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改革开放的开局者

孙铁钟^[1]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为贯彻落实这一基本路线，当时广东省和广州市主要领导习仲勋、杨尚昆等，根据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自然环境优越，得天独厚，却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实际情况，和长期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地方缺少经济发展自主权的经验教训，首先向中央提出要权，请求中央下放部分经济管理和审批权限，让广东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快一些。在邓小平同志“要钱没有，给你们政策，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指示下，党中央、国务院经过深入调查，审慎研究，总结经验，于1979年7月发出50号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这一伟大决策，开创了广东前所未有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试办特区、引进外资和技术、全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历史新时期。更为重要的是，为全国的改革开放，积累鲜活的经验，做出了示范。历史已经证明，习仲勋、杨尚昆等省、市主要领导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向中央要到了权力和政策，确立了路线和方向，奠定了基础，并且身体力行，在1978—1980年间，亲自领导全省人民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试办特区的第一步，是我省乃至我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人、破局者。

1980年11月，习仲勋、杨尚昆调回北京工作，中央调任仲夷、梁灵光接任省、市主要领导职务。在前任打下的基础上，任、梁在广东、广州短暂的几年时间，大刀阔斧，披荆斩棘，成为我省实行“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的开局者、创新者，为广东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怀念的心情，纪念梁灵光省长诞辰100周年，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对梁灵光省长备感尊敬和敬仰。

梁灵光同志于1980年11月至1983年4月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主政广州，1983年4月至1985年8月任广东省长，之后，退居二线，任省顾委会主任。他坚持改革开放，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物价改革，狠抓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力促形成“三二一一”（三个经济特区，广州、湛江两个开放城市，一个包括港澳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开放区，一个海南岛开发区）的对外开放格局，严打经济犯罪和贪污腐败，对开创广东改革开放的新局，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贡献巨大，是有目共睹，不可磨灭的。

一、在政治思想领域和经济建设领域，清理“左”的流毒，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统一全党和干部群众思想

梁灵光长期在厦门市和福建省领导经济工作，“文革”后，1977年11月调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他对领导经济工作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由他主政广州这座南方古城，那绝对是驾轻就熟。

广州，这个四季如春的古老花城，其时正沭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跃跃欲试，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实际工作，或者说是改革开放的开局准备。但是，广州的城市经济、城市建设究竟朝什么方向、怎么发展，并不明朗。杨尚昆主政时期，虽然明确将发展旅游业和外贸列入城市发展规划，要主动放弃一些重工业项目，但具体怎么实施，意见不统一，各种各样的思想认识，来自“左”的或右的“经验”之谈，互相混杂。梁灵光同志主政广州后，针对这种情况，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从1981年4月开始，组织市委、市革委会全体成员，各战线各局主要负责人参加半脱产的学习会，历时一个多月，内容主要是从思想上、组织上、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系统地清理批判“左”的流毒和残余，其目的是要通过学习，联系实际，在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肃清“左”的流毒，消除“左”的影响，以便统一全党全民思想和行动，坚决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执行中央50号文件，全心投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加快“四化”建设步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梁灵光同志综合大家在学习中摆出的情况，于5月26日，在学习会上就“左”的流毒在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表现及其危害，做了长篇发言。仅经济领域就从八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

当年8月，市委决定在市委党校举办多期全市县以上党员干部培训班，学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第一期的开学典礼上，梁灵光同志明确要求，参加培训班的各位领导同志，要在上半年清理“左”的流毒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认真学习，提高认识，回去后还要带领本部门、本单位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用中央《决议》统一全党全民思想。在当年国庆节前，全市县以上近万名干部都参加了学习《决议》的培训，这在广州市还是第一次。

紧接着，市委紧锣密鼓于9月先后召开了市第四届党代会和第七届人代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和市政府领导班子。这届党代会距上届10年，人代会则距上届16年。时代和历史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州现在已经进入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梁灵光同志在党代会上做了题为《努力把广州建设成为繁荣、文明、安定、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工作报告，回顾和总结10年来的历程，特别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广州在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端正思想路线，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下大力气做好城市建设和管理，提高人民生活等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与此同时，对今后5年城市建设方针、经济体制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市场经济、稳定市场物价、加快解决城市建设中对居民的欠账问题、加强党风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坚决反对腐败等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经过这一系列的不懈努力，短短几年，广州市的城市面貌、商业贸易、旅游观光、轻纺工业发展、引进“三来一补”项目、引进外资等等，都在蓬勃发展，形势喜人。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大家精神焕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以前所未有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齐奔“四化”。

