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外公粱灵光

叶海兴^[1]

2016年，时逢外公梁灵光诞辰100周年。母亲嘱咐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问自己，应当写些什么呢？同外公一起参加过革命工作、生产建设工作的长辈们，外公当年的同事、战友们，从他们的角度，回忆了他们眼中的梁灵光，记录了外公为了新中国奋斗不辍的一生中的某些片段。那么我也应该写一写我眼中的外公吗？我是外公的亲人，外公疼爱的外孙，但我觉得，如果仅仅去写外公对我个人的慈爱和关怀，仅仅去写我对外公的感性认识，那是不够的。因为私人感情，在外公的一生中，只是一个狭小的侧面。家庭生活中的小事不能代表外公做大事的一生。外公，以及他那一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并不仅仅属于他们的亲属、后代，他们首先属于新中国的人民，他们是所有中国人的一笔遗产和财富。我纪念他们，就要去理解他们的事业，不仅要知晓，并且要理解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而那又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起码要这样，才不辜负外公对我的厚爱。

1916年，外公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鳌顶村（现名吾顶村）。2016年5月份，我随母亲探访了外公的出生地。那是福建省中部偏南的一个山村。100年前的中国，内忧外患。垂垂老矣的中国，在新思潮风起云涌，风暴即将来临的世界中步履蹒跚。站在鳌顶村的山坡上，外公出生的故宅前，望着连绵的梯田中一棵棵刚采过的茶树静静生长，仍能感觉到这座山村几百年来不为外间纷乱打扰的安宁。梁氏家族，如同流散到福建群山之间的众多中原遗民，当年正是为了躲避中原战乱，才安身于此。外公，恰恰踏上了和祖先相反的道路，从闽南一隅的山村，走了出去，回到了动荡不安的中原大地，中华民族的舞台中央。一个晚上，外公的大哥梁披云问他：你是想待在自家床头、灶角，日为两餐，夜为一宿，还是想出去见见大世面？在大哥的鼓励下，外公不顾母亲的反对选择了后者。兄弟两人，尽管道路不同，却都为中国的现代化，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贡献出自己的一生。在那个晚上，外公在对家庭的义务和对祖国的责任中，选择了后者。他已决定，牺牲山村里的小家，献身于中华民族这个更大的家庭。而这也正是千千万万进步青年、共产党员的选择，这正是10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广阔土地上乡村、城镇和都市的一个个家庭中的故事。正是这些选择，改变了中国，正是他们的故事，成为今天中国的故事——我们的故事的序言。

1940年11月中旬，时年24岁的外公，主动向新四军军政委员会请缨，被任命为南通县县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外公回国参加抗日，这是第三个年头。而距离新中国建立，还有9年时间。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任命。当时南通县县长还是国民党的何润章。外公骑了辆自行车前去南通县，仅仅带了秘书吴天石和警卫员洪刚两人。他利用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县长的矛盾，挫败意图反抗的何润章，一举接管成功。从小母亲就给我讲这个故事。我听来总觉得像是《三国演义》里的段子。其实，外公从海外回国投身抗日之后，亲眼见证了国民党当局的昏庸腐败，这更加坚定了他选择中国共产党救国道路的决心。这是外公的选择，也是千百万中国人民的选择。自古英雄出少年。外公和他那一代少年人，将一腔热血，注入苦难深重的祖国，他们勃勃的心跳，驱动着中国重新站立起来。他们英姿飒爽，在神州大地书写惊天动地的传奇。有些人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外公是英雄，也是幸运儿，他的生命也不再是他自己的，他背负着牺牲了的革命战友们的希望。他有一个战友，名叫孙占彪，在战斗中负伤牺牲。外公告诉他的母亲，愿意做她的干儿子。这些经过血与火考验的共产主义青年战士，不再只是自己父母的儿子，而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儿女。南通县成为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支点。它顶住了日军、伪军、顽军的三方夹击，挫败了敌人的一次次“扫荡”“清乡”，使敌人经济掠夺、封锁的阴谋落空，同时为我军筹集了必要的经费和物资，保证了部队和党政干部的给养，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保障。抗战结束后，内战爆发，外公又临危受命，组建华中九分区，在敌后坚持武装抵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国共斗争的严峻形势下，外公在解放区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文教革新工作，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共产党“新”在哪里。解放区群众游击运动如火如荼，民心所向，南通县奇迹般地坚持到解放，红旗不倒。我在今天的南通市三仓镇新五村，见到了一座“苏中四分区抗日烈士纪念碑”，它立于1945年，落款处有“专员梁灵光”的字样。英雄已逝，但他们的事迹和功业却有如这座石碑，深深矗立在中华大地上。它藏身于市郊的花木之间，似乎已是遥远往事，可当你把目光投注其上，却依然感到振聋发聩。

