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襄樊

襄樊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是汉江南岸古城襄阳和汉江北岸古埠樊城的合称，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从襄樊穿城而过，将襄樊分成襄阳和樊城两部分。《汉书·地理志》谓：“襄阳位于襄水之阳，故名。”战国时楚置北津戌，始为军政重邑。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刘表为荆州刺史，将州治从汉寿迁至襄阳，襄阳城由县级治所一跃升为州的首府，地辖今湖北、湖南两省及河南、广东、广西、贵州等省的一部分，成为当时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自西晋直到清，虽然地域大小有所变化，但襄阳一直为历代为州、郡、府治所。明末李自成攻占襄阳城后，曾在此建立国家政权， 自称“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樊城与襄阳隔江相对，汉江南岸的襄阳，城高池深，汉江北岸的樊城，一马平川。樊城因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樊而得名，至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民国时期，襄阳先后为第八和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50年5月，襄阳、樊城两镇合并设置襄樊市，隶属襄阳专员公署，1979年10月襄樊市升为省辖市。1983年9月襄樊市与襄阳地区合并，实行市带县体制。将原襄阳地区的襄阳、枣阳、宜城、南漳、保康、谷城6县划归襄樊市管辖；随州、老河口市仍为省辖县级市，由襄樊市代管。合并后的襄樊市总面积26726平方公里，总人口592万人。虽然今日的襄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繁华的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挥汗成雨，举袂成巾，一派现代化的景象，但襄樊人仍旧怀念历史上辉煌的襄阳，经多次争取，2010年12月2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湖北省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原襄樊市襄阳区更名为襄阳市襄州区。

“天赐襄阳地灵秀，人绘史卷名风流”。襄阳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和东汉光武帝的诞生地，有造型奇特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多宝佛塔，有全国最宽的护城河，号称“华夏第一城池”。襄阳既是烽烟四起，群雄逐鹿的古战场，也是历史上文人墨客荟萃之地，这里孕育了楚国诗人宋玉、战国时期政治家伍子胥，唐代诗人杜审言、孟浩然、张继和宋代书画家米芾等文人名士，留下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历史贤达雅士的足迹和传颂千古的诗句。

襄阳最负盛名也让襄阳人最为自豪的是隆中，外地人来襄樊，哪怕你跑遍全城，如果你没去隆中，就不能算到过襄阳。隆中位于襄阳城西13公里处的群山中，因为诸葛亮故居而名扬天下。隆中三面环山，一面正对过去的襄阳古道，一条小河静静地从山前流过。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古隆中是这样描述的“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由于这里深邃神秘，景色秀雅清净，被称为藏龙卧虎之地。著名诗人杜甫对诸葛亮极为崇敬，寓居成都时，写下著名的《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隆中的大门口是一座始建于晋朝的高大三门石坊，正中雕刻着“古隆中” 三个大字，背面刻着着“三代下一人”，意谓诸葛亮是夏、商、周以后的千古一人。石坊两边廊柱上镌刻着杜甫“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诗句，对诸葛亮一生作了高度概括的评价。两边横额上则镌刻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八个大字。历经风雨的侵蚀，石牌匾上斑斑驳驳，但牌匾上镌刻的诗句依然清晰。

隆中面积约10多平方公里，景区内有隆中山、乐山、大旗山、小旗山及其所属的谷地。主峰隆中山海拔306米，起伏盘旋，势若蟠龙；隔谷相望的大旗山，一头高昂，一头缓缓下垂，型如卧虎；山上茂林修竹，郁郁葱葱；山下泉水池塘、或流或聚，潺潺若琴。走进石牌坊，夹道林木，蓊郁蔽日。林荫深处一座小屋，门前一石碑矗立，上书“草庐”两字，这里便是诸葛亮隐居的草堂。草堂门口悬挂一副对联“一对足千秋，两表酬三顾”，称颂诸葛亮的“隆中对”和“前出师表”、“后出师表”的历史功绩。草堂对面有一小亭，被称为“抱膝亭”，相传是诸葛亮观察思考天下大事的地方。庭院深处一株四人合围的古桂树，枝叶伸展如盖，每当8月，满树金花，芬芳沁人。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十七岁随叔父诸葛玄到襄阳，隐居隆中，躬耕苦读，留意世事，被称为“卧龙”。脍炙人口的刘备“三顾茅庐”和诸葛亮“隆中对”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由于中国人最推崇的忠、信、诚、贤汇聚于一身，诸葛亮成了智慧、忠诚、贤良的化身。因为诸葛亮辅佐的刘备是汉室宗亲，属于正统，所以诸葛亮得到了历代统治者和普通百姓的尊敬，享有崇高的地位。最早在隆中立碑纪念诸葛亮的是西晋镇南将军刘季和，以后，陆续修建了武侯祠、三顾门、三顾堂、古柏亭、抱膝亭、六角井等纪念建筑。但由于年代久远，西晋的建筑早己损毁，今人能看到隆中的建筑，归功于清末的湖北提督程文炳。

