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东风印染线

在襄樊的产业结构中，纺织工业是块头最大的。20世纪60年代，襄樊已有属于湖北省的湖北化纤厂和属于襄樊市的襄樊棉纺厂。进入70年代以后，襄樊市委市革委会审时度势，决定把轻纺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从70年代到80年代，在襄樊棉纺厂的基础上，采取“裂变法”，先后将棉纺厂的部分车间分出去重新组建新的企业，先后建设了五一棉纺厂、襄樊市印染厂、东风织布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织布厂和南漳县棉织厂、谷城棉织厂、枣阳棉织厂、宜城棉织厂等大大小小三十余家棉纺织企业。与棉纺织业同步发展的还有毛纺、丝织以及针织工业发展。从70年代起步，先后办起针织厂、提花织物厂、袜厂、床单厂、毛巾厂、直至第一、第二、第四针织厂等几十家针织企业。纺织产业成为襄樊市工业的台柱之一。

但襄樊棉纺织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时任襄樊市委副书记李世久说：“襄樊轻纺工业存在的主要矛盾是印染能力不配套，全市的纱锭、织机数量都不少，但缺乏深加工能力。光卖白坯布不赚钱，企业效益差，能保住买棉花的成本就不错，要增效就必须在精纺、印染等深加工上做文章。我们首先在印染上做文章。”

当时，襄樊全市唯一一家印染厂是棉纺厂的印染车间分出来的，生产设备落后，没有一个专业的技术人才，印染配方全凭眼看手摸的经验来控制，手工作坊式生产，产品质量和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仅以当时襄樊的纱锭和织机的存量来计算，一年就有约十多亿的产值，如果解决了印染问题，起码增效30%以上，印染成了制约轻纺工业发展的瓶颈。印染的技术含量高，对人才、设备都有很高的要求。设备可以花钱买，但没有掌握生产技术的人，一切都是空的。

早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悲痛。根据中央安排，全国各地派代表来京瞻仰毛泽东主席遗容。时任市委副书记李世久率襄樊代表团赴京。到北京后，李世久到国家计委、纺织工业部等部委对全国纺织行业的发展信息作了较为详细的了解，纺织工业部一位领导告诉他，不光襄樊，全国轻纺工业中，印染行业都是短腿，不过你们襄樊短腿的情况更突出，要想办法解决。纺织工业部的这位领导说，在全国，常州的印染工业搞得不错，你们可以到那里去学习取经。李世久在电话中向新任市委书记王清贵通报了这个情况，王清贵立即决定，要他暂不回襄樊，到武汉与襄樊有关部委负责人一起到江苏常州考察印染工业。

常州市位于长江中下游苏、锡、常“金三角”地带，这里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民族工业和现代工业最早起步的地方。常州的纺织、印染工业很发达，常州印染厂有一条“东风印染线”，所谓印染生产线，其学名为“连续轧染生产线”，常州东风印染厂的“连续轧染生产线”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自动化连续印染设备。李世久等人到了常州后，考察了常州印染厂。在常州印染厂的车间里，堆积如山的白坯布流水般进入长龙似的印染生产线，经过染整等多套工序，生产线的出口已经是完成染整的各色花布，就是这一道工序，白坯布升值30%以上。李世久瞪大眼睛盯着印染生产线的各台机械，脚步慢得如同蜗牛，他恨不得把这条生产线“吃”进肚子里，带回襄樊去。与李世久有同感的是叫冯宝聚。冯宝聚是襄樊印染厂的行政负责人，也是一位高级技工，长期在襄樊纺织工业工作，对机械行业也不外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长长的印染生产线是由很多台各具功能的机械设备组成，冯宝聚在每台设备前长时间驻足观察。晚上李世久与冯宝聚交谈，冯宝聚认为，常州的这条生产线是全国最先进的，整条生产线体量庞大，要是买，恐怕贵得很。但我仔细看了，它是由很多设备组合而成，按单个设备来看，基本上都是单独制造的，如果组织攻关，我们也有能力制造。他粗略估计，如果全市组织攻关，半年内可以完成。冯宝聚的话给了李世久很大的信心，但冯宝聚后面的话又让他陷入困惑：以襄樊的能力，制造这条线只能“照抄”，要“照抄”就需要人家的全套图纸，这条线的所有图纸加起来足有半卡车，人家肯给吗？