1949年5月末，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外公接到命令，先遣入闽。他率领200人的一支部队，从浙江江山，过枫岭关，直抵闽北第一县浦城。在闽北地区，先遣队为十兵团大部队入闽进行了1个月的准备工作，任务圆满完成。接下来，外公指挥二十九军，参与了解放福州的福州战役。9月份，厦门解放前夕，外公被任命为厦门市市长。这个福建人民的儿子，终于把改天换地的新气象带回了故乡。厦门是闽南重镇，又是侨乡，外公会说闽南话，有华侨背景，干起工作来有先天优势。不过，当才过而立之年的外公带队接管厦门，厦门各界都在等着他、看着他，这个新来的领导人，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做？他要带领我们往哪里走？这就像，全世界都屏住呼吸，看着宣布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翻开新篇章的中国共产党。

修建厦门海堤，是厦门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恢复经济工作，大搞生产建设的缩影，也映照出解放后10余年新中国的精气神。厦门海堤全长2212米，是我国跨海修堤的首创之举。它从正式动工到建成，花费了两年零三个月时间。共产党领导下的闽南人民，不但要在缺乏工程机械的情况下征服湍急的海潮和巨大的山石，而且还要面对国民党的飞机一批又一批的轰炸扫射，干部、工人遇难者达150余人。伟大的闽南人民克服了一切困难，靠着一双双勤劳的手，在波涛中建起一座长城，从根本上改变了厦门的孤岛状况，把厦门，这座美丽的岛城，和祖国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外公作为海堤的建设者之一，作为闽南人民的领导者，一个闽南山村的儿子，为海堤感到骄傲和自豪。如今，厦门海堤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进行了大改造。修建海堤时那种“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精神，也常被质疑，被认为是一种狂热，一种盲目。诚然，时代在前进，时代的风气和价值观也随之嬗变。然而，当我在海堤纪念馆里观看修建海堤时拍摄的纪录片《移山填海》，仍为之深深震撼。那些半个世纪之前的生产建设场面具有如此不可抗拒的感染力。那股也许是属于青年人，属于年轻政党的激情，正是支撑中华民族从历史的泥淖中站立起来的力量，那正是中国的新的脊梁。我记得外公晚年来到厦门，几位当年的海堤建设者到宾馆来看望他。大家都已白发苍苍，可想起当年海堤建设的热火朝天，仍是意气风发。从他们的眼中，依稀还能看到当年直面滔天海浪和国民党飞机俯冲扫射的那一份坚毅。他们谈得泪眼相望，那是他们人生中最激越的篇章。这些“最可爱的人”不容遗忘。

我出生在1981年。从1980年10月开始，外公便在广东省工作，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外公就是在广东的。我记得家里有一张照片，外公和邓小平站在一个天台上，随着他们的视线，可以看到，一座座高楼正拔地而起。那是1984年，外公陪同邓小平在国商大厦楼顶，观看深圳市景时拍摄的。想起外公时，我常想起这张照片。也许是因为外公的眼神。他望向一座搭满脚手架，正在建设的大楼，好像看到了它建成后的样子，好像望着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他望向照片以外那么远的地方，似乎能看到未来。

1984年4月，外公正式出任广东省省长。新中国走过了十年浩劫，生产建设遭受重大打击，经过几年的调整，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重新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正确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而广东省，走在了全国的前头。外公任省长期间，充分运用中央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管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的创办工作，狠抓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并在全国率先进行物价体制改革，使得广东这个工业基础薄弱的省份，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和排头兵。此时，外公已年近古稀。在“文革”期间，外公受到冲击，过了7年与世隔绝的“囚徙”生活。这让他在复职之后只争朝夕地投身于生产建设工作。我记得儿时，晚饭后总和外公散步。他好几次跟我说起，“文革”浪费了太多时间，要努力再努力，才能把那些时间找回来，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就这样，外公为新中国的事业奋斗到临终前。他退休后仍发挥余热，投身侨务、教育工作，回报家乡，研究祖国发展的新情况，积极出谋划策，一直到90岁上。外公住院动手术之前，仍在翻阅文件，他夹着一摞文件走进了病房。

在外公有生之年，他亲眼见到广东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是新中国事业迈出的关键一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关乎生死存亡的自新。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外公与他的同志们，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践行者。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兑现诺言，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时至今日，当我看到深圳特区的连绵楼宇，当我看到那一条条纵横神州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当我看到新中国的人民安居乐业，过上了小康生活，我就不禁想起外公的那张照片。我们这一代人，是活在外公那一代人的愿景当中。外公透过照片的历史边际，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富足生活的蓝图，是由他们起草的。

从福建山村里的一个懵懂学童，到全国解放前的南通县县长，解放后的厦门市第一任市长，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广东省省长，外公的一生，串联起新中国历史上几个最重要时刻——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只有理解外公的事业，重讲外公的故事，才能正确地认识我们是从哪里、为什么、怎么样走到了今天。先人，是经纬，认清他们，才能明确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纪念，不是为了厘清过去，而是为了站稳现在，走向未来。

【注释】

[1]叶海兴，梁灵光的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