粱灵光与世纪年代前期广州的对外开放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1980年11月，时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梁灵光奉调南下，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3年至1985年间担任省长。梁灵光作为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以及以任仲夷为第一书记的广东省委班子成员特别是广东省省长，为广东“三二一一”对外格局的开创做了大量工作。由此，广州的对外开放也迈向了全方位、高水平的新阶段，形成新格局。本文拟主要就梁灵光主政广州期间和广东省省长任内，推进广州对外开放的实践与贡献，做一简要的历史考察和分析。

一

梁灵光从1980年11月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之后，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闽粤两省建成特区的构想，尝试借鉴特区的某些政策措施，推进广州的对外开放。

(一）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战略

邓小平关于将广东、福建两个省建成特区的构想，当然缘于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战略思考，也是习仲勋、杨尚昆主政的广东省委积极探索和大力争取的结果。

1979年1月，一位新加坡的朋友在汕头向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建议举办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吴南生觉得可以把汕头市划出来，办出口加工区，并向习仲勋等省委领导做了汇报。省委认为，不单是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要搞，全省都搞！”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提出利用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广东省委关于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地方实行特殊政策的建议，获邓小平和党中央肯定。这是特区建立的政策基础。

1979—1980年间，广东省委在特区创办过程中并未局限于搞几个特区，而是着眼于包括广州在内的全省。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1980年说：省委在贯彻执行中央〔1979〕50号文件中指出：在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对外经济活动中，对我省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不仅是搞几个特区，而是通过这来促进我省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1]。

198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广东省委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要求中央给广东以更大自主权，“大办出口特区”。9月28日，中央印发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第50号）指出：“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中央授权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当时，福建省委也有类似要求。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将广东、福建两个省建成特区的构想。1980年10月9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最高顾问松下幸之助一行介绍中国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的政策时指出：我们把广东、福建当作特殊地区，在广东靠近香港的地方设立一个特区，欢迎各国的资本在那里投资设厂，参与那里的竞争^[2]。

据任仲夷回忆：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他也向中央提议，要求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1980年10月的一天，胡耀邦总书记对他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在他和梁灵光南下履职前，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先后接见他们。邓小平则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二）尝试借鉴特区某些政策

1981年5月18日，任仲夷在省委特区工作会议上指出：特区实行的政策和办法，要有选择地逐步推广到广州以及其他中等城市。例如，商品进出口的某些便利权，对客商的某些优惠办法，较低的所得税率等，都可以考虑在广州实行，或稍加改变以后实行。广州不叫特区，但政策可以一项一项地放宽，以加速广州的现代化进程，进而带动全省^[3]。同年9月，广州市召开第四次党代会。任仲夷在市委四届一次全会上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又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今后广州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广州市虽然不是特区，但毗邻港澳，也是很开放的”^[4]。

梁灵光和广州市委尝试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大力推进改革开放。1980年11月22日，梁灵光在广州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广州经济更快地搞上去，就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包括一年来在体制改革等方面的试点经验，在明年进一步加以提高和推广。特别是我们具体落实小平同志说的：“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广州市作为省的重点，如何实现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如何把广州市先搞上去，我们有责任提出办法和措施来。我们广州市的各部门各单位，应当认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提出办法，拿出方案。市里能够定的就迅速定下来，需要向省里请示的就积极主动地提出建议^[5]。

1981年1月31日至2月3日，广州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经济调整问题。梁灵光在会上说：广州的经济调整工作应该退的要退够，该进的还是要积极发展。我们还要争取在深圳、珠海实行的特殊政策也在广州实行。经过整整三天的讨论，最后大家一致通过了广州市经济调整的指导思想，即“经济要调整，政治要安定，精神要文明，特区要前进”。梁灵光说：“我省是中央确定的两个特区之一，更要解放思想，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最近，省委提出要给广州等城市更多的机动权限，这也是我们搞活经济的一个有利条件。”^[6]

会后，广州市除继续抓好“三整顿”外，着重抓了经济调整工作。1981年3月，省委和市委联合派出工作组，对广州市的经济调整和城市建设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广州市委初步形成《向省委汇报提纲》。其中，须提请省委解决的有六个问题：一是关于工业调整的问题；二是关于搞活对外经济的问题；三是关于改善交通运输问题；四是关于把市场安排好的问题；五是关于加强城市建设问题；六是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问题。其中，明确提到借鉴特区做法的有：

