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工程真实讲解

“816”是一个代号，简简单单三个数字，看不出任何指代对象的信息。像很多拥有类似代号的机构或设施一样，“816”曾是一个重大国家机密。

它是中国最大的地下核工程。

50年前，我国开始在西南深山腹地建设第二个核原料生产基地。从1967年到1984年的17年间，前后有6万多人从全国各地聚集到重庆涪陵地区的白涛镇，挖空了150余万立方米的岩石，挖成了一个总长超过20公里的庞大地下工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816核工程并没有完全建成和投入使用。1984年停建时，它累计完成了土建工程的85%、安装工程的65%。直到2002年这段历史解密，人们才第一次听说“816”这个名字；直到2010年核工程洞首次开放，它的真容才第一次展示在世人面前。

半个世纪过去，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沧海桑田，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今非昔比。没有完工的“816”地下核工程永久停工了，现在它是以“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著称的一处旅游景点。

现在，我们可以讲一讲“816”的故事了。

地下长城

与那些需要仰视的巨大建筑不同，要走进“816”地下核工程的洞体，才能感受到它的宏伟给人带来的震撼。

背靠武陵山，“816”地下核工程完全隐藏在山体内部。这座掏空山体的人工奇迹，洞厅共9层，高达79.6米，拱顶跨高31.2米，总长24公里。

整个工程，在山体周围共有大小19个洞口，根据不同规划，人员出入口、汽车通行洞、排风洞、排水沟、仓库等应有尽有；里面共有大小洞室18个，道路、导洞、支洞、隧道等130多条，大多数的宽度和高度都能通行卡车。洞体内厂房进洞深度400米左右，顶部覆盖层最厚达200米，核心部位厂房的覆盖层厚度均在150米以上。

“816”厂的老厂长张晓东告诉记者，这个“地下长城”完全是为核战准备的，所有的设计都符合“战备”的需要。“816”核工程洞的洞体可以抵御100万吨当量氢弹在空中爆炸的冲击和1000磅炸弹直接命中攻击，还能抵抗8级地震的破坏。

今天，主洞口原先的铅门被拆除，墙体上剩下一道2米宽的凿刻痕迹，显示着当年这扇数百吨的铅门的厚度。

这些铅门的构造与众不同，“816”工程所有露在外面的洞口处的铅门都由光电控制，只要核爆炸闪光一出现，铅门一秒钟内就会自动封闭。须知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设计，中国自主研发出的这项技术，在当时堪称神奇。

“816”最核心的部位是核反应堆大厅，也是整个洞体内最大的洞室。洞内有九层高，在第九层的中央控制室里，曾装配着当年中国最先进的中央控制计算机组。

“816”并不是生产核武器的基地，作为我国第二套核反应堆，它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原子弹的原料——钚239。

在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些原子弹的科普知识。

原子弹装的核燃料一般有两种：铀235或钚239，分别称为铀弹和钚弹。美国投在广岛的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是铀弹，投在长崎的第二颗原子弹“胖子”是钚弹。

铀235可以从铀矿石中提取，不过其含量仅占0.7%，其余都是不能发生链式反应的铀238。从天然铀矿石中提取铀235的过程即通常所说的“铀浓缩”，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铀235浓度要在90%以上。铀浓缩需要很高的科技水平，因为铀235和铀238犹如一对双胞胎，其化学性质几乎完全相同，无法进行化学分离，只能采用物理学方法浓缩，耗时长且花费巨大。

钚239在自然界的存量几乎为零，只能依靠人工生产。它是铀238在核反应堆中转换而成，采用化学方法即可分离出来。钚弹中钚239的浓度必须达到93%以上。

武器级铀235和钚239的“原材料”都是铀矿石，相对而言，生产钚239要省时、省力、省钱得多，前提是掌握技术含量更高的核反应堆。

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是钚弹。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苏联间谍搞到了美国原子弹的技术，所以直接走了这条“捷径”。不过，由于铀235存在于自然界，有核国家的原子弹研究多从铀弹开始。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也是铀弹。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原子弹发展路径是内外条件“逼”出来的。