二、实行体制改革，放开市场和物价，利用外资，解决老百姓的菜篮子问题、出行难问题、打电话难以及城市供电不足等等最为迫切的生活问题

(一）解决菜篮子工程

广州市在全省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举足轻重，又地处珠江三角洲的鱼米之乡。因为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统收统购统一供应商业贸易体制无法突破，造成长期以来珠三角农民养的鱼卖不出，广州市民却无鱼吃，即使凭政府发的鱼票，在国营菜市场也买不到鱼，或者限量买到几毛钱鱼。杨尚昆主政广州时期，1979年3月去珠江三角洲农村考察时，已经察觉到这一特殊现象，回来后立即组织市财贸部门研究，要利用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来解决这一特殊问题，为百姓们做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但主管财贸的副市长直截了当地指出，广州市敞开城门，让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把农副产品、鲜活商品送来广州，完全没问题。但是，珠江三角洲各市县，行政隶属佛山地区管辖，省不放权，佛山地委不敢放开，广州市本事再大也寸步难行。之后通过市和省财贸、计委、商业等有关管理部门协调，共同研究，分步解决，先放开农副产品、鲜活商品进城，允许广州成立贸易货栈，允许珠江三角洲的农民进城摆摊。广州市第一个农贸市场——荔湾区的清平农贸市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牛刀小试”，社会效果特好，百姓反应强烈，充分肯定。但这只是解决了部分鲜活农副产品进城销售的问题，整个财贸系统乃至经济领域的那套计划经济的做法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真正动大手术从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解决财贸体制尤其是商业管理体制问题，放开市场和物价，是梁灵光同志在他主政广州的3年多时间里，大刀阔斧，改革财贸管理体制、经济管理体制，鼓励发展个体经济，扩大社会就业。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还采取措施，在生产经营场地、货源供应、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予支持。他放开农副产品、鲜活商品价格，随行就市。他还提出，为了表明市政府欢迎农民进城摆卖，由市工商部门出钱，改建和扩建部分农贸市场，允许节假日期间，农民可以到居民集聚的大街小巷摆摊经营。这样一来，顿时，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市民百姓，皆大欢喜。

然而，正当人们兴高采烈，享受放开物价、市场的成果时，1981年下半年至翌年春蔬菜供应紧张，菜价上涨，塘鱼市场价成几倍增长。部分百姓不满，有的甚至写信告到中央，惊动了中央领导，亲自打电话来询问真实情况。可以说，这是广东改革开放以来遇到的第一次大风险！放开市场和物价，闯物价关，必然会遇到物价波动的风险，这是市场竞争，价值杠杆规律所必然。省、市领导对此“阵痛”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压力，心中有数，并未退缩，而是采取更积极的综合治理的办法闯过了难关，为全国后来进行物价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为保障市场供应，解决菜篮子工程问题，广州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兴办机械化养鸡场、养牛场、养猪场等。美籍华人许志俭先生，很年轻，1980年时，在广州郊区兴办机械化养鸡场，设备、投资由他提供，管理全自动化，而且由他亲力亲为。为表彰他对广州改革开放所做出的贡献，经杨尚昆和梁灵光两届市委第一书记同意，广州市政府授予许志俭先生第一位“广州市荣誉市民”的光荣称号。

他通过菲律宾华侨林秉昭先生介绍并参与合作，从美国三德公司引进瘦肉型的良种猪、优质奶牛，分别在广州和深圳办起了由三方合作的机械化养猪场（深圳叫广三保养猪场，设于宝安华侨农场），同广州畜牧总公司合作办了生产优质牛奶的燕岭奶牛场。1983年11月，梁灵光同志率团访问美国麻省（马萨诸塞州）并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后，亲临内布拉斯加州考察了三德公司及其养猪场、奶牛场、饲料生产基地。记得当时奶牛从美国乘飞机深夜到达白云机场时，公司负责人郑大姐亲临机场接收这批良种奶牛。报关时，机场口岸没有找到美国方面的牲口出口检验检疫证明。报经梁灵光同志同意，只好让奶牛在机场停留过夜，第二天由机场口岸办按照我国标准补办检疫手续，发现这批良种奶牛没有带病带菌，符合我国牲畜进口检疫安全标准，才予以放行。

