粱灵光与广州改革开放的起步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后，广州凭借着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全国大城市探索出一条发展与腾飞的道路。广州在改革开放中的成就，既凭借着中央的政策，也依靠一批在改革开放道路上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的忠诚的执行者，梁灵光就是这样一个与广州改革开放的起步紧密相连的领导人。从1980年到1983年，梁灵光作为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带领广州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勇于探索，实现了广州改革开放的良好开局。

一、解放思想，清除余毒

梁灵光初到广州，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澄清理论上的种种误区，清除“左”的余毒，统一思想认识。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已濒于崩溃的边缘。作为南大门，广州的国民经济面临着重重困难，而深藏在人们头脑中的“左”的余毒，对待工作重点转移的疑惑以及由此产生的抵触情绪，更影响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对中央政策的执行。

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一些思想观念已渗透到我们思想的深处，如经济形式上的单一全民所有制，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对生产资料的统购统配，对财政收支的统收统支，对工业消费品的统购包销，对外贸易的统一经营、统负盈亏，对劳动工资制度以及对物价管理的高度集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等。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了几十年，人们已习以为常，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而“文化大革命”更加深了这种思想认识上的混乱。

当时党员干部中存在这样的倾向：

一是习惯于用“左”的理论衡量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有的干部提出：“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还是不是毛主席路线？”有的说：现在是“思想活跃，思潮混乱，工作难做，群众难管，干部难当”。还有的说：“只要允许我搞三个月的阶级斗争为纲，就可以把乱治了。”

二是习惯于用“两个凡是”来看待和处理历史问题。认为现在的很多提法和做法都是过去所反对的。

三是习惯于用“一大二公”的标准看待所有制的调整和体制改革，认为越大越公才越是社会主义，看不惯农村实行的各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他们与中央的重大决策总是“格格不入”。由于思想不通，就出现了埋怨和非议，说什么形势“乱”了，中央“修”了，形成一股暗流。

面对种种对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质疑和对改革开放措施的抵触，梁灵光高举起解放思想的利器。1980年11月22日广州市党员干部会议，是梁灵光到广州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会上梁灵光明确表示了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特别是我们要具体落实小平同志说的，特区不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省。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广州市作为省的重点，如何实现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如何把广州市先搞上去，我们有责任提出办法和措施来。我们广州市的各部门各单位，应当认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提出办法，拿出方案，市里能定的就迅速定下来，需要向省里请示的就积极主动地提出建议”，“看准了的，就主动地去干，快刀斩乱麻，不要顾虑太多。做错了的由市委负责，大家接受经验教训加以改进”。

为了更好地清除“左”的影响，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上来，1981年四五月间，梁灵光组织了市委、市政府和各条战线的领导，前后召开了11次学习会。

学习会上，梁灵光把清理“左”的影响提高到执行党中央路线的高度来认识，认为这是进一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需要，是端正党风，提高理论水平，保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的需要，是搞好经济调整，改善人民生活，加速“四化”建设步伐的需要，是消除隔阂，促进安定团结的需要。

对于干部们深受“左”的余毒而不觉察，梁灵光心怀忧虑，他条分缕析，帮助他们认识“左”的思想在经济工作中的表现：

第一，生产关系的许多变革脱离和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搞“不断革命”，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同时对集体经济采取限制发展，对个体经济采取消灭。

第二，经济建设的规模脱离了国力的实际，走了一条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益、低消费的路。积累率过高，基建规模过大，不仅保持不了物资和资金的平衡，也挤了人民群众的消费。

第三，建设方针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搞“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有计划，无比例，造成严重的比例失调。1966年到1980年的15年间，广州工业基建投资总额中，重工业占了82.2%，轻工业只占17.8%。

第四，限制商品经济，过分强调计划调节，忽视市场调节，价格和价值相背离。

第五，体制上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财政上统收统支，物资上统收统配，商业上统购包销，外贸上统进统出，银行上统分统放。

第六，生产布局上片面强调地区自给，自成体系，搞“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造成巨大浪费。

第七，重生产，轻生活，重建设，轻配套，重制造业，轻第三产业，包括住房、供水、道路、绿化等城市建设欠账很多，还清欠账要投入23亿元。

第八，搞“假大空”“一刀切”，主观主义，“瞎指挥”，不尊重客观规律。

他认为，其他战线同样存在着“左”的影响，如组织工作方面搞“唯成分论”，拉帮结派；统战方面只讲斗争，不讲团结；人口方面片面强调人多好办事，导致人口膨胀；科学文化方面轻视知识分子，造成人才浪费等等。

