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空白调令”进京

按照中科院人事局的介绍信，王运生、张改菊两人在中科院各个所逐个联系，符合调动要求的名单越来越长。按照要求，王运生他们和每个愿意到襄樊的科技人员都要见面交谈，事情进行得出乎预料的顺利。

王运生回忆：“我们当天就见了几个人，情况果然如那位干部所谈，来见面的干部们情绪都不高，思想包袱沉重，夫妻两地分居，家庭生活困难。经过简单交谈，他们表示，只要能解决我们的具体问题，我们马上就可以到襄樊来。”

北京太大了，襄樊太小了，中科院的这些科技干部都是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物，个个都是身怀绝技，中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都跑过，但他们偏偏对襄樊不了解。

当王运生自我介绍是从襄樊来的，人家问他：“襄樊？襄樊在哪里？”王运生比划了半天，襄樊在湖北省的西北边，人家还是没搞清楚。王运生只好请出“诸葛亮”，诸葛亮的名声要远远高于襄樊。这些人才恍然大悟：“啊！是诸葛亮的家乡啊。襄樊需要科技干部？”

“是的，我们襄樊急需科技人才。”

“襄樊是个什么样的城市？襄樊市有些什么样的工业？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分子？”最后一问切中要害：“你们想要我们这里的研究人员到你们那里去，你们有什么条件？”

这一问让王运生一时无言以对，临走时，郝逢武、鄂万友都没有给过这方面的明白话。王运生冷静了一下，反问道：“你们都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对方七嘴八舌说了一些，王运生听明白了，这里很多“文革”前分配到中科院的大学生，现在都已经成家，但他们的家属多半都在农村，农村户口没法进北京，两口子长期分居，孩子也是农村户口，这是最让他们烦心的事情。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物资短缺，每个人所有的生活物资都靠票证，户口就是发放票证的依据，只有有了户口，才有粮、油、煤、肉、蛋、奶、布、蔬菜、豆腐、香烟、火柴、糖、盐等生活所需的一切。在城市里生活，只要一动腿，一张嘴，没有一样离得开票证的，无论在哪里买饭吃，光有钱不行，还要有粮票，到外地出差，首先要考虑的是到粮食局去换全国通用粮票。要解决一个普通商品粮户口，需要由计委下达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分配指标，公安局根据分配指标给户籍指标，劳动局给就业指标，商业局给所有的生活资料票证，粮食局给粮食供应证明，这么多关卡，少一样都不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毕业不久的，大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的大学生们在北京熬了这么多年，仍然是夫妻分居和“半边户”，老婆孩子想到北京来，户口和粮票、油票就卡死了，这种情况令他们当然不安心。

听完他们的述说，王运生说出一个让自己都感到后怕的承诺：“我们可以解决户口，让你们全家老小一块调到襄樊去。”

此话一出，和他对话的几个人一阵骚动。他们对望了一阵，互相交换着眼神，一个人问：“你是什么职务？你说的话算数吗？”

在了解清楚王运生的基本情况后，他们提出，这是件大事，你们襄樊要派代表政府说话算数的人来，但我们可以明确告诉你，只要你们能够解决我们家属的城市户口和工作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去你们那里。

一转眼，两人进京已经一个月了，这一个多月来，他们手里符合调动要求的科技干部名单已经有40多名。两人进京时很仓促，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天气眼见得一天比一天热，需要回襄樊一趟，更重要的是，要将这里的情况向市委领导汇报，这40多个人都要求解决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组织、人事、户籍、粮食、商业、住房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市委明确的政策和意见，否则下一步工作无法开展。

