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战”的启示

战争时期，为达成战略或战役目的，集中重兵集团和各种战争资源集中作战，谓之“会战”。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推动某项工程建设，利用战争年代的经验和办法，短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突击建设，也被冠以“会战”的称谓而且还加了个“大”字，如1954年的“治理淮河”， 1958年大跃进期间的“大办钢铁”、建设“黄河三门峡水库”、“丹江口水库”、“汉丹铁路”等，1962年的“石油大会战”等，大会战是“文革”时最为时兴的形式，全国各地各种名目的大会战数不胜数。

特殊时期，采用大会战的形式短时间内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如“治理淮河”，如“石油会战”等。但由于“大会战”采用以“政治挂帅”统领一切的“极左”做法为了拼速度，抢时间，大会战组织者盲目采用“人海战术”，保质保量地科学施工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小脚女人”，由此造成工程质量存在大量问题，前面列举的几项在湖北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的大会战项目，质量隐患延续到“文革”结束后十几年到几十年尚未完全消除。

经济发展和工业工程建设有其自身规律，如盖楼房，水泥固化需要一定的时间，时间不到就使用，楼房就会出质量问题；炼钢铁，需要严格的原材料配比和温度控制，不按规定的配比和温度，炼出的就是废品；修铁路，路基的夯实对密度、承压力、土地含水率有规定的数据指标，不顾指标而蛮干，就会造成路基下沉铁轨变形的后果。诸如此类，如果一味强调政治条件忽略或违背经济建设规律，大会战就难以取得效果甚至还会事与愿违，大跃进时期的“大办钢铁”就较为典型。上面一声“钢铁元帅升帐”，全国男女老少齐上阵，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到处都是土高炉，炼出来的多半都是无用的废铁疙瘩，劳民伤财，后患无穷；“农业学大寨”本是学大寨人的顽强的精神和不屈的意志，但各地却只要形式，到处开山造田，毁林开荒，围湖造地，结果树毁湖干，土地沙化，其恶果至今难以彻底消除。很多大会战都是在长官意志下，超越客观现实，仅凭个人主观愿望做决定，大会战变成“领导人拍脑袋决定，执行者拍胸脯保证”的个人意志体现，由于违背客观规律，很多大会战无果而终，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消费了”群众的积极性，得不偿失。面对失败，决策者还要美其名曰：“交了学费”。

从1970年起到1975年之间，根据上级的要求和自身发展的需要，襄樊市先后开展了几项大规模的大会战，主要有“电子工业大会战”、“电子技术应用大会战”、“两机大会战”、“双革四新大会战”等。这些大会战都有其特殊的背景，既取得了很多成绩，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襄樊人也由此汲取了了宝贵的教训。

“6910”会议以后，全国各地开始落实会议精神，襄樊市领导因势利导，提出“大力发展襄樊电子工业和应用电子技术”。襄樊的工业基础较差，不具备发展电子工业的条件，襄樊采用了当时最时髦的办法：“大会战”。 在市革委会统一组织下，举全市之力，各行各业一起上，襄樊市一时风生水起，水激鱼跳。

通过电子工业大会战，电子仪器厂、无线电厂、十二电容器厂、605电容器厂、激光设备厂、半导体二厂、半导体四厂、二二八通讯设备厂、云母电容器厂、红光电阻厂、绝缘材料厂、电线电缆厂、无线电专用设备厂、磁性材料厂、电子设备厂等一大批电子工厂先后创办起来并拿出了自己的产品。电子技术应用大会战也展现出诸多亮点：襄樊市立新粮店在全国率先推出电子秤，卖粮卖米不再用手舀称称，米面通过管道输送，电子秤自动称量；利用简单的光电计量，商场里实现了自动量布机；酒厂里的自动灌装机；石油公司的石油装载自动计量机；物资公司的仓库自动码装机；玻璃厂的自动上料机、熔炉温度自动控制。领导号召，干群效力，襄樊的电子工业犹如初春的原野，到处冒出一丛丛嫩绿的小草。

