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建造始末

刘守华

1958年10月28日，天安门广场西侧，一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宏伟建筑破土动工。人民大会堂，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象征中国最高权力的恢宏殿堂，庄严、雄伟，是至今仍被世界瞩目与赞赏的建筑经典。冰心曾经说：“走进人民大会堂，会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解密档案，还原了当年建造这座殿堂的诸多细节。

大厦伟业平地起

北戴河，中共中央暑期办公地。1958年夏天，在此召开的例行会议上，中央做出决议：用一年时间，在首都北京建造一批具有时代纪念碑意义的经典建筑，以此庆贺即将到来的1959年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逢十诞辰是大庆的日子，更何况是为磨难中崛起的新生共和国第一次隆重祝寿。

9月5日，北京市召开会议，副市长万里传达了中央指示，要求在1959年10月1日到来之前，建好人民代表大会礼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迎宾馆共十大公共建筑

此外，还要修建体育场、电影宫、百货大楼和长安饭店，建筑工程总面积多达70万平方米。再加上天安门广场扩建，东西长安街绿化，一些地下管道和路面道路的翻修，工程总投资在3亿元左右。

这将是新生共和国第一批标志性的建筑，其中，举行庆祝盛典的会场——人民大会堂又是“龙头”建筑、重中之重，成败与否或缓急与否，都事关全局。

此时距离1959年国庆节只剩下不到400天，而这些必须具备“最高艺术水平和最高工程质量”的建筑，每一平方米的工程量都要数倍于以往一般工程。

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的建造用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耗时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则足足建造了14年。且不说十大建筑要同时开工，即便只是单独建造一座宏伟的人民大会堂，也近乎是天方夜谭。

如此浩大的建筑工程量，中国建筑界“没做过、没见过”，甚至根本“没学过、没听过”，更何况还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

“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做出回答。”万里的动员讲话掷地有声。

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北京市的肩上。随即，以市建委主任赵鹏飞为总指挥的国庆工程指挥部成立。但即便倾尽全市之力，困难依旧超乎想象。

9月6日，北京市委以“特急”等级的函件，发往建筑人才比较集中的上海市、湖北省、广东省、辽宁省、吉林省、河北省、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电请这些省市设计专家火速来京，用最短时间，设计一座属于人民的大会堂。邀请名单是中国建筑学会开列的，北京市委希望各省人民委员会能够督促被邀人员在9月10前来京。而此时，新中国尚处于初建阶段，全国都在大兴土木，为了不影响外省建设进度，消除他们的担心，此函件在最后特意注明：“任务完成后即返回。”

短短4天，梁思成、杨廷宝、张开济、吴良镛等30多位全国顶级建筑师便云集北京。

此前，北京市已发动、组织了1000多位设计师参与设计，提供了人民大会堂工程总体设计方案150多个，但因为意见不一致，经过7轮评选，依旧没有能够脱颖而出的理想方案。显然，人民大会堂方案定不下来，庆典工程将成为空谈。于是，周恩来总理在国庆前夕指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除老专家之外，还要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各大工程项目的方案设计。

到10月10日，经过专家们的努力，不少设计方案得到完善。虽然使用单位对各设计方案的平面布置还比较认同，但在立面造型方面却分歧较大。

“为了将首都建设得更好，特别是对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建筑如人民代表大会礼堂等尤力争完美，使之具有高度的建筑艺术水平”，北京市委再次致函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征求对国庆工程的设计意见，并希望各地也能够提出设计方案。

最初，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要求是：建造一座能容纳万人的大礼堂。第二轮又增加了5000人的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进来。虽然功能不断扩展，但建筑面积却依旧要求限定在7万平方米以内。这无异于“螺蛳壳里做道场”，何等的智慧才能精打细算地把全部功能合理安排在这么狭窄的空间内，且又不显得“小家子气”啊，这真是一道难解之题。

最终破解难题的是北京市规划局的年轻设计师们，赵冬日及同事在副市长刘仁的鼓励下，大胆提交了一个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超过原来建筑面积一倍多的设计方案。

此方案能否获得通过，谁心里都没有底。一方面，中央从未明确表示过放宽建筑面积的限制；另一方面，当时新中国独立建造的最大建筑是北京展览馆，只有5万多平方米，7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已经要刷新纪录，更何况还要再多建十多万平方米，超过了故宫全部建筑面积的总和，这岂不是更要延长工期？