首先，中国的铀矿资源并不丰富。1955年1月，我国决定制造原子弹，第一个难题就是初始原料——铀矿的采集和加工。

当年2月，两支铀矿地质勘查队成立，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开始找矿。历经数年，寻遍九州，终于找到了几个高品位铀矿床，在这些矿床上，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建设第一批8座铀矿厂。

然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材料并非完全从这些铀矿中产出——由于1959年苏联援助的中断和专家的全面撤离，加上国民经济困难以及铀矿产地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些矿厂直到1962年至1963年才完全开工。制造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铀矿石数以万吨计，所以在1958年，负责核工业建设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提出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将成千上万的农民动员进了找矿队伍里，保障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原料供应。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真正的“人民炸弹”。

始建于1957年的国营404厂，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大型核原料生产基地，从黄饼到铀的纯化、转化和浓缩都是在404厂完成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世界为之震惊，更震惊的是美、苏这样的核大国。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美国情报机关根据对我国核爆放射性尘埃等的搜集，惊讶地发现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内爆式铀弹，这比其他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难度要高得多。

原子弹有枪式和内爆式两种引爆方式。枪式相对简单，但需要太多铀235核材料，我国刚刚起步的铀浓缩工业暂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把装药量较少的内爆式钚弹技术用在了铀弹上。

这种以高超设计来弥补工业能力不足的中国特色，在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历程中很多时候是常态，后来氢弹的研制也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首颗原子弹的代号为“596”，是为了记住苏联在1959年6月撕毁协议，停止对我国核武器项目的援助。

由于钚弹的技术含量更高，在当时的“核俱乐部”内，钚弹的研制才是主流。1967年，404厂生产钚239的主反应堆建成，成为中国的核原料生产基地。

就在这之前不久，1965年中国决定建设第二套核反应堆，也就是“816”地下核工程。

这个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计划，在此后几十年里彻底改变了几万人的命运。

绝密计划

1965年春天，正在北京出差的张晓东接到了一个来自404厂的电话。

张晓东是安徽人，20岁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土建系，学习了6年，1959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嘉峪关外100公里处的404厂基建处工作。

“404厂生产的是核元件的中间产品，再加工一下就成了核元件，然后拿到青海总装厂221厂去。”他说。

让30岁出头的张晓东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刚刚核试验成功，他就将离开茫茫的戈壁滩，到祖国的西南腹地去参与中国第二个核工业基地——“816”核工程的创建。

既有404，为何还要再建816？现在很多人可能会有此一问。在和平年代生活得太久，人们很难想象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

“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美苏两大阵营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进行着“相互遏制，不动武力”的对抗。

“冷战”让全世界都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恐慌中。在日益升级的核军备竞赛中，谁掌握了生产核武器的核心技术并拥有更多的核弹头，谁就掌握了“冷战”的主动权。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手握着可以把地球毁灭几遍的核武器。

而当时的中国，与美国长期对峙，与苏联关系恶化，处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威慑阴影下。

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满30年，部分内容被曝光解密——在1964年以前，美国曾制订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目的就是迫使中国停止正在进行的核试验。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一书详细记录了美国突袭计划的来龙去脉——

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美国间谍卫星对中国进行了24次侦察飞行，辨认出罗布泊基地，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随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了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直接和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

1964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不过，在反复分析了计划实施的可能性之后，美国的最高决策者们犹豫不决。

1964年9月15日，当中国的核试验已经箭在弦上的时候，美国人最终决定放弃对中国“不宣而战”的打击，他们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进行秘密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