王运生回襄樊时，郝逢武、鄂万友恰好都出去了，王运生找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文亮介绍情况，宋文亮认为此事重大，必须立即向市委书记曹野当面汇报，曹野让办公室电话通知了公安、人事、工业等相关单位负责人来一起听汇报。王运生在汇报时强调，引进对象对调入襄樊有些什么条件很看重，希望曹书记能定一下。会议室里议论纷纷。经过简短沟通，曹野果断表态：第一，所有愿意来的科技人才我们都要；第二，要给人家以及家属解决户口；第三，家属孩子要安排工作；第四，要给人家安排住房，调进单位有房子的安排住进去，没有房子的，都安排到桥头那栋房子（房管局新建的一栋住宅楼）里；第五，立即研究一个“框框”。 曹野很聪明，他没有采用常用的“政策”、“决定”之类的常规行政用语，“框框”一词有很大的弹性，不容易给人抓到把柄。经过研究，与会者当场“凑”出了一个“框框”，大致内容有：

凡来樊的技术人员一律把家属迁来，属城市户口的入城市，属农村户口的迁入郊区，但吃商品粮。家属随其爱人住工厂、企业或机关，不参加生产队劳动和分配，各种供应（包括粮、油、煤、 肉、副食及工业品）与城市居民相同。35岁以下的家属在集体单位安排工作，16岁以上的子女不下乡，安排在集体企业或国营企业，按“集体指标”对待。

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县级地方政府的决定，这些条件在今天来说并没有多少让人心动的地方，但在当时，这几条几乎违背了当时所有的人事、劳动、粮食、商品供应、户籍、干部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可以算是“胆大妄为，触犯天条”，存在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为了稳妥起见，曹野决定将这些引进科技人才的“框框”作为襄樊市地方政策执行，但不作为正式文件下发。曹野在会上说：“襄樊市发展工业急需科技人才，我们必须要打破一切清规戒律，大胆引进人才，这件工作由我总负责。现在成立领导小组，我任组长，北京第一线引进人才小组由科委主任鄂万友、机械局副局长陈道学、科委副主任王运生、电子局干部杨明忠组成工作专班，鄂万友负责。市内的接应小组由组织部宋文亮负责。你们放手去做，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襄樊市的这个决定，表面上看是突破了当时的干部、组织、人事、户籍等方面的政策“框框”，实质上是突破了思想认识上墨守成规裹足不前的“框框”，是一次大胆的思想解放的行动。在风雨如磐的文革时期，敢于承担责任，利用自己手上的权力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曹野的胆识与魄力让人钦佩。

王运生回忆：“那天曹野说，所有愿意来的干部我们都要，我听了真是吃了一惊，说实在话，我压根也没有这样的想法，总得挑选一下吧。曹野的气魄真大。”

“框框”有了，曹野让王运生立即返回北京开展工作。王运生仍然有为难之处：“北京襄樊远隔千里，干部调动需要办理大量的手续，调令的寄送需要时间，办理这些手续往返很影响工作。”

曹野立即表态：“这个好解决，你先回去，我们马上派干部给你带来空白的干部商调函和户籍迁移证。事后，马有德、杨明忠、陈道学等人分别带去100张空白的调令、户籍迁移证和粮油关系。在当时，虚开干部调令、户口、粮油关系，都是属于违纪违规的做法，可为了抢抓快速聚集科技人才机遇，以曹野为首的襄樊市的各级领导已经破釜沉舟，将个人的得失放在了一边。

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看准了的事情，触犯天条也不怕，这就是曹野的风格。但曹野毕竟是体制内的干部， 日后，他为此付出代价，但他以个人的委屈，换来了襄樊争得重要的发展机遇，襄樊人民当不会忘记。

在这次会上，曹野专门提出：“让用人单位直接参与引进人才，让襄樊半导体厂的马有德派人参加。”

这里引出一个插曲。在襄樊市“发展电子工业”大会战中，襄樊市半导体厂是重点单位之一，但半导体厂底子薄，技术人员奇缺。为了解决生产急需，企业自己想办法，利用自己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到处引进技术人才，短短几年时间，共引进各类技术人才46人，这些人到厂后，发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半导体厂的生产工艺、生产质量得到彻底改进，新产品层出不穷，在市里引起很大反响。1975年5月，曹野专门到半导体厂调研，他问半导体厂党总支书记马有德：“你们有哪些困难？需要市委市政府为你们做什么？”