1.关于工业调整的问题。其中“准许免交国营工交企业的基本折旧基金”，要求“省里把固定资产原值在100万元以上的国营工交企业，包括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试点企业，按照对待深圳、珠海等地的办法，自1981年起免予上交基本折旧基金，由市自行安排使用”。

2.关于搞活对外经济的问题。其中提到，最近召开的全省对外经济工作会议，在外交和搞活对外贸易方面，给广州市某些自主权。“但是，如果从我省是一个经济特区，要给广州‘更多一些自主权’的角度上看，许多方面步子迈得还不够大，对下面的限制还比较多。”报告还举例说：最近，福建省给厦门市的对外经济工作有更多的机动权，如：确定计划体制在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全省长远规划指导下，实行“四大平衡”，以自筹资金及利用侨资、外资的建设项目可自行安排，报省备案。在涉外税收管理权限的规定上，由省核报的部分，可授权特区审批，并报省备案。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凡本市产品全部下放给厦门市外经各进出口支公司经营。这些做法是否可以作为广州改进外经工作的借鉴？我们的具体意见是：第一，适当扩大合作经营（生产）项目的权限。第二，适当下放用于以进养出的地方外汇及进口审批权限。第三，妥善解决计划外出口商品亏损负担的问题。第四，对换汇成本超过2.8元的出口商品实行减免工商税。第五，出口量大、品种单一的企业成立工贸结合的联合体，允许自营进出口业务。第六，合理调整企业的所得税率。现行合资企业的所得税率，深圳特区是15%，香港是17.5%，广州市则按国家统一规定为33%。我们认为，广州可略高于深圳，定为20%左右。

3.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问题。中央、省委指示抓好广州市、海南岛和深圳、珠海特区的工作后，省对深圳、珠海和海南地区贸易外汇分成比例已分别提高至80%和50%，但广州贸易外汇分成比例却仍按30%未动。建议对广州改按海南办法，实行省市五五分成^[7]。

5月，梁灵光代表市委向省委常委汇报了广州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矛盾、问题。广州市委恳请省委对广州的调整工作给予支持，希望省委给广州下放一定的自主权，让广州有个“休养生息”机会，进而加快广州的经济建设，发挥广州这个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并带动全省。5月20日至22日，省委常委用了整整3天的时间讨论广州市的经济调整问题。省委认为，广州市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工作做得好不好，对全省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把广州作为全省工作的重点，不能把广州市和各地、市等同看待；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要放宽政策，给广州市更多的自主权和机动权；省各有关部门要真正重视和支持广州市的工作，把经济搞活。凡是能放权的多放一些权，能放宽政策的多放宽一些政策，能给钱的要给一点钱，而以前两者为主。

1981年6月15日，梁灵光主持召开市委办公会议，专门讨论广州市赴深圳特区工作组1981年5月《关于赴深圳特区探讨两市发展协作、联合可行性的报告》。会议认为，广州是中心城市、老工业基地，我们应该在技术力量培训、经营管理经验上积极地、有计划地支援深圳特区的建设。既要积极主动，又要扎实稳妥，量力而行。在对外经济工作中，一方面要利用特区的有利条件，促进广州对外经济活动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利用我们的有利条件，凡是能够直接与港商、外商开展经济活动的，都要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活动，不要依赖特区^[8]。7月31日，梁灵光在市委1981年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外经工作方面，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既要敢于试验、敢于创新，又要有科学态度，稳步前进，把外经工作搞活。他还列举说：“在土地使用、劳动工资、利用外资进口材料、设备减免关税等方面，可以参照特区的做法，尽快拟定实施办法，变通执行。”^[9]

同年9月，梁灵光在广州市第四次党代会上强调：继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为了加快广州经济发展，真正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就必须充分利用邻近港澳，便于引进外资、侨资这个优势，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克服各种障碍，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鼓励投资，鼓励出口^[10]。

(三）务实推进广州对外开放

1981年底以后，广州市委务实推进改革开放，很少声称借鉴特区。

邓小平关于广东、福建两个省建成特区的构想，面临着不利的大环境，并在党内引起争论^[11]。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广东、福建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方法要服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12]1981年12月，陈云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13]。1982年1月，陈云对国家计委的同志说：“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14]1982年10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向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陈云批示：“试办特区初步总结，很好。”12月3日，中央发出50号文件，强调要“力求使特区办好”。但到1983年，国内外继续就特区性质问题进行讨论，莫衷一是^[15]。