虽然美国试图伸向引爆战争按钮的手暂时缩了回来，但是作为中国唯一的核原料生产基地，404厂无疑长期处于核威慑的主要目标范围内。

张晓东记得，他们曾经从雷达上发现带着照相设备的氢气球从404厂上的高空飞过，“404厂高射炮的炮衣都脱下来了，但是我们当时的高射炮只能打900米，气球不在高射炮射程内，只能作罢”。

显然，再建一个隐蔽性和安全性更强的核工业基地，成为当时中国国防的迫切需要。

实际上，1964年的中国边境并不太平。8月，美军介入越南战争，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越战”。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此后的历史走向表明，越战对美国和国际政治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抗美援朝的硝烟味道并不遥远，美国叫嚣着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声音仍在回响。国门附近再次响起美军的枪炮，足以让中国为之警觉。

这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所以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除了出于对核安全的考虑外，根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综合分析，毛泽东在“三五”计划中，提出了“三线建设”的概念。

“三线”成为当时党内使用最频繁的一个新名词。此后不久，全国上百万人从沿海来到内陆城市，远离家乡，开始了“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

当时的划分，全国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其中，沿海地区是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三线则指的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上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南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等连绵的山脉做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形势下，这些地区成了较为理想的战略后方。

816工程的计划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孕育而生。

按照当时的计划，如果建成投产，816工程将由核反应堆和化工后处理厂及其配套工程所组成。816工程新建核反应堆增加了余热发电，而主反应堆将采用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石墨水冷热中子反应堆”工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个庞大的工程最终投入使用，将超过404厂的规模，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核原料生产基地。

816厂的母细胞是404厂。作为404厂基建处的工程师，在1965年的春天，张晓东和同事们一起被“成建制”地抽调组建816厂，他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中国第二个核工业基地选址。

那时的张晓东还不知道，乌江边上落后闭塞的白涛镇，将成为他人生的第二故乡。

选址白涛

以404厂的人员为基础，816厂的选址勘探组在1965年初成立。

此后，选址勘探组跑了云贵川的很多地方，“很多车都跑废了”。

选址小组最先选择的两个地点，一个是川西洪雅县罗坝区，一个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

张晓东回忆，最初选择洪雅是因为这里距离雅安只有25公里，属于乐山地区管，而当时中国的核工业都集中在那个地方，“与816同时兴建的812厂、814厂也都在这个地区，但是也正是因为过于集中，不符合我们国家‘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地形的限制。”

洪雅有很多小山，选址小组最初为厂址选择的地方，在两山之间的一片盆地上，但是经过勘探，大家觉得这个地点并不理想：山不够高，盆地也不够凹，出于隐蔽性的考虑，洪雅这个地点最终没有成为816厂所在地。

第二地点——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也因为不够隐蔽而被放弃。

当时，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因为高山林立的特殊地形和相对富庶的基本条件，成了“三线”的中心。1966年，四川省的“三线”建设投资，几乎接近全国的1/6。

四川的深山十分符合核工业要求隐蔽的特性，又因为核原料加工要依靠稳定的水源，选址小组决定，在乌江边的涪陵和万县两个地方寻找合适的厂址。

选址小组先到了涪陵，沿着乌江一直往上游走，走到白涛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里的地形条件非常有利：既有高山做屏障，又靠近乌江水源，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坚固的山体构造，如果在大山中挖一个洞，将整个核工程隐蔽在洞中，安全系数就更高了。

1965年5月，404厂的党委书记王侯山等人来到白涛镇，进行现场复勘，一眼就看中了这里高山密林、植被丰富、山体岩石完整的自然环境。

定址白涛后，由于保密的需要，这个地名便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了。

1965年8月份，张晓东他们在涪陵最热的天气里，迎来了北京二机部第二研究设计院的专家们。回想起往事，张晓东最津津乐道的一个细节是：“设计院的女同志都是大红脸。”原来，当时的汽车没有空调，重庆这座中国著名的“大火炉”给了专家们一个“下马威”，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把汽车变成了烤箱。设计院的女同志们走下车来时，一个个脸上都是红扑扑的。

