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时，汶溪其地民物富庶，商贾辏集，有酒楼三座，歌管之声不绝。汶溪老街临溪而筑，有千米之长，自西向东，分上街、中街、下街。街市往北迁至公路旁后，现在的老街冷冷清清，没有几家店铺开业，唯引人瞩目的是街亭戏台和八部庙恢复原貌，修复一新。在汶溪下街尽头，有一石桥上刻有“文种故里”四个字，落款为1928年。据当地一位老者告知：此桥是村中一位老秀才郭玉恒所建，桥旁原有亭子一座，内有一座巨大石碑，其碑首，有蟠龙缠绕，碑座下有只大石龟样的动物（赑）驮着。碑文镌刻着“越国大夫文种故里”大字。
青山碧水古汶溪，文种故里隐溪边。据光绪《慈溪县志》载：“文溪山，为越大夫文种故里，明大理卿夏时正居此，建拾穗山庄。”文溪山，俗称后山墩，在溪北约100米处，属达蓬山脉，因越大夫文种居住此处，为纪念文种，溪以姓名，叫“文溪”；山以溪名，叫“文溪山”。
文溪山脚下的溪隐庵，原为文种故居。史料记载：“溪隐庵，元至元二年（1336）僧如艮建，明刘宪宠题‘清溪初地’，里人称为‘老庵’，祀文大夫种，相传其故居也。国朝（清朝）光绪七年（1881）僧净果重修改为西方寺。”西方寺最早为粮站，后改为汶溪小学，就是文种故里所在地。
明张时孜《和游溪隐庵》诗：溪边溪隐舍，为客不曾关，引步松间鹤，供题雨后山。柳花兼蝶乱，燕语聒人蛮，吟边烟霞地，肩舆一笑还。
清费志刚《文溪山访文种大夫故里》诗：名山梵宇郁林隈，溪山萦纡后径回。千载忠魂犹未泯，白云西向越王台。
清冯汝霆《过文溪怀文大夫》诗：一曲文溪水，传言越相居。山川余霸气，里宅但荒墟。祖道辞犹在，湛身恨孰如。何须辨邹郢，过此重欷觑。
文种，春秋末期楚之郢（今湖北江陵附近）人，后定居越国（汶溪句章东境）。为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谋臣，和范蠡一起为勾践最终打败吴王夫差立下赫赫功劳。范蠡“深知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与处安”，灭吴后，为了避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命运，他功成身退，弃官经商，到了陶地，改名换姓，叫做陶朱公，得以善终。而文种不听从范蠡劝告继续留下为臣，后为勾践所不容，受赐剑自刎而死。
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镇海文保人员在汶溪发现《浚河碑记》《溪隐庵碑记》二块碑记和《西方寺石柱对联石刻》，对研究文种故里又提供了重要史料佐证。
据光绪《慈溪县志·溪隐庵》载，“庵内祀文种大夫，因原是文种故里”；该县志另一条目：“县东十五里，有溪隐庵内供奉文种大夫木主，或曰：即其故居也。”
在乾隆年间的一块《溪隐庵》残碑，残碑高1.4米，宽80厘米，厚10余厘米，整体完整，文字清楚，白石琢成。该碑已残缺下截部分10厘米左右。碑文记曰：“慈东山水，文溪首焉，文溪林泉，溪林为最。前朝大野、后拥重山，似乎此处可为隐者，故以溪隐其名庵焉……”可惜碑文上残缺二字，从多方文献资料证明，残缺的二字，应是“文种”。《溪隐庵碑记》发现，与史料记载一致，溪隐庵是文种故里。
在净圆禅寺大雄宝殿的四根巨大方型立柱，正面都镌刻虞世南字体，其中两根立柱题字，与文种大夫故里有关，“地以人传想当初，文公偶隐清溪，能使辉增东土”；“寺因宅改到今日，净老重兴名刹，顿教乐慕西方”。文保人员对四柱进行调查，发现该石柱原在汶溪西方寺，在该寺拆除时，由当地人搬到净圆寺，用于大殿建设。《西方寺石柱对联石刻》，为证实溪隐庵改为“西方寺”的重要依据。
《浚河碑记》立于嘉庆十六年（1811）腊月，由慈溪知县张久照撰文。高1.7米，宽80.5厘米，厚15.5厘米，额镌篆体“浚河碑记”四个大字。碑文题目为“文溪镇浚河碑记”，碑文之首：“慈邑之东众山之水汇焉，其水清泻成文，故名为文溪，或曰：春秋时文大夫种故里。”共约450字，官阁体，字迹清秀、华丽贞气，功底深厚，是难得见到的书法珍品，其碑主要内容记述疏浚汶溪河的全过程，《浚河碑记》与光绪《慈溪县志》记载相吻合。
民国四大高僧之一太虚法师，曾作有《舟过汶溪》诗：“野航过我此三回，已是薰风欲放梅；文种宅知何处是？武陵溪色费疑猜。一湾水入山中去，两岸山移水底来；转忆前番秋夜好，芦花映着月明开。”他三次到汶溪西方寺阅读《大藏经》，对文种故里存疑。
文种是春秋末期楚之郢（今湖北江陵）人，后定居越国。为何将文种载入人物传，总纂光绪《慈溪县志》的杨泰亨先生说过，生于斯、长于斯、居于斯、葬于斯都是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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