清朝末年，清政府将湖北提督署迁至襄阳，光绪九年（1883年），新任湖北提督程文炳“奉朝命提戎襄阳”。程文炳，安徽阜阳人。程文炳到襄阳后即去参拜诸葛亮，看到隆中一派残破凋零，遂决定重新修建。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开始动工，武侯祠是历代官民祭祀、缅怀诸葛亮的重要场所，是隆中最重要的建筑，第一项工程就是武侯祠的修缮。程文炳令其副将丁斌负责工程，“首葺祠宇，以严祀事，瞻拜肃穆，礼有其容”，“重修正殿、三义殿与客房住宅等处”。在修复武侯祠的同时，还对三顾堂、野云庵、古柏亭等景点进行了修缮，再现了明代形成的躬耕田、小虹桥、六角井、抱膝石、梁父岩、半月溪、观星台、琴台等“隆中十景”。光绪十三年秋，武侯祠维修工程结束，“祠宇巍焕，顿改旧观”。程文炳亲自撰写《抱膝亭跋》记载了抱膝亭的选址过程与规模形制：

武侯祠东南百余步，有阜隆起，纵横十余丈， 自后山逶逦而下，至此而气为之聚，盖隆中旁著之堆也。郡志谓山中有抱膝亭久圮，今旧址不可复睹。余修武侯祠既竣，与宾僚纵览形势，想当年长吟远瞩，惟此间足以当之。乃构亭于其上，高四丈有奇，周七丈余尺。

春水方生，凭栏兀坐，慨然思巾扇之度，虽在小隐，未尝须臾忘天下事焉……

1932年11月，为部署追剿红四方面军，蒋介石亲临襄阳。出于对诸葛亮的敬仰，蒋介石到隆中作了短暂的游历，在隆中题写了匾额、楹联，举行了祭祀仪式。看到隆中多年失修的破败景象，蒋介石嘘唏不已。陪同左右的湖北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襄阳县县长刘骥乘势向蒋介石请拨五千元（银元）以修复隆中，刘骥所请得到蒋介石的首肯，蒋还令驻湖北省的军政大员募款修复隆中。刘骥利用拨款和捐款维修了武侯祠等古迹，新建了淡泊亭、中正堂，重修荷花池、铜鼓台等，并立《重修隆中武侯祠记》。这次修复和1954年、1957年、1967年的几次维修，都保持了清光绪年间的式样。

1947年，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再度到襄樊处理军务，这次他专门到诸葛亮的“草庐”住了一夜，希望能在梦中与这位先贤对话，得治国真经。

因为诸葛亮的名声之大，从古至今为人们推崇，由此引出历史公案。诸葛亮《出师表》中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河南南阳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诸葛亮是南阳人；湖北襄阳则推出诸葛亮隐居的隆中，信誓旦旦地声称诸葛亮是“我们襄阳人”，两地由此打起笔墨官司， 自古至今从未曾中断。清咸丰年间，湖北人顾嘉蘅任河南南阳知府，面对诸葛亮的“归属”，南阳名流士绅逼他表态，顾嘉蘅不敢开罪当地，又怕承当出卖桑梓之名，便撰下一对联：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此妙联既赞诸葛亮，又抹平两省争执。联语措词文雅，意境很高，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那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但诸葛亮“归属”问题已成历史一直未能解决，到了近现代，两地之间的“口水仗”打得更凶。 1956年10月13日上午，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从钟祥驱车来到隆中视察，这天雨后初晴，隆中松柏参天，浓荫蔽日、绿树翠竹，苍翠欲滴，山林中氤氲着一层薄薄的雾气。面对秀美景物，睹物思人，董必武诗兴大发，题下一著名对联：