第二研究设计院曾研究设计了404厂，816核工程洞主体工程的构造设计，也将由他们完成。

规划的一个难点，就是生活区位置的确定。为了避免核辐射对工作人员身体的影响，核工程和生活区的距离一般是在10公里左右，在甘肃的404厂和青海的221厂，都是按照这个距离规划的。但是，要在人口密集的四川设定方圆10公里的无人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终，规划提出了折中的方案：在核工程附近三公里以内，绝对不能有住户，三公里以外可以安置一些不太重要的工程，生活区设计在距离主厂区5公里以外的山上，“一是距离远一些，核辐射小；二是山上比较凉爽，白涛的夏天太热了”。

规划里最难的部分，是核工程主体建设中在山体“打洞”的部分。按照最开始的规划，打洞的工作由二机部下属的国营26公司完成。

26公司主要负责打矿和采矿作业，但是如何在坚硬的大山中挖出一个几十公里长的山洞，其实也没有太多经验。按照当时26公司写的规划报告，打洞总共需要30多个月的时间，谁也想不到，这个山洞最终挖了6年，挖出的石头整整填平了一条白涛河，而最终完成这个工程奇迹的，也不是以采矿为主业的26公司，而是2万多名工程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精挑细选的工程专家。

8342部队

1969年春天，当听到一个番号为8342的部队正在征兵的消息后，刚刚高中毕业的陈怀文在山西平遥应征入伍。

他在《难忘的核军工洞建设岁月》一文中回忆道：“我当时立刻联想到了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既然这两个部队排序紧紧相连，那8342部队应该也在北京了。”

于是，陈怀文当即下了决心：当兵就要到北京当去。

12月18日，戴着大红花的陈怀文告别家乡，坐上了运兵的火车，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火车开到石家庄后就拐弯向南行驶了。

一路上，火车过黄河，跨长江，在涪陵转弯，又顺着清澈的乌江水南下，最终在一个小码头停靠。

接兵部队的首长这时才大声宣布：我们的部队驻地到了。

此时的陈怀文才知道，他当兵的地点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坐标的白涛镇。

经过3个月的新兵训练后，陈怀文逐渐了解了8342部队的来历。这是一支中央军委直属的特种工程兵部队，长期担任着国家重要国防工程建设项目。从1967年开始，该部队秘密移防到白涛，承担了816工程最为艰巨的洞体开挖任务。

此时，张晓东已经正式从404厂调到816厂快两年了，作为第一批来到816厂的工程师，和在404厂时一样，他仍被分配到基建处工作。

在1966年到1969年这三年中，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816工程的进度非常缓慢，几乎停滞。不仅仅是816工程，整个“三线”建设都受到影响。1965年被任命为西南“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1966年底被揪回北京，不少“三线”项目，比如成昆铁路等，都处于停顿状态。

至于为何调集几万工程兵来白涛进行山体打洞，而没有按照最初的计划由二机部自己完成，张晓东说：“当时‘文化大革命’正是最如火如荼的时候，二机部的领导也都被打倒了，中央可能也是考虑二机部没有能力独立完成这么大的项目，于是决定把打洞的任务交给部队。”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后来遇到的实际困难证明，如果不是工程兵的努力，这个洞绝对打不成”。

1967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二机部和工程兵司令部在北京召开了会议，确定了由两家分工合作完成816工程。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8342部队在各地招兵，2万多工程兵进入了白涛。

工程兵是分批作业，根据统计，在6年中前前后后参加工程建设的部队总人数高达6万人。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边界武装流血冲突。这一突发事件，让中央再次对“三线”建设重视起来。中国感受到了更严重的军事威胁和核威慑。

苏联甚至通过美国新闻媒介扬言，要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武器打击。9月16日，有苏联高层背景的记者路易斯在文章中指出：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可能性。