10月14日，为尽快确定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刚从外地风尘仆仆返京的周恩来总理，邀请设计专家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那天，送审的三个方案分别由清华大学、市建筑设计院和市规划局提供。周恩来一边看，一边比较，问万里：“北京市意见如何？”万里汇报了市里推荐规划局由赵冬日等主持设计的方案。周恩来又反复看、反复对比，一再征求在场人员意见，最后拍板：“就用这个！工程具体设计由市建院负责。”随后，他向中央做了汇报，并最终获得通过。

中央没有“计较”十万平方米的超标面积，主要是看中了两点：一是该方案全部采取一般建筑的比例，只是在尺度上大胆放大了一倍，显得气势非凡；二是设计了宽敞的中央大厅，既可作为休息大厅，还能举行纪念活动。

就在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敲定的同时，难度巨大的搬迁工作也基本完成。

人民大会堂的位置选定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皇城根下。这样的黄金地带，让世代居住于此的老百姓以此为荣。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将涉及搬迁机关67处、民宅680余户，共计3993间房屋，难度可想而知。

据北京市房管局《拆迁人民大会堂总结报告》记载，按原计划至少半年才能完成的拆迁工作，仅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全部完成。

当年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了搬迁时的影像资料，从一张张笑脸可以看出，首都市民真是无愧于“首都”二字，“舍小家、顾大家”，支持国家建设，这样的觉悟体现了他们的高风亮节。有些市民早在夏天时就开始在三里屯、虎坊桥一带自己找房子，不给政府添麻烦。

9月15日，搬迁工作开始。当时正临近1958年国庆节，为保证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顺利举行，国庆期间一切都要保持正常，只能在活动结束后，才能开始原有房屋的“拆除”工作。同时，还有电线管道和旧电车道路的拆除，以及伐树、平整土地等。“快速拆，妥善迁”，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到10月10日，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虽然说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已经敲定，但那只是个“轮廓”，十多万平方米的内部结构几乎还是空白。但时间不等人，无论如何工程必须破土。

10月27日下午3时，国庆工程办公室召开会议，对各工程的设计进度提出了精确到日的要求。其中，“人民大会堂和历史革命博物馆必须在10月28日出基础施工图，11月5日出地平图，11月12日出一层结构图，以后每隔一周出一层结构图”。

10月28日，天刚蒙蒙亮，北京市王牌建筑公司——市一建公司的4100多名员工就来到天安门广场，铲起了人民大会堂这座宏伟建筑的第一锹土。

设计施工齐并进

建筑面积一下子扩大一倍多，这让建筑界许多专家学者没有缓过神来。于是，书面意见雪片一般飞到周恩来总理面前，矛头直接对准人民大会堂的“大”。

11月初，周恩来召开会议，站在政治高度向专家们做了诚恳解释：圣彼得教堂是神权社会产物，有意识地使教徒进入后感觉天主伟大、自身渺小。我们不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会堂的空间、体型、面积虽然扩大了一倍，但同样要注意由内而外体现“平易近人”，不要故弄玄虚，让人成了物的奴隶。受客观条件所限，现在对大会堂的建设要求只剩下一个，那就是“一万人开会、五千人用餐、八个月盖完”。

一场争议终于平息，“大”的概念也随着工程推进，逐步得到专家们的认可。

这是一个浩大而复杂的工程，施工项目多达1000多项，但此时，土建虽然已经开始，图纸却还没有全部完成。

设计与施工如同工程两翼，面对这样一个工期紧、工程量大的政治任务，只有打破常规，多头并进。边设计、边施工，一切在现场解决。市建院的几十名工程师全部搬到工地，与施工单位面对面，在充分考虑实际的施工条件下进行设计，并在用料和做法上听取施工方意见。这样，不仅节省了时间，也避免了设计中的不合理现象。此外，出图顺序也根据施工进度来安排，实在来不及正式出图，就根据草图制定施工方案。

北京市工业安装公司负责人民大会堂的通风工程，他们在总结中特别强调设计人员在现场的优越性。因为通风工程要在土建阶段预留槽洞，而当时施工图纸没有出来，甚至没有草图，但土建工程进度又丝毫不容延缓，他们就和设计人员一起，到现场共同确定部位，留槽留洞。对那些没有图纸又需要立即预制的项目，他们就自己画图或制成实物样品，请现场设计人员审核签字，立即投入预制加工。

