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鄂万友

从20世纪70年代初襄樊市“电子技术应用”到后来“双革四新大会战”，再到引起巨大反响的人才引进工作，鄂万友一直冲在第一线，客观地看，在那个历史发展阶段，曹野、郝逢武、鄂万友一直都是风口浪尖上的风云人物。遗憾的是，在动手记录这段历史时，曹野、郝逢武已经谢世而去，笔者无法与这二位面谈，而能找到的关于曹野、郝逢武的资料又极为有限，笔者只能在文章中凡涉及曹野、郝逢武的地方，通过历史事实和别人的表述尽可能地还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除了曹野和郝逢武，在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鄂万友。毛泽东早就说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

人的行动是受其思想支配的，鄂万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思想和行为，为此有必要认识鄂万友。

鄂万友，1937年出生，辽宁黑山县常兴镇人。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全境解放了。东北大地掀起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鄂万友家也分得了土地，最让鄂万友感到幸福的是，1949年，他走进了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活。1953年，鄂万友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位于新立屯的黑山县第二初级中学。

1955年，17岁的鄂万友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此时的他对自己将来的人生充满憧憬，他想读高中，将来还要读大学，但家庭的现实打破了他美丽的幻想。老实巴交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对鄂万友说，家里还有两个妹妹，没钱供你上学了，你想读书，就读那种不要家里出钱，国家出钱的学校吧。虽然有凌云壮志，家里没钱却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但要读书又是自己的志向，无奈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鄂万友报考了冶金工业部长春建筑工程学校（今长春工程大学前身），并顺利录取。

长春建筑工程学校在原日伪学校基础上建设，学校占地面积很大，教学、生活设施齐全，学校图书馆里藏书丰富。远离黑山县老家，鄂万友迅速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和在黑山初中时一样，每天除了上课、睡觉外，他的全部时间几乎都在看书。人生犹如一只船，成长的过程犹如从小湾港逐步走向大海，其间必然会遇上风浪。1957年毕业前夕，鄂万友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风浪，风浪来的是那样猛烈，不熟悉水性的他狠狠地呛了几口水，险些翻船，这次风浪就是让所有知识分子永世难忘的“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于1957年发起的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运动初期采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全党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右政治斗争由此拉开帷幕。由于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与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有的被捕判刑，有的被下放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党和国家遭受到难以挽回的严重损失。

这也是即将毕业，刚刚要跨进社会的鄂万友第一次遭遇全国性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尤其是没有任何政治经历的鄂万友狠狠地摔了个大跟头。

反右运动开始后，长春建筑工程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积极地参与进来，学校里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到处是激烈的辩论场面。鄂万友对那场运动至今记忆犹新：“那年我20岁，正是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时候，天天看那些大字报，听周围的人评论身边的一些现象， 自己也自然而然地投身其中。由于学习成绩好，又看了很多书，我当时正在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非常认可艾思奇所提倡的辩证法，脑子里的知识多了，参与辩论时用词也多，放炮也多，说话挺冲，有时为了争赢辩论对手，经常抛出一些新名词。我记得最清楚。当时党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方针是‘肝胆相照，长期共存’，讨论这句话时，我说，长期共存意味着民主党派还要发展。这下可不得了啦，有人说，民主党派要发展那是要和共产党争夺天下，你还说民主党派要发展，这是反党言论。再如，我说，当时苏联给中国援助也有经济利益。当时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与苏联结盟，全国都学‘苏联老大哥’，我说这句话被批为‘反苏’，那时，这可是严重的罪行。以后总结时给我的结论是‘严重的右派言论’。幸运的是，当时中专学校不打右派，我的家庭成分好，本人历史清白，没有给我戴‘右派’帽子，但给了我‘团内严重警告处分’，最为严重的是，‘此人不能重用’。这句话被装入档案，跟着我走了几十年，成为压在我身上的一块大石头。政治表现不好，分配自然就不好。我们这一届同学几乎都被分配到军工企业，当时分配到军工企业第一条就是‘政治可靠’，我这样的人政治不可靠，自然不可能分到军工企业，我被分配到湖北省襄阳地区工业局，从此远离东北老家来到了遥远的湖北省襄阳地区。在这里我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吃饭、生活习惯、气候环境与东北完全不同，我当时的情绪非常压抑，幸亏我的女朋友为了我放弃了分到军工企业的机会，毅然决然和我一起来到湖北，给了我极大的精神安慰，从此，我们俩风雨与共，走过了人生最艰苦的历程一直至今。”

