重要工作推到民主恳谈会、村民大会，征求意见、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是错误的吗？难道，我作为支部书记，回后陈几年时间搞了项目公开公平招标、让村民放心是错误的吗？难道，我作为支部书记，千方百计为村民着想——不说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吧，弄得百病缠身是错误的吗……
胡文法百思不得其解，百感交集。
家人劝他，这个书记别当了，这起早贪黑、操心受累的图个啥？眼看就年近半百了，你既不是公务员，又不是政府领导，不能提职提薪，干得再好又能怎么样呢？
然而，胡文法能撒手不干吗？
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村支部书记，他能临阵而逃吗？
这不符合他的做事风格。他是来者不惧，惧者不来；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好。何况回村之前，乡亲们给街道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他回来当这个书记的。而且怕他不回来，还一趟趟跑到他家劝说。街道党组织对他也寄予厚望啊，哪能撒手不干呢？
再说，老百姓为什么要我回来当村支部书记，不就是怕以后生活没保障吗？我的所作所为，都在寻找保障的可能性啊。我、我、我……这是自己的家乡啊，纵然有人怀疑，有人骂，有人写标语赶我，说来说去都是自己的乡亲邻里，自己要是把村子搞好了，他们也就不怀疑了，不再骂了，不再赶我走了。可是，搞好谈何容易？你不干事儿，村民说你不为村里谋福利；你干事，村民说你打着为村民做事的幌子谋私利，搞得你不干不是，干也不是。
怎么办呢？
现在，村里的工作已经理出头绪，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胡文法想，要干事总会得罪人。俗话说得好，佛争一炉香，人争一口气。自己是组织上派来当村支部书记的，就要做好工作为党争口气。况且根深不怕风摇动，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歪，一点闲言碎语又算得了什么呢？公道自在人心，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不往下想了，不往深处想了。性格刚烈的胡文法强忍耻辱，晃了晃头，若无其事地走了回来。
写标语的墙边围了很多村民。胡文法笑笑说：“标语涂掉了，这个事也就过去了。散了吧，查也没有意思。”
刚好街道的片长也在，他是街道人大常委会主任，分管工业，原是胡文法一起在工办的老搭档。他拍拍胡文法的肩膀说：“有人反对，反而证明你做得对。别管那么多，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
胡文法与他紧紧握手。
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诞生
弄不清为什么，紫丁香色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
此前骆瑞生曾派县监察局副局长陈秋华、县纪委宣教室主任钟国江先期到后陈调研。
作为监察干部，陈秋华心里隐隐作痛。
好多年来，经济发展很快，可信访量一下子上来了，被查的对象特别多。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有些村干部刚上任时很不错，为村里发展立过汗马功劳，什么征地啊、解决纠纷啊，大事小事、鸡毛蒜皮什么工作都是村干部去做的。
然而村里有了钱，村干部开始一个个地倒下了，太可惜了！
骆瑞生还从新闻里看到这样一个消息：安徽有个村，村干部与村民矛盾十分尖锐，村民不断上访，任何工作无法开展，县里对该村进行财务审计，并决定由村民选举成立理财监督小组。理财监督小组成立后对工作十分负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村级财务清理，结果触到了村委会主任的利益。村主任威胁理财监督小组停止审计未果后，将理财监督小组组长等三人杀死。这件事当时惊动了中央领导。
骆瑞生认为，这是由于缺乏制度规范，靠人治手段进行管理，导致矛盾双方因公事引发私人恩怨的典型案例。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这样的村要加快奔小康的进程，怎么可能呢？
他说他在义乌工作的时候，有个村搞选举，50%的村民都在这个时间段外出不在村。为什么这么巧？后来寻找原因，有村民悄悄透露：“大灾难要来了。”什么大灾难？原来该村村委会主任是黑恶势力头头，三个兄弟其中两个是哑巴，平时村里谁不顺着他，碰上就打。所以到选举了，村民如果选他，于心不甘；如果不选他，就有可能遭遇黑恶势力打击。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只得选择逃到外地躲一躲。
骆瑞生苦苦思索之后，要求工作组必须深入到农户家去，广泛征求意见。他认为这个制度有没有必要建立，怎么建立，应该先听听老百姓怎么说。哪些问题该管，怎么管，老百姓最清楚。
走群众路线，请老百姓提出看法，就这样定。
这次到基层蹲点，由县委办副主任刘斌靖任组长，县监察局副局长陈秋华任副组长，成员中有县纪委宣教室主任钟国江、县民政局老干部徐新起、白洋街道纪委书记徐向阳等，共十多个人。
工作组把现场办公地点设在村“两委”办公室。为了整理材料方便，大家把电脑也搬去了，一字排开，像政府机关一样齐齐整整的。因为后陈离县城比较近，工作组成员与村民只求同吃，不求同住，早出晚归，回城住。因此，几乎每个晚上都安排开会、走访；因此，回到家常常已是深夜。
他们把新起草的村务管理、村务监督两个制度印刷装订成小册子，发给每个农户，然后挨家挨户走访，听取村民意见。
老百姓颇受感动，这样认真细致办事的工作组，还是头一回见到。
工作组进村民家，一杯清茶，盘膝而坐，亲朋好友似的，掏心窝的话都可以说。
