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互济话郑氏

十七房郑氏家族，由农及儒，由儒而商，由商入仕，官商互济。发迹入仕后，在清中晚期建造大批宅院，现存的有进士第、大夫第七座。郑氏“以商贾兴，以官宦显”，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据《澥浦郑氏宗谱》记载：北宋末，金入侵中原，有河南荥阳郑氏避乱南渡，流徙明州。后郑氏始迁祖卜居澥浦择山之南塘路沿，早年以农耕为生，后代子孙繁衍，人口兴旺，多聚居庙基头、后新屋、十七房、海甸闸口，数世后才有读书人。

明清时期郑氏家族致力科举，但仕途不畅，仅出了一个进士。郑谦（1765～1840）名光烈，字虚谷，号秋坪，嘉庆二十二年（1817）中进士，官授福建归化、南平知县，为官廉正，两袖清风，因“催科不力，负南平县额课”，降级任嘉兴府学教授。为了补苴亏损，弟郑伟烈在宁波“料理旧业”，经过几年的生意，偿还了南平县“巨款”。郑谦进士出身，为正七品文林郎，官授知县，背负巨债。为此，郑氏家属对仕途看淡。以后，郑氏家族弃儒经商，不想读书求仕，只想商海捞金。

十七房郑氏家族经商始起于明朝，家族商帮形成于清初，鼎盛于清中后期。从营渔盐业开始，利用当时定海（镇海）澥浦地处东海港口的地理优势，作为渔盐的出产地，人们食用需要盐，捕鱼需要大量用盐，凭朝廷的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并渔盐兼营，郑氏家族抓住时机，捷足先登而兴。虽兴于渔盐，但未依赖于渔盐，而是走出了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一步。开办粮食、木材、蛋业、茶叶、丝绸等商行。为适应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涉足金融业开办钱庄，成为宁波帮早期的家族商帮。

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历来奉行“士农工商”之道，商人虽有钱，属社会末流，没有地位。由于受家族伦理的支配，通过仕宦官爵来“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是郑氏家族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他们把做官看作人生头等大事，由“鄙薄”为官的“重商”之道，又回到了官商兼顾的入仕之道。

清代捐纳制度为商人扩充政治资本提供了最佳机会。康熙十三年（1674），清朝政府决定大规模削藩，为了弥补军饷不足，颁布捐纳政令，文职捐官始于此时。康熙本拟暂开捐例，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兵事之后，又有西安、永定河工以及青海兵事，捐例一开再开，文职可捐至郎中（正五品）、道员（正四品），武职可捐至把总（正七品）、千总（正六品）直至参将（正三品）。嘉道年间以后，捐纳更加频繁，成为又一入仕途径。巨贾富商积极为自身和子孙捐官买爵，郑氏也不例外。

郑氏家族商帮从嘉庆到宣统年间，共捐官49人，捐得正二品资政大夫1人，正三品通议大夫1人，正四品中宪大夫1人，从四品朝议大夫15人，正五品奉正大夫2人，从五品奉直大夫10人，从六品儒林郎11人，正七品文林郎2人，从七品以下的6人。有41人捐的官位要比进士郑谦高，在家族商帮中捐这么多官在国内实属罕见。按清制，以封典给官员本身称为“授”，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和妻室，存者称为“封”，已死的称为“赠”。郑氏家族商帮包括授、封、赠在内的各种官衔达100多人，成为国内最早、最多的“红顶商人”。如著名的山西灵石“王家大院”主人王肯任,王家入宦者五品至二品官员只有12人，包括授、封、赠在内的各种大夫达42人。平遥蔚字票号首任总经理毛鸿（岁羽），为家中从父亲到玄孙五代共31人捐得“将军”“大夫”衔。郑氏家族商帮捐官，不论从官品上、人员数字上，都远远超过他们。

郑氏家族商帮为何捐这么多官，主要是家属内部的相互竞争，互相攀比。后堂楼进士第的豪华气派，激励其他家属捐官买爵，捐官后出巨资建造自己的官邸，有恒德、恒祥、三房、鼎丰、立房、兴房六座大夫第，显示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富贵荣耀。在这些大夫第建造中，要算郑德标家族商帮世家——兴房最豪华。传说，兴房大门头耗资与所建的房屋造价相等。为显示官势和财势，打扮大夫第门面，选用上好石料木料，水磨砖头，精雕细刻，工艺精湛，古色古香，可惜在“文革”中被毁。况且，郑德标商帮世家是郑氏家属首富，捐官最早、人数最多、官品最高。

郑德标，讳锦章，字建霞，号浦山，生于清乾隆丁亥年（1767），卒于道光己酉年（1849）。他“弃儒学贾”，21岁时继承父业经营渔盐业，“内理琐屑，外权奇赢，蓄积余羡，以浸为蛟川巨室”。后在宁波设钱庄，成为宁波早期钱庄业巨子。郑德标在郑氏家属商帮中捐官最早，嘉庆二十二年（1817）敕授儒林郎，后又诰封奉直大夫，晋赠资政大夫。

郑德标在郑氏家属商帮中捐官人数最多。他中年后（道光初年），不再主政，将宁波的钱庄交由四子郑勋（1780～1863）来管理。由五子郑熙（1813～1858）“持资”到绍兴“别营居积”。郑熙很能干，“勤慎周练，屡获倍息”。在绍兴多年，“越中贤豪，咸乐与订交”。 “道光甲辰年（1844），复客沪上，立嘉湖汉广各业，所得益饶，家益隆起。”除儿子外，德标的弟弟德楹（1783～1817）、侄子郑士旦（1801～1844）也帮德标经商。郑德标从其兄弟到曾孙四代，捐官15人，其中六品以上官13人。封赠五代，其父郑学泗，敕赠儒林郎，诰赠资政大夫。