工地上热火朝天，甚至除夕之夜都灯火通明、机器轰隆。施工进度突飞猛进，《国庆工程简报》第26期载，12月初，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基础混凝土已全部打完，礼堂西部仍在挖土，其余部分在打基础混凝土。常委办公楼东南角和中段的一部分已经在打混凝土。

设计必须跟上。1959年春节刚过，北京市就向17个省市的71名全国著名建筑专家发出邀请，赴京参加“国庆工程设计审查会议”。2月23日开始，汪季琦、梁思成、茅以升等专家悉数到会，两天的大会报告及参观工地后，专家们又分成建筑组和结构组，进行了为期7天的讨论，重点就是人民大会堂工程的设计。

专家们边看边画，情绪热烈，纷纷贡献自己的智慧，在不妨碍施工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设计，提出了558条意见，并在大会上提出了22项具体可行的结论性意见。

比如人民大会堂的人员疏散问题，原设计疏散时间需10至13.7分钟，专家们一致认为疏散时间过长，应增加出入口及太平门。结论性意见是二层南北门厅内出入口由原来的8个增加到10个，一层南北休息厅的门由原来的各1个，增加为各3个。再比如厕所问题，专家们认为原设计仅考虑了一般定额的安排，如果开大会将会发生拥挤现象，尤其是小便器数目应该增加，出入口应设两个门。结论性意见是尽可能多设厕位，多辟门，并设法争取在大会堂的夹层部位增加厕所数目。

举国上下施援手

国庆工程全面铺开，物资供应和施工队伍都有海量需求。

在1958年10月27日召开的国庆工程会议上，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表态：“这个担子落在北京市身上是很光荣的，但是也很艰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也在大力支援，但是需要北京市加工和制作的仍应由我们自己来做，能做的要坚决地做，不能做的也要千方百计地做。”北京方面也的确克服各种困难，抽调了三万人的施工队伍，但人员仍捉襟见肘。而且国庆工程加工订货和市场采购的物资，品种繁多，规格复杂，涉及面广。这样史无前例的艰巨任务，只有依靠举国之力才能完成。

11月26日，国庆办公室发函，请求各省市支援工程材料、设备和技术工人。

当时是计划经济，建筑材料和机具设备都由国家统一调拨。北京市希望各地对于已经签订供货合同的，督促有关厂矿企业保证按期如数保质供应。尚未签订合同的迅速接受订货，组织生产。为了能够尽早组织生产，避免由于往返申请、调拨而延误时日，加工订货所需材料一般以就地解决为好，如需另外拨给原材料，最好请各省、市优先垫付，将来再由国家计委专款拨还。建筑材料和机具设备的铁路运输除铁道部统一安排运输计划外，希望各地优先安排。

国庆工程10个工地同时开工，要使用数量巨大的施工机械。而此时进口机械大部分尚未到货，现有机械有限，又无法满足需要。11月29日，国庆办公室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机械施工站，由各施工单位抽调业务熟练、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同志组成，每月根据生产计划，统一平衡、调度使用各种机械，最大限度发挥机械使用率。

为了避免各施工单位分别自行去外省接洽供货，造成混乱，12月17日，北京市委又致函一些省市，决定在上海、辽宁、河北、广东设立国庆工程办公室工作组。由工作组统一安排支援机电、水暖、通风、冷冻器材和卫生及室内装饰设备的供应问题。

此外，对于缺口较大的型钢、钢板、铜、铸铁管等部分材料，指挥部要求各单位查清库存，摸清家底，克勤克俭地使用。虽然为确保质量要尽可能使用最好的装修材料，但确有缺口，又实在无法解决时，为保证工程进度，还是可以从实际出发，采取变通办法，找代用品或暂时采用较低标准的材料代替。

不久，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派来7700多名优秀建筑工人参加建设，同时，解放军、公安部队、机关干部和学生报名参加的义务劳动大军也陆续抵达。杨勇将军带领160名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代表来了，2000余名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来了。有些到北京出差的同志，利用在火车站候车的短暂时间，也要急急忙忙地跑到天安门广场，铲一锹土，献一份力。