诸葛大名垂宇宙，隆中胜迹永清幽。

董老的题联为襄阳加了分，南阳则颇有幽怨之情。1990年邮政部发行《三国演义》特种邮票，其中有一张是“三顾茅庐”。为了造声势，邮政部要举行特种邮票首发仪式，在襄阳南阳两地的官员和百姓看来，首发式在哪里举行，无疑就是对诸葛亮是哪里人的认可，两地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大力公关，争夺首发仪式举办权，双方势均力敌，无奈之下，这场首发仪式只得不了了之。

争夺诸葛亮的“归属权”，除了精神层面外，更多的是彰显城市形象以利于发展经济。襄阳流传着一个小故事：几年前，一名本地政府官员前往日本招商引资。他向一家日本企介绍了半天襄樊，结果说得口干舌燥，对方却表示“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城市”。此时， 日本正风行网络游戏“三国”，这位官员灵机一动说：“襄樊就是以前的襄阳，三国中诸葛亮读书学习的地方”。 日本深受汉文化浸润，对诸葛亮极为尊敬，一听说是诸葛亮故地， 日方立即兴趣大增，表示希望来朝拜诸葛亮，一来二去，双方最终达成了合作协议。

诸葛亮也促进了襄阳的旅游经济，襄阳的旅游景点，到处可见贩卖旅游纪念品的小店，在这里，诸葛连弩、孔明灯和鹅毛羽扇都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更有趣的是，有的店主将襄樊著名的“玫瑰香”大头菜切成细丝装袋推销，美其名曰：“孔明菜”。

除了隆中外，“习家祠”也是襄阳人颇为自豪的历史遗址。

习家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家园林。习家祠位于湖北襄阳城南约五公里的凤凰山南麓，这里山不高而幽深，水不长而回环，林深竹茂，溪流潺潺，鸟语花香，景色宜人。据史书记载，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襄阳侯习郁效仿春秋越国大夫范蠡养鱼的方法，在在风景优美的白马山下筑堤，拦截山脚下溪流建池养鱼，并在池塘边广植林木，搭建庐舍为居。习郁后裔、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曾隐居于此，读史诵经，写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汉晋春秋》。汉晋以后，天下文人墨客追崇习凿齿的大名，纷纷前来咏诗作赋，法古思幽。由于历史久远，习姓人都把这里认做最早的祖籍所在，襄阳人则更喜欢把这里与某位国家领导人联系起来而引以为荣。

千古悠悠俱往矣，今天，习家祠仅存六角亭、荷花池、溅珠池、半规池等景点，但仍值得一游。六角亭建在荷花池中一方形亭台上，六角亭不大，高6.5米，宽4米，重檐六角攒尖顶，方石柱为檐，坚固厚实，斗拱挑梁，古朴大方。挑檐和额枋上遍饰象征吉祥的天宫赐福、万事如意、蝙蝠双至、犀牛望月、凤凰展翅等福祥图案。历经岁月打磨，六角亭已经斑斑驳驳，惟荷花池水依旧清澈，年年岁岁荷花荷叶依旧芬芳。荷花池边一株粗大的古槐相伴，每当夏至，古槐枝叶婆娑，为六角亭遮风挡雨。闲暇之时，步园临池，观亭赏荷，怀古思幽，别有情趣。

襄阳人文历史底蕴深厚，从古至今，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才都在襄阳留下过历史的足迹，宋玉、刘秀、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习凿齿、羊祜、岳飞、张宪、李自成、张献忠、米芾、张继、孟浩然等历史人物灿若星辰；李宗仁、张自忠在此率部抗击日寇；李先念、王近山、陶铸、张廷发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襄阳战斗生活过。

在农业经济的古代社会，襄阳有汉江舟楫之利，又有南北通道之便，“南船北马”带来大量的物流与人流。《荆州记》载：东汉时襄阳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城南一带号称“冠盖里”， 古文中，“冠盖”本为官员的冠服和车乘，泛指城市繁荣，有“冠盖满京华”的诗句，取名“冠盖里”，足见城市繁荣。襄阳老龙堤是汉江边上著名的码头，走上大堤，但见樯帆相连，不见首尾。大堤后面便是“排楼巷”，巷子里旅店、饭店、茶馆、酒楼、说书的、卖唱的、摆摊的、挑担的、酿酒的、腌菜的、裁缝铺、当铺、杂货铺从早到晚，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当年，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这里被热闹的景象所迷，才在《襄阳曲》中写道：“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堤。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

