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来描述一下韩长安和他的企业吧。
韩长安，山西潞城市店上镇常庄人，1966年9月出生。身高一米八零，浓眉，大眼，高挑鼻梁。国字型脸上写满太行人的忠厚赤诚，身上带着浓重的时代印记。少时家贫，吃不饱饭，上不起学，但他的血液里不乏豪迈与热情，即使去捡煤渣和挖野菜，也念念不忘解放全人类；即使碗里的稀米汤能当镜子照也不知愁滋味。好在赶上了改革开放，邓小平把包括韩长安和常庄人在内的8亿农民引向求真务实，大家都八仙过海，脱贫致富。韩长安也从炸麻花、卖糖糕、挖煤、倒腾煤、办土焦厂，一步步小打小闹，鸟枪换炮。28岁那年，他从丑小鸭实现了凤凰涅槃，创建了属于自己的企业——山西潞宝集团。
山西潞宝拥有5000多员工，有十个参股企业，主营冶金焦及化工产品，横跨能源、电力、交通、旅游、房地产。一柱擎天，多业并存。集团每年产原煤400万吨，洗精煤200万吨，冶金焦300万吨，焦化油产品30万吨，发电2亿千瓦时，年销售收入四十亿元，每天为国家创税近百万元。尽管如此财大气粗，卓尔不群，但自从把汶川的1200多名师生接来后，社会上就总是有一些人为他们操心，担忧他的慈善学校有青黄不接的时候，有断炊停课的那一天，何况，企业不是旱涝保收，不是财政部发工资，一旦市场风云变幻怎么办？社会上的这种担心，也反映到集团内部，即使同甘共苦的战友也偶尔流露出一些牢骚、怨言和责难，员工们的担心则更实际，更尖锐，害怕奖金因此而少，害怕福利因此而薄，害怕加班因此而多。韩长安有一天早晨醒来，出门就遇上几个来上访的员工，直问他为什么这个季度的奖金和加班费，比上个季度迟发了，发少了？是不是拿去补给慈善学校了？联系到近一个时期他和家人听到的冷言冷语，韩长安真正感受到了人言可畏，舆论的八面来风比市场的四面夹击更应接不暇。
然而，更大的风云不期而至，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提前兑现了那些冷嘲热讽者的预言。受金融危机影响，潞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局。产品滞销，价格滑跌，几乎没有盈利。产量减至一半，工人三分之一放假，下岗。厂里没活儿干，员工可以回家，他们谁都有一亩二分地，有牛、有羊，回家后都有热炕头，而异地复读的学生怎么办？三年五年的合同怎么办？
韩长安独自站立在厂区内的毛主席塑像前——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是站在这里就是站在功臣车前，这两个地方好像是他的加油站，是他的充电房，这里能给他力量的源泉和信念的火种。
无论如何他是个不服输不言败的人。真像工人诗人焦树立描写的那样，他有一份愚公移山的自信、有一份后羿射日的勇猛、有一份吴刚伐桂的勤劳、有一份天荒地老的永恒。
如果要他向上帝许愿和祷告，那就是借给我一千个太阳，一千个月亮，让我一天当两天用。让我一天干出三天的工作量。让我们潞宝人，一年有几个春夏秋冬！
韩长安把杨秀远派到学校当书记，而自己，最终还要从学校抽出身来，搏击市场风云。他毕竟是将帅之才，而不是婆婆妈妈的料，他不问一双手能干多少事，唯问移泰山需要多少双手；他不问一口锅能煮几升米，唯问稿劳三军需要多少锅；他不问一盏灯能照明几里路，唯问亮天下需要多少灯。
郁达夫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面前，韩长安出类拔萃的表现使他成为令人敬仰的大英雄，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
有必要对韩长安进一步描述的是，他与别的煤老板有所不同，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碗刀削面或合子饭就是他的一顿午餐，他衣着俭朴，平常穿一身休闲服一双布鞋，西装革履只用来应酬。他拒绝进入任何娱乐场所，即使为了生意，也只是把客人送进KTV、泡脚房，自己借故离场。他恪守传统道德，把赌博、酗酒、游手好闲、坑蒙拐骗和不负责任视为可耻和罪恶。
潞城和长治的人都知道，韩长安懂得报恩，舍得付出。“政府给我一碗水，我还社会一桶油。”这就是韩长安一直在践行的诺言。十几年来，他捐款建设希望学校100所，累计向社会捐物捐款1亿元。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天，他率先在职工中倡议捐款，并成为长治市第一个500万元的捐赠大户。十几年来，他对自己“抠门”，对家人“抠门”，但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捐资修桥、补路，捐资助教助学，扶危济困，相继荣获全国劳模，全国普法标兵，中国百名好人榜，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全国最负责任的企业家。正如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所说，他是全省民营企业家做人做事的楷模，号召全省民营企业家都来向他学习。
我在离开慈善学校的时候，同学们正在排练歌曲，因为第二天鞠萍姐姐就要来录制节目了，同学们穿上节目的盛装，载歌载舞，他们排练的歌曲是《爱我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
2008年12月13日 、20日《长治日报》
散见四川《阿坝日报》、《纸磨坊剧本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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