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电视机厂是这样“诞生”的

1970年9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一时间全国上下，到处开展“斗、批、改”，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王运生，襄樊人，1960年武汉师范学院化学系毕业，在襄樊一中任教，“文化大革命”前，调入襄樊市委，1970年，王运生在襄樊市工交小组任干部。襄樊一中为襄樊市知名的重点中学，很多学生都考入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1970年底，一位原一中毕业，现在七机部一院工作的技术干部杨明忠回到襄樊老家，顺便看望自己的老师王运生，他看到襄樊大小单位都在办电子工厂，想利用自己的技术专长在襄樊干点事。王运生是鄂万友的助手，也在为襄樊发展电子工业缺人缺技术头疼，现在有这么一位襄樊籍的电子技术干部回来，他立即将这件事告诉了鄂万友，第二天，在工交小组办公室里，鄂万友见到了杨明忠。杨明忠告诉鄂万友，北京正在搞“斗、批、改”，整天什么事情也不干，天天开批斗会，搞得人受不了，他找了个机会，回老家来“休息”，看到家乡山河依旧，萌生了留在襄樊为家乡做点实际事情的想法。鄂万友了解到，他们一共有三个人。这几个人年纪不过三十出头，正是干事的时候，鄂万友一下动心了，几个电子元件厂虽然上马了，但没有技术人员指导，只能对着别人的产品“依样画葫芦”，产品技术含量低，质量不稳定，出了问题连原因都不知道怎么找，困难重重，若是这几个技术干部给他们指导指导，说不定能解决些问题。鄂万友回忆： “1970年年底，我们工交小组的一位干部给我引荐三个在国防科委工作的襄樊籍科技干部，他们表示，北京整日里闹得乌烟瘴气，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不如回家乡来干点事情。”

当鄂万友听说他们学的就是电子专业，现在的工作就是研制国防科研产品的可视信号接收，如果放到民用产品上就是电视机。他顿时兴奋起来。这可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刚起步的襄樊电子工业困难重重，现在国家顶尖科研部门的三个专家突然来到面前，更何况，他们说能制造电视机，这可非同小可。在当时，电视机还远远没有普及，普通百姓尚不知电视机为何物。而且电视机是电子工业的一个终端产品，比起那些小打小闹的电容、电阻，产品的科技含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如果真能在襄樊制造电视机，这可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鄂万友立即表态：热烈欢迎，非常希望你们能为家乡做贡献。但他也有点疑虑，电视机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一台电视机需要多少电子元器件？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需要多少资金？这不是从零开始吗？就眼前这三个年轻人赤手空拳就能搞成电视机？他试探着问：“这可是从零开始，你们需要什么条件？”

那几个人的话更是让他匪夷所思：“我们所里到处堆积着各种元器件没人管，你们开个车去拉点回来，我们先给你们组装几台。等到样机出来，再向有关部门申请组织力量配套发展。”

鄂万友觉得他们讲的可行，立即将此事向郝逢武作了汇报。郝逢武也想干出点名堂，他也信任鄂万友，当即拍板：“行。此事你负责办理。”

鄂万友说干就干，他一面安排车辆随着那几个技术人员到北京去拉原料，一面骑着自行车在襄樊满世界找电视机的组装场地。那时的襄樊破破烂烂，要找一个像样的，干净整洁的车间很困难，鄂万友找遍襄樊，最后勉强选中了两个地方。一是竹器社生产腊光纸的作坊，这家作坊在汉江边有一个用来做库房的两层小楼，楼上约几十平方米的房间，现在空着。二是襄樊市建材局的一个实验室，这个两层楼的房子是砖混结构，算是一件正正规规的房子，也是空荡荡的。这个空荡荡的二层小楼是电子工业大会战的产物，还有个响亮的名字：“襄樊市电子仪器厂”。

电视机算是“高科技”产品，组装车间总得像个样子吧，于是决定放到电子仪器厂。鄂万友请杨明忠等人来看，他们对场地并不太在意，认为稍加整理就可用，关键是要干净。鄂万友组织人员清理打扫，摆放简单的工作台，襄樊市电视机厂就在这里落地了。

那段日子鄂万友几乎天天陪着这些技术人员忙活，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才知道什么是示波器，什么叫信号源。经过几个人数月的忙活，1971年9月下旬，第一台电视机组装成功了。鄂万友回忆：“一开机，没有图像，几个人到处检查，发现是偏转线圈接反了，倒过来后再开机，有图像了。”经过一番调试，电视屏幕上出现了黑白的节目信号。这也是鄂万友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见到电视节目。当时，全国除了北京、上海等极少地方外，全国各地都没有电视台，也没有电视信号发射装置，襄樊怎么会有电视信号呢？这就要简单了解一下传播电视信号的微波通信的特点和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轨迹：