马有德回答：“我们现在担负着国家的生产任务，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急需要技术人才。我们自己引进人才碰到很多关卡，实在是太难了。”听完马有德的话，曹野颇受感动，他当场表态：我给有关单位打招呼，给你一些空白证件，需要调进谁，你们自行决定，不用再到各个部门去申请汇报。

半导体厂引进人才的做法、效果和马有德的这句话给曹野留下深深的印象。他认为，引进科技人才是要促进生产，只有生产企业最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人才。他专门交代，让马有德也参加人才引进小组。

带着地方政府的承诺，陈道学、王运生、马有德、杨明忠踏上了北去的列车。紧随其后，鄂万友也赶到北京与他们会合。

北京西城区三里河路52号院，这里就是中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所在地。鄂万友到北京后，也到了中国科学院。时任国家计量局副局长与襄樊郝逢武同为南下干部，他也曾在襄樊工作过，鄂万友先找到他，与他谈了此行的目的。没曾想，这位副局长的爱人就在中科院人事局工作，经过她联系，鄂万友也走进了中科院的大门。中科院人事局一位姓田的副局长出面接待他。一番自我介绍后，鄂万友说出了来中科院的目的。田副局长很客气，说话也很坦率：“我们这里已经全部瘫痪，很多院所已经下放，很多干部都在五七干校，看你们要什么人吧，我给相关的所打个招呼，你们自己去，直接和科技干部见面。我们这里有一些科技干部是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过来的，他们很多都是夫妻两地分居，如果你们襄樊能解决子女就业问题，解决家属调动和工作问题，农村户口的解决商品粮户口最好还能安排个工作，或许有人愿意去。”

田副局长的话让鄂万友大为吃惊，他怎么也没想到，经过“文革”的磨难，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有着神圣耀眼光环的中国科学院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鄂万友是有备而来，他告诉田副局长，襄樊市委经过研究，决定敞开大门，欢迎中科院的研究人员志愿来襄樊发展，也能解决他们的家属、子女的户口和住房等问题。听鄂万友这样讲，田副局长给他介绍了中科院一些下辖院所的联系人。

经过多次“运动”，尤其是“文革”，“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薛荔墙”，政治运动的暴风骤雨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如同惊弓之鸟，尊严尽失，“忍看朋辈成新鬼，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治舞台的剧烈动荡也使他们厌倦和失望，鄂万友、王运生等人给他们描述的襄樊让他们怦然心动，那里或许是一块世外桃源，或许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一块平和安静的地方。

在中科院系统，计算所、电工所、大气物理所、物理所、情报所等十几个院所共百余人先后陆续来到襄樊。虽然时隔40年，鄂万友仍旧记得当时的情况：“我到科学院计算所，见到了好几个科技干部，包括大名鼎鼎的陈景润，在这里很多人都愿意到襄樊来，中国科学院十几个院所，来得最多的是计算所，一共来了38个人，连所里的行政干部包括支部书记都来了，计算所基本空了。以后方毅说我把科学院的几个所都拿走了，就是指的这件事。”

天津工业微生物所一位专家到了襄樊后，发现这里农村天地广阔，正是他施展身手的天地，遗憾的是，微生物所没来几个人，他向鄂万友建议，你们到北大生物系微生物专业去，他们那里有很多人无用武之地。通过联系，鄂万友与北大生物系的一些老师们见了面。

见面在一个老师狭窄的家里，听说湖北襄樊市来引进科技人员，大家你传我，我转他，狭窄的房间里挤了30多个人。鄂万友向这些老师们介绍襄樊的发展前景，有意思的是，他们对诸葛亮的兴趣非常大，不断地插话问诸葛亮的故事，鄂万友不得不尽自己所能，给他们讲述诸葛亮和隆中。结果非常理想，一部分老师当场就表示，只要你们能将我的问题解决，我立刻就去。鄂万友也当即表态：我是代表襄樊市委来的，我现在就表态，你们来后，住房、爱人的商品粮户口、工作、孩子上学、就业全部解决。