南船北马，五省通衢，全国各地商旅云集襄阳，商人们在这里建起大大小小的会馆，毁于历代兵燹战火的不算，仅明清两代建在这里的就有山陕、中州、黄州、抚州等近20余家，以及数不清的大小店铺和手工作坊。襄阳市区内有一条老街区名为“九街十八巷”，这里街道细长狭窄，青石铺就路面，晴不扬灰，雨不沾泥；房屋青砖黑瓦，更多的是“鼓皮（木板墙）蒙面”店铺相连。南来北往的行商坐贾在这里展开店面，铺陈商品，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腔北调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历史的岁月将这里的一砖一瓦刻蚀得斑斑驳驳，穿行在这些巷子里，机纺街、油坊街、皮坊街、瓷器街、炮铺街、麻鞋湾、铜鞮巷等等带有行业色彩的名字如同珠串，古老的名字向今人展示着当年的繁华。

自南宋以后，全国性的政治中心逐渐东移，紧靠长江和大海的东部沿海一带经济地位日渐凸显，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通过海路进入中国，东部沿海的江浙一带享有地利之便，外来的商品和内地的农产品交流形成新的江海经济，汉江的漕运地位一落千丈，京广铁路的通车使得南船北马的襄阳交通优势不再，襄阳的人流物流日渐减少，曾经繁荣的襄阳不可避免地没落了。

明清之际的顾祖禹说：“夫襄阳者，天下腰脐也”。襄阳地处南北交通中轴线上，“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沔、北接京洛”，战略交通地位极为重要，宋代陈亮称襄樊“东通吴会。西联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占有襄阳，就是占有了东南西北战略通道，正因为如此，襄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三国时期，长沙太守著名的破虏将军孙坚（孙权之父）攻打襄阳，刘表派部将黄祖迎战，孙坚在襄阳被黄祖射杀殒命。《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记载：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 （袁）术使（孙）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黄祖）祖军士所射杀。

宋代裴松之为此文作注时引《典略》曰：

坚悉其众攻表，表闭门，夜遣将黄祖潜出发兵。祖将兵欲还，坚逆与战。祖败走，窜岘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

这场战争以孙坚殒命、刘表取胜告终，从此，孙策、孙权与刘表、黄祖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

宋元襄阳之战是宋元朝代更替的关键一战。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故“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刘整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咸淳四年（1268年），蒙将阿术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了援襄宋军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蒙将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设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襄阳成为一座孤城。宋元两军在襄阳外围进行了长达3年的争夺战，因元军包围之势已成，南宋援襄之战未果，襄阳城中宋军反包围的战斗也失利，宋军只好困守襄阳。元军围城五年后，宋军张顺、张贵率军增援襄阳，但兵少将寡，无力回天，张顺兵败战死。咸淳八年（1272年）秋，元军攻破樊城，南宋守将牛富率军巷战，最终寡不敌众，牛富与偏将王福投火殉职，樊城陷落。夺取樊城后，元军不断炮轰襄阳城楼，城中军民人心动摇，将领纷纷出城投降。眼看守城无望，援兵不至，襄阳守将吕文焕遂举城投降元朝，咸淳九年（1273年）2月，襄樊战役宣告结束。襄阳丢失，元军从汉水顺流直下，直捣鄂州，南宋政权不保。

到了现代，襄阳一带战火频仍。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突围西进，从黄陂、安陆、随州、枣阳、襄阳一路向西，过河南新野经淅川进入郧阳秦巴山区。蒋介石指挥十几万大军前堵后追，两军在枣阳、随州一路恶战。多少红军先烈血洒襄阳。抗日战争时期，襄阳一带数次成为战场。