“左”的路线造成的危害让梁灵光痛心疾首，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左’的思想和错误既然是全局性的，必然在各条战线和指导思想上有反映。由于我们经常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工作和生活，对我们大家，尤其是领导干部来说，‘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梁灵光号召大家，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团结，改进作风，通过进一步清理“左”的影响，更好地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梁灵光深刻的剖析让大家深深震撼，也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连续11次的学习会，初步达到了对党员干部头脑中“左”的思想进行清算的预期效果。

此后梁灵光一再强调解放思想。1983年1月，梁灵光主持市委四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搞好改革与解放思想的关系。会议提出：如果思想不解放，改革工作就搞不好。解放思想主要是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改革就意味着打破老观念，冲破老框框。改革势必触及一些部门、一些单位甚至一些个人的利益。改革有时也难免出一些毛病，甚至犯错误。市委要求大家，要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变化了的形势，从老框框中解脱出来，克服部门偏见，增加全局观念，站在改革的前列，积极推进改革。

经过一次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干部们逐渐地统一了认识，更新了观念，增强了团结，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齐心协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战略

1981年，正是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时期。对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梁灵光认为：“调整，不仅是为了渡过当前的困难，消除潜在的危险，使我们的经济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而且是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摆脱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和做法，真正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使经济发展同改善人民生活密切结合，使整个经济工作转到正确的轨道上，稳步地前进。”^[1]

摆在梁灵光面前的情况是严重的。“多年来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中，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这种‘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某些时候脱离广州市的历史地位和优势特点，提出过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设方针、过高的指标要求；……农、轻、重的方针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建设重点不明确，资金分散，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现象严重；……科研、文教、体育、卫生的安排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片面强调‘先生产，后生活’，挤了市政建设，挤了人民生活，使‘骨’与‘肉’的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欠账很多，住宅、交通、供水、供电、市场供应长期紧张。据1979年底摸查，市区居民平均居住面积只有3.8平方米，比解放初期的4.5平方米下降0.7平方米。全市有居住面积在2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达4万多户22万多人。我市公共汽车和电车的客运能力只有20多万人次，而上下班高峰期动量达30多万人。”“建国以来，我们没有增加影剧场，没有建一个图书馆。只新建一座医院，而且历时八年至今还没有建成。”^[2]

根据当前的形势，梁灵光确定了调整的具体措施：“要搞好经济调整，必须从我市的实际出发，确定具体的工作方针。”“我们在调整中有的要退，而且要退够，主要是压缩基本建设，节约行政开支，部分企业要关停并转；但有些方面要进，而且要尽可能积极发展，主要是农业、轻纺、电子工业、能源、交通、建材、市政建设以及科学、文教、卫生、体育等方面。只要我们发挥广州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脚踏实地进行调整，就可以在调整中稳步前进。”^[3]

广州市在经济调整中执行了这样的指导思想：经济要调整，政治要安定，精神要文明，特区要前进。广州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包括：压缩基本建设，调整工业结构，调整产品方向，发展市场急需的轻纺产品、电子产品，加强能源、建材和交通；调整农业结构，实行郊县农业为城市服务的方针；发展科学、教育、体育、卫生事业^[4]。

梁灵光反复向干部群众说明：调整国民经济，缩小基建规模，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为了在经济发展上迈出更加稳定扎实的步伐。对于广州来说，所谓退，主要是基本建设要退，行政事业经费要紧缩，加工工业要调整，过高的指标要降下来，而农业、轻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对外经济活动要前进，基本建设中的能源、交通建设，以及文教卫生、科研事业和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建设要进。

梁灵光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广州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业方面，广州市对能耗多、成本高、长期亏损的109户企业实行了关停并转，对347家效益不好的企业实行整顿，从而调整了工业布局；围绕10个“拳头”产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手电筒、电池、风扇、针织品、服装、自行车胎、中西成药）发展轻工业，从而调整了产品结构。在调整的同时，把工业调整与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结合起来，发展了一批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在国内外市场上比较适销对路、有发展前途的重点产品；市场供应方面，贯彻郊县农业为城市服务的方针，调整了农业结构，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建成了一批蔬菜、生猪、家禽、蛋品、水果、水产等副食品基地，引进了机械化养鸡场，提高了畜牧业、林业和渔业生产在农业中的比重；城市建设方面，停建缓建了100多个基建项目，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到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公用事业和居民住宅的建设；此外，在智力投资方面，也逐步偿还了在教科文卫体方面的欠账。

