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战役

1978年10月，新的襄樊市委组成，市委书记王清贵对襄樊市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依靠人才推动经济发展给以高度重视并要求积极推进，襄樊市委要求，新形势下的“双革四新”要集中在新产品开发、新技术推广上，要以带动大规模生产，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

开发新产品、推广新技术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人才的短缺。虽然上一次大规模人才引进调入了数百名各类科技人才，但对一个城市的工业体系建设仍旧远远不够。对于科技水平较低，没有自己的人才培养基地，更没有人才储备的襄樊而言，各类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包括企业的技术骨干和高级技工严重缺乏仍旧是制约襄樊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需求就是动力，在第一次大规模人才引进之后，襄樊再度扬帆，开始了大规模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的第二次战役。

针对性强是这一次引进人才鲜明的特点。针对生产的急需，市委决定，这一次引进的重点就放在轻纺工业上。时任襄樊市副书记李世久回忆： “1978年3月，襄樊市委紧急召开常委扩大会，王清贵同志在会上慷慨陈词：我们买了造了不少新设备，建了不少新厂房，从外面看，什么都是新的，但生产出来的产品质次量差，没有什么效益，如果算上购买设备和盖厂房的钱，那亏损就大了。企业亏损你分析起来原因千条万条，说到底就是没有专业技术人员。1975年和1976年我们襄樊曾经有过一次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的高潮，虽然后来因为多种原因工作受到了压制，但事实说明，那次引进的决定是对的，正是通过那次引进科技人才发挥作用，很多企业的生产难题才得以解决，襄樊市的工业生产才上了一个大台阶。现在我们‘双革四新’会战向纵深发展，企业调整产品结构，上规模上档次，又遇到技术难题，技术难题只有靠科技人员解决。王清贵的话在会上引起共鸣，大家认为，当年引进人才受到打压主要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致，现在粉碎了‘四人帮’，中央号召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引进人才受到打压的事情不会再次出现，我们也要接受上次引进人才的教训，依靠人才所地的党委和人才所在单位党委，取得他们的支持与理解。”

扩大的市委常委会整整开了一天，会议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成立襄樊市引进科技人才领导小组，副书记李世久任组长，经委主任、科委主任任副组长、市委组织部、人事局、劳动局、公安局、粮食局、商业局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二是授权。授权内容包括几点：第一，引进人才的地点、单位、引进什么人都由领导小组自己决定，不用再请示；第二，引进人才分别解决夫妻分居、子女就业、农村户口吃商品粮等问题，由引进小组现场拍板决定。如果大批引进，市委组织部、公安局、人事局、劳动局的负责人要带上公章到现场办公；第三，住房问题。立即动手解决引进人才的住房问题，市里为高级特殊人才专门盖一栋住宅楼，中级及中级以下科技人才，由各受益单位负责解决，原则上要求高于本单位人均居住面积。

襄樊市安置高级科技人才的住宅楼被称为“科技楼”，每户都是“三室一厅”，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面积都在120平方米以上，这不仅在当时是最为“豪华”的住宅，即便在今天，也是没有多少家庭能有如此大的面积。市委常委会后不久，科技楼开始动工，1980年初竣工，共有五十多名副高以上引进科技人才住进了科技楼。当时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为了安置教职工，北京的高校、科研院所里建起大量的筒子楼。筒子楼一般为3-6层，两端为楼梯，一条楼道楼贯穿中间如筒子状，因而而得名筒子楼。筒子楼的房间均为一居室结构，房间面积一般为12—20平方米不等，没有独立的厕所、浴室和厨房。一条楼道内，几十间房屋一间挨一间对列排在楼道的两边，因为居住面积不够，很多家庭只能将杂物堆放在门口，做饭的煤炉也放在楼道内，这更造成了楼道的拥挤、杂乱和肮脏。厕所更令人头疼，有的筒子楼一层楼有一个公共卫生间，有的一栋楼才一个公共卫生间，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望”。很多高校、科研院所的教授专家们三代同堂挤在一间小平房里，孩子结婚了就在中间隔一个门帘，六十来岁的老人还要睡上下铺。在这种居住环境下，可以想象襄樊户均一百多平方米的科技楼起到了多大的吸引力。以至于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江春水向东流，襄樊有座科技楼。”

除了继续在北京引进外，鄂万友在天津也开始了引进知识分子与科技人员的工作，与上一次在北京的方法不同，鄂万友在天津的引进行动得到了天津市主要领导的认可，鄂万友称：“到天津就不再是我一个人到处乱跑，而是有组织的行动了。”