他亲临五山现场，解决小区市场供应、交通不便等生活问题。五山，是当年广州高等院校相对集中的小区，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华南师范学院、暨南大学、省民族学院、省机械学院、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校都汇集于此，专家、教授、知识分子成堆。当年这里属东郊，较偏僻，归广州郊委管辖。而这些高等院校，都归省管。所以，市场供应、公共交通、供水供电、环境卫生等都存在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他们不时向省、市有关部门反映，也曾经派代表到市政府集体上访过。1982年7月8日下午，梁灵光同志主持召开市政府办公会议，专题讨论解决五山区的生活供应等问题。第二天，即9日，梁灵光同志带队，市领导欧初、胡楠卿、肖鸣、王玄、朱森林，以及省、市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如省高教厅副厅长林川）、各院校的主要领导（如华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王屏山）等出席，在华南工学院的二号楼，开了一整天的座谈会。各院校、各部门领导的发言，直截了当，开门见山，都很具体。应该说，这次座谈会，对五山地区长期积累的各方面的问题，与会各院校负责人都毫无保留，畅所欲言，对如何解决，也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议。有的通过具体事例对省、市有关部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位与会者指出，从五山市场到东升石矿场的公路，要求避开通过农学院的学生饭堂，1958年经曾生市长批准改道，可有关部门在当年又改回原路，几十年不得解决，要求仍按当年曾生市长的方案改回来。有单位提出，原定1978年开始逐步解决各院校教职员工生活用煤气问题，刘田夫副省长批示当年先解决1100户，可到1982年才解决220户。梁灵光同志在会议总结时，首先代表省、市虚心接受大家提出的批评，表示今天实际上既是一次解决五山地区居民生活、交通等问题的现场办公会，也是一次有关如何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五山作为省、市的科研教学区，做好你们的后勤服务工作，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长期以来，许多具体问题没有解决落实，给你们造成很多困难，是我们广州市做得不够，服务不好，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你们赔礼道歉。接着，他就如何解决五山地区存在的问题，讲了6点意见。首先要解决体制、规划问题。理顺体制关系，包括省市关系、城乡关系等，调整体制，要从有利于科研教学，有益于五山区的整体规划和发展。五山区的整体规划纳入市的城市总体发展规划，由市规划部门根据其科研教学单位多而比较集中的主要特点进行具体规划，分步实施。其次是调整政策，过去有些政策规定不合理，不利于鼓励市民到郊区生活和工作，一定要废旧立新。解决体制问题，出台鼓励政策，要让人们切身感受到，住郊区，在郊区工作，同市内一样方便舒适。第三，五山的城建，要根据科学文化区的特点重新统一规划，市要把它单独作为一特殊的小区来规划安排，院校发展自己的小区建设时，既要考虑自身特点，更要服从区的规划大局，不要重复过去那种今天建明天拆的历史错误。第四，解决生活物资供应问题。现在的突出问题是商场、网点不足，货源紧缺。短期内新建网点有困难，希望各单位提供场地作临时网点，我们提供货源，你们做好服务。我们还要充分发挥改革商业贸易体制，放开市场、物价的政策优势，组织农民、个体户来五山发展经营服务。各方共同努力，度过目前困难。新增邮电网点问题，其地皮请华工、邮局、规划三家共同商定。新点没有建成之前，请邮电部门用上门服务、临时设点等过渡办法应急解决。煤气供应问题，主要是气源不够，市里没有气源，市也只发放了1.6万户。会后要同省研究，争取把知识分子集中的五山区作为重点解决。关于建议对18、22、27、33路公交车或延长线路，或延迟晚上收车时间的问题，梁灵光同志当场交代市建委负责人尽快同市交运局协调解决。他建议将今天会议决议事项形成会议纪要，上报省、市，下发有关部门，既方便贯彻执行，又利于检查监督。最后梁灵光同志强调，会后，省、市特别是广州市各有关部门都要按照今天会上决定的，抓紧研究，贯彻落实，做出成效。希望这次会议真正成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实际行动，为五山区带来崭新变化，用改革开放的政策造福五山人民。

会后，各院校反应强烈，人心大振，感到五山地区改革开放的春天很快就要到来了。

(二）解决用电问题

广州市长期电力紧张，企业经常“开三停四”，尤其是夏天，为保居民生活用电，很多用电企业大户只好晚上关门大吉。

梁灵光同志调任广州后，他更加感到缺电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发展电力，刻不容缓。1981年9月，梁灵光同志和许士杰等市领导考察新丰、龙门等郊县时，发现这些山区县的小水电资源十分丰富，本地用不完，却无法同省、市的大电网并网，宝贵的资源白白被浪费。他要求县把小水电并入市电网，县领导说，去年杨尚昆书记来视察工作，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关键是输电线路的投资没有落实解决，县里没有钱。梁灵光同志回来后，经同市委研究，决定采取市、县共同投资的办法，共投资1200多万元，架设一条11万伏的高压输变电线路，将龙门、新丰的小水电并入市的大电网。结果不到一年时间，1982年9月1日开始送电，每天给广州增加11万度电，使广州缺电的情况稍有缓解。这个时期，省、市政府都制订了鼓励山区发展小水电的政策措施，调动了山区办电的积极性，每年新的装机容量以10万千瓦的速度增长。