调整之后，广州市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逐渐趋向协调，1981—1982年工业生产持续增长，198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104.56亿元，比1980年增长18%，15个产品获得国家质量奖，一批“拳头”产品和重点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自行车、缝纫机、洗衣机、电冰箱的产量大幅提升。两年来新增运输船舶22，000多吨，更新运输汽车，新增运力1800多吨位。成立了港澳航运公司，开展了广州对港澳水上运输业务^[5]。

在调整之中，梁灵光也看到，调整是短期行为。要使我们的国民经济保持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关键是要制定一个符合客观实际，对国民经济发展有指导意义的城市发展方针。而一个城市的发展定位，既要考虑城市本身的优势和不足，也要考虑它的地位和作用；既要考虑城市的发展，也要考虑城市周边的发展。

早在1979年6月，当时的市委书记杨尚昆就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中提出：“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以轻工业为主，原材料工业、支农工业协调发展，科学文化、对外贸易和旅游事业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这是对解放以来把广州建设成为工业城市、工业基地的城市发展方针的最早修正。1980年11月22日，在全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梁灵光表达了他对城市发展方针的认识：“要把广州市的工作搞好，就需要有一个从广州市的历史、地理等条件和经济基础出发的明确的发展方向，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充分体现自身优势特长的规划方案。”他提出，要从广州的实际出发，从中央对广州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出发，从广州在全省的作用出发，“努力把广州市建设成为一个经济繁荣、高度文明、优美整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成为广东以至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外贸中心、旅游中心和科技中心”。

一个城市的发展受它的自身条件影响极大。梁灵光认为，广州的特点和优势在于：第一，广州轻纺工业基础好，技术高，潜力大。广州轻纺工业有悠久的历史，有“广货”之称，占全市工业总产值60%以上，占全省轻纺工业总产值的41%，在全国十大城市中排名第四位。第二，广州历来是全国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是华南物资的集散地，全国主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又邻近港澳，华侨众多，还是国际交通枢纽。第三，广州是历史名城，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第四，广州是全省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中心。

基于这样的认识，1981年9月15日，梁灵光在中共广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我们应当从广州市的地位和特点出发，进一步明确城市的建设方针，充分利用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为全省和全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广州市建设成为全省和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成为一个繁荣、文明、安定、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这是在广州市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广州城市发展方针做出转变。

此后，梁灵光一直为制定和完善广州的城市发展方针而努力。1982年2月，在市委常委会上，梁灵光提出：“广州作为经济中心，必然是多功能的。要围绕经济中心，强调几个特点：工业方面，近期以发展日用消费品为主，方向要向高精尖发展，向国际市场发展。电子工业要搞上去……广州既是经济中心，肯定是贸易中心，而作为对外贸易的基地，一系列对外贸易的问题，如交通、通讯、港口等要跟上去。作为经济中心，也要考虑科学文化的发展。”^[6]

1982年5月，梁灵光在一次城市规划会议上提出：城市规划不仅牵涉到空间设计和许多工程技术问题，而且牵涉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的总体规划一定要反映和描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蓝图和设想，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他认为，经济中心城市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广州是全省以至华南的经济中心，是全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口岸，又是政治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大军区所在地，历史文化名城，这是多年发展形成的，这是制定城市规划要充分考虑的。同时还要看到，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对外开放政策实行后对经济发展和整个城市布局可能带来的变化，看到高速公路建成后对城市交通和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改革开放的一些实践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对广州的经济结构及其地位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到了1983年，市委、市政府已经开始把广州市的建设方针提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加以研究。1983年4月，市政府召开“关于广州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全国翻两番，广州怎么办”的专题座谈会，正式开始了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探讨。此后，广州市委、市政府和各行业专家、实践工作者组织了重新认识广州的大讨论。在对广州地位的再认识的基础上，1985年8月，市委政策研究室、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组织起草了《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草稿）。梁灵光这时已调到省里工作，但他仍然十分关心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他审阅了《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草稿）之后，提出了他的看法：制定发展战略，要充分估计到广州工业门类众多，配套能力强，科技力量强大的特点和优势，在《战略设想》中要写得明确点和突出点。他还提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草稿）只突出商业和第三产业，而不提第二产业，这不全面。“指导思想不能光突出商业和第三产业。”“全文却没有提到轻工业中心，给人一个印象，好像第二产业不重要。现在我们的基础还不雄厚，如果不是强调发展生产、技术进步而是强调发展第三产业，服务搞得很突出，这到底行不行？”此外，对交通、信息、金融、旅游等等问题，梁灵光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987年8月，广州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通过了《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以外经外贸为导向”，“以轻纺工业和第三产业为重点”，“为把广州建设成为具有强大的内外辐射能力的、多功能的和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心城市打下基础”。它成为指导广州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三、价格闯关，流通突破