微波常指频率在1000兆赫（MHz）以上（波长在30厘米以下）的电磁波，利用微波传播进行视距内的通信通信称为微波通信。微波通信具有频带宽，传输信息容量大、通信稳定、可靠等特点，一套微波中继通信设备可以容纳几千甚至上万条话路同时工作，或传输电视图像信号等宽频带信号。长距离通信可采用接力的方式，被称为“微波接力通信”或称“微波中继通信”，也可利用对流层传播进行通信，称为“对流层散射通信”。有了通信卫星以后，利用卫星进行微波信号转发即“卫星通信”。微波的传播特性类似于光的传播，一般沿直线传播，一旦遇到障碍物，就会发生折射、反射现象。地球是圆的，发展长距离微波通讯就必须根据地球的曲率，建立微波接力站对微波信号进行中转，也就是微波通信中继站。为保证微波通讯的正常运作，微波中继站就必须建立在很高的地方，站与站之间不能有障碍物，站与站之间的那部分“净空区”就称之为“微波通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我国还没有通讯卫星，为了传播微波信号，全国各地建设了很多微波通信中继站，平原地区，站与站之间的距离约为30公里，山区可达70公里。1960年，我国开通了第一条从北京到天津的微波中继通信。

中国的电视事业与微波通讯建设几乎同时起步。1958年5月1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黑白电视节目，同年9月2日正式播出。1959年，无锡市建立了我国第一座电视转播台，从此拉开了地方建设电视转播台的序幕。到1961年，全国共建有地方电视台19座。1971年，邮电部的微波中继干线初步建成，全国共建成电视发射台和微波讯号转播台80座，开始向全国发送北京电视台（1978年5月改名为中央电视台）节目。

1969年12月底，襄樊虎头山建立微波中继站。代号“107”。虽然那时襄樊没有电视转播台，但由于处在微波信号接力通道上，也可以接收到电视讯号。这就是为什么襄樊市没有电视转播台但仍然能收看到电视节目的原因。

电视机试制成功了，接下来的就是建立电视机厂。根据需要，报请市革委会批准后，鄂万友同时组织成立了两个厂，一个是电视机厂，一个是为电视机厂生产配套的示波器生产厂，当时叫无线电厂。

建电视机厂分两步走，一是必要的元器件由杨明忠等技术专家开出清单采购；二是自己组织人马生产诸如电视机壳之类的部件。电视机的外壳犹如轿车的车身，对尺寸、光洁度、坚固度都有很高的要求，一台电视，除了内在的质量外，外观美观好看是用户评价的重要指标。电视机的外壳采用塑料注塑成型，注塑成型首先需要生产模具。模具由整块的钢铁加工而成，加工过程中对精度和光洁度有很高的要求，精度越高，光洁度越高，生产出的模具就漂亮美观。内业的人都知道，模具生产极其困难，模具的价值等同于黄金。加工精度要求很高的模具需要高精度的机械加工设备如数控铣床、坐标镗床、数控磨床等，襄樊市的工业底子很薄，全市也没有这种高端设备。就在众人为此发愁的时候，鄂万友想到了设在襄樊周边深山里的三线军工企业。

