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粱灵光同志在轻工业部的日子

黄　杰^[1]

2006年2月25日，是梁灵光同志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噩耗传来，我与黄文麟等同志以及福建省经贸委的代表一起前去广东，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半年多过去了，其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他还活着。

梁灵光同志虽已90高龄，但身体一向很好，退下来后坚持打网球，前些年还对我说“计划到90岁以后，改打高尔夫”。他的逝世使我感到突然。或许是他参加的社会活动太多，去年已近90高龄，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还应邀赴澳门做报告，并接受多家媒体采访。

在梁灵光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看到了广东省委为这位在改革开放初期与任仲夷同志搭档出任广东省省长的老同志敬献的一副长联，上联是“赤子情怀奔赴国难挥戈鏖战饮马长江，驱日讨蒋威震华东丹心建国功昭日月”，下联是“雄杰胸襟临危受命北国南天奋发兴邦，改革开放勋业彪炳高风亮节英名永存”，这副长联概括了梁灵光同志光辉的一生。

我认识梁灵光同志已有半个多世纪。1952年他由厦门市首任市长兼市委书记调到福建省委工作后，我与他就常有接触，那时我是福建省委常委会会议的记录员。“文革”结束后，从1977年11月到1980年11月，梁灵光同志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3年，直接受他的教诲，感受很深，我常常想起他在轻工业部的那些日子。

梁灵光同志是归侨干部，又是“走资派”，“文革”期间自然在劫难逃。他是1973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之后才获得解放的。因为“文革”前担任福建省副省长，兼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主持省政府的常务工作并重点抓工业，出来工作之后便担任福建省工交领导小组成员。不久，他就把下放在福州二化的我调去省工交办任秘书处的负责人。1977年11月，他去北京参加国家计划工作会议，谷牧副总理告诉他，原先合二为一的轻纺工业部，将分为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中央决定要他负责轻工业部的工作。十余天后，我随调任部长秘书兼部党组秘书。

梁灵光同志出任轻工业部部长，可谓临危受命。十年内乱之后，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用品严重匮乏，急需把轻工业生产搞上去，而轻工业部的工作却是步履维艰。“文革”中形成的所谓“二部四派”，仍是明有山头暗有礁，派性相当严重；“文革”时的“三种人”还占据着部分重要位置，不少老干部被“挂”着，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无法开展正常工作。有鉴于此，中央决定重组轻工业部领导班子，调梁灵光任轻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随后又调江苏省省委书记处书记韩培信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分管人事、政工；“文革”前的四位副部长恢复工作后，仍任副部长，按分工各负其责。

国家计划工作会议还没有结束，梁灵光同志就已经开始了解轻工业部内部的情况，得知还有39位司局级干部未分配工作，200多名处级以及处以下的干部还在河北固安干校。他到任后，就把落实干部政策放在突出的位置。那些还“挂”着的干部对新部长的到来寄予厚望，纷纷给新部长写信，写申诉材料，要求接见或面谈。部长只有一个人，要见要谈的司局长排长队，梁灵光同志交代由我先谈谈，再将申诉材料和接谈内容写成摘要送给他，然后区分不同情况，排列先后谈话的名单。有时一天接见好几个人，有的一人谈两三次，梁灵光同志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申诉材料，找干部谈话。因为尚未安排宿舍，暂住前门饭店，经常超过吃饭时间吃不上饭，由我到街上买糕点充饥。

一个多月后，韩培信、宋季文两位副部长先后到职。梁灵光与这两位也尚未安排宿舍的副部长一起住进了民族饭店。很多重大问题，他们3人先形成一致意见，然后召开部党组会议讨论再做出决定。梁灵光同志提出，以落实干部政策为突破口拨乱反正，把干部解放出来，把司局班子调整好，为恢复发展轻工业生产扫除障碍。这一意见得到韩、宋两位副部长的支持，尔后又在部党组会上形成共识。党组决定：还“挂”着的司局级干部，一律先安排工作后再做结论。后经细查，需要做结论的人极少，有些同志的问题在历次运动中早已查清并做过结论。我和韩培信副部长的秘书梁保华（曾任江苏省省长）同住一室，我们的任务是协助部领导了解干部情况和司局班子情况，并处理领导交办的事情。

轻工业部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是在1978年初进行的，离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一段时间，阻力非常大。“造反派”说，新部长和部党组刮“右倾翻案风”，搞“平反一风吹”，把好不容易揪出来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统统解放了。那时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上面转来的匿名信。记得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一封诬告梁灵光的匿名信上批示说：“转告梁灵光同志要顶住，不要理他们，对闹派性的头头，有的要采取组织措施，决不能手软。”轻工业部外事处处长王先梅因其丈夫（西藏自治区党委原书记王其梅）被打成“61人叛徙集团”成员受迫害致死，子女受牵连境遇坎坷而上书邓小平同志，此信批转到胡耀邦同志手中的当天下午，胡耀邦同志就派人去看望王先梅，以尽快帮助解决问题。这件事在部机关传开后，大家深受感动，梁灵光同志和部党组也更坚定了拨乱反正的信心。他们坚信，前一段的工作是正确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不是什么“平反一风吹”。借此东风，快刀斩乱麻，只用3个多月时间，把所有“挂”着的司局级干部和固安干校200多名处级以及处以下的干部都安排了工作，各司局的领导班子也得以重新调整。