他们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一边走访农户，一边搜寻实情，一边整理调研资料，一边帮助村里解决问题。
骆瑞生在后陈召开工作组会议，总结前一段时间的工作，让大家出谋划策，既当臭皮匠，又做诸葛亮。最后聚焦于：是不是可以建立村务监管委员会。
骆瑞生说：“管”的职能村支部和村委会都有；而“监督”既有监管又有监督，应该是独立的功能、独立的一个组织。
骆瑞生做了归纳——
“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机构、两项制度’的构想呢？机构即村‘两委’之外的‘第三委’——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村务管理制度》和《村务监督制度》。这样，制度有人监督，就可以落到实处。”
他认为，两项制度要形成村级管理的闭合系统。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个组织，要定位为村级的“第三种权力”。
骆瑞生在后陈搞村民监督委员会试点的消息不翼而飞，传遍全县。有赞成的，有反对的，还有不怀好意讽刺讥笑的。
有人说，他把人家的路给堵掉了。
他主政县纪委，查了一批村干部的案子，对党员、干部开展了一系列警示教育活动，做了不少让人不愉快的事，甚至是记仇一辈子的事。
有的村干部买十几万、几十万的购物卡，老百姓举报，纪委就查。骆瑞生把当事人找来问：“你们这么多购物卡都用到哪里了，要有个明白的交代。”
“都送给你们县领导了。”
“都送哪些县领导了？”
“这个我不能讲。你要我把钱退出来可以，叫我出卖别人，那是不行的。”守口如瓶，好像很仗义。
要他讲又不肯讲，这事咋整？而这样的案子，又多如牛毛。
骆瑞生觉得需要制度来规范，否则将不可收拾。
央视记者采访他时说：“这样弄，你们日后征地很难的，这是不是政府自己给自己穿小鞋、找麻烦？”
骆瑞生说：“这个麻烦是值得的，没有这个麻烦，干部就没有约束。大批干部出事情，症结就在这里。”
有些乡镇干部到村里工作，村干部安排到酒店吃喝，全是公家买单，阔绰得很。好香烟拿一条甚至几条，少则一人分两包。有制度的话，这些现象应该可以堵掉的。
风口浪尖，竟有大胆者直接给骆瑞生送礼物、送购物卡。
“什么意思？”
“小意思、小意思，不成敬意。”
“我是管纪律的，你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能收吗？”
“人家都收的。”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磨到最后，送礼人不好意思，落荒而逃。
心里真是打钻一样地疼啊！
骆瑞生说，我们干部队伍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上梁不正下梁歪，上面干部胆大敢收，才有下面大胆来送。这该怎么禁？怎么管？还有村主任，老百姓选出来的，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贪污受贿数量不大的，行政又不能处分，党纪管不上他，刑事又不能追究，怎么办？如此这般放任自流，伸的手会更长，数量也会更大，怎么办？
作为县纪委书记，他长叹一声：难道真要积重难返吗？
骆瑞生在政府工作时，曾专门研究过政府监督这一问题。在党校进修时，他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怎么监督政府权力。现在后陈村的这个试点正是他思考多年的课题。他认准了，要把这个试点做下去、做扎实，把它作为一只“麻雀”好好解剖，总结出一套管理办法。
他绝不奢望临走时村民们含泪送行，但多少也期盼着村民说一句，他为此事做了工作。
骆瑞生想，中国社会应该依靠民主法治来维系。有一个好的制度，坚持下去，不因人事变化而变化，谁调走谁不在，都要坚持下去。后陈村老百姓的这种民主意识要生根、开花、结果，变成一种制度，谁来都无法改变；像我们从封建王朝到共和国，即使倒退，也退不回去。一个国家的富强，一定要靠民主和法治。这是中国共产党认准的工作方针，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骆瑞生从研究中发现，中国改革的大政方针一般多从基层开始萌发。像经济改革，小岗村土地承包催生了中国经济改革大潮。那么后陈村监委会试点，能不能像星星之火燃遍全国，能不能推进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呢……
想着想着，骆瑞生看到一盏明灯在前头亮着，更加坚定了搞好后陈村试点工作的信心。
2004年6月18日，是应该写进后陈村史册的日子。
上午，后陈村蓝天白云，后陈村的村民喜气洋洋。刚刚建好还未出租的标准厂房内，既宽敞又明亮，此刻这里成为临时会议室。后陈人十分关注的村民代表大会马上要在这里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县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试点工作指导组成员和白洋街道党政有关领导，当然，主要是后陈村全体党员，以及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老干部代表，村治保、调解、妇女、共青团、民兵、村民小组、老年协会等各方面代表。
这是后陈村规格最高、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
会议讨论并表决通过了《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并选出了后陈村第一届村务监督委员会，张舍南当选主任。
会议结束，大家在村委会办公楼前举行“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挂牌仪式。由骆瑞生和街道领导为后陈村监委会授牌。
村民们把早早准备好的鞭炮烟花燃放起来，往日里的吵吵闹闹，顿时被吉祥喜庆所替代。