梁灵光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尽力较多的，也是发展电力。省里制订了坚持水电、火电、核电并举的办电方针，利用内资外资并采用“以电养电”的集资办法，来加快电力发展步伐。这期间省内先后动工新建、改建或做前期准备工作的，就有黄埔、韶关、沙角、海口、湛江、梅县、汕头、飞来峡水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等大中型工程。此外，他还十分赞成和积极支持粤桂两省区合作，共同开发广西红水河水电，以解决广东缺电问题。但后来因种种原因，该项合作久拖未决。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东莞沙角B厂的BOT投资合作决策过程。1979年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特区，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到处是工地，哪里都缺电。当年蛇口工业区的用电，就是香港招商局自架海底电缆，直接从香港买来的，深圳特区和省也用外汇从香港购买部分电力。有眼光的港澳朋友看到了既支持祖国改革开放又能赚钱“一举两得”的投资机会。香港合和实业老板胡应湘先生就是先驱者之一。他是位很有战略眼光的实业家，1979、1980年时开始同省洽谈投资合作建设广深珠高速公路，同广州洽谈投资合作兴建中国大酒店，同深圳洽谈投资合作兴建25万千瓦的火电厂等大项目，而且当时都是全国第一。灵光同志得知后，便直接找胡应湘先生和深圳特区梁湘市长商量，动员胡先生去东莞沙角投资建70万千瓦的煤发电厂，电力大部分供应深圳。无论从投资规模、成本、效益、环境各方面考虑，都优胜过在深圳兴建25万千瓦火电厂的方案。而且沙角已经有座由省里筹集主要资金、中央补助2000万元的60万千瓦的煤发电厂，正在动工，开始形成办电的投资环境。胡应湘完全赞同梁灵光同志的建议，并力荐当时国际流行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采用BOT投资合作方案。“BOT方案”，简单讲，就是“交钥匙工程”：投融资、还贷、设计、设备、施工、管理由投资方负责，土地、燃料煤、购买用电由项目方负责，合作15年后，投资方无条件将电厂归还项目方。这种合作方式，当时在我国还没有先例，但完全符合我们“引进外资”的投资要求。就这样，三方一拍即合，以深圳电力集团为甲方、香港合和实业中国电力为乙方，签署了投资42亿港币（合当时5.4亿美元）、建70万千瓦电厂的BOT合作协议。

后来在项目报批过程中发生了两个小插曲。

一个是合作协议签字后，省电力部门有的领导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主要认为，已经中央批准的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将来建成后，我们要付外汇买电，沙角B厂也要付一半的外汇，担心将来买电的外汇不够支付核电站电费。梁灵光同志了解后，委托省经委主任王焕同志赶紧召集计委、经委、外经委、电力等部门研究，提出意见报省委。他们将汇总的意见报到省委，建议最好只建一台35万千瓦机组的项目，担心核电站、广州油改煤电厂等先后建成，电力可能会过多，资金紧缺，外汇平衡可能有困难。对此，梁灵光同志明确指出，建成核电站，起码是十年八年以后的事，沙角A厂60万千瓦的建设进度因资金不足会被拖慢，最快也要八年九年。现在深圳、东莞等三角洲县市经济发展这么快，却因缺电而造成生产生活都不正常，经济损失无以估量。各地落实省的自办发电的鼓励措施，都反映电价成本太高，企业难以承受。这样的投资环境，对外将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而胡应湘先生的沙角B厂，2台35万千瓦共7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5亿美金的融资还贷、工程的设计、设备的选购、整个工程的施工及管理、投产后的运营等等，由他一手承办，他很有把握在两三年内建成，卖给我们的电价，每度0.114元港币（当时香港电价，3元港币约值人民币1元），而且用人民币和港币各一半结算。这个电价，比香港电力公司卖给蛇口、深圳的还低。合作经营15年后，无偿交还我方。这种BOT即“交钥匙”的新的合作方式，虽然在国内还没有过，肯定会有风险，但在国际上已有不少成功范例。我和梁湘同志商量过，都认为，这种合作模式，对我方很有利。再说，我们办事业，眼光要放长远一些，要对现在更要对将来的发展负责。对这么好的项目，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省委审批时完全赞同梁灵光同志的意见。

另一个小插曲，也就是梁灵光同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点到但未破题的“又遇到一些波折”中的一个。我们有个驻港机构认为，该项目的电价定得太高，胡应湘赚我们的钱太多，10年赚几十个亿，太过分了，并反映到北京要求出面干预。果然，中央有关部门来电话查问，责令我们向中央做详细汇报。甚至惊动了国务院某副总理，亲自致电梁灵光同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质询和压力，梁灵光同志立即向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的社长许家屯做了通报，并相约在深圳交换意见。经了解情况后，梁灵光同志才稍微松了一口气。主要是他们对“BOT”即“交钥匙工程”的合作形式不了解，而这种合作形式，在国内还没有先例。梁灵光同志决定将省同胡应湘先生合作兴建沙角B厂的“BOT”合作协议内容、利益、风险、国际上采用“BOT”投资的成功案例介绍，香港、特区、省内及火电、水电、核电等几种不同电价的对比分析资料，投资方经营15年合作双方总体经济效益的分析等情况和资料，交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上报中央有关部门。梁灵光同志还亲自同那位副总理通电话，既耐心解释，又据理力争，才把这场争论平息下来，使该项目得以顺利进行。这期间，梁灵光同志还采取了另外一招，即在项目上报中央审批的同时，建议胡应湘先生先行动工，搞“三通一平”，进行配套准备，向外商洽谈订购设备。这样抢回已被争议而耽误的半年多时间，第一台3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仅用22个月就建成投产。