在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整顿司局班子的同时，梁灵光同志已开始考虑如何加快发展轻工业生产。他亲自带队到上海、南京、天津、湖北、湖南、广东、辽宁等省市，就轻工业生产中的问题，以及许多轻工产品的社会需求量和实际生产能力，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看到了老百姓的困难，听到了他们的呼声。例如肥皂在那时就相当紧缺。有的煤矿工人因为没有肥皂洗澡，老婆不让上床。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人写信说：“解放都30年了，国家每年只给我们每人一块肥皂，真不好理解。”梁灵光同志真切体会到长期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重”轻“轻”的倾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他认为经过十几年的徘徊曲折，轻工业应当作为国民经济的重点优先恢复起来。为此，他先后向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以及余秋里、康世恩等同志做了汇报，反复呼吁从根本上改变重“重”轻“轻”的局面。中央领导明确表示支持。华国锋、叶剑英都做过重要指示。李先念说：“现在叫不挤不让，实际上又挤又让，胖子（指重工业）的屁股一坐下，就没有你的位置了。”胡耀邦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轻工业不上去，老百姓就不会跟党走。”陈云同志在中央召开的几次经济工作会议上都强调了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为了引起上下关注，形成共识，轻工业部还举办了两个全国性展览会。一个是1978年2月上旬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这是“文革”结束后的一次有较大影响的展览，不仅对出口创汇率很高的工艺美术行业有很大鼓舞，对整个轻工系统的工作也有不小的推动。另一个是全国轻工业产品汇报展览，选择国内产品31种、国外产品33种，把两种产品摆在一起，不用讲解，哪个优、哪个劣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样有对比的展览，在国务院各部委中还是首次举办，使人直观地看到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邓小平同志、万里同志去看这个展览时，我就站在他们身边，听到他们都连声说：“这样好，这样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即1979年1月4日至21日，全国轻工业厅局长会议就在上海召开。梁灵光同志就会议的中心议题——全国轻工业工作重点转移——在会上做长篇报告，这是他第一次与全国轻工战线的干部见面。他的报告很有说服力，也很有鼓动性，许多轻工产品的年产量、生产能力、生产能力的利用率、社会需求量以及缺口，全部说得清清楚楚，不但有百分比，还能说出绝对数，再加上声音洪亮，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会后，党组根据大会讨论结果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轻工业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这个文件后来被收进了《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文献选编》。

1979年4月12日至5月17日，梁灵光同志亲自率领中国轻工业代表团赴日本考察。这次考察收获很大，不但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差距，确立了赶超的目标，还与日本的轻工企业签订了一批合作项目，取得了1亿美元的商业贷款。访日期间，会见了日本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了解到松下公司的经营管理经验以及与中国合作的兴趣。松下幸之助先生1980年到中国访问并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松下公司后来分别在广东、北京、上海、辽宁投资办厂，中国家电业以后用10年时间走过人家50年的路，都与这次访问有关。

我在梁灵光同志身边工作3年，感受到一种精神和人格的力量。

梁灵光同志不但有开拓的精神，而且力求善作善成。他到轻工业部工作时，有一个发展轻工业的初步想法，简单地说，就是从1978年到1980年，实现一个新的转折；从1980年到1985年，走上一个新的台阶。1979年，中央为了加强港澳工作，拟任命廖承志为中共港澳工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第二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征求他本人意见时，他说：“我对轻工业部工作刚刚入门，情况刚刚熟悉，让我把轻工业生产抓上去再说吧！”中央认为他说得有理，暂不调动他的工作。到了1980年10月，中央决定调他到广东省工作时，轻工业部门的工作已经走上轨道，发展轻工业生产计划的报告也已经中央批准，“一个新的转折”已经实现。

梁灵光同志身正不怕影子斜，因而能够顶住各种风浪。他率团去日本一事，事前事后都有人告状，说访问团住的东京新大谷饭店是超豪华住处，奢侈浪费，又说他收受外商赠送的礼品，等等。其实，访日团住宿地是由日方代订的，当时访日的大多数人也都住在这家饭店。梁灵光带领的轻工业部访日团，举行宴会自带酒水，在日期间互相理发。他自己的头发原先就是叫我理的，我从来没有给人理过发，一拿起理发工具手就发抖，该理的地方没理，不该理的地方倒理了，发钳还拔头发，后来是轻工局的一位副局长给他理完的。就这样处处精打细算，在长达一个月左右的访日结束时，访日团还节省了一笔外汇上缴。同时登记上缴的还有访日期间收到的各种礼品。

梁灵光同志思想敏锐，观念超前。他率先提出克服重“重”轻“轻”，力主优先发展轻工业的观点，以后成为一种共识；他最早看到中国家电业的前景并力主发展，如今早已被实践证明及时而且正确；他很早就意识到不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是搞不好轻工业的，因而流通领域的改革也先从轻工业系统开始。然而，若干年后说起这些事，他又绝不夸大其词，倒是常常说到自己当时在认识上的局限。例如，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在轻工业部只有3年，由于长期囿于计划经济圈子的限制，还未能提出较完善的整体改革设想。”

我感受到的这种精神和人格的力量，其实也是梁灵光同志终身服膺的。自1933年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的70多年中，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在福建还是在广东，无论在位还是不在位，他都一样。前年，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在看了他写的《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探索》、《从马来西亚到江海平原》（他从海外归来参加抗日战争的经历）、《一次划时代的历史会议》（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别人写他的两篇文章后就说：“这五篇文章我都认真读了一遍，深受教育。梁老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继往开来，把广东省建设得更好。”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06年第10期）

【注释】

[1]黄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曾任梁灵光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