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中的雄安新区

彭秀良　庞凤芝

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设立雄安新区，并指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经过深入研究和科学论证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雄安新区将成为京津冀城市群当中一颗耀眼的“新星”，我们把雄安新区放到京津冀城市群演进史的大视野中进行观察，就可以发现，雄安新区的设立有着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

我们今天所说的京津冀城市群，不应该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而应该是一个地理学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界划京津冀城市群的组成单元，包括北京、天津这两个超大城市，石家庄、唐山两个特大城市，保定、张家口、秦皇岛3个大城市，沧州、承德、廊坊3个中等城市，以及迁安、遵化、三河、涿州、高碑店、安国、定州、新乐、霸州、任丘、河间、黄骅、深州、晋州、平泉15个小城市，总共25个城市。雄安新区将成为这组城市当中的第26位成员，当然它的规模会归入大城市之列。

北京作为帝都时代的雄安三县

北京是京津冀城市群当中最早形成规模的城市。元代，北京被称为大都，但未能带动周边城镇群的兴起。明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拉开了京津冀城市群崛起的序幕。北京成为帝都，对周边城市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北京城居民和附近驻军人数增多，需提供粮食与其他生活用品；第二，北京城发达的手工业和匠户制度，在繁荣京城经济的同时，也产生了扩散效应；第三，为加强防御，北京城及周边地区设立了大量的卫所；第四，北京城频繁的战事使其文化中心作用经常遭到破坏，这就要求在周围城市中有文人的退避之所。

明代的京津冀地区属京师管辖，也称北直隶，领8府、2直隶州、17属州、116县。明代的行政系统沿袭了以前朝代的行政单位设置，最高级是中央政府的六部，其下是省一级的布政司衙门，再其下是府和直隶布政司的州，最底下是县和府属州。

保定即为明代京师所领8府之一，领3州、12县。现在的雄安三县均属保定府管辖，只不过当时是1州3县。1州是安州，3县是指雄县、新安县和容城县，但新安县为安州所领。1913年废州治，安州改为安县，属直隶范阳道；1914年安县与新安各取其名之首字合并为安新县，属直隶省保定道，1928年属河北省。今天的安州地名犹存，是为河北省安新县安州镇。

明代中前期，有蒙古族人的扰边之患；后期，又有农民起义军进犯京师之忧，保定拱卫帝都的军事意义不言而喻。但在明代，保定始终是一座府城。到了清代，保定的军事地理位置更加重要。清康熙八年，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城后，保定开始以直隶省省会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清雍正二年，升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仍驻保定。此后直至清末，便一直沿袭着直隶总督督管直隶全省的制度。成为直隶省省会的保定不仅承担着直隶省的行政管理、征收赋税和司法审判等职能，且承接了首都北京扩散出来的部分政治、文化教育职能，是北京的政治辅助城市，雄安三县仍为保定府所领。

明末清初的雄安三县文风鼎盛，曾出现过北派理学的代表性人物孙奇逢。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原籍容城县北城村，晚年移居河南辉县苏门百泉之夏峰，故学者皆称其为夏峰先生。明清两代，朝廷多次征聘他为官，他都予以拒绝，而以讲学著述终其生。明朝末期，他在家乡容城县北城村和定兴县江村讲学，江村书院“天下共仰为传灯之地”，甚至可与王阳明故里浙江姚江媲美；清顺治初年，继续在畿辅地区讲学，容城、清苑、雄县、新安等县士子纷纷从其学习，静修书院、春晖堂、双柳居等都是他讲学的处所。顺治七年，因家乡土地被清军圈占，被迫举家迁往河南辉县，继续从事讲学和著述，并终老于此。孙奇逢与黄宗羲、李颙一起被学人尊为清初“三大儒”，而其中又以孙奇逢的辈分最高，声名最大。孙奇逢还是一位气节奇伟之士，曾经勇敢地参加反对魏忠贤阉党和抵抗清军侵扰的斗争，因此获有“始于豪杰，终以圣贤”的美誉。梁启超曾这样称赞孙奇逢：“他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

天津开埠后的雄安地区

明代在行政系统之外，还并行着另一个管理疆域的独立系统，即军事系统。明代的军事系统自上而下为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这就是卫所制度。明代的卫所并不是设立于行政系统的州县辖区之内、类似于近代兵营的军事组织，而是与行政系统的州县并存的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在北京及周边地区设立的大量卫所中，天津卫对后来的城市发展影响至为深远。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设立天津卫；永乐二年十二月九日，添设天津左卫，同时在此筑城浚池；明永乐四年，改青州右卫为天津右卫。这就是天津卫、天津三卫和三津的由来。

明代的天津三卫，是纯粹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清朝政权入主中原后，逐渐改变了明王朝的统治格局，将日渐衰亡的卫所制度取消。清雍正三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6个月后升天津州为直隶州，辖武清、青县、静海3县，成为府一级的行政区域，天津开始向工商业城市转变。