新上任的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走马上任，热情高涨，把村财务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账重新清理一遍。所有发票要监委会审查后公布上墙，村民拍手叫好，晚上睡觉，一觉睡到天亮，心里踏实了。根据张舍南的要求，每次采购材料，村里要派出一个四人小组监督。这四人小组，由村民代表、党员代表、“两委”成员、监委会成员各一名组成。监委会派经营过材料生意的委员陈小波参与监督指导。而且，从买材料到工程预算验收，再到平时施工质量及进度情况，监委会都全程参与监督。
建材市场的店主们因此都摸到规律了，凡是有七八个人甚至十多人前呼后拥来买材料的，肯定是后陈村来采购了。
后来市场上的人都有些讨厌张舍南了，不愉快地说：“你们后陈怎么搞的？买一点点东西要这么多人跟在屁股后头，一个个全是跟屁虫。”
也真有村干部不高兴了，说：“你张舍南一上来，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挑剔我们村干部，本来我们工作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张舍南说：“不是对村干部不信任。既然村民选我当这个主任，我就有权力完善这个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其实监委会是为干部保驾护航。我总不能闭着眼睛让村干部接二连三地出问题吧！”
张舍南做事认真，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村干部拿他没办法。后陈村有了监委会的监督，凡是村里的大事，都要召开听证会。
真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2004年6月22日——就在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后的第四天，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即17号文件，其中写着，要求设立村务监督小组。
因此后来媒体评价后陈村的创新，可以视为诠释17号文件的一个现实之作，与中央精神不谋而合。
骆瑞生把秘书叶杰成叫到办公室，欣喜地说：“中办、国办下发了17号文件，提出强化村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设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
他把文件上的相关章节大声念给小叶听，念罢握着拳头说：“我们是正确的。中办、国办都下文了。看来只要老百姓认可，我们的事情就没有做错。”
其实，后陈村支委、村委、监委这“三驾马车”的正式诞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这里我得写一写当年的武义县委书记金中梁。他是坚定不移的支持者，现任金华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在武义工作期间，从副书记干起，然后升为县长，接下来是县委书记。通过整整十年时间，他为武义抓“下山脱贫”工作，成功地将400多个小山村——占全县人口七分之一的5万多山民，从高山搬到平原，成效极为显著，先后得到两任国务院总理的认可，在全国甚至在联合国被作为典型推广。还有一件事是他为武义抓温泉旅游，1997年从零起步，现在旅游已作为县里的主要产业，为老百姓开拓了一条生财之道。
金中梁是工商管理硕士，有水平，政治上也成熟、敏锐。2004年春节前后，他得知后陈村的事情之后，马上表态支持骆瑞生，从县纪委、县委办、县政府办、司法、民政、农业等部门抽调干部组成试点指导小组进驻后陈村，以后陈村为样板探索一条新路子。
金中梁对骆瑞生说：“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事关全局，惠及百姓，意义重大。我们一定要从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后陈这个试点抓好，并且还要在全县展开。”
金中梁因此也亲自去后陈村调研，有时候一个星期去两次。
2004年8月4日，武义县委常委会再次听取后陈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试点情况汇报，通过了《中共武义县委、武义县人民政府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
8月6日，紧锣密鼓地召开了全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动员大会，布置了全县分类分步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
在县委书记金中梁的主导下，后陈模式很快在全县推广。这一年下半年，第一批76个村全面推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第二年全县558个村实现了全覆盖。接着，武义又在全县2234个村民小组推选产生组务监督员，在17个社区建立居务监督委员会，实现了民主监督管理从村务向居务、组务的全面推进。
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后短短几年时间，为全村增收节支480多万元，先后对4000余张、金额共计2400万元的财务发票进行了审核和公开，审核纠正不规范票据42笔，拒付不合理开支3.8万元，实现不合规支出“零入账”；先后对60余项、累计金额达2000万元的村级工程建设项目进行了全程监督，在提高工程质量的同时实现了工程建设“零投诉”；村级组织顺利完成3次换届，40余名党员干部始终保持“零违纪”。
