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野与鄂万友

1971年5月，原沙市市委书记曹野调任中共襄阳地委委员、副书记、襄樊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第一副书记”。 1972年底“革委会”寿终正寝，曹野任中共襄樊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全面工作。中国的现行体制决定，一把手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曹野主持襄樊市委全面工作，给襄樊市吹进一股新风。

曹野思想解放，作风干练，组织能力强，具有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意识。曹野认为，一座城市要想发展，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靠发展工业繁荣城市经济。在他眼里，这中心，那中心，管好城市、发展城市经济才是真正的中心。在沙市时他就全力推进沙市工业建设，到了襄樊后仍旧遵循这一思路。了解了襄樊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后，曹野认为，襄樊不像一座城市，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也没有城市建设整体规划，市内环境脏、乱、差，不像城市倒像一座“大集市”。为使襄樊变得像一座城市，曹野几管齐下，抓城市规划建设，全市城市建设纳入统一规划，不准私搭乱建；抓城市环境卫生，消灭泥巴路，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在曹野的大力促进下，襄樊市每个周六下午，全市人民动手大扫除。那时的襄樊，大街上有很多牲口拉车，这些驴子、马走到哪里拉屎拉到哪里，大街上经常一滩一滩的屎，既脏又影响市容。曹野硬性规定，所有的牲口屁股后面挂个粪兜子，不挂粪兜子不准上路，就这一项措施，大街上的牲口粪便几乎绝迹。襄樊地处南北东西交通咽喉，南来北往的所有汽车都要从城市内穿过，很多城市道路没有硬化，进出车辆带着滚滚灰尘开进市内，车辆一过，大街上灰层滚滚，百姓反应很强烈。曹野为此专门去调研，寻找解决办法。他守在襄樊市郊区路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看了半天后，把交通局长叫来，要交通局在每条进出市区的道路口上建一个洗车场，进市区的车辆一定要经过冲洗才放行，这一条办法，大大减少了市区灰尘。王运生回忆：“他这个人很有特点，每天早上就拖着个大扫把扫院子，扫完了市委市政府的院子还要扫到对面的单位。对面单位的看门人不认识他，把他轰了出来。除了自己扫院子，他还动员全市干部群众做好环境卫生，扫马路，熏蚊子，为了消灭苍蝇，他号召全市人民人手一个苍蝇拍，见了苍蝇就打，让苍蝇无处藏身。曹野不光号召全市人民干，自己更是身先士卒，有一次，办公室的厕所堵住了，曹野竟然趴在厕所地上， 自己伸手去掏。有一天，曹野乘车在大街上行走，突然命令司机加速追赶前面一辆长途客车并将其拦住，原来，见这辆车满身灰尘，他拦住车非要司机将车开到洗车场冲洗后才让走。”

襄樊市人民广场上有一条宽五六米长达两公里的臭水沟，这条臭水沟原为护城河的一部分，以后成为城市的一条排污渠，臭水沟正好从最繁华的市中心穿过。住在臭水沟两边的机关单位、城市居民都向臭水沟里排污倒垃圾。每到夏天水沟臭气熏天，蚊蝇滋生，成为襄樊市的“龙须沟”。曹野组织全市各单位参加的治理“龙须沟”大会战，他亲自担任指挥长，各个副职各管一段，全市各单位分段包干，全市干部、职工、市民群众全体出动，全民动手治理这条“龙须沟”。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清除淤泥，硬化河底，疏通排污渠道，盖上面板，在两岸栽花种树，硬是将一个臭烘烘的“龙须沟”变成一个花园广场。

几招下来，明显见效。那几年，襄樊市家家户户夏天睡觉都不用挂蚊帐，襄樊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

抓卫生是为了让全体襄樊人民有一个整洁漂亮的生活环境，抓工业才能让襄樊人民有事干，有饭吃，到襄樊伊始，曹野便将襄樊工业基础摸了个遍。曹野的秘书回忆：“曹野调来后，一家人就住在市委大院的平房里，一家人只有一间房。在抓烟厂建设的时候，他每天早上5点半钟就起床，到了办公室，蹬着个自行车就到了烟厂，也不喊我，头两次我不适应，还要到处去找他。以后知道了，他骑上车走，我也骑上车紧紧跟着他。他赶到厂里参加车间的班前会。到了厂里他从不给厂领导打招呼，穿着个工作服，像个老工人，人家开会，他就坐在角落里听。没多久，他对烟厂建设的情况一清二楚。”经过多次这样深入基层摸底，襄樊工业现状让他极为忧虑，原始、落后，多数都是小手工作坊，除了国家投资的棉纺厂、烟厂、通用机械厂等几家稍微像样的企业外，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的工业尤其没有现代电子工业。