梁灵光在1982年广州市委四届二次全会上的报告没有“特区”字样，但有“坚持对外更加开放，把外经工作搞得更活”。他说，中央6号文件指出，“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重要城市，应当充分发挥优势，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善于利用国际市场、国外资源、资金和先进技术，加速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广州的经济工作要放开手脚把外经工作搞得更活些、更好些，并要注意通过友好城市活动来促进对外经济合作。利用外资、侨资，积极引进技术，加速对现有企业的改造。必须争取在省外贸部门的支持下，把工贸计划及早衔接好。在地方外汇使用上，要坚持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服务的正确方向，使外汇使用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16]。

其间，广州市初步改革外贸体制，实现扩大出口。改革总的趋势是破除垄断、逐步开放，多形式、多渠道地发展对外贸易。具体来说，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放开外贸经营权，如省里从1981年底起将鲜活产品的出口权统一下放到各市县；第二步是建立地方性的专业贸易公司，批准有条件的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业务或以工贸联营，工贸产销合作，工、贸、客商三方合作等形式合作联营，扩大出口。这些措施的试行，比较好地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但由于管理跟不上出现了收汇反而减少的问题。梁灵光认为：外贸开放也应该有个计划来协调，即既要放得开，又要管得住。实行外贸承包经营制，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向中央提意见，要求在外汇的收入和使用上与中央分块包干。

在1981和1982年，广州与外商签订“三来一补”和合资、合作生产（经营）、租赁贸易合同4847项，比前三年增加2870项。利用外资结构有所优化：一是从以兴建宾馆楼宇为主，转到为工农业技术改造上来，同时注意引进技术软件和技术专利；二是从等客上门谈判、零敲碎打的引进转到有目的、有计划的引进上来。通过利用外资引进适用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城市改造和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促进工业水平的提高，有的填补了国内空白。来料加工装配业务继续发展，两年来工缴费收入5700多万美元，比前两年增长1.1倍。对外贸易在国际市场不景气和亏损补贴不足等困难情况下，仍超额完成计划。1982年全地区外贸收购完成14.13亿元，提供出口货源折收外汇约3.9178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27.1%和33.5%，平均每年递增12.7%和15.5%。旅游事业也有了发展。两年来平均每年接待来市旅游、探亲的华侨、港澳同胞及外国人200多万人次，其中市旅游局直接接待的有近10万人，创外汇3000多万美元^[17]。

二

1983年4月，梁灵光改任广东省省长后，继续关心广州的对外开放事业。1984年，广州跻身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行列；1985年，主要由梁灵光倡导的珠江三角洲被确定为经济开放区，广州市被明确为珠江三角洲开放的中心，市辖番禺、增城两县名列其中。

(一）邓小平1984年“南方谈话”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陪同下到广东视察。专列路经广州时，梁灵光和省委、广州军区负责同志到火车上看望小平同志。邓小平对刘田夫、梁灵光等人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18]。随后，梁灵光和刘田夫陪同邓小平一行到深圳视察。后来刘田夫生病，就由梁灵光陪同在深圳和珠海、中山、顺德等地视察，于1月29日回到广州。在珠海视察期间，邓小平题写：“珠海经济特区好。”2月1日，邓小平在广州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为1984年1月26日。

在广州，梁灵光陪同邓小平一行视察了开业不久的白天鹅宾馆。他们在霍英东先生陪同下到了28楼总统房和25楼高级套间。在28楼俯瞰浩荡珠江景色时，邓小平十分高兴地对霍英东先生说：“‘白天鹅’好！比美国的还要好！”当时，一些人对白天鹅宾馆的经营方法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邓小平的肯定，不仅仅是对白天鹅的鼓励，也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肯定^[19]。邓小平高兴地题词：“白天鹅好！”

邓小平1984年春的“南方谈话”充分肯定了深圳、珠海、厦门各特区建设成就，并做出“开放政策是放而不是收”的论断。梁灵光陪同邓小平一行听取广州各市县的工作汇报，参观、视察工厂、农村，聆听了邓小平关于建设经济特区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谈话。