电子工业尚属新兴产业，技术性极强，按照常识，工厂的厂长，起码应该是懂电子技术，但新办起的几个电子工厂的厂长没有一个懂得电子技术，酒厂厂长、石灰厂厂长、居委会主任等纷纷走上了电子工厂厂长的岗位。厂里不光没有工程师，连一个学电子的大学生技术员也没有，没有强有力的技术人才支撑，群众性的积极性难以持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会战虽然取得一些成功，但问题接踵而至。那段时间，鄂万友先后担任襄樊市工交领导小组副组长和科委主任，是这些会战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在他的努力下，一个个电子工厂成立起来，同时一堆堆问题也反映到他面前。缺厂房、缺设备、缺钱、缺人，几乎什么都缺，但最缺的就是技术人才。那些新生的电子企业生产规模小，产品规格少，产品质量差，有的工厂成立后生产了没几天就难以为继。有的项目在技术人员指导下试制成功了，但技术人员一走，再出现问题就抓瞎了。特别是有些应用型电子设备如自动售粮机，技术人员帮着安装调试，安装调试好了，售货员也学会了操作，大家皆大欢喜，单位报捷，媒体发消息，热闹一阵。究竟是手工制作的“土设备”，短时间试验可以，但在灰尘大的恶劣环境下工作，没几天，设备出了故障“罢工了”。没有懂行的专业技术人员，面对“不灵了”的设备，大家挖耳挠腮手足无措，实在没有办法，售货员干脆扔掉电子秤抓起了常用的秤杆。有一家工厂，设备上的保险丝烧断了，但为什么烧断？烧断了怎么办？因为不懂技术，不知道原因，几十个人围着设备不敢动手，眼看生产停顿，工厂领导急得跳脚，跑遍全襄樊，居然找不到几个人来解决问题。类似这种停产原因，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发生过，有的一停就是一两天，事后查找问题，都是些极其简单的小问题，若懂基本技术，解决问题就是举手之劳。这类小问题还好说，要是涉及产品的专业技术问题，那就不是襄樊市能解决，还要到外省市去请技术专家才能解决。几家生产工厂的厂长找来鄂万友时都说：“要我们生产电子元器件的是你，现在我们出了问题，你可不能不管。”有的说：“我们这些外行办无线电企业，如同瞎子走路，需要一根拐杖，这个拐杖就是懂得无线电的技术人员。没有这根拐杖，我们天天都有跌倒的危险。没钱我们可以借钱，没人我们可以找想办法，但我们都不懂技术，生产中哪怕出现一丁点问题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大眼瞪小眼，干急不出汗。动不动就要到外面去请人，长此以往怎么办？”

与电子工业和电子技术应用大会战几乎同时，1970年夏天，湖北省举全省之力开展的“两机（拖拉机和柴油机）大会战”，这次大会战，给襄樊留下的负面记忆更多一些。

实现农业机械化一直是毛泽东始终关心的重要问题。早在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花15年时间，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大国。1957年，毛泽东曾满怀信心地预言：“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也就是说，在1970年前后实现工业和农业现代化。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1956年中央农业发展纲要》中对农业现代化的内容作了界定：双轮双铧犁、播种机、中耕机、喷粉器、收割、脱粒机、铡草机等，以后，农机的范围定为机耕、机播、机收。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域适合不同的农业机械，如东北、华北平原适应大型拖拉机和收割机；湖北省属于南方水网地带，既能耕地又能运输适合南方水网地区和道路的小四轮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以及单缸小功率小型柴油机成为湖北省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目标。

1970年夏天，湖北省革委会作出决定：湖北省要“提前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些领导认为：“这几种农业机械块头不大，结构不复杂，好生产。”

鄂万友回忆： “1970年7月，湖北省革委会在武汉湖北饭店召开全省动员大会，要求提前实现农业机械化。省革委会一位领导在大会上宣称：我们要举全省之力搞大会战，各地市包括有条件的县都要搞。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线，政治第一，革命第一，突出依靠人民群众；另一条路线，技术第一，生产第一，依靠少数人。我们要高举政治第一革命第一的路线，狠抓阶级斗争，坚决反对技术第一生产第一的资产阶级路线。军代表接着讲话：毛主席讲25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我看湖北要提前。提前就要抓中心，中心就是太阳，毛主席就是太阳，我们就是要围着太阳转，毛主席说要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坚决照办，照办就是胜利。”

会议一开，各地市立即行动。很短时间内，襄阳地区、郧阳地区、荆州地区、孝感地区、黄冈地区等湖北省几个地区将本地区的各种机械厂组合成“拖拉机厂”或“通用机械厂”，省革委会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生产出一定数量的拖拉机和柴油机。襄阳地区的任务是：生产出40台拖拉机，50台柴油机向国庆节献礼。7月到10月，满打满算3个月，要工业基础薄弱的襄阳地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40台拖拉机，50台柴油机，真不知道领导这个脑袋怎么“拍”下来的？任务一下，从省里到地区再到市里，各级领导按照时间划定进度表，一个月两次会议催进度，这可苦了这些工厂里的干部和工人群众。

拖拉机、柴油机不是凭大小来决定好不好造的，只要是机械设备，都有其指标和质量规定。柴油机的曲轴、连杆、变速箱里的齿轮、壳体、桥、方向机等都是加工精度要求极高的产品，需要经过铸造、热处理，然后经过高精度的专用设备进行金属切削、磨削加工，这些过程涉及材料、铸造、机械加工等最基本的条件，需要各种专用机械。除了生产工人外，还需要大批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技术保障。襄樊通用机械厂没有专门的加工设备，买专门的加工设备没钱也无地方可买，只有通用的卧式车床，牛头刨床和少量磨床，用这些普通设备加工曲轴等精度要求极高的产品，只能先造出专门的工模夹具，然后再在工模夹具上单件加工。这种方法，精度和质量难以保证，生产进度更是达不到省里的要求。而且，这对技术力量的保障要求更高。