离开北大又到北京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等一批闻名遐迩的著名院校。“文革”造成的高校停止招生、停课、下放五七干校，使得这些学校的教师都处于闲置状态，可以说襄樊市的引进行动正在其时。建设部管庄建材研究院是国家建材行业最重要的科研机构，有所谓“南有武汉北有管庄之说。”管庄建材研究院前后来到襄樊的有30多人。

三里河位于北京西城区，20世纪70年代，国家计委、机械工业部、财政部等国家部委都集中着这个不大的地方。当时的水电部招待所也就是国务院第七招待所就在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斜对面，招待所里住的都是当时全国各地“跑部进京”的人员，襄樊市引进科技人才工作小组在这里租下两间房，作为在北京的临时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驻地。

鄂万友回忆：“啊呀，襄樊在北京以解决农村家属户口和提供其他优越条件引进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消息一传开，我们在国务院七招的工作组就忙得不可开交。那时的房间里没有电话，每层楼的楼梯口一部公用电话，每天早上还没上班，电话就响个不停，晚上都深更半夜了，还不断有电话打进来，都是来找我们工作组的。不停地接传电话，招待所的服务人员都不耐烦了。”

除了打来电话外，更多的是亲自上门，中科院系统、国务院各部委科研院所系统、北京市各系统的各种年龄层次各种不同遭遇的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络绎不绝来到国务院七招，王运生等人一时应接不暇，从早到晚不停地接谈，记录，解答他们的疑虑。

在与前来联系调动的科技人员交谈中，王运生得知，除了中科院、各部委研究所等单位外，北京市的一些单位也有大量知识分子存在夫妻两地分居，户口在农村的孩子就学困难等问题，王运生带上襄樊市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和中国科学院的介绍信来到北京市人事局联系，表明意愿后，北京市人事局也很配合，人事局一位负责人在襄樊市委的介绍信上签上一件：“请北京市有关单位接待”。于是襄樊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的工作又做进了北京市，王运生回忆：“北京市很有意思，他们的人事局与工业局、机械局、化工局、电子局等很多单位都在一个小院，在和这些单位联系时，我们几乎没出那个小院，今天在这栋楼，明天再那栋楼，有的几个单位在一栋楼，就是楼层不同，我们跑了这层跑那层，在这个小园里转了个把星期还没跑完。我们要调人的信息通过这些单位传递给那些存在困难又无法解决的科技人员，他们得到信息后又转过头来到我们住的地方找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人从早到晚接待都谈不过来，等着见面谈情况的干部排成队。这些人几乎什么专业的都有，可以说都是我们襄樊发展工业的必须人才，我这才明白，曹书记说‘都要’的意思。以后襄樊调人的消息又传到天津，天津也有人找上门来了。”

北京高校、研究所太多，很多专业只有这种国家级的科研单位才有，到了地方上，无法安排工作，遇到类似情况，王运生只得“忍痛割爱”。有一个女工程师来找他，要求调入襄樊。王运生问她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她说她是留苏的博士，学校名字一大串，王运生也听不清，所从事的专业更是闻所未闻，而且还是个博士。王运生说：“我吓了一跳，我们襄樊一个工程师都不得了，你一个留学国外的博士，专业我们都没听说过，我们那里的庙小了，无法安排，只能也谢绝了。”

