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战国竹简归国

1994年春，在香港的古玩市场上陆继出现了一些战国竹简，非常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张光裕教授受人之托，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马叫张电传一批摹本给他，马看了这批摹本，其中几支是《周易》中的一些内容，还有一些不知篇名的是有关文王和周公的内容。马又请张教授多提供一些摹本。从后几次电传的摹本看，这些竹简文字估计多是至今尚未知晓的先秦古籍，简文字体与已出土的战国楚文字一致。由于马承源馆长工作繁忙，不能马上赴香港鉴看实物，考虑到竹简有随时散失的可能，遂请张教授就收购这批竹简一事设法与卖家周旋一些时日。

当时办理去香港的申请手续须等待两三个月，等手续办妥，估计实物已经不知去向。为了在不能预计实物的条件下作出是否抢救文物的决定，马馆长将张传来的摹本整理后大约有三十几页，已有一定数量，可以判断内容全部都是先秦古籍，除了《周易》外，多数查不到出处。马馆长把初步鉴定结果告知了张教授，请张教授再关注竹简的保存现状、露光后颜色的变化、水分蒸发后的变形状况，文字方面尤其要注意墨色和书法。从所获得的情況和鉴定的知识判断后，经上海博物馆领导层商量决定立即抢救这批竹简，出资收购。

第一批战国竹简497支，第二次又有人来找张光裕教授，张认为和第一批有关系，马上报告马馆长，价格虽然昂贵，上博还是买了进来，计549支竹简。

1994年秋冬之际，又发现第三批战国竹简，还是同一位文物商店老板，张教授打电话给马馆长，刚好是年终，马馆长说没钱了，张教授着急了，日本人也在到处找这批竹简，如果被日本人搞去，永远也见不到了，没有钱怎么办？张教授一个晚上没睡觉，谁能帮这个忙，他想来想去想到了朱昌言，朱对祖国倾注文化关怀，在80年代，向上海中国画院慨赠交通车；1993年上海博物馆在建新馆时，朱昌言曾经与董慕节、顾小坤、陆宗霖及叶仲午出资55万美元合捐书法馆，与友人詹诚源向上海博物馆合赠唐代黄巢时《大齐故金府君墓志铭》石刻两件。张教授马上打电话请朱昌言帮忙，“这件事与上海博物馆马先生有关，但不是马先生要我找你，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重要，但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如何来帮助上海博物馆，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张教授在电话上讲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朱昌言听完全部内容后，说：“既然事情重要，先把东西留下，明天饭桌上商量。”

在第二天的饭局上，朱昌言带来他的五位朋友，商量后由五人出资，朱昌言出资百分之六十，买下这批战国竹简计172支，送往上海博物馆。这些战国楚竹书为楚国迁郢都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先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中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而简书本身又是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包括少数重本的书篇在内，这批楚竹书近百种，其中能和业已流传的先秦古籍相对照的不到10种，足见发现这批楚竹书的独特意义及其重大价值。

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曾说：“这批楚简的发现比造博物馆新馆的意义更重大。”可见其重要性。博物馆濮茅左先生著有《楚竹书〈周易〉研究》。书分上下两册，是研究战国楚竹简必读的书。这本书的数据就是来自这批出土的竹简。朱昌言正是如此热爱中华文明，抢救文物回归。为感谢朱昌言多次为上海博物馆慷慨解囊，上海博物馆聘朱昌言为“上博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