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梓荫山摩崖石刻书家

梓荫山，又称梓山。在镇海古城的东北角，面积不大，只有3300平方米左右；山不高，拔高仅12米。这个不起眼的小山，却拥有千年的文化积淀。据说，取该山山名“梓荫”，是“梓材荫泽”的意思。“梓材”来自《尚书·周书·梓材》,意谓从政应该像梓人（工匠）治材作器一样考究；“荫泽”，包含着荫庇学子、源远流长的深意。

在梓荫山东麓峭壁上刻有“惩忿窒欲”四个大字，呈田字形，每个字各大四尺，有几近千年之久，却保存完好，不曾风化剥蚀。据懂书法的行家称，这四个大字笔势硕壮浑厚，章法上四角撑满，结体紧凑开张，应属于颜体风格，但又不尽是，它在笔画上还深得“屋漏派”的意趣。四字写得规整，可又不见拘谨，时见牵丝飞白。“惩”字密，“忿”字疏，“窒”字肥，“欲”字瘦，信手写来，不加雕琢，丝毫没有在意笔画的粗细变化、间架的雷同，显示出一派悠闲自得、浑然天成的野趣。无论远观近察，它都令人感到蔚为壮观。

梓荫山下有鲲池，泉水长年不休。“惩忿窒欲”，语出《周易·损》，“象曰：山下有泽，君子以惩忿窒欲”，按《周易·损》：“山下有泽”,卦名为“损”,即象辞所说的“损下益上”之义。东汉郑玄释曰：山在地上,泽在地下,山所以能高出于地上,乃因泽能自损,泽自损到地下,使自己成为泽,以所损出之土使山增高,成其为山。孔子以此喻教人损己利人,以修养其道德。让君子看到这种现象之后，就要戒止愤怒，节制欲望。

在清嘉庆之前史料记载，“惩忿窒欲”四字是王安石留下的手迹，《成化志》就记有“王荆公令鄞时读书于此”语。由于王安石当过鄞县的县令，并且写有著名的散文《鄞县经游记》，似乎为此说增添了一些“证据”，王安石任鄞县县令时到过梓荫山。又说王安石书艺高超，如笔记《墨庄漫录》就有如下评价：“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蒙，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对照摩崖石刻“惩忿窒欲”的不羁风格，似乎不乏某种相似之处，这就容易使人相信摩崖石刻“惩忿窒欲”的书家便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了。

所以，历代的文人都认为王安石是摩崖石刻的书家。乾隆年间的进士、县人张懋建作有《梓山东麓石刻荆公大书“惩忿窒欲”四字同人分赋诗》：“遗有荆公迹，披寻东山麓。松风声欲掷，山泽象应通。峭壁垂模古，危崖落笔雄。孤高插天外，领悟意无穷。渤海存遗轨，因知义易通。立箴观象损，借鉴得开蒙。心澈澄泓里，情深摹拭中。晴光亭阁丽，点易坐春风。”

对于王安石所书的“惩忿窒欲”说法，清代学者全祖望对《鄞县经游记》的全文进行细读分析，他首先提出质疑，王安石把游历的时间、地点写得很清楚，唯独没有提到来过梓荫山。嘉庆二十一年（1816）,镇海贡生胡澧受全祖望的启发也有同感，偕同两三位志趣相同的学友，到摩崖脚下刮去苔藓,细加识别，在紧贴摩崖石刻处“洗刷楷摩”,发现了“嘉定庚辰山西冯枋书”九个字,这“嘉定庚辰”乃是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经查，其时在镇海任水师统制、戍守在镇海的正是名叫冯枋者，摩崖石刻“惩忿窒欲”的书家的讹传终于得以纠正。

原来梓荫山顶平如掌,高宗南巡屯兵于此。宋嘉定年间,宁宗皇帝派冯枋防守镇海。冯枋目睹镇海口形势险要，就部署驻扎水师，以防备不测，抓紧军备，如修造射亭、创建军器库、制订各种防御规划。冯枋虽为武官,骨子里却是个文人。嘉定十一年（1218）,他发现梓荫山是个不错的地方,就在山顶上造了三楹轩,命名为“屏山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