于是，1969年的中国再一次进入了战备高潮，这一次的战备对象由美国变成了苏联。

距离中苏边境并不遥远的404厂，也再度安全告急。

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的高才生潘开泰，从兰州化工设计院调到404厂。1969年的夏天，他突然接到了入川的通知。

“404厂很多人早就知道要来四川，但是我知道得很晚，厂里发过三次入川名单，我都没有注意。”今年已81岁的潘开泰对当时的历史细节仍记忆犹新。

“当时如果中苏真的爆发战争，苏联的导弹7分钟就能打到404厂，所以当时404厂非常紧张，火车、汽车都日夜不熄火，接到命令就马上离开。”潘开泰回忆，那一年，他们定期参加在404厂礼堂内召开的政治形势报告会。虽然当时警惕的对象包括“苏修”和“美帝”，“但主要感觉还是提防苏联，认为他们要摧毁我们，一打仗就会用原子弹，不是常规战”。

出于战备考虑，404厂的相关资料被外移，以分散风险，404厂的人员也分成了几个部分陆续转移。根据潘开泰的回忆，当年从404厂成建制调到816厂的，大概有两三千人。由于没有做入川的打算，他把自己的行李包都借给了别人，在入川前两天，他才突然接到通知。第一次来到白涛镇时，这里给他的印象是除了满地野坟，什么都没有。

因为潘开泰过去一直从事工程设计工作，到816厂后，他被安排在乌江东岸的816工程总指挥部，负责工程的设计管理。

潘开泰说，在参与工程的所有人中，最辛苦的就是工程兵。在那个年代，没有先进的设备，完全靠炸药炸开厚实的山壁，再用人力挖坑，刨石头，战士们用一把铁锹挖空了一座山。

18岁的陈怀文被分派到风钻班，主要任务是在坑道掘进中打炮眼。施工实行三班制，四班倒，24小时不停歇地作业，每个班必须在8小时内完成自己的工作量。

风钻班用的是重达50公斤、日本制造的凿岩机，施工作业时工程兵必须头戴防尘罩，在工作服外还要套上防水衣，脚上再穿上高筒水靴。为了凿岩石时机器不因为过热和岩石摩擦着火，必须时刻用水喷着凿眼处，水枪里的水打到岩石上，再溅到工程兵的身上，在冰冷的冬天里，很多工程兵因此而患病。

整个工程进度中，危险时刻都在。

挖洞掘进中需要工程兵经常近距离查看，有时炸药出了问题，意外爆炸，不少战士因此受伤，甚至牺牲。

山洞挖掘到一定深度时，洞内有时会发生垮塌，掉落的巨石瞬间就能夺走一个战士的生命。

8342部队在白涛花费了将近6年时间，终于完成了洞体挖掘工作，完成了主体洞室、三十多个分支洞室和一百多条连接导洞的施工。

部队陆续撤走以后，1974年4月，国营22建筑工程公司首批人员经过长途跋涉汇集到白涛，进行洞内工程施工。

当陈怀文随着部队离开白涛时，他的许多战友却永远留在了这里。

无名英雄

在整个掘洞和军工建设过程中，先后有一百多名官兵牺牲，他们的尸骨被掩埋在816工程洞附近的“一杯水”烈士陵园里。这些年轻的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1岁，有的人甚至连家庭准确地址都没有留下。

由于816工程是国家机密，在几十年后，这些战士的家人才知道他们当年为何牺牲，如今又埋葬在哪里。

曾为《琅琊榜》《伪装者》等电视剧作曲的音乐人孟可，与816厂有一段不解之缘。

在孟可的记忆里，他的三叔孟洁遥远又陌生，他只知道，这个小叔叔18岁当兵，24岁便牺牲了。在偶尔茶余饭后的闲谈中，父母不经意间谈到三叔，总是黯然神伤。

最让孟家人放不下的事情是不知道这个年轻便离家的三叔最后到底牺牲在哪里，尸骨何在。

机缘巧合的是，2014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大型纪录片《铭记》，其中有一些关于816核工程的镜头。在片中，一名烈士的墓碑一闪而过，尽管画面只停留了一两秒，可孟可的二叔孟浩还是看见了自己弟弟孟洁的名字。

