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归侨省长粱灵光同志对广东侨务工作的杰出贡献

钟建元^[1]

2016年11月3日，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原书记、广东省原省长，原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同志诞辰100周年，2016年也是梁灵光同志逝世10周年。我们深深怀念这位为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广东改革开放和探索试办经济特区以及为侨务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领导人。

有关梁灵光同志在其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70年中各个时期的丰功伟业，中央文献研究室、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以及灵光同志的许多老战友、老首长、老同事、老部下等各方知名人士都曾分别在各种报刊、专著上做过专门报道和全面介绍，在此就不再赘述。由于本人从1984年2月起，经组织推荐，有幸与孙铁钟老秘书一道担任梁灵光省长秘书，1985年7月梁灵光同志经中央批准任省顾委主任，孙铁钟秘书外派香港粤海集团公司工作，我则一直留任梁灵光同志秘书至1992年底因工作需要借调外派香港粤海集团。在梁灵光省长办公室一起工作的还有刘永胜和张熙泉两任警卫员。梁灵光同志全退下来之后，由杜玉琦、刘永生、黄齐锋同志先后任梁灵光同志秘书。我任梁灵光同志秘书9年，在这9年秘书生涯中，我跟随梁灵光同志先后在省长、省顾委主任、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长、暨南大学校长（兼）、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重要领导工作岗位上，长期与梁灵光同志朝夕相处，言传身教，亦师亦友，受益良多。而陪同梁灵光同志走得最多的就是跑遍了广东省各地市县和浙江、福建等省主要侨乡、华侨农场、侨资企业，以及赴港澳东南亚调研侨情、拜访侨领、访问华侨，到省侨办、省侨联、省人大华侨委调研也是特别多，跑北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全国侨联、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和国家计委，为侨务工作反映侨情，跑政策、要指标，研究制定侨务法规等。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了梁灵光同志为大胆探索、积极实践广东改革开放和在全国先行一步做出的一系列重大贡献。而给我感受最深刻的是梁灵光同志对侨务工作有着特殊的感情，予以全力的关怀支持，呕心沥血为侨务工作鞠躬尽瘁，为维护“三侨”权益尽责尽力。其在各个时期的主要领导岗位上对侨务工作的特别重视、关心、支持、亲力亲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梁灵光同志在广东践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留下的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的重要政治遗产，非常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和怀念！岁月易流逝，而日月光辉永存。梁灵光同志虽然离开我们10年了，但他的光辉形象、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在纪念梁灵光同志诞辰100周年和逝世10周年之际，有感于怀，特写本文以表怀念。

一、归侨省长梁灵光同志一生与“三侨”有着密切关系和特殊的深厚感情

梁灵光同志家乡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是著名闽南侨乡，在海外的华侨、港澳台同胞有数十万人。梁灵光同志的大家族中，就有许多亲人分别在港澳台和东南亚定居。其大哥梁披云在澳门曾长期出任澳门归侨总会会长，是在东南亚华侨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爱国侨领，是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回归筹委会委员。早在1935年，梁灵光同志在上海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由于身份暴露，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军警的抓捕，远赴马来西亚吉隆坡，在当地继续组织华侨抗日活动。组建“雪兰俄邦反帝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华侨抗日救国会”进步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经常在新加坡著名华侨胡文虎和爱国侨领陈嘉庚分别创办的《星洲日报》《南华商报》等当地报刊发表时事专论文章，积极传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组织发展壮大支持抗日救国力量和骨干成员。与许多华侨、侨领建立了广泛联系。对侨情和侨居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有深入了解。梁灵光同志在马来西亚虽然只居住了一年零四个月，但这为梁灵光同志解放后主政厦门和广东，在正确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充分利用和发挥“三侨”优势和作用，乃至经济建设、改革开放试办经济特区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梁灵光同志于当年10月毅然放弃在海外的优厚生活待遇，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立刻回国经党组织安排到苏北投身艰苦伟大壮烈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