梁灵光到广州之后，随即展开了市场物价的调查。他发现，广州市场物资供应匮乏，各种配给票证达数十种之多，商业网点严重不足。人们对广州市场供应的评价是：“四季长青吃菜难”“鱼米之乡吃鱼难”“水果王国卖汽水”。

一次，梁灵光到广州的一个机器厂了解生产情况，在与工人聊天时，工人向他抱怨厂里的食堂伙食不好，不但鱼、肉少，就是青菜里也不见油星，大米也是陈米，工人吃不饱肚子，没力气干活。梁灵光找来工厂领导，厂领导却向他诉苦，说市场副食品供应紧张，厂里也没办法搞好食堂。梁灵光于是风趣地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他郑重承诺，一定会加强调运，增加市场供应，保证工人吃饱、吃好。

梁灵光还深入到街道和市场了解市场供应情况。一次他来到市场暗访，听到有市民发牢骚：“我们满身都是证。”因为当时很多商品是凭票供应的，市民上街购物，身上要带上几十种票证。有个买菜的妇女说：“我们广东是鱼米之乡，不但没有鱼吃，连大米都限量。”梁灵光听到这些话，眉头紧锁，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因此，广州的改革开放千头万绪，首先必须采取措施搞活市场，增加副食品供应，努力改善广大群众的生活状况，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调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梁灵光还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情况。他发现，广州市场物资匮乏，供应不足，长期“被动挨骂”，根源在于“统购包销”政策违反了价值规律，广州的决策者、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都因而受到价值规律的惩罚。

1982年春，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调查和计划，广州市全面放开塘鱼价格。此后，塘鱼价格随之猛涨，从每斤1元升至7元。一时间人心浮动，市民意见很多，投诉电话甚至打到党中央、国务院办公室，也有人提出了“恢复统销包销”“恢复凭证供应”等言论。面对这些困难和压力，梁灵光和市委沉着冷静，下决心忍受一时的阵痛。如果价格不放开，市场什么东西都没有。同时，为了调节市场物价，市委、市政府重点抓了猪场、鸡场和塘鱼基地的建设，大力发展禽、鱼的专业户、联营户和集体专业队，并从资金、物资方面给予扶持，帮助他们解决饲料、种苗、防疫、技术等问题。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价之后，价值规律这只“无形的手”显现作用了。随着水产品价格的放开，养鱼人的积极性提高了，塘鱼生产节节上升，产量迅速增加，进入广州城的鲜鱼逐年递增：1978年为1.6万吨，1982年为3万吨，1983年为3.4万吨，邻近广州的产鱼区顺德县运往广州的塘鱼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市场上鱼的品种从过去10多个增加到几十个，价格也逐渐回落到5元一斤。广州人从此结束了“食无鱼”的局面，广州成为全国第一个成功解决吃鱼难的大城市。1984年后，更出现了广州居民在全国18个大中城市中吃鱼最多、价格最便宜和史无前例的“南鱼北运”现象。

另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蔬菜。广州的蔬菜供应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20世纪70年代曾经流传过这样一首打油诗：“凉菜（西洋菜）长成白须公，通菜好似一条龙，芥兰多渣芋头爽，白菜烂头又多虫。”这里面道尽了市民对市场蔬菜供应状况的愤懑和批评。为了刺激生产，1978年7月，广州曾对蔬菜流通体制进行了一次改革，实行产销见面，部分大宗品种幅度议价成交，小品种自由议价。蔬菜价格开始放开。但全面放开蔬菜价格在人们眼里还是不现实的。广州市每天有200万人吃菜，还有每年两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全面放开很容易出乱子。