据统计，参与人民大会堂建设的劳动大军共计30万人次。23个省市的200多家工厂为人民大会堂赶制了大批设备和材料成品。

工程进入倒计时

1959年3月11日，在北京市人委交际处楼上会议室，万里主持召开了国庆工程会议，确定了国庆工程必成项目的竣工日期，人民大会堂的竣工日期为1959年8月15日。

铁定的日期，将“后门堵死”，工程进入倒计时。此时，工地上有30多个施工单位、14000多名职工，配合协作关系极为复杂，加上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管理也是难题。特别是要掌控如此大型的工地，大多数管理者尚缺乏经验。

化大为小，将一栋大楼当作几栋小楼来盖。就这样，管理者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统筹安排，集中优势力量对主要项目和关键部位进行重点突击。

开工之初，为使组织管理工作细致缜密，有关方面设置了总指挥部、分指挥部和工段三级施工指挥机构，并在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分层负责、分片包干、施工责任等制度。实践证明，这种做法行之有效。

在三级施工管理机制下，针对人民大会堂重点突击的关键部位万人大礼堂和宴会厅，指挥部又将工程分为土方、结构、钢梁、装修、设备安装、室外管道庭院六大战役。每个战役又按照不同项目、工序和部位分成若干小战斗。由于小战斗时间一般是两三天到六七天，时间短、目标明确、任务具体、口号响亮，不仅便于组织，也便于群众对任务的理解和完成，而且战斗之间首尾相顾。这样，就可以让“生产运动一浪赶一浪、一潮高一潮地向前推进”。

同时，有关方面还要求各设计施工单位，根据完工限期迅速安排工程进度，列表上报，作为检查依据；并按日做计划，安排要细、检查要勤，公司每天最少检查1至2次，完不成计划，轻则写检查，重则处分，以强调执行计划的严肃性。5月13日出刊的《国庆工程简报》显示，此时人民大会堂的总工作量已经完成35.5%，全面进入装修阶段。

成败与否，在此决战。

6月2日至21日，北京市召开国庆工程五级干部会议，直接参加会议的有4000多人，其中60%是队组长一级的不脱产干部。参加国庆工程的全部9万名职工，都听取了传达，参与了讨论。

此次会议目的很明确，“进一步动员群众，鼓起更大的干劲，打好最后一仗，保证各个国庆工程按期竣工或基本竣工；同时整顿劳动纪律，克服严重浪费，提高群众觉悟，改进企业管理”。

装修阶段质量要求高，技术复杂，需要多工种同时作业，而且雨季即将到来，也会给施工带来不便，这一切都在考验建设者们。

为此，指挥部提出了完成任务的保障措施：要集中优势兵力，突击展览厅、宴会厅、大礼堂等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必须使用的关键部位；实行两班或三班施工，集中人力和物力，充分利用时间和空间，保证提前完成。由于工期短促而紧迫，任何一个环节不完成计划或拖期，对整个工程如期竣工都是一个威胁。为了防止拖泥带水、丢三落四的麻痹思想，要求各工程要分层、分栋、分厅指定竣工负责人，全面安排各层、各栋、各厅的零星收尾项目，做到随装修、随收尾竣工、随验收，不能全部拖到最后再来一个大的收尾阶段，耽误时间。同时还将质量、工期、效率和材料消耗各项指标指定到组，队组分片包干，明确责任，建立钢筋、木材、水泥等主要材料及高级装修材料和工具的限额领取和回收制度。设计中原设计过于烦琐、重叠和形式主义的地方，需要及时简化和修正，但必须在不影响工程进度和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与施工单位和甲方共同研究、商量，并取得他们同意。各队组要开展评比竞赛，实行超额奖励。正值夏天，要特别关心职工的生活福利和安全生产问题；保证职工8小时的睡眠时间，中午要休息，能够就近喝到开水，饭菜要有稀有干，尽量做到吃饭少排队。

6月21日，总指挥赵鹏飞在总结大会上说：开了20天会，会上提出的很多问题都在不断改进，也见到了明显成效。不仅生产效率提高了，劳动纪律也有所加强，去吸烟室的人少了，出勤率明显提高。最突出的成绩是严重浪费现象有了扭转。人民大会堂工地6月12日至16日，仅仅四天就清理出钢筋头一百多吨，并日夜派人看管大理石地板材料，防止丟失浪费。一些工人在讨论中，对自己不爱护公共财产做了自我批评。市政五公司一位工人说：有一次我把铁锹把摔断了，便连把带锹都扔了。又有一次临下班时铁锹掉到沟槽里，也没去捡。可是自己的皮带圈丢了，却牺牲午睡时间到现场找了三次。一把铁锹几块钱，一个皮带圈几分钱，为什么对待两种东西两种态度，就因为前者是国家的，后者是自己的。所以要提高自己当家做主的责任感。