邓小平在结束广东、福建和上海等地视察回到北京后，酝酿推进新的对外开放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重拾1980年推广特区的构想。1984年2月24日上午，邓小平邀胡耀邦、万里、杨尚昆、姚依林、胡启立和宋平等中央负责同志谈话。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还建议：“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在谈话中，大家也对拟进一步开放的港口城市名单进行了酝酿和讨论。邓小平列举的是大连和青岛。其他同志提出自己属意的城市。至于进一步开放的港口城市数量，胡耀邦说：“我主张搞它七八个沿海城市，这没有危险”。邓小平拍板定案：“这样做，肯定是利多弊少”。^[20]

(二）贯彻落实沿海开放城市政策

据此，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于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召集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重点是解决沿海几个城市的对外开放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包括拟开放的8个沿海港口城市、4个经济特区和海南岛，以及所在省区负责人。谷牧在预备会议上的讲话首先提问：要不再办几个新的经济特区？他自己又回答：还是小平同志指示的办法好，选择几个港口城市，“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应该说，此次初步确定的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数量不多，规模较小。谷牧在第一天预备会议讲话中提出：“到会的几个沿海港口城市是一齐上，还是分期分批？”他接着回答：“我看这个问题不决定于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客观条件。这里说的客观条件，包括海陆空交通、对外商的吸引力等等，特别是人才、干部这个条件。应当按实际情况办事，从创造条件入手，以分期分批为好，条件成熟一个开放一个。”^[21]

这种小规模的对外开放，其实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座谈会期间，广东和江苏都要求增加各自的沿海城市。到4月4日下午，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在听取大会发言时提到可以考虑增加几个沿海城市，当即点到了广州、湛江、福州、秦皇岛、连云港、南通^[22]。这6个城市没有参加座谈会，因此谷牧在会议结束时安排将会议精神向他们传达。其中广州、湛江、福州由广东和福建省分别负责传达，秦皇岛、连云港和南通，则由中央派人下去传达，帮助他们研究问题。

广州能获准加入沿海开放港口城市之列，根本在于广州具备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历史优势与现实基础。为此，继梁灵光担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担任市长的叶选平做了争取，也离不开任仲夷、梁灵光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期间，许士杰召集市委的同志开会研究，加班加点，在中午也顾不上休息，写出报告，致电党中央和国务院陈述意见，请求将广州列为开放城市^[23]。4月5日，省委办公厅接到北京来电并转告广州市委：（1）中央书记处同意，广州和湛江也列入实行开放政策的沿海城市；（2）广州市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可享有省一级批准权限；（3）沿海城市会议六日结束。谷牧同志拟留吴南生同志几天，谈一谈几个特区工作的问题，南生同志拟提出在广州划一小片搞加工特区的问题。

那时，全国新老开放的单位共19个，而广东就占了6个，包括三个经济特区、两个开放城市和海南岛。正如谷牧这年6月上旬在广州所指出的那样：“从对外开放来讲，广东是全国的排头兵。”省委、省政府和梁灵光本人对广州、湛江两市的规划是很重视的，两市也从有关部门抽调精干人马搞开发区的规划工作。省和两市多次研究规划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问题。梁灵光认为，广州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是祖国的南大门和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将可起到全省中心城市和带动整个华南地区经济腾飞的作用。他说：“广州、湛江两市和汕头、珠海两市的市区，要抓紧做好规划，大胆运用中央给的政策和权限，充分利用外资，认真搞好引进先进技术，加快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办好经济技术开发区，搞好工业结构改组和管理体制改革，为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向内地转移先进技术，提供先进设备，推广科学管理经验，培养输送人才，繁荣国内市场，做出新的贡献。”

由于曾主政广州的经历，梁灵光非常了解广州要求省委、省政府给予更大自主权的迫切愿望。1984年，在梁灵光的努力下，省政府同意广州为国家计划单列市，上报中央，1984年被批准。全市区（合计辖8个区）人口340万。广州是华南重要的工业中心，工业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较强。当时拥有工业企业4007个，职工77.83万人，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38.80%。轻、手工业历史悠久，规格齐全，品种繁多，素有“广货”之称。机械制造、钢铁、电力、化肥等重工业也有一定的基础，特别是科技人才众多，是省内其他城市无法比的。但是老企业老设备多，新企业新设备少。城市房屋残旧破漏，衔道狭窄，交通堵塞。在梁灵光担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期间已规划向东发展，在天河和黄埔开发新城区。担任省长之后，梁灵光曾多次同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市长叶选平等研究改造老企业，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建立新的开发区等问题。梁灵光向他们指出：广州已有相当的工业基础，新开发区不能像珠江三角洲中小城市那样，大搞“三来一补”企业，而应当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和资金密集型方向发展。因此，新开发区定为黄埔经济技术开发区。