为了满足广州市民对蔬菜的需求，梁灵光多次组织市委常委和产销部门的干部，深入田间地头，研究解决办法。1981年，市委推出刺激蔬菜生产的措施，主要是完善蔬菜生产责任制，提高蔬菜收购价格，保证蔬菜种植面积，加强蔬菜生产基地的建设，搞好蔬菜供应等。这些措施使市场上蔬菜供应有所改观。

1981—1983年，广州还相继放开了禽、蛋、果的价格，改为自由生产和经营，议价成交，市场供应逐步改观。

放开鱼价的成功，为蔬菜的价格改革提供了经验。1983年，广州在蔬菜流通体制的改革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对蔬菜产销实行“管六放四”，即上市蔬菜六成由国家收购和幅度议价成交，四成放开，不限不保。也就是管住大路菜，放开时令蔬菜，实行蔬菜产销“双轨制”。改革使市场供应逐步活跃，蔬菜品种增多，也为1984年全面放开蔬菜产销做好了准备。

放开菜价也和放开鱼价一样，经历了市场上价格猛涨、市民不满投诉的阶段，但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生产得到了大发展，随后价格逐渐回落，逐渐稳定。就这样，广州在全国率先解决了“吃鱼难”“吃菜难”的问题，“菜篮子”日益丰富起来了。

从1982年开始，价格改革从农副产品逐步转向工业产品。当年放开了1200多种工业小商品价格，包括调高了纯棉布、书报杂志价格，调低了涤棉布、化纤布、手表、收音机、黑白电视机价格，到1984年，广州已全部放开了小百货、小文具、小五金等日用小商品价格。对大宗工业消费品价格，也先后做了重大调放。除重新划定的商品外，其余上万种品种的商品，价格全部放开，由生产经营企业自行定价。

在放开物价的同时，梁灵光做出决定：打开城门，改变过去国营商业与供销社一统天下的局面，农民的商品可以出省，可以进城；允许长途贩卖，取消城乡垄断分割的状态。在经营上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

此外，梁灵光还进行了商品批发机制的改革，下放市、县批发权限，改变“批零分开”“专业分割”“固定地区”“固定对象”的做法，把一、二、三级批发站改为经营实体，参加市场竞争。

价格改革，市民是最大的受惠者，远郊近县和毗邻省市的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广州，广州市场上农副产品日渐货多价平。不久之后，广州的市场菜价明显低于全国其他大城市。

物价和流通体制的改革取得突破，引起了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梁灵光领导市委、市政府抓住时机，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使生产、流通、销售逐渐步入良性循环，社会经济转入正常发展轨道。广州物价改革的成功，影响和带动了全国。

四、发挥优势，开放搞活

梁灵光刚到广州时，广州还不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所享有的对外开放的政策、开放的力度和速度，还不能与几个经济特区相比。当时广州在利用外汇、资金等方面缺乏自主权，引进外资的审批手续繁复，衙门作风严重，办事情费时费力，同时中外合营企业在税收方面也没有得到多少优惠，加上投资环境不够理想，食、住、行困难重重，因而对外资吸引力不大。针对这些问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1981年5月做出指示：特区实行的政策和办法，要有选择地逐步推广到广州以及其他中等城市。梁灵光也提出：在引进外资方面，广州采取类似特区的政策。

花园酒店的兴建，体现了梁灵光积极扶持外资企业，发展经济的胆识。

20世纪70年代末期，广州城市基础设施落后，每年广交会开幕，食、住、行都成了大问题。有人说：广州是“进不来，住不下，出不去”。为了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进入广州，广州市委决定在广州兴建一批高档次的宾馆酒店。

1980年3月28日，广州市政府与香港首位华人议员利铭泽投资兴建的花园酒店的签字仪式顺利举行。同年12月，杨尚昆、梁灵光参加了花园酒店的奠基仪式。1981年3月，酒店正式动工。