二、厦门解放前夕调梁灵光同志主政厦门与他的归侨及闽南人身份有密切关系

解放战争期间梁灵光同志已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兵团二十九军党委常委、军参谋长。1949年6月梁灵光同志奉命率领二十九军先遣部队入闽，随后与十兵团解放福州，继续挥戈南下解放厦（门）漳（州）泉（州）等闽南地区之时，中央和福建省委根据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在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建议：厦门即将解放，其在海外侨胞多达2万多人，在厦门的归侨和侨眷有7万多人，占全市人口1/3，是中国著名的“五口通商”口岸，共产党能否管治好厦门在海外影响很大，要求选派一位闽南人到厦门当市长。所以中央征求福建省委意见后，决定将有归侨和闽南背景又有苏中根据地从政经验的梁灵光同志从二十九军调离出任厦门第一任市长。梁灵光同志解放初期接管和主政厦门3年多时间，除采取一系列有效正确政策措施，巩固政权，恢复生产，保障供给，稳定社会秩序之外，在正确对待“三侨”工作方面就已提出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有效办法：一是1950年1月在厦门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工作报告中就很明确很早地提出了新政府要保护侨胞利益，关心侨胞和侨眷生活，废除各种不合理的制度和陋规，使侨胞进出国得到便利与照顾，并积极鼓励侨胞向祖国投资发展生产，参加各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二是根据厦门工商业发达，进出口贸易多，进出境旅客多，金银业、侨批业活跃的情况，在全国最早制定和推出《侨汇暂行处理办法》，鼓励侨汇进口，批准和鼓励全市80多家信誉好的民信局继续开展侨汇业务，采取“外汇归公，利润归己，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办法，其侨汇既满足侨属生活需求，又对厦门解放初期复工复业、缓解资金短缺起了很大作用。三是全力支持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建设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梁灵光同志在马来西亚时就十分敬仰陈嘉庚先生，加上其大哥梁披云先生与陈嘉庚先生又是志同道合交往甚密的关系，陈嘉庚先生于1950年9月结束海外业务后回到家乡集美定居，倾晚年全部精力和全部财产建设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梁灵光同志在厦门的3年与陈嘉庚先生交往甚密，经常亲自登门拜访看望、请教陈嘉庚先生，共商厦大建设和厦门经济建设，与陈嘉庚先生建立了深厚感情，他们两人共同为厦大和集美学村的建设，共同筹划参照连接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海堤修建厦门海堤，为筹建鹰厦铁路、南福铁路，为侨务政策等，提出了许多富于远见卓识的战略性决策意见。

三、改革开放之初南下广东工作期间，充分利用发挥广东“三侨”优势，迅速打开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局面

1980年10月中央决定调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和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同志南下广东，接替习仲勋和杨尚昆同志。任仲夷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同志任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3年春出任省长。两位广东改革开放之初的老搭档在北京受命南下，叶帅接见他俩时也是语重心长特别说到“广东是个好地方，教育比较发达，华侨众多，华侨对建设祖国很热心”；耀邦同志接见时则向他俩强调指出，“如果你们把华侨工作做好，把华侨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对祖国‘四化’建设是很有作用的”。广东毗邻港澳，700多万港澳同胞中70%是广东籍，海外华侨众多，有2000多万人，占全世界3000多万华侨的2/3，拥有资产超过2000亿美元。因此，梁灵光同志在广东改革开放初期，始终铭记中央主要领导的嘱咐，充分利用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和“三侨”众多的优势，有力促进了广东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

一是大力支持港澳同胞来穗投资建设。最富有代表性意义的是梁灵光同志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期间，适逢香港遇到严重经济萧条，香港1997年主权回归前途未卜，香港市民信心动摇，社会不稳定，大量市民移民国外。港商对回内地投资犹豫不决，在当时的困难环境下，梁灵光同志全力支持协助香港著名爱国商人霍英东、利铭泽、胡应湘、李兆基、郑裕彤、冯景禧、郭德胜财团解决资金困难，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措施，亲自出马找省和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为他们排忧解难，使这些港商投资的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和中国大酒店三个五星级宾馆克服种种困难，得以继续投资建设，先后顺利竣工开业。如梁灵光同志以广州市政府和市长名义，为花园酒店港方股东向香港中国银行担保贷款7亿港元，找谷牧副总理支持在国内贷款5000万人民币给花园酒店，最终才使花园酒店建起来。梁灵光同志对中国大酒店则采取给予港商股东延长5年合作期的让利优惠办法，即从原签订中外合作期15年延长至20年，消除了港商股东们的犹豫和顾虑，使中国大酒店也最终顺利建成竣工开业。在白天鹅宾馆的建设过程中，梁灵光同志则给予霍英东先生多方面的关心支持，使其顺利建成竣工开业。梁灵光同志任职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期间，广州市在全国最早的这三家中外合作、中外合资经营五星级酒店的顺利建成竣工开业及带来的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消除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顾虑，向国内外宣传了我们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增强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回来投资的信心，对推动广大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回来广州市及广东省投资办厂起到了先行示范作用。