为搞好开发区的研究和论证工作，梁灵光亲自到黄埔考察。开发区离广州市中心10多公里，位于黄埔东缘，是一片地势平坦的沃野，地处珠江干流和东江干流交汇处，水陆交通便利，黄埔电厂就在附近。西南端的黄埔港是我国重要的出口港之一。梁灵光觉得开发区选得比较理想，大有开发前途。为使黄埔开发区迅速上马，他指示财政厅专门从财政上拨款3000万元作为开办费。这是全国其他13个沿海城市开发区都没有的（它们只有从银行贷款）。6月9日，谷牧在珠岛宾馆听取广州、湛江两市负责人汇报时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点，选得还可以，不过不要急于求成，全面铺开，要一小块一小块地搞。”至于湛江究竟怎么搞法，谷牧实实在在地说：“我不敢表示什么态度。”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国来说起步早、影响大，在当时各大开发区有“广大上青天”之誉，其中“广”即广州，“大”为大连，“上”是上海，“青”指青岛，“天”是天津。

(三）珠三角开放区的中心城市

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酝酿、规划与早期发展过程，都与梁灵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梁灵光也被时人誉为“珠三角之父”。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不仅将广州市辖的番禺、增城两县包括在内，也强化广州的中心城市功能。

珠江三角洲是珠江水系的东江、西江、北江汇合的冲积平原，位于广东中南部。按照地理、水系和历史形成的经济联系，珠江三角洲范围有大、小三角洲之分。大三角洲包括8市、24县，小三角洲除深圳、珠海和广州已列为特区和开放城市外，还有3市、13县。在历史上，珠江三角洲以广州为中心，隶属“广州府”。由于邓小平提出深圳特区的发展要同香港统一规划，梁灵光考虑到深圳原来经济基础很差，力量有限，如果能把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来与香港协作，那互相推动和作用的力量就大得多了，加上受到上海经济区（即长江三角洲）启发，反复考虑后提出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经省委、中央批准实施。

梁灵光对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筹划，早在广州市市长任内就已认真思考。1983年春接任广东省省长后经省委同意后推动。其构想是搞大、中、小珠江三角洲。大三角洲是结合香港、澳门主权回归以后，以广州为中心，以深圳、珠海为前沿阵地，包括省、港、澳在内。这三地结合起来，在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方面，可能赶不上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但在金融、交通、运输、国际贸易、信息、家用电器、电子等方面，都有超过上海经济区的优势。珠江三角洲不仅可以促进华南的发展，而且应该辐射到大西南以及促进全国的发展。

在1984年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珠江三角洲开放问题引起讨论。谷牧批评广东：“有人告你们的状，说广东随便宣布珠江三角洲要搞特区”。吴南生辩解说：是报纸印错了，将“经济区”印成“经济特区”，已做更正。又如，广州进一步对外开放都涉及到扩权问题，广州市帮助省委、省政府整党所提的意见，主要是批评省里对广州管得过死。

1984年6月25日，梁灵光在省人大会议上提出开放珠江三角洲的战略目标：“珠江三角洲是我省最富庶的地区，有邻近港澳和著名侨乡的优势。我们要运用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广州为中心，以深圳、珠海为窗口，以中小城市为骨干，以广大农村为腹地，以南海油田为依托，组成开放型、综合型的经济网络，加快发展步伐。”

1985年1月下旬，梁灵光率领由15人组成的广东代表团赴京参加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到会的有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有关地区和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和国务院关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经济开放区的指示精神和邓小平的有关讲话，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问题。27日下午，谷牧主持会议。梁灵光在会上发言：“开辟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的经济开放区，是继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海南岛和14个沿海城市后又一重大战略部署。”他建议中央批准按照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审批权限和优惠政策，给经济开放区以同样待遇。