虽然心情压抑，但鄂万友并未消沉，他从自己人生的第一个波折中汲取了教训：以后凡事要认真思考，不要冲动，简而言之，从今往后“只干活，不说话”也就是“沉默”，“沉默”是金。为避免再度说“错话”，鄂万友给自己规定，不再看社会科学的书籍，转而将视线转向自然科学。一个风华正茂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将自己的学习兴趣转移，可以想见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之深。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人的性格并非由个人自己所能决定，遗传基因才是性格的决定因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社会学家认为，人的性格形成主要是受后天的影响，人无法决定自己出生的环境，但人能够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有条件的甚至能人为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这就是后天影响。改变自己的学习思维习惯，将个人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和结论深藏心底，不再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无疑是一件很困难甚至是很痛苦的事情，没有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来到襄阳没多久，鄂万友就赶上了中国另一个影响深远的大运动“大跃进”。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总路线的要求，1958年8月29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会议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的335万吨翻一番，1959年要达到3000万吨，比1958年再翻番。于是继全国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之后，大炼钢铁成了“大跃进”的第二次战役。会议号召全党全民大办钢铁，要求“书记挂帅”，“钢铁元帅升帐”，号召各行各业“放卫星”。上有所好，下必胜焉。根据中央的要求，中共湖北省委也提出湖北省发展钢铁工业的指标。根据中央和省委的要求，襄阳地委要求各县的县委书记亲自挂帅担任总指挥长，实现“千、百、万”的口号，即每户平均千斤铁，百斤钢，万斤煤炭，并将建炉炼铁的任务层层分解到县、区、乡、社和各级政府部门，包括财贸、文教等非生产部门。襄阳地区下辖各县各单位接到任务后照猫画虎，再层层分解，只是任务一加再加。于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劳力实在不够，就连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被要求参加原料运输。经过一番玩命，襄阳地区向湖北省报喜：实现日产生铁7680吨，原煤85498吨，钢119.57吨。面对这样的“战绩”，襄阳地区并不满足，1958年11月6日，襄阳地区召开电话会议，提出“鼓足干劲，提前10天，大放卫星”。据《中共郧阳一十堰简史》记载：

那段时间，全襄阳地区平均5天放一次小卫星，10天放一次大卫星。

（中共十堰市委党史办《中共郧阳一十堰简史》，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

当时解放军某单位在襄阳地区也办了一座小钢铁厂，因为是部队办的，故名“八一钢铁厂”，为帮助“八一钢铁厂”建设，襄阳地区工业局受命组织力量支援，刚刚报到没多久的鄂万友也随之来到了“八一钢厂”建设工地。

“八一钢铁厂”位于襄樊市东部和襄阳县交界的地方，这里原来是一片麦田，现在被踩为一片平地，地上竖着几座小高炉，周围到处堆着煤炭、废铁、石灰，炉子上方冒着浓浓的黑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煤烟味。鄂万友的任务是管理一座小炼焦炉，和工人们一起，每天在烟火中进出忙碌，虽然满脸灰，浑身汗，但鄂万友反而觉得心里踏实，有说不出的轻松。

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必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从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正如彭德怀诗中所说：“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难以为继，纷纷人去炉空。“八一钢铁厂”因为办不下去也交给地方，以后这个钢铁厂搬迁到鄂州，仍旧叫“八一钢铁厂”。鄂万友所在的炼焦炉没有搬到鄂州，而是交给了襄阳最大的工厂——襄阳通用机械厂，人要跟着炉子走，1961年，鄂万友也随着炼焦炉来到了襄阳通用机械厂基建科当技术员。

襄阳通用机械厂是当时襄阳地区最大的厂，有工人3000多名，但厂房陈旧，设备老化，科班出身的技术人员很少，说是通用机械厂，其实主要从事机械维修和小批量的农业机械制造。在这里，鄂万友仍旧负责炼焦炉。在新的工作岗位，他牢记当年的教训，谨言慎行，时刻牢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炼焦炉的炉体需要高温耐火砖，这种耐火砖需要从外面购进。耐火砖的质量非常重要，直接决定炉体的寿命与焦炭的质量，一点不能马虎。厂里原来使用的这家耐火砖厂的生产手段陈旧，产品质量不稳定，一炉砖里好坏掺杂，残次品比正品要多得多。为了保证每块耐火砖都是合格产品，每次买砖时，鄂万友步行几十里来到砖厂，一块一块精挑细选，确保每块砖都是合格产品，每挑选一块合格品，就用粉笔做个记号，装车时，逐块检验，清点数量，时间长了，砖厂的经营者都怕他。