清咸丰十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天津被迫开放为商埠。《北京条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清政府在英法联军兵临城下的情形下，不得不答应英法等国修约、续约的要求，天津因此成为对外开放城市，历史学上习惯称为天津开埠。天津开埠对天津本身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天津逐渐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的军事工业中心、近代中国北方的民用工业中心、近代中国三北地区的贸易中心。

天津开埠更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带动了一批工商业城市的兴起。首先，天津近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对煤、铁等原材料的需求量大增，于是有了开平煤矿的开办和煤炭工业城市唐山的兴起；其次，开平煤矿运输任务的加重，又直接推动了秦皇岛港的开发，并使得秦皇岛逐渐取代了山海关的地位，成为近代中国北方地区仅次于天津的港口城市；再次，煤炭运输的数量之大，又超出了中国传统运输方式的承载能力，铁路的修建势在必行，而铁路的修建又带动了一批新型城市的兴起，正太铁路的修筑使得石家庄由一个蕞尔小村发展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和初具规模的工业城市。

那么，天津开埠对雄安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第一个方面的影响是，从保定至天津的内河运输发展起来，雄安地区的大清河水系和白洋淀成为这条内河运输线的主要依托。清同治九年十月，清政府决定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务海防事宜”归属直隶总督，同时谕令“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至此，朝廷明确规定了直隶总督由保定、天津轮住的制度；直隶双省会制是全国首例，也是唯一的特例。在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极不发达的年代，直隶总督往返于保定、天津间的交通方式首选水路。

随着直隶省会“轮住制”的实施和口岸开放的深入，保定的经济地位逐步下降，天津的经济地位逐步上升，两地间的货物交流越来越频繁。从天津输入的主要是工业品，至保定分散流入各个县乡村庄，而各个村庄乡镇汇集的农副产品，也大都从保定的刘守庙码头装船向东运往天津。内河客运也有了很大发展，并筹建了机轮船的航班业务。民国时期，由直隶省行政公署和北京政府海军部大沽造船所合资创办的直隶全省内河行轮局，于1914年正式开业。而行轮局正式通航的第一条航线即津保内河航线，于1914年6月3日试航，6月15日正式开始旅客轮船运输。津保内河航运的繁盛，给沿线的新安镇、端村、安州等码头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20世纪60年代，由于上游修建水库，进入白洋淀的水量减少，津保内河航运量锐减，到20世纪80年代初彻底终止。

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是，由天津传递过来的近代工业文明改变了雄安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清光绪十一年，天津至保定的有线电报线路开通，经过雄县、安州、容城等县城，便利了这一地区的信息传输。宣统元年，安州商人投资1万元开办了蚨丰织纺工厂，近代工业生产开始在此生根发芽。

第三个方面的影响是，传统的书院教育逐渐瓦解，新式学堂开始出现。袁世凯督直以后，在保定、天津开办新式教育，处于津保内河航线上的雄安地区得风气之先，也创办了多所新式学堂，其中有三所由传统书院改建的学堂很有特色。

雄县雄文书院又称九河书院，清同治十二年，知县松龄提县库杂款创建，因雄县为九河下游而命名为“九河书院”，后易名为雄文书院。初创时，院内有讲堂、号舍，后来因无余款请山长招生肄业，院舍被借作县署，即“知县到任，往往以县署名圮毁，以书院为讼庭”。光绪三年，清河道巡道叶伯英捐膏火银1500两，发商生息，动利存本，置书院田地87亩，得租若干，始聘山长，招生童数十人会课，每月官、斋二课，由知县、山长分别评文。“自是以后，文运日兴。”光绪二十九年冬，雄文书院院舍改建为县立小学堂。

安新县渥城书院始建于清康熙五年，初为渥城义学，系刑部尚书高景为家乡所建，后任知县相继捐修。光绪二十九年，书院改为新安高等小学堂。

容城县正义书院原名正学书院，清康熙十二年知县赵士麟创建于县城北大街。光绪二十八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后，书院停办。宣统元年春，在书院旧址创办县立高等小学堂。

尽管雄安三县与天津从未有过行政隶属关系，但由于津保内河航线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黄金时代”，雄安三县有着“上府下卫”的交通区位优势，故而比较早地接触到了来自西方的近代文明成果，推动了当地的社会经济转型。

抗日战争硝烟中的雄安人

位于河北平原中部的雄安新区以平原地形为主，地势起伏平缓，包括积水洼地、湖成平原以及河漫滩，呈不连续的带状分布。其中白洋淀是典型的积水洼地，而雄安新区最为知名的自然景观也是白洋淀。现代著名作家孙犁那篇以“荷花淀”为题目的小说对白洋淀有这样的描写：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

荷花淀只是白洋淀诸多淀泊中的一个，以生长着摇曳多姿的荷花而得名。小说《荷花淀》虽然以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为主题，却没有描写残垣断壁、生灵涂炭的场景，也没有描写金戈铁马的厮杀，而是着意于描写荷花淀的旖旎风光，以水乡妇女的从容谈笑显示出时代的风云变幻。但白洋淀确实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涌现出不少的战斗集体和英雄人物，雁翎队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支抗日队伍。