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的通知》。《通知》指出：开辟沿海三个经济开放区，是我国实施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又一重要步骤，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布局。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享受国家和省给予的优惠政策措施，走一条贸工农的道路，按国际市场需要和国际标准生产，大大提高了市场的竞争能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迅速，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成为三角洲经济的重要支柱。“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星罗棋布，整个珠江三角洲成为新兴的门类众多的工业基地。南海、顺德、中山、东莞被人们誉之为广东“四小虎”，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模式被称为“珠江模式”。

此外，梁灵光从1983年负责省委特区领导小组的工作，为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探索发展做了大量工作；1984年4月，广州、湛江成为沿海开放城市，海南成为对外开放区（1988年建省后成为特区）；1985年2月，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获批。这就是说，广东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二一一”对外开放格局，都与梁灵光有直接或间接关联。

三

从1980年11月，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到1985年卸任广东省省长，梁灵光主政广州和主持广东省政府工作共五年时间。这是广东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的五年。透过相关回顾与分析，可望观察这一阶段广州市委推进对外开放的历史特点。

(一）对外开放史上的地位

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乃至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号称“千年商都”。广州历来是东西文化交会的联结点，中外文化撞击的窗口，养成了对外开放的历史传统。进入近代后，广州在吸收西方近代文明方面“先行一步”。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历史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1.历史与实践基础。

特区的筹建，最初是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部分。广东省委并没有局限于搞几个特区，而是着眼于包括广州在内的全省。

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认为，在广州搞特区比在深圳搞特区要好。深圳只是一片荒凉的滩涂，基础设施和各项条件差，对香港客商缺乏吸引力。在广州搞特区，则可以很快见成效。对于王匡的这两项建议，谷牧说：你的意见可以采纳一半，即坚持建立特区，并扩大特区；关于否定在深圳建立特区的提议，则不予采纳^[24]。

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1980年4月说，省委在贯彻执行中央〔1979〕50号文件中指出：我省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不仅是搞几个特区，而是通过这来促进我省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广州在全省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重点。最近，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上，谷牧同志和仲勋同志又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并专门听取了我市的汇报^[25]。

1980年9月28日，中央印发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第50号）指出：“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同年10月，广州市委《贯彻中央50号文件的意见》强调：中央负责同志指出，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体制改革方面要先走一步，把国民经济搞活，先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实现“四化”，搞富裕、文明的先驱者、排头兵。为全国培养人才，提供经验。中央负责同志说，搞特区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把广州市和各中等城市，把老基地搞好^[26]。

因此，梁灵光主政广州之初推动对外开放，不仅是贯彻落实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战略，有政策基础；也有杨尚昆主政期间对外开放的历史基础，符合当时广州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

2.外引与内联功能。

梁灵光主政广州期间，全面推进对外开放，为广州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转任广东省省长后，梁灵光与任仲夷等省委负责人一道，全面推进广东的对外开放，初步奠定“三二一一”的开放格局。由此，广州的对外开放迈向全方位、高水平的新阶段。

1984年，广州跻身沿海开放城市行列。这对于有对外开放传统的广州来说，是一个实现自身发展并广泛发挥外引内联作用的历史机遇。广州市委认真贯彻这一重大决策，发动全市党员干部解放思想认真查找问题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通过与省委、中央的良好互动，市委更加清楚地认识了阻碍对外开放的因素。广州市在解放思想中实现了对自身实际情况的再认识，从而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最终确立了以外经外贸为导向的发展战略。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促使广州的经济结构向开放型、外向型发展，使对外开放成为广州经济发展中最鲜明的特点。

梁灵光倡建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以广州为中心”。1984年6月，梁灵光在省人大会议说：“珠江三角洲是我省最富庶的地区，有邻近港澳和著名侨乡的优势。我们要运用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广州为中心，以深圳、珠海为窗口，以中小城市为骨干，以广大农村为腹地，以南海油田为依托，组成开放型、综合型的经济网络，加快发展步伐。”他筹划的大三角洲是结合香港、澳门主权回归以后，以广州为中心，以深圳、珠海为前沿阵地，包括省、港、澳在内的大三角洲。这三地结合起来，在金融、交通、运输、国际贸易、信息、家用电器、电子等方面，都有超过上海经济区的优势。珠江三角洲不仅可以促进华南的发展，而且应该辐射到大西南以及促进全国的发展。这堪称“泛珠三角”的雏形，广州的中心城市地位也就不局限于珠三角、广东省乃至华南地区了。