孟家人根据这个仅有的线索，经过多方打听，终于证实了镜头中一闪而过的那个名字就是自己的亲人。

2016年11月，在烈士墓前，孟可年迈的父亲用颤抖的指尖抚过墓碑上那个熟悉的名字。兄弟一别，阴阳两隔，整整45年。

张晓东说，816厂作为一个绝密的工程，在这里工作过的所有人，包括工程兵，都必须对这项工程的内容绝对保密，即便有人在工作中牺牲，也不会告诉家人他的具体牺牲地点。

816厂有十分严格的保密纪律，所有进厂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政审，而大部分工人为这个山洞工作了半辈子，却从来没有在山洞里完整地走过一圈。

1976年进厂的冯川勇，在816厂的动力处工作，但是一直到2010年816工程洞开放时，他才第一次进洞参观。据他回忆，816厂当时有一个警卫团负责安全。每个车间都有警卫，路口、桥头也有人背着枪站岗。洞体外一共有三层保卫，进来的车辆要对口令，口令经常改，对不上就进不去。

即便是816厂的工作人员，也划分了不同的内部保密等级，不同的人可以去的地方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哪里都可以去。

“我进厂以前是下乡的知青，父亲是革命干部，所以我进厂时的政审没有问题。”冯川勇说，动力处日常的工作在洞外，虽然是816厂的人，但是他平时并不能随便进洞；偶尔有事情要进洞去，都是集体坐车，直线来去，不能多说话。

所以，在816工程停建前，冯川勇只坐车穿行过816工程的一条山洞，这还是因为要穿到对岸去修建发电厂，旁边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而特别获准进入山洞的。

作为主要工程设计人员，潘开泰可以在洞里随意走动，但是对外，他必须严格执行保密纪律。

那时，“816工程”以及“816厂”是内部才能使用的名称，对外的掩护名字曾有“建新公司”“建峰公司”等，过一段时间就要换一个。

潘开泰受困于自己总要对亲朋撒谎窘境，他对外宣称自己在生产工业器材的企业上班；有时在火车上碰到同学，为了不暴露自己身份，他要提前或延后下车。“有一次，一个同学说他们要购买工业器材，非要到我们企业来看看。我只好撒谎说要出差，躲过去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张晓东身上，他的哥哥曾经因为工作原因到816厂里来参观，到了以后才知道自己的弟弟原来在这里工作。张晓东对外通信，地址只能写“重庆市4513信箱”，所以家人和朋友大多认为他在重庆市里工作。

即便有严格的保密纪律，泄密的案例也偶有发生。据说，曾有一名816厂派驻重庆办事处的职工，因为对一个女子炫耀“我们单位搞原子弹”，后来被揭发，劳改了好几年。

出于保密的需要，襄渝铁路甚至为此改线，不走平地而走山洞，在816附近也不设站点。

2009年4月下旬，因为816核工程以旅游景点的身份对外开放，重庆涪陵邀请了百余名曾参与洞体施工的老兵重返816厂。在身边遍插“军事禁区，严禁入内”旗子的大山内工作了若干年，这些老兵并不知道自己当年参建的地下核工程究竟是什么样子，可见当时的保密工作多么严格。

历史记忆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的历史走进新的纪元。

作为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准军事化单位，已经建设了十几年的816工程渐渐感觉到与外界的脱节。

虽然隐隐有预感，但在1982年6月接到中央缓建816工程的指示时，潘开泰仍感到巨大的意外。

816工程只是全国下马的“三线建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面临关停并转的三线企业，不计其数。