动工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开始，港商只募集到1亿港元的资金，酒店动工不久就用完了。时值中英就香港回归祖国谈判的重要关头，港澳商界人心浮动，投资内地的热情锐减。同时香港也遇到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合资方既筹集不到资金，也拿不到银行贷款，花园酒店的建设一度出现了困境，利铭泽甚至考虑酒店停工。梁灵光得知这个消息后，想到如果项目半途而废，肯定会影响外商投资内地的信心。因此，梁灵光一面通知珠江工程公司继续施工，资金问题由市政府想办法帮助解决，一面向中央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一情况。国务院前副总理谷牧亲自批示：项目不能停工缓建，那将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廖承志得知此事后，马上通知香港中国银行，要求他们贷款3亿港元给利铭泽。但香港中国银行拒绝了，理由是花园酒店的股东自己都不再投资了。几番周折之后，梁灵光以广州市长名义写信给香港中国银行，并以市政府名义做担保，终于为利铭泽争取到7亿港元贷款，谷牧也在国内为珠江工程公司贷了5000万人民币，解决了建设资金问题，花园酒店的工程建设得以顺利完成。

另外，广美食品有限公司项目、广州电冰箱压缩机厂项目、广州万宝冰箱厂生产线项目，都是在梁灵光的亲自过问和支持下顺利完成的。这三家企业的投产和发展，对调整广州的工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梁灵光主政广州的时间里，广州逐步迈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步伐。1981—1983年，全市与外商签订“三来一补”和合资、合作、租赁贸易合同4847项，比前三年增加了2870项，同时利用外资也上了一个台阶：一是利用外资项目从兴建宾馆酒店为主，转到为工农业技术改造服务，同时注意到引进技术软件和技术专利；二是从等客上门谈判、零敲碎打的引进到有目的、有计划的引进。通过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了城市改造和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7]。

对外开放给广州市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显著的效益：

首先，对外开放增加了建设资金，引进了先进技术、设备和良种。

1980年以前，广州市财政每年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仅1亿元。1981年到1984年，广州市直接利用外资进行基本建设的资金达5亿多元，利用外资进行基本建设金额占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7%。利用这些资金，广州市兴建了50万平方米的旅游宾馆，新建了15万平方米的住宅，建起了年产5万吨啤酒的珠江啤酒厂、年产100万台电冰箱压缩机的工厂，扩建了年产5万辆轻型汽车的工厂。利用外资，广州市引进了150多条生产线和数万台先进设备。集装箱生产线、电子表生产线、电冰箱生产线、软包装饮料生产线、快食面生产线等引进广州市的时候，均是全国第一家，填补了国内这些方面技术的空白。广州电冰箱厂引进了国外两条电冰箱生产线后，产品质量提高，产量增加，万宝牌电冰箱的制冷性能达到国际最高的三星级标准，质量被评为全国第一。广州市机械化养鸡场引进了美国的饲料设备和良种，年产肉鸡9万多只，鲜蛋近300万斤。在此前后引进的鲍鱼菇、奶牛、锦鲤、瘦肉型猪等良种，也使广州农业得益良多。

其次，对外开放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1980年以后，广州市旅游业迅速发展，平均每年接待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国人240多万人次。利用外资兴建了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和花园酒店，改造了东方宾馆、广州宾馆和流花宾馆，使广州拥有中高级客房1万多间。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引进出租汽车4000多台，缓解了“乘车难”的状况。广州市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

第三，引进了科学的管理方法，培训了一批企业管理人才，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

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和技术也随之进入广州，有的外商还派来了驻厂技术员和管理员。通过引进，我们得到了较高水平的技术，并逐步形成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较好的技术结构。此外，1982—1984年，广州共派出1038批共5600人次到港澳地区和出国考察。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和花园酒店也都成为中国酒店业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为国内培养了众多酒店业管理人才。

五、重视群众生活，搞好城市建设

在解放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实行的是“重生产、轻生活，重工业、轻城建，重主体、轻配套”的城市建设方针，市政公用设施与城市建设不能配套。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城市负荷过重。面对着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广州的建设能力明显不相适应。