曹野对发展城市经济有独到的见解并且勇于实践，只要是认准了的事情，说干就干，毫不含糊。他的这种作风，打破了官场一潭死水，因循守旧的传统习俗，也给了襄樊市各级干部压力和动力。水激鱼跳，襄樊市一时风生水起。曹野在襄樊工作的那段时间正值“文革”中期，党的工作重心都放在“阶级斗争”、“斗、批、改”上，虽然因为国民经济极度困难，党中央也曾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但前提首先是“抓革命”。此时的曹野却超越时代，先后开展“电子工业大会战”和“双革四新大会战”，后人评价说，他的思想具有相当的超前性，甚至说他具有“创新”精神。客观地看，这些评论多半是用今天的时髦名词给他编织时代的帽子。其实，曹野当时的所为并非后人所议论的所谓“超前意识”，而是最本分最朴素的“民本思想”。 自己治下数十万人民群众要吃要穿要用要就业，不发展生产，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与一般官员那种四平八稳，圆滑老练截然不同，曹野个性鲜明，作风泼辣，特立独行，这种个性与提倡共性、抑制个性的社会生态和表面互相作揖一团和气，实则钩心斗角投井下石的政治生态互不相容。虽然政绩斐然，但曹野却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干部，仕途中自然也就难免曲折与坎坷。

看一个主要领导干部的成败得失，不是看他在干部评议中有多少赞成票反对票，而是要看他所领导的地方经济和社会有没有显著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没有得到逐步提高，干部队伍的作风有没有明显改善。官场上常见一类官员， 自身缺乏活跃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习惯于亦步亦趋跟着上级走，很少拿出自己独立的见解，更不会发表与领导不同的意见。这种人长袖善舞，遇事不是拿办法而是看风向，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打太极拳”，在他们眼里，干不干事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要得罪人尤其是不能得罪领导。没有开创性思维，没有决断的胆量与智慧，凡事随大溜，既不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又可以始终保持正确。这样的人混得主要领导岗位后，又容不得任何与自己想法不符的思想和行为，大搞一言堂，家天下。这类人在位时或许不会有争议，但这类人对党的事业为害最大，与人民的要求最远。

凡在一地为主要官员者，其行为、业绩总会给人留下印象，其所作所为总会成为当地人民的“谈资”，人民的感受和谈论的过程就是评价，无论其个人升迁是否顺利，仕途是否通达，在其离去后，能在人民心中有一席之地，能将口碑留在民心中，就是其最大的政绩。笔者并不是襄樊的市民，但笔者当年参加工作时所在的工厂原本是从襄樊搬去的，厂里的老职工都是地道的襄樊人，笔者曾经无数次地听他们兴致勃勃地议论曹野，谈到曹野的故事，他们如数家珍：“襄樊当年哪像个城市，街不像街，路不像路，也就是个大菜场，到处脏、乱、差，火车站前垃圾遍地，厕所里臭气熏天，曹野来了后才开始抓城建，在曹野手里襄樊才像个城市了。”“那时候哪有什么工厂，全都是些手工作坊，从曹野时代才算有了工业，基础都是他打下的……”从他们兴奋和自豪的表情可以了解到，曹野的名字与时代连在一起，与人民连在一起，作为地方父母官，有了这两点难道还不算最高荣誉吗？

襄樊能够有辉煌的历史与曹野有直接的关系，同时应该看到，曹野不是孤立的一个人，曹野与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组成一个干部群体，曹野能够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靠的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一大批和他一样，有着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工作的各级干部，鄂万友就是其中关键的一个。在襄樊，谈曹野必谈鄂万友，曹野与鄂万友的想法极为合拍。曹野是市委书记，掌控全盘；鄂万友是市科委主任，是曹野落实工业化、电子化的操盘手；曹野拍板引进科技人才，鄂万友冲在引进人才的第一线，代表襄樊市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四处游说，纵横捭阖，反馈外界反应，提出应对方案。曹野的充分信任与放手支持，也激发了鄂万友身上蕴藏的能量，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那段时间里，襄樊市经济快速发展，几乎方方面面都与鄂万友开放性的思维与创造性的工作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