在天津的引进工作极具故事性。“文革”中，中纪委办公厅副主任吴承忠，因所谓反对“三面红旗”被逐出中央，下放到湖北省。1975年，陈丕显复出后任湖北省委书记，吴承忠被重新启用，任湖北省科委副主任。因为工作关系，吴承忠多次到襄樊指导工作，与鄂万友成为朋友。1975年，陈伟达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吴承忠原是陈伟达部下，因为才思敏捷，政治素养极高，陈伟达很欣赏他，得知他在湖北省工作，便向陈丕显要人。陈丕显与陈伟达新中国成立前都从事地下工作，两人私交甚笃，于是吴承忠被调到天津任市委秘书长。

鄂万友到天津后，找到吴承忠，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鄂万友讲明此行目的，吴承忠很支持。向陈伟达汇报后，陈伟达专门给天津市人事局写了封信。吴承忠宴请鄂万友时，请来天津的人事局长作陪，他向人事局长出示了陈伟达的信，要求人事局长支持鄂万友在天津的工作。有了市委书记的“介绍信”，鄂万友的工作便好开展了。鄂万友向天津的人事局长介绍了自己来的目的，天津的人事局长很热情，他表示，我召集一个会议，先了解一下天津有哪些单位有人可调出，然后你再介入。鄂万友饶有兴致地向笔者讲述了后来担任襄樊市轻工业局局长胡万昌调动故事：

天津轻工业研究所管人事工作的一位干部参加会议后在本单位开始小范围摸排情况，该所有一位从事微生物研究的研究员名叫胡万昌，胡万昌与这位干部同在一个党支部，因为妻子农村户口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心情郁闷。这位干部在第一时间将襄樊来引进人才的消息告知胡万昌。胡万昌立即表示，如果襄樊市能解决我的家属农村户口，我愿意到襄樊去。但胡万昌也是个明白人，那个时候，解决“农转非”户口进城吃商品粮谈何容易？仅凭襄樊来个人说能解决问题就算数吗？万一解决不了， 自己贸然行动，万一那边的商品粮户口不能解决， 自己这边的工作也丢了，岂不是“扁担无纳两头失塌”？“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胡万昌找来自己的同事朋友一起合计，决定派出一个名叫张良合的人专程来襄樊实地考察。张良合立即从天津启程直奔襄樊，到了襄樊一看，已经有数百名来自北京等地的知识分子和科技干部到了襄樊，他们的家属商品粮户口、夫妻两地分居等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襄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也比天津的苦寒、咸水要好。张良合高高兴兴地返回天津向胡万昌等人诉说了考察结果。胡万昌当即决定：走，到襄樊去。带着农村户口的老伴和两个还在读书的孩子，胡万昌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襄樊。到襄樊后，根据微生物研究的专业特长，胡万昌被分到襄樊市食品厂。当时的襄樊市品厂只能简单地生产饼干、面包等普通食品。胡万昌来了后，利用自己的专长和厂里的技术人员一起对产品升级改造，先是增加了啤酒生产，以后又扩大生产高等食品。在天津轻工业研究所，胡万昌就担任室主任，鄂万友与他交谈后，觉得这个人不光有技术水平，而且有管理经验，于是立即将其安排进厂领导班子，以后，襄樊市委任命胡万昌担任市轻工业局局长。

天津人才荟萃，不能只引进一个胡万昌。鄂万友找到胡万昌：“老胡，你不能光自己来，据我所知，天津还有很多像你这种情况的人，你应该现身说法，动员他们也到襄樊来。”胡万昌欣然允诺，胡万昌在中国微生物研究界名气不小，同学朋友很多，他出马现身说法很有说服力，通过他，从天津微生物所引进一批科技人才。鄂万友：“胡万昌这次去，带回来一批科技人才。有天津日用化学品研究所、天津皮革研究所、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研究院所和大学里的研究人员。”

在天津期间，吴承忠在向鄂万友介绍哪里可能有干部调出的时候告诉他，天津纺织学院很乱，很多老师不安心，学校里、市里都没有条件像襄樊这样解决户口与工作问题，你们可以重点到这里做工作。纺织是襄樊重点发展的产业，鄂万友带上许镜平一起到纺织学院，先见了校长，然后通过学校安排，与很多教师见了面。为了做工作方便，他又让许镜平回到天津纺院来帮忙做工作。许镜平在天津纺院现身说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纺织学院先后共引进了三批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