生产进度达不到要求，省级领导不满意，地委领导很生气，企业后果很严重。省里领导召集地区、市里领导在湖北天门县开现场会，省里领导在会上将进度落后的地委领导一通狠批，地委领导回来后到市里开会，批市里领导，市里领导来到工厂开会发脾气，生产推不动，就在政治上施压：强调要“绷紧阶级斗争弦，谨防阶级敌人破坏”；“路线斗争，一抓就灵”；要“从路线觉悟出发，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拿出产品到省里献礼”。这番话的威胁意味十足。鄂万友曾在通用机械厂担任总调度，对机械工业生产的流程、进度、精度要求太熟悉了。鄂万友向他们强调，要完成“两机会战”的任务，必须要解决曲轴、连杆、变速箱齿轮、壳体等关键部件的专用加工机械设备，现在没有专用设备，全靠工人们一件一件慢慢“啃”，每个部件有固定的加工程序，工序不到，加工无法完成。鄂万友给他们算账：一台拖拉机有1013种，3032件零部件；一台柴油机468种，1601件零部件，每个零部件都有相应的加工程序，都需要时间。“会战”规定的加工任务这么重，时间这么短，怎么快得起来？这位领导却斥责他是讲条件，是思想上有问题。鄂万友和他争辩，告诉他，机械产品就是“机械”，一辆拖拉机上几百个螺丝得一个一个做，少一个也不行。这位领导不耐烦了：“你开口机械，闭口螺丝，我看你就是个‘鄂螺丝’。”领导走后，工人们议论纷纷，一位工人说：“拖拉机是需要一颗螺丝一颗螺丝做出来的，天天围着太阳转能出拖拉机吗？”

这样的“两机”会战，结果可想而知。有的地区忙乎了几个月，钱花了不少，最后什么也没造出来。有的地区搞出几台拖拉机，带上维修保障人员歪歪遥遥开到省里去报完“喜”，回来后便扔在仓库里，从此无人问津。有的地区凑凑合合做出一批拖拉机、柴油机，但质量不合格，农民兄弟使用后牢骚满腹。

“两机会战”拖拖拉拉一直延续到1972年，最后终于难以为继而停下来。1972年夏，在全省的一次会议上，还是那位负责人说：“看来，两机问题一个县的力量解决不了，一个地区的力量解决不了，一个省的力量也解决不了，要解决两机问题，只有举全国之力。我们总结教训，湖北省的两机会战不搞了。”

有人对这种“大会战”总结：花钱不少，问题很多，成果不大，效益很差。

“两机会战”失败说明，搞经济建设，仅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拍脑袋，拍胸脯更是愚昧无知表现。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必须要有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

除了“电子大会战”和“两机大会战”外，因为缺乏专业技术人员，襄樊工业生产中常年存在的一些老大难问题也困扰着襄樊人。

襄樊市化工厂氯气泄漏已成老生常谈，化工厂厂区及其周围地段常年被泄露的氯气所笼罩，氯气刺激人们的呼吸系统，工人们整天在毒雾中工作，一个个眼睛红肿，咳嗽不断，毒雾也殃及周围的环境，工厂周边的居民怨声载道，厂区周围的树木也凋零枯萎。市造纸厂的蒸球罐多次炸裂，既影响生产，又危及工人的安全。厂里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就是无法解决，找到市里，市里也没有办法。

市硫酸厂好不容易购进一套设备上马生产硫酸，却因找不到会安装的技术人员一拖好几年。橡胶二厂也是因为缺少技术人员，“来了活不敢接，接了活也不会做”，只能搞几年一贯制的大路货，产品单一、质量低劣、大量积压，结果厂里没活干，工人只好外出打零工。大年三十，厂长还带着职工在河滩挑黄沙，挣钱发工资。

现实问题的困扰和两次大会战给人们留下各种感受和体会，作为两次大会战的参与者和重要组织者，鄂万友则有与别人不同的认识：“电子大会战给我留下深刻的体会，哪里有技术人员，那里的问题就少，项目进展就顺利；哪些项目是由我们科委派出去的技术顾问自始至终在场指导，那个项目就最终就取得成功。重要的是，这也成为抓这项工作几乎所有人包括市委领导的共识。”而试制电视机的成功，则明白无误地给襄樊人指明了解决问题的路径。鄂万友称，如同在黑屋子里划着了一根火柴，脑子里豁然一亮，对呀，北京有那么多大学，那么多科研机构，随便来了几个人就搞起了电视机厂，能不能到北京去找人才？随着这种认识的不断深化，最后终于转化为引进科技人才的行动。但那时的鄂万友的官职仅仅是市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上面还有好几个层级的领导，到外面去聘请技术人才来襄樊，还不是他这一级干部说了能算数的。

早在1971年初，在一次市革委会办公会议上，鄂万友汇报，抓革命促生产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但在促生产中，由于科技人员极度缺乏，很多企业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可不可以考虑到北京、上海等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去引进一点科技人才。话音刚落，市里的军代表立刻说：“到北京去引进知识分子？你们想把中央正在严厉打击的‘五一六’分子引来吗？你们脑子里还有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那年月，这样的政治帽子足以致人死地。军代表发了话，这件事再也没有人敢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