耐火砖厂在隆中，离城里有20里地，还要乘小船度过汉江。那时的隆中一派荒凉，林密草深，时常有野狼出没，一个人走在荒草掩径的小路上，经常有野兔、山鸡从草丛中突然窜出，呼啦啦一声响，惊得人一身冷汗。有时从隆中返回时天已黄昏，走到半道夜色沉沉，在荒山野径中行走，虽然是二三十岁的壮汉，也难免害怕。为了给自己壮胆，鄂万友手拿一把镰刀，还不时地高声吆喝几声。

一个耐火砖厂的产品不够，产品采购又扩大到河南南阳的耐火砖厂，对这里的耐火砖，鄂万友也要每块砖逐一检验。南阳离襄阳有百里之遥，虽然两地之间有长途班车，但为了节约经费，鄂万友每次都是步行。从襄阳出发向北，经过新野，到南阳耐火砖厂步行要走两天，一般都是在新野投宿。鄂万友如同一个苦行僧，身背一个小包，里面装几个馒头，两块咸菜，晓行夜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道路两边根本没有什么旅社、宾馆，即使有，鄂万友也住不起，他投宿的都是些类似北方大车店的小旅店。说是店，其实就是一间草棚，里面黑黢黢的，一个能睡十几人的大通铺，床上的被子黑得像烟囱，也不知多少年没洗过，无数人经年累月积累的汗臭脚臭留在被子上，还没打开就熏得人恶心。徒步行走也不轻松，风和日丽的晴天还好，如果遇到夏日酷暑、严冬霜雪、狂风暴雨天就更遭罪了。其实，厂里并未要求鄂万友每次必须亲自到产地检验产品，但耐火砖对炉膛、焦炭质量的重要性驱使他必须每次都要去，必须每块砖都要检验合格。几年下来，从襄樊到南阳的路边一草一木，哪里坑洼不平，鄂万友都烂熟于心，也喜欢上了南阳的大众小吃“胡辣汤”。

无论在哪里，务实肯干的人都会受到重视和欢迎。到通用机械厂几年，言行谨慎，踏实苦干的鄂万友引起厂领导的重视。厂里将他调到基建科，让他从事基建管理，同时还担任厂团委的组织委员。到基建科不久，为落实“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襄阳地委要求厂里增产农机具。要增产农机具首先要增加铸造能力，厂里决定建一个5400平方米的铸造车间。车间共有四跨，每跨间隔15米，车间梁上还要能行走20吨的行车。本来这样的一个车间需要由建筑设计院来设计，但需要钱。鄂万友仔细研究了车间的各项指标要求后，主动向厂领导提出：我来设计，完了后请设计院审查。

厂里的领导很开明，脑袋里没有多少条条框框，也不在乎他是不是大学生，有没有设计资质等，在知识分子稀少罕见的工厂里，很多事情都是逼上梁山，关键就看厂领导对你是否信任。厂领导信任鄂万友，原因很简单，这个年轻人虽然是中专生，但他是建筑学校毕业的；这个人对工作极为认真，从不马虎，将这件事交给他放心；这样做能节省一大笔设计经费，这对经费紧张的工厂来说很有吸引力；最后他的设计还要交由建筑设计部门审查，有什么问题也能发现解决。有了这四个理由，厂领导将这个车间的设计任务交给了鄂万友。

鄂万友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开始了自己第一次独立设计。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鄂万友偏偏就格外认真。接受任务后，他白天在工地测量，查找相关技术要求，晚上在灯下精心绘图，没多久，5400平方米的铸造车间在图纸上逐步显现。其间，横跨梁用材的问题成为鄂万友头疼的问题。按照常规，这个横跨梁要用木材，但15米长的跨度和承重对木材有严格的要求。当时要购买木材绝不像今天可以到木材市场上选购、订货。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需要什么规格的木材首先需要向物资部门报计划，经审批批准后再给木材公司下采购计划，木材公司根据计划到产地调运木材。且不说审批手续复杂，几经折腾后被告知，这种规格的木材物资部门没有。活人不能叫尿憋死，鄂万友的聪明劲上来了，他认真分析了跨梁纵向支撑、桁架结构形式、受力的方向、结构高宽比等因素对结构受力性能的影响，独出心裁地用木材加钢筋设计了一种新型的“钢木结构桁架”，这种结构体系充分利用了钢材和木材两种材料的长处，表现出了良好的抗拉、承重和抗震能力。