在梁灵光同志等省、市领导的坚定支持下，经合作双方的共同努力，1984年6月签订合作协议，1985年3月签订“BOT”合同，3月5日奠基，梁灵光同志出席奠基仪式。1986年完成42亿港币的融资安排，1988年4月建成投产，正式开始向深圳特区送电。1988年10月，被英国建筑业协会授予1988年英联邦土木工程大奖。1999年8月1日胡应湘先生正式“交钥匙”，将电厂移交深圳特区。9月7日双方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正式移交典礼，香港合和大老板胡应湘先生、李宪武先生，当时的省和深圳市主要领导王岐山、张高丽同志，老省长梁灵光以及北京来的王光英、马洪等，我驻港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许多朋友、日本的设备供应商等应邀出席，见证了第一个“BOT”工程在我国取得圆满成功这一划时代的重要时刻，分享了改革开放的又一丰硕成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致辞时，热情洋溢，高度评价该项目的合作成功，创造了宝贵经验，高度赞扬胡应湘先生对祖国改革开放所做出的出色贡献。沙角B厂“BOT”合作项目、两台机组70万千瓦发电能力的煤发电厂，先后不足4年就建成投产，其成功经验，惊动了中央有关部门，那位曾经电话指示梁灵光同志“这种事可一而不可再”的国务院领导同志，转而肯定和支持推广这一成功经验。我有幸出席了该项目的奠基和移交仪式，见证了这一难忘的历史时刻以及一些洽谈处理的重要过程，至今深感荣幸而难忘。

(三）解决“打电话难”问题

“广州有一怪，骑自行车比打电话还快”。为破解这一“怪”，1981年全国两会期间，梁灵光同志听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说，福州、厦门市区的电话改造搞得很快，很成功。他当即拜托项南同志代请有关部门派人来广州介绍经验。果然，回到广州后没有几天，福建省邮电局长郭金海同志亲临广州，传经送宝上门。梁灵光同志在市委常委会议室召集市有关领导和部门听取郭局长的经验介绍。因为电信业务属条条严格管理，同省有密切关系，所以他还请了刘田夫省长和省电信局领导都来分享这一成功经验。在福建经验的启发下，市政府打破条条框框，用地方外汇，经过货比三家，从日本NEC进口一套2万门装机容量的电信设备，新增了几所电信分局，把过去架设在空中的部分电信电缆埋入地下，初步缓解了市内“打电话难”的问题。

1982年3月22日下午，梁灵光同志再次召集省、市邮电等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检查电信扩容改造情况，李建安副省长，市政府欧初、梁尚立等领导参加。会上李建安提出到1985年，按发展10万—12万门程控电话安排，加广州市已确定的2万门，可达14万或15万门。正在引进的5.5万门，分局、机房建设、地下管道配套工程等一定要加快，争取明年上机。枢纽大楼，先做规划和任务书，做好前期准备。地面微波站，先搞广州的，全部引进，来得快，有保障。向中央说明，这个不是我们不支持民族工业发展。梁灵光同意李建安的意见，强调一定要加快工程进度，省、市局要共同研究，切实做好各方面工作，确保环环落实。如管道改造，不仅要满足现在的要求，还一定要预留至少今后10年的扩网需要。地面站的建设，中央决定全国先建10个，其中广东3个，指定建在广州、汕头、湛江。我们的意见，3个站统一规划、安排，广州的先上马，技术上一定要一步到位，直接同国际接轨，直拨国际长途，没必要通过上海地面站转拨。资金，立足自身，多方筹集，争取中央支持。多种渠道充分利用外资。省电信局提出的“借钱买鸡，下蛋还钱”，也是可行的。短期内省、市局要相对集中财力物力，把广州市区的电信问题基本解决。

经省、市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全省电信业从此走上了“超音速”发展的轨道。

据省电信部门资料，1984年，以广州为中心的粤东、粤西两项微波工程上马，东至汕头，西至湛江、海口，全长1100公里的1800路微波，是沟通全省东西向通信的动脉，是缓和省内通信紧张局面的关键项目，共筹资3000万元和外汇400多万美元，于1985年12月和1986年2月竣工交付使用。同香港大东电报局、香港电话公司及CSL（香港通信服务公司）等协商签订7个协议，利用中长期低息或免息贷款的合作方式，配合国家投资、企业自筹、银行贷款等多种渠道资金，先后建设穗港2700路微波电路，深圳至珠海960路微波，广州至汕头、广州至海口1800路微波，海口至三亚480路数字微波，汕头至梅县1800路微波等省内微波电路工程项目，使广东邮电通信技术改造的步伐大为加快。从1978年到1987年的9年间，省电信部门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14亿元，建成了7条微波干线、3条光缆，开通了40万门城乡电话，较快地满足了当时人民急迫的通信需求。

