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史》管窥

李德

一

人类把自己从大自然中剥离出来之后，就和大自然构成一对矛盾范畴。世界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的规定下，选择了自己的文明道路。其文明的创造和演化的历史过程，既是人类与大自然矛盾运动的结果，又是这一矛盾运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形式。黄河人与黄河就是这样一对矛盾。生息繁衍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及其子孙流裔，既接受了黄河博大而丰厚的恩赐，又是世世代代前仆后继地与黄河作斗争，从而创造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伟大的古老文明之一——黄河文明。世界上几大古文明皆肇兴大川巨流或他们支脉的侧畔。这些文明及其创造他们的民族的命运有幸有不幸。有的没有延续到现在，随其古代历史的结束而衰落下去。如发祥于尼罗河畔，几经繁盛的古埃及文明；有的曾辉煌一时而中途夭折，如迭兴于亚洲西部两河流域的亚述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比较而言，黄河与黄河人是幸运的，从黄河流淌出来的伟大文明，如同黄河本身一样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至今仍然涌着旺盛的生命力。中国人深情地称黄河为自己的母亲河。黄河恩赐给她的儿女们膏润深厚的黄土，在上游和中游冲刷，积淀而形成千沟万壑，肥硕无比的黄土高原；在下游经过千万年无数次决、溢、改道、冲积而成坦荡无垠的华北大平原；在上游的下段和中游的上段风沙之区流过，又特别眷顾她这里的儿女们，馈赠给他们宁夏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以及长城内外辽阔的大草原。但是黄河母亲并不让她的儿女们依偎在自己的怀抱里平安地长大，她的性格喜怒无常，不断地用滔天的洪水灾害捶打着儿女：从西汉文帝时到民国二十七年共2106年间，有记载的黄河决口1590次。清末民国不足百年，河患转剧，竟至一年数决。自有文字记载以来黄河大改道就有26次。暴怒的黄河在东部中国25万平方公里的沃野上恣意摆动她的巨尾，一次又一次倾覆淹没掉烟树如织的村镇，阡陌交错的田园和繁富喧闹的都市。黄河儿女们被洪水驱赶着四散逃奔，北到津、平，南到交、广，东到江浙，西到关中，处处可以见到豫、皖、冀、鲁的灾民，背负肩挑，老幼相扶，疲惫地行走在逃荒的路上，这是封建的士大夫们在他们的书、论、章奏、诗文中屡屡道及的。黄河急匆匆地走下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海南部高原，百折千回奔向黄土高原，一路上挟带巨量泥沙倾泻到下游去。黄河干支流日夜不休地冲蚀切割着质地松软的黄土地，岁月绵邈不啻千万年，把本来完整肥厚的黄土高原刀刻斧凿般雕塑成皱纹密布、岗阜突兀、沟谷深陷的一幅悲苦而又坚毅的面容。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把大量泥沙输入下游，每年输沙量随代不同，明显地呈增长趋势。全新世中期，每年约有9.75亿吨泥沙泻人下游，进入历史时期，随着人类活动的干预日益强化，从西周到金代，年输沙量增至11.6亿吨，明清时期是13.3亿吨，20世纪以来达到16亿吨。所以，古有“斗水泥七升”之说。明代水利专家潘季训，在秋季洪水期，经过实地测算，竟云：“二升之水，载八升之沙”，黄河中上游产生的越来越多的泥沙，既是下游河床淤积抬高造成水患频仍的根源，又意味着中上游流域的植被越来越差，环境日趋恶化，致使这一地区虽无黄河决溢之患，亦有旱涝不均而频生饥荒。黄土高原上的黄河儿女们被饥荒驱赶着背井离乡，高原东部的晋、陕贫民越长城，“走西口”；西部的甘、宁贫民近套者入套，近河西者则走凉、甘，度玉门而远投西域。黄河母亲寿与天齐，黄河儿女的逃荒史与黄河历史的进程相伴随，这是中国移民史上令人悲怆的一页。黄河儿女们生生死死，永不离黄土地。下游黄泛区的灾民们在洪水过去之后，又回来重新开始耕垦树艺，营建栖居之所；被饥荒驱赶着抛家舍业，流落他乡的高原儿女也是在寻求可以开垦的黄土地，仍然要把血汗抛洒在被黄河浸润过的原野上。

典型的例证就

是开发和延续河套地区农业的人，正是到这里来寻求可以开垦的黄土地的黄河儿女，当然也有历代封建政府实边政策下迁入的农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河患而安置在这里的黄河人。黄河人与黄河就是这样不可相离的一对矛盾。黄河用无数的灾难锻造着她的儿女，儿女们也在经历磨难中锻造着黄河文明，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这也许就是黄河文明能够绵延至今，仍然特别富有生命力的原因。