1938年10月25日， 日寇攻占武汉，参加武汉会战的李宗仁率领以桂系军队为主的第五战区部队沿随枣公路向西，退守襄阳老河口，负责扼守川陕通道。1939年5月，中日两国军队在随州、枣阳会战。5月4日，日机33架对樊城狂轰滥炸，平民百姓死伤千余人，炸毁房屋300多间。5月16日，著名的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在枣阳南瓜店壮烈殉国。5月30日，日军进攻襄樊，6月1日， 日军第十一军攻占襄阳、宜城、南漳，直逼宜昌。1945年3月， 日寇已全面显现败象，为扭转战场颓势，阻止中美联合空军对日军后方发起的猛烈空袭， 日军集结数万兵力对豫西、鄂北发起进攻，欲攻占中美联合空军老河口前线机场，切断四川、陕西连接中原的咽喉要道“老白公路”。3月27日， 日军一部攻占襄阳，当晚陷樊城。5月8日， 日军攻占老河口。中国军队从荆门、宜昌、郧阳等地集结重兵发起反击，中日两军在襄阳老河口一代血战旬日，中国军队大败日军。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6月13日，奉刘邓命令，中原野战军二纵、四纵组成西集团，六纵、桐柏军区二十八旅、陕南军区十二旅组成南集团围歼襄阳之敌。6月21日，战斗打响。7月2日，歼灭谷城和老河口守敌，9日攻克樊城，大军兵临襄阳城下。7月15日上午，王近山指挥六纵对襄阳城发起总攻，万炮齐发，襄阳城内烈焰张天。15日20时20分，襄阳城破，经过激烈的巷战，至16日上午，解放军完全控制了襄阳城，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和副司令郭勋祺被活捉。7月16日18时，襄阳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役历时14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敌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一零四旅、一六四旅全部和一六三旅大部，俘获康泽、郭勋祺以下17000余人，毙伤敌3500人。收复襄阳、樊城、老河口、光化、谷城、南漳、宜城等七座城镇。7月17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的祝捷电报：

襄阳攻克，康、郭就俘，胜利极大，甚好甚慰。

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妥送。

7月23日，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起草并亲自修改了中共中央给中原局和中原野战军负责人的贺电：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李先念、邓子恢、宋任穷、张际春、王宏坤诸同志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樊老河口等七个城市，并活捉蒋匪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睢杞两大胜利之后，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尚望继续努力，为彻底解放中原而战！

中共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襄阳战役后，中原解放军撤离襄阳。8月初，国民政府军整编二十师杨子才部进驻襄阳。11月，国民政府军十三绥靖区司令王凌云及其所属残部，由南阳逃至樊城。12月20-23日，解放军桐柏军区再次发起樊城战役，歼敌4300余人。1949年元月10日，攻克襄阳城。从那时候起至今，襄阳再无战事，开始进入和平建设时期。

几十年来绵延不断的战火给本来就苟延残喘的襄阳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南船北马全部瘫痪。市内通往汉口和沙市两条公路残破不堪，晴通雨阻，时断时续；滚滚汉江，堤岸常年失修，每到汛期，到处决口，原来樯帆相连不见首尾，如今只有孤帆点点，鱼火惨淡。战争使得外地客商全部逃亡，市内建筑大多损毁，襄樊城内到处残垣断壁，5万居民的衣食住行困难重重。战前还算兴旺的铁、木、竹、刻字、皮革、缝纫、白铁、榨油、弹花、卷烟、染布、酱菜、理发、油漆、砖瓦、搬运、首饰、鞭炮等手工作坊也都奄奄一息。1949年，襄樊全市的机械工业仅有两台皮带车床，供电系统只有一台用汽车发动机带动的五千瓦发电机，所发电力只能供给当时的地委、行署、军分区和邮电等几个部门的几十盏白炽灯泡。到了晚上，全城一片漆黑，家家户户油灯闪烁。就是这样，发电机也是三天两头出故障，供应的电压不稳，灯光昏黄，若明若暗。

经过几年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8年，襄樊市恢复和建设了一批由手工作坊发展起来的小型工厂，如棉纺织厂、卷烟厂、原木社、油厂、食品厂、力车厂、造纸厂、农药厂、肥皂厂、针织内衣厂、水泥厂、软木厂、耐火材料厂等数十家工厂。经过“大跃进”的折腾和以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到1965年，襄樊全市工业企业96个，职工总数7584人，年总产值仅有区区4217万元。以最有代表性的机械工业为例，1966年，襄樊市机械工业局系统仅有五家企业519名职工，生产锄草机、磨粉机、板车配件、2.2千瓦电动机及配套农具等六种产品，工业产值398万元，这就是襄樊市工业起步的底子。这底子也太薄了，离现代意义的成体系的工业相差实在太远了。