(二）推进对外开放的思路

梁灵光推动对外开放，除利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用足政策”上做文章外，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重要特点，就是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1.充分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和中心城市优势。

1981年9月，梁灵光在广州市第四次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中谈到对外开放时强调：为了加快广州经济发展，真正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就必须充分利用邻近港澳，便于引进外资、侨资这个优势，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克服各种障碍，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鼓励投资，鼓励出口。充分运用省委关于广州市经济调整工作的《纪要》中规定下放给广州的权限。作为全省和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要发展国内外贸易，搞好商品集散，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大搞以进养出，充分发挥我沿海城市和海外华侨众多的优势，积极利用外资、侨资，引进、学习、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加速广州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27]。

梁灵光主政的两年间，认真做好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广州市继续落实了侨务政策。完成了确认、补改侨改户工作，为3793户侨改户发了确认成分证明书。土改时错没收华侨房屋的问题已解决了七成。“文化大革命”期间挤占华侨、港澳同胞的私有自住房屋1168户，至1982年底已退还1118户，占应退还户数的96%。扩大了与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的联系，保护和发扬了他们爱国爱乡的热忱。广州市继续开展“友好城市”的外事活动。1981年12月，广州市与美国洛杉矶市签订了缔结友好城市的协议书。梁灵光市长率团访问美国，探讨开展两市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问题。1982年11月，他率广州友好代表团访问菲律宾，并签署广州、马尼拉缔结友好城市协议书。

充分发挥广州的沿海中心城市优势。1981年9月，梁灵光在广州市第四次党代会上的报告说：广州是广东省的政治中心，全省以至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科学文化中心，全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口岸，又是国内外瞩目的祖国南方门户和社会主义橱窗。我们应当从广州市的地位和特点出发，进一步明确城市的建设方针，充分利用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为全省和全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广州历来是全省和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经济上与全国许多地区的城乡有着广泛的联系^[28]。广州要积极建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交易市场，逐步成为华南地区或全国性的贸易中心，这也是使广州市经济繁荣，先富裕起来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利用广州对外交往的优越条件，有计划地建设科技交流中心、教育中心，配置必要的先进科教设备，为发展科技、文教等事业服务。

1984年4月，广州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梁灵光认为，广州将可起到全省中心城市和带动整个华南地区经济腾飞的作用。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沿海中心城市，必将负担更加繁重的任务，要积极扩大与省内外经济上的联合和技术协作，以充分发挥广州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

2.“筑巢引凤”，做好“送上门的买卖”，办好广交会。

梁灵光善于利用展览会发展经济和对外贸易。1978年初，梁灵光任部长的轻工业部组织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邓小平、李先念等参观展览会，给予很高评价。1978年10月，轻工业部又举办全国轻工业产品汇报展览。这次展览，实际名称叫作国内外部分轻工产品对比展览。1979年国庆节前后在北京举办的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是首次由工业部门举办的展销会。梁灵光被邓小平点将和任仲夷来广东工作，与组织了几个影响很大的展览会，受到邓小平赞赏有一定关系。

梁灵光认为，广州是我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1957年开始每年举办两次出口商品交易会，这是广州所独具的优势，它对广州的市场经济影响较大。对外交往多，也造成群众的观念比内地要开放得多。他到广东工作后，对广交会特别关心，大力支持。改革开放后，参加广交会的客商大增，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有的客商骂骂咧咧，甚至将广交会的邀请函撕毁，声言如果不改善条件，就不再来参加了。习仲勋、杨尚昆主政期间，省、市领导决心率先发展酒店业促引资，通过合资合作方式兴建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和花园酒店三家五星级酒店。任仲夷、梁灵光到任后，继续予以大力支持。对此，梁灵光有一个比喻，人们常说“筑巢引凤”，要“引凤”就得先“筑巢”。把这个“巢”建好了就能吸引和安排更多客商住下来，参观展览、洽谈生意，引进资金。例如花园酒店，港方投资者筹资发生困难，准备停工。梁灵光经与各方协调、沟通，最终以市长身份写亲笔信，由广州市政府担保向银行贷款，保证了花园酒店的建设资金。像花园酒店这样一些高级的“巢”，引来了更多的“凤”。参加广交会的客商不愁“住不下”了。这三大宾馆，不单开中国酒店业引进外资的先河，而且成为当年对外开放的“样板工程”^[29]。