与村里的变化相对应的是，浙江省2009年实现村务监督委员会“全覆盖”后，当年纪检监察机关受理反映党员干部的信访举报数量同比下降6.71%，2010年又下降了15.5%。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三驾马车”的后陈模式引起了媒体和专家的关注，纷纷前来昔日的“问题村”“上访村”一探究竟。
新华社记者谢云挺多次深入后陈村开展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2005年1月10日，他在新华社内部材料第89期发了《武义县设立与村“两委”并列的权力监督机构》一文，提出了“第三种权力”机构概念。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阅后做了重要批示。
2005年6月1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后陈村人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
这一天后陈村蓝天白云，晴空万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在省委秘书长李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舒国增、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吴顺江、省民政厅副厅长李立定、金华市委书记徐止平、金华市市长葛慧君的陪同下，来到武义县的后陈村视察调研。
习近平对武义县在这项工作上的试点探索精神和后陈村在这方面摸索的成果表示肯定和感谢，强调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各项改革中去，推动改革还是要靠改革来解决问题。最后，他向后陈村的群众表示问候。
习近平给后陈村吃了定心丸，给武义县委吃了定心丸。
掌声爆响，久久不息。
座谈会后，习近平走到后陈村“三委”的三块牌子前，对村民们说：“来来来，我们照个相。”合完影，习近平又走到公示栏前认真地看起来……
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
于是，村务监督由一村之计，上升到治国之策。
于是，后陈经验像蒲公英一样从武义播撒到全省、全国。
尾 声
后陈村在全国首创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一下子成为全国媒体的焦点。
张舍南成为新闻人物了，他是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主任。
担任这个职务会得罪很多人。有人说，他风头出得太多了，比村书记还大，在媒体上出现太多了，引起了村民嫉妒；有人说张舍南告诉记者，当监委会主任耽误他的生意，村民说你要觉得吃亏就别当了；还有人说，张舍南性格太耿直，做事太认真，怕是当不长。
此话真灵验。
果然，2005年下半年，后陈村与全县其他行政村一样进行换届选举时，张舍南落选了。他连村民代表也没被选上，所以就失去了当选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的资格。
这里面有个张舍南自己意想不到的问题。
胡文法回村任支部书记时，张舍南建议村民代表按照道路区块重新划分管辖范围。选举时根据新划分的区块内的村民户数确定代表名额，但是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划，打破了原来以生产队为单位选代表的格局，把以前同一个生产队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给划出去了，因此投他张舍南票的人就少了。现在，张舍南就因为这个原因连村民代表也没被选上。假如还按以前生产队划片或者由全村村民来选，十个张舍南也不可能落选，胡文法断定。
监委会成员当时规定在村民代表里面产生，代表选不上，自然就没资格参选监委会成员。当初重划选区的建议是他提的，现在只能哑巴吃黄连了。
面对这个结果，胡文法爱莫能助。
张舍南自尊心很强，觉得自己是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当过村监委主任的他顿时发现自己矮了一截，落选后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连早点都是妻子买了送回来的。
从带头上访到当选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再到落选，往事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但是思前想后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和后陈村村民们与腐败抗争，催生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自己还上了中央电视台和各大报刊，成了轰轰烈烈的新闻人物。
然而让他自责的是自己毕竟还有许多缺点，比如做事太心急、太较真、讲话冲、不给人留情面，等等。要不，村民怎么会抛弃自己，怎么会不喜欢我张舍南呢？
但事实证明村民还是信任他的。在下一届的村级换届中，他又一次光荣当选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而且一干又是三年。当然这是后话。
正当他闷闷不乐在家闭关之时，想不到骆瑞生书记带着秘书叶杰成，还拎了两瓶酒，登门看望张舍南了。这给了他莫大的荣耀。
骆瑞生说：“县委对你是充分肯定的。你当监委会主任尽职尽责，为后陈村做出了贡献。选上选不上你都是后陈村人，要继续关心支持村里的发展。再说，谁当谁不当，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这个机制要坚持下去。”
“说得太好了！”张舍南说。
关键是这个监督机制要坚持下去。