二是梁灵光同志敢于在各个方面认真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针对广东的侨务工作和侨务政策由于多年受“左”的严重影响和“文革”的破坏，华侨、侨眷有国不敢归有亲不敢认，有海外关系的干部、知识分子遭受打击迫害，侨房被没收挤占，华侨农场归侨职工生活困难，严重挫伤广大港澳同胞和“三侨”爱国爱乡的情况，梁灵光同志组织复查纠正了大量冤假错案，落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归侨、侨眷知识分子住房困难和夫妻分居、子女就业，华侨子女回城安置，20世纪60年代被精简的归侨、侨眷职工复职等问题。其中，省里最大力度的是出台八个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和措施，全面解决清退了被挤占的侨房。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使广东侨务工作呈现出一片全新的良好局面，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工作走在全国的前面。

三是亲自主持制定了广东省鼓励华侨投资优惠办法，给予华侨、港澳同胞在关税、所得税、内销比例、计划安排、物资供应方面，比其他外资更加优惠的待遇照顾。

梁灵光同志主持广东工作期间，全面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坚决维护“三侨”合法权益，受到海内外广大华侨、港澳同胞和归侨、侨眷的普遍拥护赞扬，广泛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爱乡热情，纷纷回来投资办实业，捐资兴办学校、医院，修路修桥等，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为了打击部分不法人员利用国家给予华侨、港澳同胞捐赠进口小汽车给家乡学校、医院可以免征关税的优惠政策，通过假捐赠进口小汽车牟取暴利的状况，限定全国各省每年只能捐赠进口小汽车100辆，照顾广东、福建两省是侨乡大省每年各200辆。此前，由于广东省多年来华侨、港澳同胞捐赠进口小汽车给家乡学校、医院的总额近万辆，缺口很大，省、市侨务部门和华侨、港澳同胞反映强烈。因此，梁灵光同志得悉该情况后，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带着我亲自到国务院侨办、国家计委机电办和外贸部反映广东的实际情况，最终得到这三个主要部委的理解支持，把广东省每年的华侨、港澳同胞捐赠小汽车进口指标从200辆大幅度提高到2000辆，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广东省的捐赠小汽车进口缺口。省和各市、县侨务部门都非常感激。

四、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的兼职义务校长

1983年8月，梁灵光兼任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校长。直到1991年6月75岁才辞去暨南大学校长职务。兼任暨南大学校长8年间，虽然工作繁忙，但梁灵光同志一直坚持每月到暨南大学参加学校班子会议和学校重大活动，主持学校董事会会议，研究决定学校重大决策和办学思路，帮助学校解决了大量困难和棘手问题，为把暨南大学办成我国华侨重点大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一直全程陪同梁灵光同志完成了兼任暨南大学校长8年的任期，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梁灵光同志利用他在福建、广东工作期间与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及港澳同胞的密切关系和影响，和他在国务院侨务部门的威望，亲自为暨南大学解决了大量困难和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暨南大学每年教育经费缺口很大，梁灵光同志去北京开会时都会亲自跑国务院侨办找廖晖主任帮助暨南大学解决教育经费缺口问题。经常疏通、登门拜访各位董事，做他们的工作，请他们在经费和基建上支持暨南大学办学。经梁灵光同志努力促成的有霍英东先生捐建的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大楼、泰国暨南大学校友会主席颜开臣先生捐建的暨南大学学生校友活动中心、香港暨南大学校友会会长温惜今和李秀堂捐建的暨南大学学术会议厅、香港邵逸夫先生捐建的暨南大学体育馆、秘鲁华侨戴宗汉先生捐建的“宗汉楼”。还有香港郑裕彤先生率先捐资400万港元建立了暨南大学教育基金会、青年科学基金，奖励优秀学生和支持青年教师提高科研水平。感受最深的是在协助暨南大学向石牌村征地180亩，用于建设暨南花园，解决暨南大学复办后1000多名教职员工的住宿困难问题。我陪着梁灵光同志亲自多次去广州市找市主要领导和市国土规划建设部门支持，使暨南花园教师宿舍顺利建成，1000多名教师一次性集体搬进崭新宿舍，当时在广州地区高校造成很大震动和影响。