郑德标四子郑勋，在郑氏家族商帮中捐官品位最高。郑勋“屹然为甬江砥柱二十年”，成为甬江钱庄业的领衔人物。咸丰九年（1859）一月经浙江巡抚胡兴仁保举，郑勋被咸丰皇帝诰授议叙光禄寺署正府同知衔加一级运同衔加五级晋道衔,为正二品资政大夫。顶戴红珊瑚，坐绿呢轿子，出入县府、知府、州府如履平地，见了巡抚亦可不必下跪。

在清一代，全国受此殊荣的有许多著名巨商，如山西灵石“王家大院”主人王肯任捐到正二品资政大夫（光绪年间捐），山西祁县“乔家大院”主人乔致庸捐正二品资政大夫，江苏同里“退思园”主人任兰生授正二品资政大夫（光绪年间），泉州富商蔡资深（1905年捐）授正二品资政大夫。淮北富商程开聚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为国库助饷银，清政府赠授他儒林郎，布政司理问，特奖二品顶戴。子程守炜授资政大夫，议叙道衔加五级，还追授他家来沭的第一代人程文佑为资政大夫，议叙道衔加五级；第二代程仲璜为儒林郎、布政司理问、资政大夫议叙道衔加五级。鲜为人知的是，郑勋成为正二品资政大夫的“红顶商人”，比杭州有名的从二品通奉大夫“红顶商人”胡雪岩（1873年封）足足早了14年，官阶还比胡雪岩高出了半级。

到清末，捐例大开，用钱也可以买到花翎戴。最早用钱买到花翎的，是广东洋商伍荣耀、潘仕成。两人各捐十多万金，朝廷无力嘉奖，于是就破例赏戴花翎，一时荣之。后来，鸦片战争中，就有捐翎之例：花翎每枝实银一万两，蓝翎五千两；而且参照捐官之项进行折扣。这样实捐银较少，捐翎者遂多。咸丰九年（1859）又改为实银，不准折扣：花翎每枝七千两，蓝翎四千两。戴花翎、蓝翎是荣誉、地位和财富的象征，郑氏家族商帮赏戴花翎的有2人，赏戴蓝翎的3人。

郑氏家族捐官后，为国家、为乡里、为百姓，承担了本该朝廷承担的社会责任。郑勋曾出巨资为浙江省筹军饷，为抵御太平军“护守郡城”捐巨资创立宁波保卫局，1844年为重建上海四明公所捐银4000两，重建杭州四明义园又捐银5000两（其弟另出金三千），为掩埋“道旁遗骸”捐田110亩创立宁波“文仁局”，为宁波“体仁局”捐银1000两，为周济“孤寡困乏者”建“宝田庄”捐田百余亩，其他如“恤嫠赈饥，修桥梁，平道路，施寒衣药物”等。

郑氏其他家族也同样慷慨好施，热爱公益事业。乾隆十六年（1751）宁波大饥，郑光礽第一个“出粟赈贫民”（新编《镇海县志·人物》），又为“养其族之鳏寡孤独、废疾而贫无所依者”。 嘉庆乙亥年（1815）歉收，郑德标开仓储以赈饥者。道光壬辰（1832）大饥，郑德阶与族殷富，出粟千钟赈赡，族内无饥者。当时，郑氏有数百户家属，堪称“浦江义门”（郑氏宗谱）。

郑氏家族兴水利筑堰闸。乾隆年间，郑光礽出资修建的化子闸，又名关潮闸，自建成后截流了上游的海水，使镇海、慈溪、江北等地十多万亩农田灌溉受益，这是镇海水利史上的重大创举，在宁波水利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光绪丁亥年（1887），觉渡里大堰渗漏不能蓄水，堰内万余亩将失灌溉之利，郑传箴费白金二千两，改堰为闸建造的里大堰闸，得益百姓。

郑氏家族造桥梁平道路。乾隆年间，澥浦居慈下流，时水道淤塞，夏患干旱，春秋患冲突，郑光礽募工疏浚，为建林家桥、周家桥、吴家桥三桥，既成，慈、镇两县居民受益。郑氏十七房、后新屋、塘路沿、庙基头、海地闸口五大族系，相邻在三个村庄内，村内和村外的通道，原来都是宽阔的石板路，现改为水泥路。

郑氏家族办学校育人才。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郑穆在郑氏大宗祠内开办的进业学堂，民国九年（1920），郑钟莹募资改办私立培青国民学校。宣统年间，由郑延深等人创办的启绪学堂；民国期间，郑芳钧在家乡殿跟开办芳钧小学。郑氏人才辈出，后继有人。好多名人成长与郑氏家族教学分不开，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郑颖人早年就读启绪学堂。

郑氏家族建庙宇造凉亭。在村内建造的庙宇有黄公祠、择山庙、清凉庵。在澥浦通向路沿郑的塘路上，建有新凉亭、茶凉亭，供人休足、施茶、施药，做善事。

郑氏家族舍棺槥立义冢。设立敦族会，同治初,由郑权、郑传箕、郑传盛等集资创设，光绪六年（1880），郑德源、郑传笈、郑钟铭等积资置田57亩禀县立案，备棺以施不能殓者。还在村里成立灵安局（救火会）防火灾。

郑氏家族有好多名人，在《镇海县志·人物传》中有记载，他们的丰功伟业，永存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