这次大会还表扬奖励了1300多人，都是各单位一贯工作积极，爱护国家财产，注意工程质量，遵守劳动纪律的好工人、好干部。职工们看到奖罚分明，心情舒畅，干劲倍增。

7月20日，国庆工程办公室下发通知，出台国庆工程验收办法。

竣工日期一天天迫近，但工程完成情况却并不令人满意。一般情况下，工程要按照合理施工顺序，有秩序地进行。但由于经验不足，施工中常常出现颠倒工序的不合理情况，前头刚做好，后面就要返工，既不能保证质量，又浪费人力物力，延误工期。特别是一些单位，虽然对土建、装修工程做了安排，但土建、设备安装和室外管道工程综合施工计划的编制却粗糙、不具体。这样，即使土建工程基本完成，也不能做到水通灯亮、煤热俱全。

7月21日，北京市再次召开五级干部会议，集中解决国庆工程收尾竣工问题。

万里焦急而严肃，他的报告没有空话、套话，直抵问题实质，毫不留情：直到今天，在整个国庆工程中，还没有一个房间真正做到全部竣工。一些本该竣工的房间，由于一些零星收尾和修补的活儿，比如电门、插销、灯具、暖气罩、门锁，以及卫生间的手巾杆、肥皂盒、镜子等，不能如期交付使用。另外，还有不少碰伤、掉角、破洞需要修补。如果这些活儿不能做完，各个房间以致整个建筑就不能使用，当然不能算是基本竣工。即便这些都完成了，还要预留出设备试运转时间，其中也不免会发生一些需返工修理的问题。况且已经进入雨季，不利的天气条件也难免会影响施工进度。

万里分析工程延误的原因，首先是一部分供货赶不上竣工需要，一些同志没有把那些零星小东西看在眼里，不了解就是缺少一个灯罩、一个插销也不能算是竣工，因而没有花大力量组织供货。其次组织管理也跟不上，收尾竣工项目繁多，每个房间都需要多工种共同协作。但有些人看到自己活儿似乎不多，就在那里互相等待，甚至害怕别人弄脏或碰坏自己所干的活儿，都争取留在最后来做。随时清理工作也不做，就想着最后来一次总清理。这样相互等下去的结果，要么延误竣工时间，要么最后盲目抢工期，影响工程质量。

万里认为，麻痹思想和松劲情绪是思想根源，有些人盲目认为，大江大河都过去了，难道在小河沟里还能翻船？但实际情况已经非常紧迫，时间上已毫无回旋余地，必须采取有重点的分期分批打歼灭战的做法，缩短战线，才能保证全部工程陆续竣工。

时间紧迫，只有打破常规，采用特殊办法解决症结。通过综合施工计划，把有关协作单位和各个工种组织起来，合理安排工序，联合作战。一方面供货部门依据施工顺序，有节奏地、主动地安排料具供应步骤；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时间和空间，实行多工种立体交叉平行流水作业方式，昼夜三班连续施工，保证“时时有人”。

多工种同时作业，现场自然非常拥挤。工人们提出“支架悬空脚手架”的建议，在30多米的高空，用一根根杉木搭出4000多平方米的悬空脚手架，让各工种分层施工，立体作业。

安装工提出口号：“有空就占，有缝就钻，哪里有一点条件，我们就安装到哪里。”装修万人礼堂时，现场同一时间内要容纳3000名工人、20多个工种。工人们像搞“高空杂耍”一样，开展了有11个工作层面的立体交叉作业，保证不同工种在同一时间干活而互不干扰。这样，当一个月后脚手架拆除时，下面的座椅大部分已经安装好；地板也在未受任何损伤的情况下，油漆完毕。

8月31日，为期304天的战役终于画上圆满句号。

9月10日，万名施工代表整装迈入装点一新的人民大会堂，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国庆工程竣工表彰大会。周恩来总理站在门口迎接大家，与每一位与会代表握手问候。万里走上台，激动地宣布：“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开会，说明我们胜利了！”顿时，暴风雨般的掌声响彻整个人民大会堂，经久不息。

《新华文摘》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