另外，梁灵光同志在兼任暨南大学校长的8年里，对暨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体制改革、教学改革和招生制度改革。在全国高校中最早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院、系主任对校长负责。按照“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改革增设适合海外、港澳台的课程，扩大对海外、港澳台招生，到港澳地区分设考场，承认港澳地区高等程度会考和中学会考成绩。通过这些改革，暨大办出了华侨特色，办出了水平，在海外、港澳地区影响越来越大，每年招录海外、港澳地区各类学生2000多名，目前在校各类学生42，000多名，其中华侨及港澳台和海外学生11，000多名，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些年每当我回到暨大校园，都感慨万千，梁灵光同志为暨南大学所付出的许多心血仍历历在眼前。

五、创办深圳特区华侨城的早期主要负责人和实际开拓者

深圳特区华侨城的前身是宝安县光明华侨畜牧场沙河分场，占地12平方公里，1981年经省政府批准改为沙河华侨企业公司。1982年由廖公（承志）提出将其划归直属国务院侨办领导，把它建设成为吸收华侨资金、技术，吸收海外人才和贯彻落实华侨政策的开发区，但因廖公1983年病逝而未能实现他的愿望。之后，中央委托叶飞副委员长分管华侨工作。1984年底梁灵光同志陪同叶飞副委员长考察沙河华侨企业公司时，叶飞副委员长首次提出可参照交通部利用香港招商局开发蛇口的模式（交通部属下的香港招商局开发蛇口的模式就是叶飞任交通部长时搞起来的），由国务院侨办直属的香港中旅集团来开发，并提议就叫“华侨城”。胡耀邦总书记则亲自为“华侨城”题名。1985年8月梁灵光同志从省长岗位退下来，叶飞副委员长和国务院侨办廖晖主任经请示中央领导同意，请梁灵光同志出任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长，主要负责深圳特区华侨城的筹建开发领导工作。因此，梁灵光同志从1985年9月起实际负责主持华侨城前期的筹建开发领导工作，至1988年5月因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而辞去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长和华侨城的筹建开发领导工作。在这近3年的时间里，梁灵光同志为组织筹建开发深圳华侨城的前期工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据我亲身的感受，其主要贡献有几个方面：

一是梁灵光同志1984年还在省长岗位上主持省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国务院侨办关于在深圳特区建设华侨城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草案时，根据沙河华侨企业公司缺资金、技术、人才，整个沙河华侨企业公司只有几个小企业，年产值才不到2亿元，基础设施又非常落后，连许多最基本的设施都没有，加上当时国家、省和深圳市也不可能给予资金的投入支持建设的实际情况，省长办公会议决定同意支持国务院侨办关于在深圳特区建设华侨城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草案精神。还派分管侨务工作的杨立副省长到深圳市政府对市领导做疏通解释工作，梁灵光同志带着我曾亲自多次到深圳向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梁湘同志做解释说明工作，取得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梁湘同志的理解和支持，同意在沙河华侨企业公司12平方公里土地中无偿划拨出4.85平方公里给香港中旅集团开发建设华侨城使用。所以，才促成了国务院主要领导于1985年6月批示同意，并以国务院侨办和国务院特区办两办名义联合发文给广东省政府同意在深圳特区建设华侨城。

二是梁灵光同志与叶飞副委员长和国务院侨办廖晖主任一起共同研究确定了深圳特区华侨城长远建设发展方针，即“以工业为主，全面发展，环境优美，各具特色”的建设发展方针。30年的实践证明，当初梁灵光、叶飞、廖晖同志共同确定的华侨城建设发展方针完全正确，今天的深圳华侨城，已经是深圳的一张城市名片，在海内外受到很高的赞誉，也给深圳特区和华侨城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受到全社会各方面的充分肯定。