“三线建设”历时16年，贯穿了三个五年计划，国家总共投入了2052.63亿元巨资，占这期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40%。“三线建设”涉及全国600多家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重建、搬迁、合并，整个工程的规模史无前例。成千上万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官兵跋山涉水来到深山峡谷、大漠荒野，投身于“三线建设”中。

在这十几年间，全国修通了25万公里公路、10条铁路干线，建成了45个重大科研生产基地，攀枝花等3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拔地而起，20多万工程技术人员在此过程中被培养起来。

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趋于缓和，国家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认为战争不再是国际形势的主要方面，和平与发展才是当下世界的两大主题。

1983年11月，国务院批准在成都设立了“三线”建设改造规划办公室，开始对全国“三线企业”进行军转民的调整改造。

1984年6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决定816核工程停建。白涛镇深山里的816核工程，接到了中央下发的正式停建通知。

此时，816核工程洞已完成85%的建筑工程、60%的安装工程，已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4亿元。预计再花大概一个亿，整个工程就可以投产。但是，为了和平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816核工程洞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

对于816厂的几千名职工来说，工程停建之后来不及伤感，生存问题就摆在了眼前。

很多人陆续离开了816厂，到其他地方去自谋生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离开，与816厂共同经历了一段“找米下锅”的困难岁月。

工程停建后，潘开泰开始带着一路人到厂子外面给别人搞建筑设计，“我手下当时有七八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为了生存我们到处找活儿，也有很多单位来找我，希望我调过去，有的单位甚至把户口都准备好了”。

但是，潘开泰并没有走。军转民的时候，816厂的老书记徐光和找他谈话：“816厂困难了，你们有点本事的都跑了，留下这么多工人怎么办？”

潘开泰当即答应了老书记不离开816厂。他一直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军转民后816厂正式改名为建峰公司，后来转型做化肥，他一直担任建峰公司基建处的处长，直至退休。

冯川勇也选择了留下。他回忆说，在最困难的那段日子，他们基层工人什么都干过，在山上养过猪，在洞里种过蘑菇，甚至还在乌江上卖过自己做的面包。后来，他担任了建峰公司的宣传部部长，今年才刚刚退休，他的儿子如今也在建峰工作。

张晓东作为最早一批参与创建816厂的“老人”，在工程停建后也没有离开，他后来成为816厂的厂长，退休多年后，至今仍然居住在白涛镇。

“现在有的年轻人对我们不理解，觉得我们傻，有好地方不去，非要留在厂里。但是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要让816厂生存下去。”潘开泰说。

今天的建峰公司，已经成为军转民的典范。作为一个深山里的大型国有企业，建峰公司许多年来一直守护着他们为之奋斗了多年的816核工程洞，并负责洞体的基本维护。

虽然这个“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一天都没有投入过使用，但是作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工程奇迹，2010年开放为旅游景点后，这里每年都吸引上万人前来参观。今年9月25日，经过特色景区建设后再度开放的816核工程洞吸引了国内外更多的游客。建峰公司准备以工程遗址为核心，将白涛镇打造成一个三线军工小镇旅游区。

总有老兵和当时的参建者回到这里，重新走过一条条凝聚了几万人心血的洞体隧道，回忆当年的情景。也总有年轻人站在巨大的洞体前，感叹它的精妙和伟岸。

81岁的潘开泰，如今仍然关心着核工程洞的未来：“这么好的洞，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奋斗了这么多年，废弃太可惜了，我希望有朝一日，它能有更好的用途。”

在816核工程洞对面，与它同时建成的指挥楼外侧墙体上，至今仍然保留着那个特殊年代的标语：“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在特殊历史时期为和平而建又为和平而停的地下核工程洞，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

对于为这样一个伟大工程贡献了青春和汗水的人们来说，他们几十年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正如一句电影台词：你消失的一面，足以让我自豪一生。

《新华文摘》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