(四）解决交通问题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那时候，广州市内、省内交通全面紧张，人口流动、货物运输十分困难，严重影响投资环境，阻碍改革开放。梁灵光同志十分重视改善省、市交通落后的状况，在市财力紧张的情况下，仍自筹资金，正式批准兴建由上届市委决定的区庄三层立交桥项目，新上马石围塘等立交项目，对横跨珠江的广州大桥、海印桥项目开始筹备工作。根据港澳同胞有关“进不来，出不去，住不下”的强烈反映，1982年12月9日和1983年3月31日，梁灵光同志分别请了李建安、刘俊杰副省长及铁路、航运、海运、经委、建委、口岸办等省、市有关部门，专门研究如何加快解决省港澳交通问题。铁路、航运、海运等有关部门都认真分析供求现状，摆出实际困难，提出解决办法。梁灵光等省、市领导同志综合大家意见，提出：（1）铁路方面，加快广深铁路改造和复线建设，迫在眉睫。首先是实行电气化改造，可以提高20%的运力。其次是加长车站的股道，以增加车厢，提高运力。第三是搞双层车厢，只要石龙大桥能够通过，运行中车厢摇摆幅度符合安全标准，就可作为临时措施，对外引进，增加部分运力。第四是建设复线，虽然投资大，时间长，却是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其运力可以翻一至两番。建复线，电气化，是解决广深铁路的最佳选择。如何解决5亿多元的投资，梁灵光同志提出，由广州铁路局组建广深铁路公司，自筹资金，自我经营，自我还贷，自负盈亏，适当提高票价。试行这种体制改革，在当年是很大胆，很冒险的。梁灵光同志是基于改革开放后，港澳同胞及外商往返粤港频繁，广深铁路的客源货源有绝对保障的判断而提出上述集资方案的。经省同意后，1984年上报国务院批准，成功运行至今。（2）航运方面，当时每天有两艘客轮往返穗港，每班乘坐800人。我方和香港小轮公司合作每天各两班水翼飞翔船往返，每天载客600人左右，但香港的码头泊位不够，只能停靠香港小轮公司在油麻地的码头，因此，我方增加航班的可能性不大。（3）广州作为华南地区陆海空交通枢纽中心，如何充分发挥作用，省、市都要抓紧规划。要首先规划解决好广州铁路枢纽站问题，包括选点、征地、资金等，由铁路部门会同广州市具体研究，尽快提出方案报省，争取尽快启动。需要同步解决的是边防联检、海关的配套设施的建设，边检、海关人员的编制配备，要提出方案上报中央请求解决。（4）解决好人员、物资分流，这是缓解目前交通运输紧张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衡广复线1988年开通之前，要大力发展我省沿海的海运业务，保障南北物资的运输货畅其流。

广深铁路的改造和复线建设取得经验后，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水陆空结合，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使我省的交通运输事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广深复线仅两年就建成通车，三茂铁路、广梅汕铁路、衡广复线等工程，以及广深珠高速公路，广州出省内的几条主干公路，广州至珠海的4座过江公路大桥，等等，都在这几年内加快了建设步伐。

三、艰苦朴实　廉洁奉公

我从1981年5月至1986年1月任梁灵光同志的秘书。在广州市委时，我还住在他的三楼。我深深地感受到，梁灵光同志既是一位模范的党的高级领导，又是一位“脚踏实地”的经济专家；既具有华侨领袖的风采，又保持着新四军艰苦朴实的优良传统作风，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老首长。

(一）反腐倡廉，从我做起

在改革开放中，梁灵光同志对党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始终抓得很紧。他认为，改革开放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广大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1981年开始，少数人利用改革开放走私贩私，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个别领导干部中饱私囊。广州市委严格执行中央和省有关指示，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严格整顿党风，严肃党的纪律，保障改革开放健康发展。在1982年5月4日市委常委研究打击经济犯罪的会议上，市纪检部门汇报指出，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市委加强了领导，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办案力量从900人增加到2700多人，至4月30日止，立案的犯案嫌疑人员420人，涉案金额52万元，已退回32万元，其中大案要案60个，涉案万元以上的6至8个。党政机关半数以上的党委已经召开了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有关打击经济犯罪同促进改革开放重要性的认识。会上有人提出，在对外业务中，有的收取了合理的介绍费，如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招揽回一个广告，能得到3%—5%的提成。这算不算贪污受贿？有的单位把它当作经济犯罪立案，很值得研究。梁灵光同志明确指出，立案中，要把正常的服务收费、提成奖励同受贿行为严格区别开来，把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的礼尚往来同经济犯罪严格区别开来，重点是打击那些党员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违纪违法行为和社会上出现的有组织的走私贩私团伙。要抓几个大案，搞实在，公开宣布，进行典型案例教育、党的政策教育，分清界限，把那些“边缘人物”解脱出来，把部分犯有一般错误的同志挽救过来。