首先是交通落后，群众坐车难。每年两届在广州市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港澳同胞、国际友人及内地旅客进出广州的人数成10倍地增长，广州每天的客流量一度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由于广州地处珠江流域，水系发达，河汊纵横，广州到番禺原本不足20公里，因为要过渡，竟然要花上几个小时。广州到珠海150公里的路程，要过4个渡口，耗时七八个小时。1978年广州市内人均占有道路面积1.21平方米，仅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市区珠江两岸只有两座跨江大桥。路桥的不足导致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市区车辆行驶速度每小时只有十来公里。整个城市只有988辆公共汽车（包括电车），年客运量却达到8.2亿人次，公共汽车不堪重负，“群众乘车难”“货物承运难”，成为让人头痛的“老大难”问题。

其次是供水紧张。1980年，广州的售水量相当于1949年的33倍，供水面积从1949年的18.7平方公里扩展到250平方公里，31年来广州平均每年供水量增加10%左右，但国家能够用于发展自来水生产的资金却赶不上用水增长的需要。1980年，广州的市政水管既有国民党时代修的，也有清朝光绪年间修的，残破水管在供水中阻塞、破漏严重。市政建设是由国家投资的，施工任务也是由行政分配的，但国家的财力难以承担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举需要的建设资金。据专家统计，到2000年前，要把市区人均占有道路面积从1.2平方米提高到4平方米，约需资金40多亿元，平均每年超过2亿元，但20世纪80年代广州每年的城建经费只有1.2亿元。

再就是住房困难。1981年，广州市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从解放初期的4.5平方米下降到3.97平方米，全市居住面积在2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有4万多户22万多人。很多市民三代同堂，也有不少水上居民终年漂浮在珠江上。

在城建资金严重紧缺的情况下，梁灵光提出，突破现有的资金筹措方式，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筹集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快住宅建设和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

对于住房建设，梁灵光认为：“我市城市建设与人民生活欠账这么多，财力、物力又很紧张，怎样才能较快地搞上去？”“就拿住宅建设来说……不能完全指靠国家投资，指靠国营基建部门独家‘包办’，指靠市内有限的建筑材料。要多想办法，采取多种途径解决各种问题。除了争取市财政投资兴建以外，可以利用外资和进口建材兴建，可以鼓励侨资兴建，可以集中各部门、各企业的资金、材料搞统建，可以支持在穗的机关、部队、大厂，运用自身的资金、材料建房，并争取他们对相应的市政公用设施，做些贡献，还可以允许私人兴建或实行私建公助。”^[8]

1981年6月，梁灵光连续三次召开市委办公会议，研究落实加快广州市住宅建设问题。他提出住宅建设的一系列措施：（1）解决居民住房困难的目标是：在两三年内基本解决“四种人”（露宿街头、落实私房政策、水上居民和高级知识分子）以及人均2平方米以下居民的住房困难；到1985年，全市人均住房达到5平方米。（2）住宅建设的方针是：实行“统一规划，放宽政策，发动群众，多种渠道并举”。建房的资金可以是国家投资、单位自筹、私人集资、利用外资、侨汇建房。（3）住宅建设的布局和土地征用方面，应该把老城区的改造与近郊区的新建结合起来，以成片建设为主，把工业区、新建住宅区的生活设施配套搞好。要注意少占或不占用农田。会上对管理体制、房屋分配以及土地管理和征地补偿等也做了研究。

一场声势浩大的城市建设由此拉开帷幕。

1981—1983年，广州城市建设投入经费共2.32亿元，比1979—1980年两年增长46.8%。

从1982年开始，广州加快了筹集资金进行市政建设的步伐：城市建设实行综合开发，配套建设城市道路。从1983年开始，不论是旧城改造还是新城开发，都要求开发公司按规划投资建设小区的配套道路。收取市政建设费，从1982年开始，由市建设银行代收，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收取。

广州东山区是国内最早引进外资开发房地产的。1982年，东湖新村第一批面向国内市场的商品房出售，在开盘不久就被各大单位抢购一空。市委、市政府决定，用发售房屋获得的利润进行新的开发，解决居民住房难问题，正是这笔资金，促使了后来五羊新村的开发。同时，广州市第一次引进小区管理的概念，五羊新村的小区管理被建设部评为一流水平。1981—1983年间，广州地区住宅竣工面积达到299万平方米。

1982年12月，历时8年的东风路拓宽工程竣工，东风路成为全市最宽、最长的马路。1981—1983年广州共扩宽、新建道路8条，新增面积18万多平方米，新建大桥和人行天桥4座，新增公共汽车200辆。