设计出来了，但效果如何？15米跨度的车间上面还要走20吨的行车，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需要试验才能知道结果是否科学适用。鄂万友很幸运，不光厂里给了他机会，基建科的科长对他也大力支持，他们虽然不知道他的设计最终是否能用，但都支持做试验，他们希望“自己的技术员能够设计出完全合乎技术规范的车间”。试验中最重要的是这种结构的承重能力能否达到设计要求，试验的方法也很简单，鄂万友从铸造车间搬来一堆生铁锭，按照设计所需的重量再乘以100%的保险系数压在钢木结构的跨梁上，连续压了一个月，钢木跨梁没有任何问题，成功了。厂里异常高兴，“自己的技术员成功地设计成功5400平方米的大车间，而且采用了新技术制造出了新型钢木结构跨梁，为工厂节省了宝贵的资金。”钢木结构桁架的设计受到襄阳地区几乎所有建筑单位的重视，因为节省资金和木料，各兄弟单位纷纷上门参观学习。

除了钢木混合跨梁外，为节省水泥，鄂万友还革新了车间的立柱设计。立柱是车间20吨行吊钢轨的支撑，是承受主要重力的结构，按照常规，需要用钢筋水泥浇筑。全车间共有几十根立柱，需要耗费大量的钢筋和水泥。为了给工厂省钱，爱动脑筋的鄂万友开始琢磨，能不能不全部用钢筋水泥，又能保证立柱的强度呢？在建筑学里，这属于结构力学，这几年里，鄂万友早把建筑系的主要教材《结构力学》学习消化完毕，现在要实际运用了，他经过反复运算，决定改革钢筋水泥柱，采用砖砌立柱，在砖柱外边加入钢筋混凝土以增加强度，然后再以水泥包裹砖体，形成砖混钢筋立柱。经过试验，这种立柱的强度完全能满足设计要求，可以取代钢筋水泥柱。对这项既省钱又能满足结构强度的新砖混钢筋水泥柱体设计，设计院的专家们赞不绝口，认为是适合地方建筑的一项重大技术革新，能节省大量资金。

襄樊市建筑设计院对鄂万友的设计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钢木混合桁架”和“砖混钢筋水泥柱”被认为是重大的技术革新。根据设计图，5400平方米的厂房也很快盖好了。厂房盖好不久，似乎是为了检验厂房结构的可靠性，一场不期而至的龙卷风袭击了襄樊。

暖湿气流和冷气团剧烈交锋的地方最容易产生龙卷风，襄阳地区东南连接广阔湿润的江汉平原，西靠鄂西北山区，北面正对着河南南阳，这里是南北空气对流的风口，初夏时节，受高空环流影响，东南部经常有暖湿气流入侵，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大气环流特征使得襄樊经常遭受龙卷风袭击。1961年5月7日，一场特大龙卷风袭击襄樊，造成襄樊港340人落水，45人死亡，东风3号客轮被狂风刮到沙洲上，襄航17号拖轮沉没。

1965年夏初，襄樊市遭遇了一场龙卷风袭击。刮风那天，天色苍茫如墨，暴雨如注，呼啸的飓风如同发狂的猛兽，使劲地晃动着每一栋建筑，横扫一切阻挡它前进物体，折断大树，揭开屋顶，轻一点的东西瞬间被吸入天空，稍重的物体被吹得到处翻滚。大风过后，整个襄樊一片狼藉，遍地瓦砾，大街上，到处可见两人合抱的梧桐树被连根拔起，成百栋的房屋被揭去屋顶，质量差的则直接坍塌。龙卷风来袭时，鄂万友的心如同一只手紧紧捏住，他实在担心， 自己的厂房会不会垮呢？第二天一早，风停了。一夜无眠的他急速来到新车间前，周围的房屋多数破损，有的房屋顶盖被揭走，有的已经垮塌，隔壁的襄樊电机厂也有一栋新厂房，但在大风肆虐下，几乎全垮了，唯有他的新车间巍然屹立，完整无缺。

新厂房的设计和建造成功使得人们对这个寡言少语的技术员另眼相看，鄂万友一下子成为厂里和襄阳地区的新闻人物。先是大会表彰，紧接着入党，以后又将其调入生产科当总调度，在一个3000多人的大工厂里负责调度，大大提高了鄂万友的行政组织能力。

“大跃进”失败后，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渐渐好转，但党内在总结过去的那段时期的工作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一次，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962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强调阶级斗争，他明确指出：“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在毛泽东看来，面对国内复杂尖锐的形势，为了防止党内出修正主义，必须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称“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全国各级党委组织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运动。中共湖北省委驻襄樊市的“四清”工作队的分团长是湖北省纪委副书记李文明，通用机械厂是襄阳地区的大单位，湖北省检察院的科长钟树清和湖北省机械工业厅科长李春芳两人组成一个工作队住在厂内，钟树清任队长。