三是在深圳华侨城上，梁灵光、叶飞、廖晖同志敢于起用荷兰籍华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师孟大强任深圳华侨城发展规划总设计师，抓得早，起点高，布局合理，北面依山为工业区，南面傍海为住宅、旅游区，环境优美，很有特色。经过30年的发展，华侨城在深圳现仍是最美丽的花园式小城。只是经前5年的建设发展，4.85平方公里土地早已用完，后来只好向西边发展，向原沙河华侨企业公司的区域扩大征地面积用于建设世界之窗等项目。

四是梁灵光同志与叶飞、廖晖同志在深圳湾大酒店开会讨论共同确定了深圳华侨城的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在2平方公里范围内首先投资一批以“精、小、轻、新”为特点的旅游、住宅和工业项目。如我国第一个人造微缩景观锦绣中华“小人国”、康佳电子厂、华力包装厂、大通电容器公司、新华晴纶纱公司，收购深圳湾大酒店项目，都是这期间成长发展起来的。这批项目为后来深圳华侨城的滚动式建设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使深圳华侨城的建设进入一个良性、健康、迅速发展阶段。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等项目都是在偿还前一个项目投资本息后的盈利再投入的新项目。

五是筹建深圳华侨城建设过程中，梁灵光同志和华侨城没有向国家和省及深圳市伸手要过1分钱，完全靠自筹资金和香港中旅集团公司及港澳同胞投资建设起来。至1995年，前10年总投资额达20亿元，已形成年工业总产值达33亿多元、年销售总额55亿元、利润6亿元的规模，年接待游客2000万人次，形成了一个旅游、工业、房地产、商贸全面发展，环境优美，具有特色的华侨城。

随着华侨城的不断发展壮大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深圳华侨城从香港中旅集团分离出来，划归国家国资委直属管理独立发展。今天的深圳华侨城在北京和全国各主要城市已发展为有20多个华侨城项目，拥有1000多亿元资产，年销售总额1500多亿元，其中文化旅游产业100多亿元，拥有2个上市公司，年接待3000多万游客的大型国有企业。30年累计接待3亿人次，领跑亚洲，迈进全球旅游景区四强。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变化之大我觉得已远远超过了梁灵光同志和当年谋划建设华侨城的早期中央领导人的预期。华侨城的成功应该感谢中央、省和深圳市领导，他们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发展战略眼光和智慧卓识，非常值得我们后人敬佩和学习。

梁灵光同志在其生前撰写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兼职暨南大学校长8年和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长3年多都是按照国家规定没有领取过任何工资和补贴费，纯粹是做义务工作的。在这个方面我作为跟随梁灵光同志多年的秘书，和暨南大学、香港中旅集团主要领导都完全可以肯定。而且梁灵光同志在兼职暨南大学校长和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长期间，也没有安排子女、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朋友到这两个机构任职或谋取利益，其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华侨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梁灵光同志的言传身教，和对我们身边工作人员的严格要求，多年来，我们都铭记在心，积极工作，老实做人，故梁灵光同志身边的历任工作人员没有一位因贪腐而犯错，我们以此为荣。

六、为我国第一个侨务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工作呕心沥血，做出重要贡献

梁灵光同志从1988年5月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五年里，最突出的是协助叶飞副委员长和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完成了我国第一个侨务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草案）》，在广东、福建和浙江侨乡进行了大量调研和征求意见工作，并主持负责对该法（草案）进行了多次修改和最后定稿。在此基础上，于1990年6月提交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全体委员审议通过后，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定。1990年9月，经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并于1991年1月1日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是我国第一个侨务法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和部分省市虽然也制定过个别涉侨管理规定办法，但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侨务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制定实施，在海内外“三侨”中产生重大反响，受到广泛的高度评价和拥护。国务院和部分省市还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先后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还进行了个别条款的修订。从此，我国广大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有了明确的法律保护，各级政府和侨务部门开展侨务工作，落实侨务政策有了国家法律依据和保障，使全国特别是我们最大的侨乡广东省的侨务工作出现崭新的大好局面，为我国和广东省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1]钟建元，曾任梁灵光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