1983年任广东省省长后，梁灵光兼任广交会领导委员会主任、临时党委书记，为广交会的改革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以1983年4月春季交易会为例。4月12日，梁灵光主持召开临时党委第一次会议。他在听取汇报后指出：“办好交易会政治上、经济上意义都很大。这是送上门来的买卖，一定要做好。”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新局面，外贸也要开创新局面，交易会要在这方面做出成绩来。次日，他主持召开领导委员会会议时说：广交会期间，25，000人来广州，是我们向他们宣传的很好机会。在5月6日的领导委员会会议上，梁灵光提出几点意见：（1）基本上做到了善始善终，善始包括顺利执行合同，真正的善始善终是这些合同的履约，要按时按质按量的履约，包装、装潢都要保证质量、保证信誉。（2）大家遵守纪律的自觉性提高了，体现了大家的精神面貌，各市的同志好好总结一下，表扬好人好事，推动精神文明建设。（3）大家来广东、广州，希望大家提一些意见，便于我们更好地为大会做好服务。

梁灵光和广州市委在推进对外开放过程中注意防止和减少开放的负面影响。广州是祖国的南方门户，毗邻港澳，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破坏与反破坏、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将是激烈的、长期的。因此，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不少人羡慕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甚至发展到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治安问题还很多，社会上抢劫、盗窃、赌博、嫖娼等违法活动仍不断发生^[30]。这也要求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实行“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

总之，梁灵光推进广州对外开放的实践，在广州改革开放史上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他倡导建立的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对于后来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建设广州国家重要中心城市都有重要影响。他推进对外开放的思路，至今不失其现实借鉴价值。

【注释】

[1]杨尚昆：《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80年4月12日。

[2]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00页。

[3]张岳琦、李次岩主编：《先行一步——改革开放篇》，《任仲夷论丛》第二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4]任仲夷：《在中共广州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9月18日。

[5]梁灵光：《在广州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11月22日。

[6]梁灵光：《维护政治安定 在经济调整中稳步前进》，1981年2月11日。

[7]中共广州市委：《向省委汇报提纲（修改稿）——广州市经济调整中的几个问题》，1981年5月。

[8]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市委办公会议纪要》，1981年第16号。

[9]梁灵光：《认真贯彻党的六中全会精神，为完成我市今年的各项任务而努力》，1981年7月31日。

[10]梁灵光：《努力把广州建设成为繁荣、文明、安定、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在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81年9月15日。

[11]参见朱佳木：《改革开放初期的陈云与邓小平》，《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页。

[13]陈云：《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1981年12月22日），《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307页。

[14]陈云：《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1982年1月25日），《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15]参见王硕：《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1979—1986）》，《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6]梁灵光：《去年工作的回顾和今年的主要任务——在中共广州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82年2月8日。

[17]梁灵光：《广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广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1983年3月11日通过。

[18]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页。

[19]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情暖珠江——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广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20]《小平同志谈特区等问题》（1984年2月），《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文件》之一（1984年4月）。

[21]谷牧：《在预备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3月26日），《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简报》第1号。

[22]1984年4月4日下午，当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同志发言时，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插话说：“广州也要包括在内，还有福州、秦皇岛、湛江，都属于进一步开放的地区，这四个城市要加上。”

[23]黄永镇：《许士杰传略》，选自海南史志网《怀念许士杰》。

[24]《中央书记处同志听取广东工作汇报的谈话纪要》，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79—1982），第98页。

[25]杨尚昆：《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80年4月12日。

[26]杜祯祥：《在市部委办局区县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80年10月26日。

[27]梁灵光：《努力把广州建设成为繁荣、文明、安定、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在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81年9月15日。

[28]梁灵光：《努力把广州建设成为繁荣、文明、安定、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在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81年9月15日。

[29]参见陈世基：《要想“引凤”得先“筑巢”——原广东省省长、广交会主任梁灵光访谈录》，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编：《亲历广交会》，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30]梁灵光：《去年工作的回顾和今年的主要任务——在中共广州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82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