区庄立交桥是广州第一座立交桥。1982年以前，行经区庄路口的车辆要通过路口，常常要排队半小时。1982年区庄立交桥动工修建。由于土地紧张，区庄立交桥是以空中架高来进行修建的，采用四层立交。它的建成对缓解环市路和先烈路的交通紧张起了很好的作用。1984年立交桥建成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刚好在广州视察，闻讯后过来观看了立交桥。总书记胡耀邦回北京后，北京也搞了类似的立交桥。

梁灵光还重点抓了城市规划问题。1983年1月，在市委常委会讨论城市建设问题的会议上，梁灵光提出：住宅建设要服从城市总体规划，按照“六统一”（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配套，统一管理）的要求进行规划和建设。房屋设计要做到经济实用和美观。住宅的生活配套要搞好，老的生活欠账逐步还，新账不能添。住宅要逐步实行商品化。利用外资建房要实行统一管理。施工要投标，不能再独家经营。梁灵光还提到几个具体问题：（1）在基建投资总额中按5%提取城市建设费用。广州土地少，要增加房子楼层，扩大绿化地带。原规定8层以上楼房要建地下人防工事，现调整为10层才建。（2）住宅建设和房屋分配要分开，城建公司只管建房不管分房。（3）对私人建房要加强管理。

这些切合实际的措施都在后来的城市建设工作中得到实行。

这一时期还解决了吃水难问题。1981年2月5日，为了解决广州城市用水紧张、自来水厂建设资金困难的问题，梁灵光陪同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到广州市自来水公司调研。他们察看了水厂的运转情况，又向工人们询问了水厂的日常供水状况，然后到办公室一起讨论如何解决广州供水困难的问题。公司负责人提出，希望公司利润不再上缴，留作扩大再生产的基建费用。这次调研之后，梁灵光让建设局打报告给市委、市政府，对自来水公司提出的利润留成的提议做个说明。1981年3月18日，梁灵光批复建设局：“经常委会两次研究，同意自来水公司实行‘以水养水’，仲夷同志到西村水厂视察时，也提出今后公用事业应逐步实行自收自支的办法，我市即先从自来水做起。”

1981年4月，广州自来水厂正式实行“以水养水”政策，即自来水厂的生产利润，除缴交交通能源基金和企业留成外，全部返还留作维护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用于发展人民生活用水和扩大自来水再生产。“以水养水”的提法是梁灵光的发明，这项改革措施也是他亲自督办的。从实地调研到决策，整个过程只用了1个月时间。

就这样，广州市自来水公司成为全国自来水行业第一个实行“以水养水”、自收自支的企业。这是后来广州“一费三养”（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收取市政建设费，实行“以水养水”“以交通养交通”“以园养园”）的突破口，也是广州市政建设做大做强的重要起点。

依靠“以水养水”，广州市自来水公司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积累了广州市自来水建设的资金。从1981年底到1983年，广州市自筹资金投资3400多万元扩建、改善了一批供水设施，并将原来的小水管换成大水管，增加了居民供水量。这一时期广州还新建了石门水厂，后来又建了东江水厂，扩建了西村水厂，基本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

1981年12月，在实行“以水养水”政策的基础上，广州对交通、园林也实行了“一费三养”的特殊政策。

20世纪80年代，广州市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走在全国前面，多次成为内地省市参观学习的榜样。

1983年春，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梁灵光高票当选广东省省长，开始了他在改革开放中新的征程。

梁灵光主政广州的短短几年，正是广州改革开放中关键的起步阶段。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那么在这场革命当中，我们的敌人之一是旧思想、旧观念。敢不敢抛弃过去那种高度集权的体制观念，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市场经济观念，是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同时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出一条适合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这个过程中又充满了曲折、困难、矛盾和阻力。作为广州改革开放初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梁灵光带领广州的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不畏艰难，努力拼搏，在经济建设中连创佳绩，实现了广州改革开放的良好开局。他的言行，他的思想，他的风采，留给时代一个闪光的印记，留给人民一个高大的形象。

【注释】

[1]梁灵光：《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1月29日。

[2]同上。

[3]同上。

[4]梁灵光：《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1月29日。

[5]梁灵光：《在广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83年3月7日。

[6]梁灵光：《在广州市委常委会上的发言》，1982年2月27日。

[7]梁灵光：《在广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83年3月7日。

[8]梁灵光：《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