侵华日军进入白洋淀后，在白洋淀决堤128处，千里田园变成了汪洋一片。日军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血雨腥风染红了淀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39年秋，白洋淀组成了水上游击队，“雁翎队”由此诞生。雁翎队最主要的战斗任务就是攻击通过白洋淀的敌人的运输船，有效打击敌人的后勤运输线。

那时候，日军从塘沽往保定运送军需给养，要穿行白洋淀四五百里地。他们往往是将十几艘船首尾相连，绵延百余米长，被称为“包运船”。1943年9月14日黎明，雁翎队全体出动，埋伏在王家寨东边的横埝苇塘里，全歼了由100多只货船组成的包运船队，缴获了大批物资。雁翎队最后发展到100多人，成了白洋淀地区抗击日军的重要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

祖籍雄县龙湾村的孙连仲是一位有名的抗战将领。孙连仲，乳名席儒，后改名连仲，字仿鲁。1913年，孙连仲在未征得母亲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到县城应募，怀着报效国家的情怀加入了北洋军阀部队。全面抗战爆发后，孙连仲升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一、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第二集团军是台儿庄战役的主力部队。孙连仲因台儿庄战役的卓著战功晋升二级上将。除了台儿庄战役，抗战期间孙连仲还参加过武汉会战、豫南会战、石牌会战、常德会战等大小战役30余次，战功卓著。1945年10月10日，时任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孙连仲作为平津区受降主官，在北京故宫太和殿接受日军投降。

北京城市功能的演变与雄安新区的历史际遇

新中国成立后，雄安三县基本上属于河北省保定地区管辖。但是，这三县距离北京都是100多公里，这样的地理区位使它们遇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北京既是首都，又是京津冀城市群最重要的城市，这就给京津冀城市群戴上了与其他城市群明显不同的光环，而这一光环又左右着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定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对北京城市的性质产生了争议，这一争议甚至影响到了今天北京的城市发展。当时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首都行政中心的选址；二是北京要不要大力发展工业。其实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

在首都行政中心的选址问题上，建筑学家梁思成、陈占祥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完成，梁思成自费刊印，报送有关领导。在这个方案中，他们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这个中心区域的西面，连接日伪时期开始建设的新市区，作为行政人员的住宅和附属设施。东面经西直门、阜成门、复兴门、广安门同旧城联络，入复兴门的干道直通旧城内长安街上各重点建筑，如新华门中央人民政府、天安门广场、北京市人民政府等。新行政中心建一个新的南北中轴线，北部为政府各部机关的工作地址，南部为全国性工商企业业务办公地址。但是，他们的建议未被采纳，苏联专家团提出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的主张占了上风，当时的北京城市规划就是按照苏联专家团的方案进行设计的。

在北京要不要大力发展工业的问题上，苏联专家的意见也起了主导作用。1949年9月，受中国政府邀请前来帮助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苏联专家巴兰尼可夫提交了《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就北京发展方向与定位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他认为，“作为首都，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北京市政府建设局负责人曹言行、赵鹏飞支持苏联专家的意见，他们在1949年12月提交的《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中指出：“依据中央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之方针，与苏联专家提出的必须发展首都工业……首都建设应该以发展工业为最中心的任务。”“苏联专家巴兰尼可夫先生提出了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已引起关心首都建设各方面人士的广泛讨论。结合讨论的意见，对于将北京建设为一现代的、美丽的首都……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到1954年，中共北京市委在上报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进一步强调：

首都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学艺术中心。同时还应当是也必须是一个大工业城市。如果在北京不建设大工业，而只建设中央机关和高等学校，则我们的首都只能是一个消费水平极高的消费城市，缺乏雄厚的现代产业工人的群众基础。显然这和首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这也不便于中央各部门直接吸取生产经验指导全国，不便于科学研究更好地与生产结合。

这份文件的名字是《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明显地受到了苏联专家的影响。虽然这份文件最终没有报批，但将北京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的指导思想却被贯彻下来。

北京要建设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这符合首都城市功能的要求。但要将北京建成大的工业基地，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1949年以前，北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基本上是一个纯消费城市，而且还有十几万城市失业人员。因此，北京要迅速发展工业生产及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可要把北京建成大工业城市和重工业基地，则势必导致北京过多地发展耗能多、污染大的大型企业，最终会影响北京的健康发展，削弱首都城市的核心功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北京城市的经济基础已经变得相当雄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经济建设成就更是有目共睹。但是，在北京城市经济获得大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城市病”，因而才有了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新路子。

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首先要将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以2005年首钢的外迁为标志；其次，部分行政功能也要向外疏散，在通州规划建设首都城市“副中心”是其标志；再次，要跳出“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在北京之外重点打造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在河北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正是这一思路转变的具体体现。雄安新区的城市定位，不是取代北京的首都城市地位，而是立足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这是雄安新区设立的历史际遇。

《文史精华》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