张舍南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并接着说：“骆书记大驾光临，怎么也得吃了饭再走吧。”
于是骆瑞生、叶杰成跟着张舍南，在旁边小面馆要了三碗鸡蛋面，开开心心地吃了一顿中午饭。
就这样，张舍南和骆瑞生变成了好朋友。张舍南有什么问题，常跑到城里向骆瑞生请教。
2007年11月，白洋街道党工委决定调胡文法到本街道管辖的牛筋背村任党支部书记。
牛筋背村那时也因财务混乱，群众上访不断，整个村一团糟，街道无奈之下，只好调胡文法去稳定局势，收拾乱局。
但是后陈村的干部群众都舍不得胡文法走。
主任陈忠武说：“文法，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和你搭档三年，吵也吵过，骂也骂过，但你宰相肚里好撑船，处处宽宏大量，还培养我入党。我呢，从你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前村务不公开，我私欲也重，群众对我意见很大。你来了带着我们干，骂的人少了，心情都舒畅了。”
有干部说：“你在后陈村书记当得好好的，为啥说走就走？”
有干部说：“你留下来再当三年书记，把这个村庄好好整一下。”
胡文法说：“其实我也舍不得走，后陈村是我的家乡，我是在后陈长大的。但这是组织的决定，作为共产党员，只得服从。”
接着胡文法又说了几句心里话：“真要做好村里的事情，也要付出很大精力的。还有呢，我也有压力，毕竟把一些人得罪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也有很多毛病，脾气暴躁、主观武断。再说，后陈村也需要培养年轻干部，作为老同志，我得放手让位啊！”
胡文法恳切的言辞，说得大家心里酸酸的。
街道领导到后陈村召开“三委”成员和全体党员会议，宣布了街道的决定：胡文法调牛筋背村任支部书记。
胡文法像消防队队员，心急火燎地走了。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他在白洋街道因此出了名。
谷黄一夜，人老一年。胡文法在牛筋背村当了两年村支部书记，2009年9月，被查出患了肺癌。他的肺一部分已被割掉。
我几次去后陈采访，妇女主任陈玉球都说，胡文法住在金华广福医院做化疗，这个医院是肿瘤专科医院。
有人说胡文法这病，是被工作累出来的。
有人说胡文法这病，是被活活气出来的。
2016年9月7日，我再次去后陈采访，在胡文法家见到他与妻子。胡文法穿着一件小彩格T恤，红光满脸，一点也看不出患上了不治之症，虽然满头黑发变成了和尚头，光光的头皮上长着白发茬儿。他笑着对我们说：“以前我一直和腐败做斗争，现在轮到我和自己身上的癌症恶魔做斗争了。”显然，眼前的胡文法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精神抖擞的胡文法了，逝去的岁月在他的额头刻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
他说，明天还要去广福医院化疗。
他对我们很热情，一边和我们说话，一边叫我们喝茶、吃水果。病魔缠身的他对一切都已看淡了。
望着身患重症而又淡定自如的胡文法，我在心里掠过一丝不安，只能默默地为他祝福，真诚地希望他早日战胜病魔，让上帝还他一个健康的身体。
回首往事，胡文法感慨万千，言语中透着几分自豪。他说：“没想到当年后陈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会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关注，很快被推向全国。”接着，他又不无担忧地说，“怎样让制度得到很好的落实，怎样让百姓监督，仍然任重道远。近年来村干部腐败现象触目惊心，涉案金额动辄千万以上，‘小官大贪’现象已经成为农村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对基层权力的监管还得加大啊！”
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重大意义自然不言而喻，而且已被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农村治理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村务监督委员会使农村出现了“三驾马车”齐驱的局面，厘清了党组织、自治组织和监督组织三者的权力边界，从“管治”到“法治”，实现基层善治，对中国农村民主自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郡县治，天下安。”世纪之交的乡村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村级自治在县域治理中占据举足轻重之位置。
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建立，是县域治理中捍卫基层政权的一个伟大创举。捍卫基层就是捍卫执政，捍卫政权建设，这是一个全球性、规律性之执政定律，也是铁律。基层善治就是基层善政，是国家善治之基础、执政之基石。我们从后陈村看到，基层民主治理的变革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我们从中看到更多的是，中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希望之光和法治圣殿。
不管怎么说，胡文法是“第三种权力”——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原创者、催生者、见证者、实践者。
历史将会记住后陈村、记住胡文法、记住那些基层干部群众为农村民主治理进行的艰苦探索和不懈追求！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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