到1965年年底，“四清”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四清”工作队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选拔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分子充实基层干部队伍，刘少奇称之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由于各方面表现优秀，鄂万友进入工作队考察的对象。一天下午，工作队通知鄂万友去办公室谈话，办公室里就钟树清和李春芳三个人，他们先问了鄂万友一些工作思想方面的问题。 自从有了1957年的教训，鄂万友早己养成谨言慎行的习惯，工作组问一答一，没有多余的话。谈话结束后，李文明宣布：组织上决定，调你到襄樊市城建局任副局长。

这一宣布完全出乎鄂万友的预料，他一时愣住了。 自己一个普通技术员，在工厂里干点技术活容易，现在突然让自己到城建局担任副局长，这实在是出乎预料， 自己能干好吗？他一下子张口结舌，竟不知该怎么回答，手足无措，脸憋得通红，虽然是冬天，由于紧张，头上的汗珠也滚下来。

这一次，襄阳通用机械厂提拔了好几名干部，但调到市里担任行政领导的仅鄂万友一人，对鄂万友而言，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1966年初，依依不舍告别了襄阳机械厂的领导和一起工作的朋友后，鄂万友来到了新的工作单位：襄樊市城建局，这一年，他29岁。

一个人的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一个干部的成长，更是要饱经磨难，艰难困苦的环境最能够增长才干。 自从20岁那年经过“反右”斗争的教训，鄂万友变得谨言慎行，但这次被提拔为领导干部，他没想到还要经受更大的痛苦与磨难。

1966年，襄樊市还是隶属于襄阳地区的县级市，鄂万友调入城建局工作没几个月，“文革”爆发了。先是传达“五一六”通知，然后是“破四旧”，再到后来大字报满天飞，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这场运动，鄂万友完全不理解，也搞不懂是什么动机， 目的，但有1957年反右时期挨整的经验，他把定一条，少说话，多观察。“文革”风暴如同一场十二级的政治台风，所有的人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台风中。尽管鄂万友只是副局长而且到局里工作仅仅数月，基本上还处在熟悉工作的过程中，但他毕竟是“当官的”，按照当时的逻辑，凡“当官的”就是“走资派”，更何况，他又是“四清”工作队提拔起来的，更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苗子”，所以被斗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比其他几个局长差甚至更甚，开批斗会、挂牌子、戴高帽子、架“喷气式”，到最后拳脚相向一样不少。1967年7月底，襄樊市城建系统（房管局）的“红旗”和“井冈山”战斗队来揪斗鄂万友，一伙人喊喊叫叫地将鄂万友的双眼蒙上，然后拖着进入一间房屋，关上门后，几条皮带劈头盖脸地抽打，鄂万友站不住，倒在地上蜷成一团，那帮家伙将他拉起来，推倒墙边拳打脚踢，突然鄂万友感到左肋骨一阵刺痛，眼前一黑，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以后才知道，有一个人手拿一块砖头狠狠打向自己胸部，差点把肋骨打断，鄂万友说：“这一次差点没被打死”。

“文革”的混乱局面给党和国家造成惨重的损失，为了维护国计民生，控制混乱局面进一步发展，1969年，全国各地包括大型企业和大型工程项目都实行军管。军管后，各地的打砸抢、随意揪斗干部的现象基本被制止。1969年底，很多地方的干部被“解放”，鄂万友也“解放”了，他先是回到城建局任副局长，后又被安排到襄樊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工交小组”任副组长，组长为市委书记郝逢武。当时，为了体现出革命委员会的先进性，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不照搬以前的行业单位名称，通通改称“小组”，当时的革委会下设三大组：生产组、文教组、综合组。下面再分设各种小组，如工交口的各局统称“工交组”，这样的分类给工作增添了很大的麻烦，人们形容这种分工系统是：大组套小组，上下一般粗，找来又找去，越找越糊涂。不久，工交小组撤销，各单位恢复以前的称谓，鄂万友任襄樊市机电局副局长，没过多久，任襄樊柴油机厂任革委会副主任，主管生产。在襄樊柴油机厂工作不到一年，机械局分成机械和电子两个局，又调回机械局任局长，1973年，调任襄樊市科委主任。

从1966年城建局到工交小组到机电局再到襄樊柴油机厂又到机电局再到科委，五年时间转换了四个单位，从一个努力学习认真工作的普通技术人员到肩负重任的领导干部，鄂万友完成了人生角色的根本性转换。在角色转换过程中，经受了各种艰苦磨砺，饱尝了酸甜苦辣，在万花筒般的人生大舞台上看到了人生百态，思想逐步成熟，具备了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思想品质和业务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