二

黄河自古以善决、善淤、善徙著称，其所造成的无数次灾难基本上都发生在下游流域。理论上，今河南孟津县以下为黄河下游段。自孟津到武涉一段，由于山脉约束，河道摆动不大，黄河自桃花峪进入华北大平原，至入海口，主干道长达768公里，历史上黄河的决滥改道主要在这一段。这条金色的巨龙在北到海河，南到淮河的广阔平原上任意滚动着身躯，吞噬过无数生命财产。历代人民在这里反复地堵口、垒堰、导流，经过2000年的殊死搏斗，筑起千里长堤约束黄河，而祸难依然濒临。河套腹地鄂尔多斯高原是地球上著名的古陆之一，它的年龄已有36亿岁，在地质年代，自然黄河的初孕和生成与这片古陆的隆起有密切关系。地质考古的结论明确地告诉我们，黄河从鄂尔多斯断块周缘断裂系的内陆湖泊演化而来，由此形成黄河“几”字形大弯曲，河套遂为黄河所环抱。时间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到100万年之间，恰是早、中更新世交接之际。这片参与催生了黄河的古陆曾经是湖沼密布，草茂林丰的古代动物乐园和古人类栖息耕牧的理想场所。黄河文明的先驱，著名的萨拉乌苏文化就在这里。而如今这些文化遗存的所在，早已是毛乌素沙漠的一部分了。孕育了萨拉乌苏文化的萨拉乌苏河，古名奢延水，源出奢延湖，唐以前源清流清，风光秀美。唐以后由于过度开垦，上游流域变成沙漠，水流浑浊，河床摆动，故更名无定河。黄河在河套地区的这条最大的支流遂成为输沙量最大的支流。母亲黄河深情眷恋地拥抱着鄂尔多斯，却几乎从鄂尔多斯得不到地表径流的水量补充，无定河倾泻入黄河的多半是泥沙。黄河流经河套这一段，对儿女的赐予是丰厚的，而自己却是贫穷的——它少水而多沙。自然黄河的这一段流程既然如此，黄河文明在河套的进程从而也是艰难的。其步履艰难就在于生态环境在近3000年来趋于恶化，这一方面是气候干旱化的自然因素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方是人类活动的过度繁剧加重了气候因素的影响。而人类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干预日甚一日，近一千年来竟居于环境恶化趋势诸因素的主导地位。另外，一般人认为黄河文明就是农业文明，这个论断在河套地区不完全适用。河套地区本是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交会之地，也是草原民族与农业民族杂居之地。历史上此地民族关系复杂，冲突迭起。民族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黄河文明的进程。在该地区则多次出现农、牧业生产方式的交替，胡汉民族多次迁入迁出，人口忽增忽减，农牧经济时起时落，文明进程时断时续。人类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突击创造，也不能凌空跨越，文明的流程是历史的积淀。黄河文明在河套地区艰难地行进，积淀下来的是今日经济文化的落后局面。究其根本原因，乃是人类与自然这一对矛盾互相推演的结果。考察这一矛盾运动的过程是黄河文明史题中应有之事。笔者认为河套地区自然与人文的历史，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演化轨迹及其在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的表现形态。

三

当人文初兴之时，人类只能在自然环境既定的条件下生存和活动，这时候，大自然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自然主宰着人类，人类只是大自然的附属物。这个时期年代绵长，我们姑名之曰自然时代。自此之后，便进入人类时代，人类时代依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又可分为若干阶段。当人类有了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当发第一次大分工：游牧业从中分离出去的时候，并且有了最初的社会组织，可以集体狩猎，集体抵御野兽侵害，甚至可以抵御一定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人在大自然面前虽然表现出些许的主动性，但二者的关系处于和谐状态；当人类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社会组织进化到国家形态，也就是结束野蛮时代而跨入文明时代门槛之初，人类便开始了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干预，因为干预的程度较轻较浅，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有了轻度的不和谐，这个时期的开始在中国应有铁器牛耕的普及为标志，对应中国历史的朝代划分应在周秦之际，时间续到唐代中叶。文明前行，到了唐中叶以后，轻度不和谐演化为明显不和谐；进至明清迄今，人类与他们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已处于对立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立愈来愈尖锐。

时至今日，大自然已经展开了对人类无情、凶狠的报复，我们的生态环境正处在全方位的迅速退化之中。这说明，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对立的状态。这一方面是自然环境的变化自有其规律，不受人的支配；另一方面是人类长期不合理的利用自然，向大自然过度索取的结果。尤其是生态环境本来就比较脆弱的河套地区，过度垦牧甚至肆无忌惮地破坏，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而且愈到近现代，恶化愈盛。难道人类不应该反省自己的行为，从历史的回顾中设法改变和大自然的关系，使之再恢复到和谐状态去吗？假使这个愿望应该成为我们历史研究和编述的宗旨，那么，无论国别史、区域史、断代史，乃至于全国通史的中心内容就需要调整，编纂体例就要随之改观了。

四

中国史书编纂体例的发展也有他悠长的历史。传统史书体例有定式，前人发凡起例(如司马迁创造纪传体)，后人代代相因。至于撰述宗旨，则愈袭愈旧，生气全无，这个弊端，早在八十多年前梁启超就激烈地批评过了。史书的内容和宗旨改变了，体例势必要求革新。但新史体的创造和推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一人一书之力可致。拙著欲以反映历史上该地区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演变为主题，但苦于还没有摸索到一种恰当的编纂方式，冶自然与社会于一炉，把生态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揉为一体，从而有序地、丰满地展开他的过程。对此，笔者深感力不从心。三大块的分割，难免有割断历史内容相互联系，损伤其综合性、整体性之弊，但眼下亦无可奈何。敬希读者谅吾本心，恕其浅陋，有鉴我失者，投袂改作，则余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