始于1966年的“三线建设”给襄樊带来了大规模工业化的机遇。

1964年，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逐步扩大，战火烧至我国广西中越边界；北面苏联穷兵黩武，百万大军陈列在我国从东北至新疆一线；东面，台湾蒋介石集团蠢蠢欲动，狂妄叫嚣要“反攻大陆”，并连续派遣九股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登陆，企图骚扰破坏内地；西面印度在中印边界持续挑衅，蚕食我国领土。在东南西北四面受敌的背景下，毛泽东决定，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 自治区进行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按照地域划分，东南沿海为一线，地域为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为三线。襄阳地区位于湖北西北部，在三线的范围内。

西面谷城、保康位于重重叠叠的秦巴山区，是三线工厂建设的理想之地，襄阳自然也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

铁路运输通江达海，“三线建设”首先带来的是铁路建设。1966年1月，穿越襄樊市境的第一条铁路——武汉至丹江口铁路竣工通车。1970年7月，贯穿襄樊市境的第二条铁路——焦柳铁路建成通车。焦柳铁路北起河南焦作，南到广西柳州，横穿中国南北，是与京广铁路并行的又一条南北大动脉。1973年10月，东起襄樊、西至重庆的襄渝铁路全线贯通。襄渝铁路东起襄阳，西达重庆，是一条连同中国中部与西南的钢铁动脉。至此，汉丹、焦柳、襄渝三条铁路在襄樊交会，形成南北东西交汇的铁路交通枢纽。襄阳市内设有113股道的列车特级编组站，使得襄阳成了郑州、徐州之外中国第三个交通枢纽中心。316国道、207国道、312国道以襄阳为交叉点，形成四通八达的国道交通网络。长度和水量足以与欧洲莱茵河媲美的汉江穿过襄阳全境，经疏浚后常年通航500吨级以上的船舶，成为襄阳经济发展的黄金水道，也可以满足大型企业建设的生产生活用水。经济建设使得昔日的“南船北马”重新出现，襄阳重要的战略地位再次得以确认。

中国最大的汽车企业第二汽车制造厂在距离襄阳200多公里外的十堰建设，襄阳市内及周边群山中也相继建设了一大批配套企业如湖北化纤厂、襄阳轴承厂、二汽仪表厂、湖北灯具厂、湖北蓄电池厂、湖北汽车工具厂等。大批国防军工企业如鄂北六六工厂、卫东机械厂、汉丹电器厂、江山机械厂、东方化工厂、风雷器材厂、漳河机械厂、红旗机制厂、汉光电工厂、建昌机器厂、宏伟机械厂、航天609所、610所、航天42所等几乎同时落户襄阳周边山区。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逐渐缓和，国家开始将大批军工企业移出深山，相当部分企业开始走向军转民，襄樊市利用地利之便，拿出大量优惠措施，吸引这些军工企业落户襄阳。1983年，为扩大生产规模，时任二汽党委书记黄正夏力排众议，决定将新建的第三铸造厂以及轻型车厂和号称亚洲第一的试车场全部落户襄阳，二汽落户襄阳导致汽车工业在襄阳全面生根开花，成为国内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

与国家大规模三线建设同步，为了改变落后的地方经济面貌，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起，襄樊市历届政府开始投入大量精力致力于城市自身经济发展。 自1969年起，掀起电子工业发展高潮，以此为契机，大规模开展改造老旧工业的“双革四新”大会战。新的工业模式需要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的现代科技人才，而这正是襄樊的短板，为解决技术人才的困境，以曹野、郝逢武、鄂万友等人为首的襄樊市委市政府一班人顶着空前的压力，从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大规模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尊重科技人才，依靠科技发展经济的政策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襄樊逐渐形成化工、机械、电子、医药、建材、轻纺的地方工业体系并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到1982年，襄樊市一举成为全国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前十名的排头兵，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表扬。历经千年风雨，如今，依靠科技和人才推动，襄阳古城又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