半年后的10月26日，梁灵光同志主持市委常委会议，讨论“立新中路分房不正之风”大案。“立新中路建房工程”是市政府对旧城区进行成片拆迁改造的第一个试点、样板工程。建成后，却有不少拆迁户住不进新房，来市上访，市委派以胡楠卿同志为首的专案组进行反复认真调查，查明已入住的户籍，竟有43户根本不是拆迁户，而是拆迁办某些负责人的亲朋好友，靠这种关系入住大楼的。市委常委会曾4次讨论这个案例，10月26日这次会议一致决定，市拆迁办的两个负责人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在回迁工作中，大搞不正之风，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信誉，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应按纪按法向全社会公开，做出严肃处理。43户非拆迁户全部搬离，让真正的拆迁户入住。

还有一例，市直机关党组在召开民主生活会中，有机关干部反映市建委某领导干部私自接受别人送给的一盆大盆景，价值数百或上千元。市委经调查核实后认为，在党的领导干部中，收受贿赂，贪污腐败，违反党纪国法，此风不可长。并于1982年2月决定对其进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没收其盆景，并通报全党，以为警戒。

例三是，梁灵光同志反腐倡廉，以身作则。1981年12月，梁灵光同志率广州市友好代表团赴美国，同洛杉矶市结为友好城市。回程时经香港停留几天，我去港配合梁灵光同志在港的活动。其在澳门居住的大哥梁披云先生和大嫂来港看望弟嫂夫妇（梁灵光同志的夫人朱含章，时任广州市外事办副主任，是代表团成员）。那个时候，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卡式收录机等电器产品，在人们生活中还很时髦，并不普及。省、市领导家中由公家配备的，一般是一部国产电视机、一部广州生产的钻石牌电风扇。回广州时，其大哥从专门负责接待内地出访团体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属下亚旅买了一部电冰箱、一部热水器（其商品价格低于市场很多），送给弟嫂。我们都知道，因公出国人员回国时，可以按规定用个人的出国津贴费免税携带一大一小的自用生活用品（如大件的电视机、小件的收录机或手表等）。过了没几天，市委机关有同志传说：梁灵光同志访美经港回来时带了一车的高级大宗商品。市纪检会有人也曾个别问过我。我感到情况有点不对，就及时向梁灵光同志做了汇报。他也感到，当时正是执行中央指示，坚决反走私、反腐败、反腐蚀，沉重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时候，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带好头，反对腐败，从我做起。因此，梁灵光同志在1982年2月24—28日省委召开的省委常委、党员副省长民主生活会上，如实认真地检查了这件事，承认自己没有带好头，在干部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之后还向省委写了书面检查，附上了详细的行李清单。不久，在广州市一次局以上领导干部大会上认真做了自我批评。而且这以后的几次访问美、日、菲律宾以及港澳，梁灵光同志确实是以身作则，不仅自己的正当的购物指标被放弃使用，还提醒同行者不要违规超购大宗商品。

(二）不讲条件，忘我工作

忘我工作，这本来就是领导干部的职业习惯。梁灵光同志的特殊之处，在于不讲条件、环境，实实在在，亲力亲为。5年多的秘书工作中，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完整地休息过一天。一天到晚，一年到头，都是工作。夏天的晚上，广州气温仍然很高，他家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室内闷热难当。他就在二楼的楼顶上，摆张书桌，拉盏电灯，穿着背心短裤，手摇蒲扇，一杯浓茶，批文件，看资料，一直忙到深夜一两点，几乎天天如此。我住在梁灵光同志的三楼，从南面窗户往下看，此情此景，一目了然，令人感动。