襄阳地处秦巴门户，襄阳下属的谷城、南漳、保康都位于深山。 自从中央决定加强三线建设以来，从1966年起，襄樊周边的深山里陆续有军工企业进驻，这些三线企业的生产设备都是国家最好的。鄂万友找到位于谷城代号5137的工厂求援，5137厂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先进。由于地处深山，这个厂的生产生活物资都需要到城市里采购，那时的生活物资极为紧俏，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物资供应，鄂万友没少给他们帮忙。现在一听说地方上需要支援，厂里二话没说，派来了一位被称为“炮王”的工程师协助，他们现场测绘定下模具尺寸，回去后，不光加工出了全套模具，还生产出了简易的电视机组装线。那时的人际关系简单，为襄樊加工了全套电视机生产模具和生产线，5137厂却什么报酬也不要，鄂万友实在过意不去，他了解到在深山里生活条件很艰苦，工人师傅们想吃豆腐，立即给工厂拉了两卡车黄豆。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1971年上半年，襄樊电视机厂可以小批量生产电视机了，生了孩子总得起个名字吧。围绕着电视机的起名，上上下下一通忙乎，大伙七嘴八舌，起各种名字的都有，而且，都认为自己起的名字好而互不相让。这样不行，鄂万友和杨明忠等人商定了个原则：第一，要体现出时代特点，第二要能体现电子产品的特点。根据这个原则，名字顺利起好了：红旗牌101-1型电子管黑白电视接收机。“红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01—1为10月1日，杠1为第一款。因为电视机试制出来的时候已经临近国庆节，又要体现电子产品型号普遍都是用数字来表示，故起了这样一个名字。红旗101—1，读起来响亮又有电子产品的特征，大家都说好，至于具体出自于谁之口，则无法说清了。电视机的试制成功，对杨明忠等科技人员而言，算不得什么大事，他们认为，只要有电子元件，他们就能做成。但对于鄂万友以及郝逢武等人而言，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它意味着，只要有人才，就能够实现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对以后襄樊市引进人才发展经济，是历史性的启发，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襄樊市生产出了电视机，这不光在襄樊，在湖北省也成了了不得的大事，全国有几家工厂能生产电视机？1971年下半年，湖北省电子局投资20万元给襄樊扩建新厂，电视机厂定名为襄樊市电视机厂，开始小批量生产14英寸黑白电子管电视机，1972年达到年产5000台的水平。

襄樊市生产出了电视机，这成了襄樊市最大的轰动新闻。在电视机尚未普及的年代，电视机是几乎所有人难以企及的神秘东西，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20世纪70年代初，每当夜幕降临，古老的襄樊城里，几乎每一台电视机都被男女老幼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人们根本不在乎电视里播的什么，而只在乎小小的黑白方寸之间，有人在说话有音乐在响这就够了。直到电视屏幕上出现“再见”，一个个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树大招风，电视机的诞生引起襄樊百姓们的兴奋与自豪，也引来一些异样的“关注”。电视机刚刚开始生产不久，一天，鄂万友被襄阳行署分管工业的副专员找去谈话。那时的襄樊市是襄阳行署下属的县级市，分管工业的副专员就是很大的官了，鄂万友忐忑不安地到了这位副专员办公室。和这位副专员一起与鄂万友谈话的还有行署计委的主任，谈话内容很简单：你们生产电视机没有经过行署批准，现在中央号召“农业学大寨”，全党全国都在大抓农业，你们不想办法支持农业学大寨，搞什么电视机，干扰了行署工作的大方向，电视机厂立即下马。

这可真是当头一棒，鄂万友当时就懵了。作为一个县级市的科委主任，按照行政级别不过是科级干部，按照当时的观念，县团级干部算是“九品芝麻官”，科级干部没有“品级”尚未“入流”。官大一级压死人，作为一个“未入流”的小官，在比他大几级的行署专员和计委主任面前，他没有争辩的权利。

没有争辩的权利不等于从心里接受他们的决定。走出专员办公室，鄂万友心里不平。为什么要下马？生产电视机怎么就干扰了行署抓农业的大方向？他实在不愿意也无法面对那几位日夜苦战制造出电视机的技术人员开口，鄂万友动起了脑筋要想方设法保住电视机厂。但他仅仅是工交组的副组长，人微言轻，需要一位“大领导”才能镇住给自己发号施令的副专员。他想到了革委会的军代表黄耀水。1971年，全国尚处在军管中，黄耀水是洛阳军分区的政治部主任，时任襄樊市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虽然黄耀水只是襄樊市的领导，但他军代表的身份具有相当的威慑力。鄂万友与黄耀水虽然认识，但平时没有多少往来，但这一次顾不了那么多。鄂万友径直找到黄耀水，将事情原委讲了一遍。黄耀水一听也不平：“为什么要下马？生产电视机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好事，不能下马，我去找他们说。”

军代表出马，一个顶俩，电视机厂保住了。在中国，电视机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由于电视机数量极为稀缺，电视机还没有成为商品，而是只有极少数的高级领导或由领导特批的人才能享用的特供奢侈品，这是第一阶段；电视机开始大批量生产，但面向全国广大城乡市场，远远无法满足需求，作为紧俏商品，需要有计划部门和商品供应部门联合发票供应，这是第二阶段；进入市场经济后，电视机厂的产量和品种源源不断，市场逐渐饱和，电视机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这是电视机发展的第三阶段。襄樊电视机厂生产出电视的时候，全国还处于第一阶段的时候，事情出现戏剧性的转变，那位曾经严令要电视机厂下马的老领导却找到鄂万友，要求他帮忙给“搞几台电视机”，而且一开口就是“50台”，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