也有因为专业偏，来了后无事干，一段时间后又走了的。王运生：“中科院物理所有一位科技人员找到我，我忘记他的名字了。这位科技人员是专门从事秦岭地区植物分布研究的，他说他为此要出版三部著作，已经出版了一部，剩下的研究还在继续。我告诉他，你是搞秦岭植物研究的，如果你到了我们襄樊，襄樊不可能派你到秦岭去继续搞植物研究，这就意味着你的研究会中断，这是多可惜的事情。我建议他不要来了。他坚决不肯，我问他为什么？他向我讲述了原因。他早在十多年前分到北京中科院植物所时，还是年轻人，光棍一个。很快在北京有了对象，结婚后单位没有房子，就住在爱人家里。爱人是老大，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那个时候，弟弟妹妹小，大家还能挤在一起住。十几年了，人家弟弟妹妹都长大了，就那么一间房子，就是住上下铺也住不下，他们自己也有了孩子。一间房子十来个人，老的老，小的小，成天鼻子对鼻子脸对脸，岳父岳母就为难了，他们两口子单位都分不到房子，在岳父母家里挤得没法住，时间一长，矛盾就来了。最难过的是家庭矛盾，这么点地方，发生矛盾，躲的地方都没有，他着急，他爱人伤心，他们商量定了，就是不要专业也要走。到了襄樊转业，搞植物研究的，搞农业，种蔬菜总可以吧。听他这么讲，看到他的态度，我真不忍心拒绝，他就这么来了，来了后安排在农业局。专业不对口，在农业局里无事可干，虽然是搞植物研究的，但植物和蔬菜隔着行，到这里现学也来不及，只能安排他在办公室里打杂，每天接接电话。虽然专业没了，但他的房子问题解决了，家庭矛盾也没有了。以后北京那边又要他回去，并给他解决了房子，他还是走了。”

中科院植物所还有一位从事罗布泊特有植物罗布麻研究的，为了解决家庭困难，铁了心要离开北京到襄樊来，也是声称愿意放弃所学专业。来襄樊后，安排到防疫站，在这里他的专业完全无用，他的书装在麻袋里，一两年内都没有打开。但他儿子的工作问题解决了，一段时间后，他也重新回到北京去从事罗布泊的罗布麻研究。对此情况，鄂万友大度地说：“我们对此想得开，人家不是走投无路不会放弃专业来襄樊，走了一个专家，国家受损失。我们帮助人家解决了困难，人家再回去，既有利于他本人，也有利于国家，好事。”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有位研究人员名叫南洪斌，所学专业名“位错”，是研究高分子的，是中国著名高分子物理专家葛庆随的弟子。他的爱人在农村，孩子也在农村，长期得不到解决，一气之下坚决要求离开科学院。王运生告诉他，你的专业太偏，他表示，我可以改专业，到你们那里，教个数学还是没有问题的。就这样他带着全家来到襄樊，安排在粘胶研究所。“文革”中，南洪斌的导师葛庆随被发配到吉林大学。邓小平复出后，葛庆随回到中科院。有一次，邓小平与中科院专家座谈，葛庆随谈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目前遇到的困难，邓小平很重视，要求他“重新开张”。葛庆随表示很难，邓小平问：为什么？葛庆随说，我被贬走，我的研究生都被打散了。邓小平即刻指示恢复葛先生的研究班子。中科院根据名单一查，蓝宏斌已经到了襄樊。中科院立即出示公函给襄樊市政府，要求协助将蓝宏斌调回中科院。襄樊市长王根长找到鄂万友问，有没有南洪斌这个人？得到肯定答复后，王根长给鄂万友看了中科院的公函。鄂万友说：“没问题，国家需要，我们立即放人”。就这样南洪斌又回到了中科院。蓝宏斌到襄樊来，他爱人的户口解决了，成了城市户口。他回北京，爱人的户口也落户北京。以后他的研究所建在合肥，他全家的户口也转到合肥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襄樊引进人才政策，给他彻底解决了家庭困难。

上述几位引进后又离开的科技人才，在自己的专业里做出很大成绩，现在都成为国家的大科学家。襄樊引进那段经历，为他们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困难，让他们在襄樊休养生息，平息生活造成的创伤，为以后高高跃起积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襄樊为国家做了大贡献。

据王运生粗略估计，被他谢绝调入的接近调入人数的三分之一，共有好几百人，这足以说明，解决个人家庭困难，对众多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是多么急迫的愿望，襄樊市政府以解决家庭困难为条件，吸引人才又是多么及时。