1985年8月30日，梁灵光同志正式离开省政府。这一天，他很早回到这间小小的办公室，批阅完最后一份省政府文件，收拾好办公室后，9点钟来到省长会议室，主持召开由省政府仇作华、丁励松、罗共鸣副秘书长和办公厅吴群继等正副主任参加的座谈会。梁灵光同志开门见山地说：昨天同选平同志谈了半天，正式交班了。今天，请大家来，是感谢大家对我们这届政府工作的支持，感谢大家对我个人的信任和支持。请大家谈谈对我个人工作的意见。他说，我来省政府上任后，一直忙于官僚主义和事务主义，没有到办公厅的各个处室看望大家，听取意见，对你们欠了账。今天，利用我离开省政府的时候，专门听听大家的意见。从一线退到二线后，中央和省委都希望我在省里再留一段，到省顾委会，主要是做调查研究，向省委提出工作建议。为此，还要请你们继续支持和协助我的工作，好让我为省委、省政府当好参谋，出好主意。他指出：1983年4月底我转到省政府上班后，那时候的情况相当紧张，出现了财政赤字。经过两年多的改革开放，调整、发展，到今年（1985年）上半年，除海南外，全省经济增长，打破了前几年的历史纪录。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和贪污腐败后，人心大振，社会秩序良好。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全省人民共同努力争取来的，是同省各经济指挥部门、办公厅每个同志努力发挥作用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中，既坚持改革开放，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又加强对全省的宏观指导，充分发挥“四个窗口”“两个先行”的作用，发挥优势，加快“五个引进”，而不是靠进口洋货赚钱，这个指导思想，我们省政府始终是十分明确的。但在有的地方贯彻不力，而我们检查督促不够，信息不灵，以至有些地方实行改革开放就走了样。如去年发生的“海南汽车”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一例。梁灵光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以“海南汽车”事件为镜，不仅暴露出海南本身在改革开放中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我们省政府、办公厅对下面检查不严、督促不够、信息不灵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反映出办公厅的自身建设今后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座谈会上老省长的一席话，让办公厅领导既备感亲切又深受教育。他们很有感慨地说，省长今天召开这样的告别座谈会，过去在办公厅还没有过，别开生面，十分新鲜。今天，不是“人走茶凉”，而是发扬了党的革命优良传统，省长临别赠言，身教言传，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谈及一些具体事时，梁灵光同志说，我的所有兼职，包括六届全运会的筹备，都移交给选平同志了。还有两件事：一是日本松下送给我的传真机，建议放在办公厅和省政府驻京办事处，更能发挥作用。二是，我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后勤供应等事务，请省政府办公厅继续多多关照。办公厅的领导异口同声，都说：请老省长一如既往，随时指示、交代。彼此之间，没有了那种“上下级”的等级观念，充满着同志、战友之情，谈笑风生，情感交融，难分难舍地结束了半天的告别座谈会。

(三）潜心工作，忘了爱好

无论是谁，都会有些个人爱好。我给曾经的省委书记王首道当秘书时，知道他喜欢打乒乓球、下围棋。所以，我们在首长乘坐的车上，经常带有乒乓球拍和围棋，我也向王老学会了下围棋。我给曾经的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当秘书时，知道他很喜欢游泳和散步，喜欢看武打小说。所以，每到夏天，一般来说，晚上陪他去珠岛宾馆11号楼游泳池游泳，星期天就陪他去南湖游泳，平时的多数晚上，陪他在东湖边散步。有时在公众节假日，我还会随首长去从化温泉宾馆或省内旅游景点休息几天。可跟随梁灵光同志的几年中，我没有发现他有些什么业余爱好，整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公众假日也几乎没有见他去过从化温泉。即使去了南昆山或某个旅游景点，也是以调查研究为主。

1985年9月的一天，梁灵光同志交代我办两件事，一是帮他联系一个打网球的场地，他想打网球；二是借一副麻将回来，晚上休息时玩玩。几年过去了，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梁灵光同志喜欢打网球，玩麻将！也就是说，梁灵光同志来广州工作至退休前的5年多，为了集中精力工作，他没有打过网球、玩过麻将！这种意志力，令人惊叹！我赶紧找白天鹅宾馆的中方总经理朱一明同志，为梁灵光同志在霍英东先生设于沙面的网球场俱乐部备个案，挂个号。以后，梁灵光同志约了肖鸣同志或朱森林同志等，经常去沙面打网球，霍英东先生每次来广州，必定邀请灵光同志打球。后来，梁灵光同志还被推选为省老干部网球队的队长，带队出席省内省外的老干部网球比赛，经常载誉而归。

说麻将，我请东方宾馆的陈总经理帮忙。他派人送来梁灵光同志家时，我还亲自写了一纸借条交来人带回，以为借用公物的依据。从这以后，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两至三个晚上在家玩麻将，纯属娱乐，没有玩钱。梁灵光同志及夫人朱含章主任、胖阿姨和我，缺一不行。梁灵光同志牌艺很高，记忆力又强，对牌局分析到位，往往设陷引我放炮，经常得手，使我陷于输多赢少的被动局面。

1986年1月12日晚上，我像往常一样，看完电视新闻后到达梁灵光同志家，本来是向他和朱主任辞行，因为新的工作单位通知我13日去报到，车票都已买好。我还没有汇报完，梁灵光同志笑容满面地说，到新单位好好干吧！现在我们先玩麻将，其他的以后再谈。这一次玩牌，梁灵光同志有别于前，只讲玩牌，没有同我谈及其他情况。这一次玩牌，我却被打破“常规”，赢多输少，有的竟还是灵光同志“放炮”给我的，在平时这种现象很少发生。这一次玩牌，直玩到凌晨两点多才结束“战斗”，梁灵光同志和朱主任亲自打开后门，送我出来！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同梁灵光同志、朱主任一一握手，深深作揖告别！这一次玩牌，却成为我和梁灵光同志、朱主任的最后一场牌局，以后再也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梁灵光同志的高大形象，在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

【注释】

[1]孙铁钟，曾任梁灵光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