国防科工委七院一位技术人员名叫刘政博，他的专业是专门从事卫星调校角度的，因为爱人的户口问题无法解决，毅然决然来到襄樊。到襄樊后不久，因为国家卫星发射需要，七院来公函称：因为工作需要，暂“借”刘政博回去工作一段时间。看到这封公函，鄂万友有点好笑，国家的事再小都是大事，卫星发射该是多大的事，你们干脆就说要他回去，何必“借”呢？考虑到刘政博的专业对国家的贡献，鄂万友对他说：“既然国家需要你，你干脆回去算了。”

刘政博赌气地说：“不行，借就是借，襄樊解决了我的家庭困难，问题解决了拔腿就走，这算什么？”借了半年后，刘政博硬是回到襄樊。

引进人才工作专班先后和国家有关部委、中国科学院人事局、北京市人事局、北京各大型厂矿等单位协商，经征求单位、个人意见和条件审查，初步与323名科技人员达成商调协议，其中科技干部226名，技术工人97名。引进人才小组现场填发调令，引进人才拿着调令回到单位就办手续，大大节省了来回跑的时间。有时候，一个人的调动手续几天内就搞定。

如同打开了自来水的阀门，几个，几十个、上百个，一批又一批怀着复杂心态的科技干部拿着干部调令离开高墙深院内“象牙塔”南下，踏上襄樊的土地。这的确是一块肥田沃土，虽然说没有北京的繁华和开展工作的环境和条件，但这里没有了让他们整日不得安宁的运动，可以和家属孩子一起平静地生活，还有可以让他们施展身手的舞台。来了的写信回去，又动员更多的人扶老携幼而来。襄樊一下子热闹起来，襄樊市委组织部在襄樊火车站搭起大棚，如同今天迎接高考新生一样，迎接从皇城根脚下来的科技干部。

仅从1975年4月至1976年底，襄樊先后从北京、天津、上海、兰州、西安、武汉等35个国家级科研院所和42所高校共引进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590人，这些人都是出身名门：北大、清华、北理工、上海交大、哈军工、西安交大、武汉大学、天津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邮电学院等国内著名高校；化工、纺织、造纸、建材、机械、电子、激光、计算机、光学、航天、火箭、卫星等各个行业人才一应俱全。

如此多的人才来到襄樊，鄂万友大为振奋，曹野更是兴奋，那时的人才都是部门所有制，即使是大学生分配，也要先给计委上报需求计划，再由各级人事部门层层分配，好的尖子都让中央国家机关首先要走，剩下的满足省里和大型企业，像襄樊这样的中等城市，每年能从挑剩下的毕业生中要来几个就不错了，中科院里的都是全国高校尖子中的尖子，现在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实在是一场人才大丰收。

引来的人才一下子来得太多，590名科技人才和随迁家属共计1883人（505户），这么多人突然来到襄樊，远远超出当初的想象，负责接待的组织部、人事局、劳动局等部门一下子慌了手脚，每天都有人数不等的引进人才走出襄樊火车站。俗话说：“叫花子捡到银子没处搁”，这么多人来一时竟找不到地方给他们住。因为住宿问题没安排好，有个别来的人甚至又产生返回的想法。曹野得到消息，立即紧急召开会议，动员各单位腾出房子先安排来的人住下。那时的襄樊市，全市正规的饭店没有一两家，即使加上各种档次的旅社也不过十来家。曹野说：“请人来就要有请人的样子，不要小家子气。”他决定，在市里最高档的襄樊饭店包下一层楼，专供引进的技术人员中转住宿。市房管所当时在解放路新建的一栋6层楼房，本来要分给自己的职工住，市委紧急叫停房管所分房进程，宣布：这栋房子市里征用了，全部优先分给引进的科技人员居住。市委、市革委会还明确指示：调来的这些技术人员包括家属的搬家费等均由调入单位支付，这项费用达十多万元。那些日子，每来到一批科技人员，曹野、郝逢武等主要领导都带着相关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前去嘘寒问暖，并亲自解决他们来襄樊后的实际困难。

昔日刘备三顾茅庐的地方，今天展开胸怀迎接八方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