第二天，李世久试探地询问常州印染厂的厂长，能否把生产线的图纸给襄樊依样生产。没想到这位厂长非常大方：可以，都是国家的企业，你们需要我们就送给你们一套，你们生产中有难题，我们还可以派技术人员来帮忙。在当时“全国一盘棋”的思维下，经济大协作，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位厂长恐怕不会这样做了。事情发展也有戏剧性，当李世久等人真正要图纸的时候，这位厂长却说“我们要开党委会研究”，研究结果是：“我们要报告市政府后才能决定”。

在常州的几天就在引颈盼望中度过，直到要走了，常州市政府宴请襄樊市代表团，李世久与常州市市长谈起了东风印染生产线的图纸问题。这位市长很开明：我和东风印染厂说说，让他们免费给你们好了。但有一条，你们需要派人来清理、核对、登记，用完后“完璧归赵”。领导一言九鼎，东风印染生产线的图纸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的好处，它鼓励竞争，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但是它也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互为对手，凡事斤斤计较，唯利是图。在非市场经济的年代，“全国大协作”，一家有难，八方支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要简单得多。社会发展了，人走近了，心隔远了，从简单到复杂，人人都认为正常。或许有一天，社会也需要人无论远近但心始终相连相通，由复杂到简单的心理变迁。

经过一番周折，常州东风印染生产线的图纸到了襄樊。襄樊市委高度重视，决定举全市之力拿下印染生产线，组织成立了由李世久任指挥长的“印染生产线会战指挥部”，冯宝聚任副指挥长，从天津纺织学院引进的襄樊全市唯一一名纺织工业高级工程师许镜平担任技术顾问。许镜平回忆：“自己动手制造这条印染线很不容易，厂里市里都对我寄托着很大希望，但我是从事印染技术的，而这条生产线，需要从事纺织印染机械的人才。我是华东纺织工学院五十年代的毕业生，我的同学都分布在上海江苏一带的纺织印染企业里，现在也都是担任高级技术管理工作。我专程赶到上海第二印染厂，找到我的两名同班同学，一个姓黄，一个姓王，一个是厂里的技术科长，一个是厂里的质检科长。我把这两个人请来当会战的顾问，他们又分别带来几名专业技术人员。在印染生产线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1975年起，襄樊已经陆续引进各类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几百人，其中有不少机械、电子行业的专家，这些人全部进入会战指挥部，投入到印染生产线试制工作中。艰苦奋战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整条生产线试制成功，调试过程也很顺利，从此，襄樊成了全国少数几家具有年加工1500万米坯布印染生产线的城市，投产当年，印染厂净增几百万元收入。试制这条连续扎染生产线也属于“双革四新”的范畴，国家政策规定，“双革四新”产品创造的产值三年内免征各种税收，这意味着襄樊市每年能净增几亿元的财政收入。

初战得胜，吹糠见米的效果使得襄樊市的领导们大为振奋，王清贵决定，会战指挥部不解散，继续生产第二条线。几个月后，第二条生产线成功，有了第一、第二，襄樊人浑身是劲，继续干下去。如果说造第一第二条线时还要摸索，有了前两条的经验，越到后来越熟练，而且每条线都有改进，短短几年，他们一气造了10条连续扎染生产线，生产一条，投产一条，大量的白坯布摇身一变成为印染花布，产品也实现了外销。

生产设备解决了，但产品质量问题并未解决，生产线有了，熟练掌握生产设备与生产技术的车间主任、班组长乃至技术骨干大量缺乏，调试机器设备的工程技术人员一离开，人们对这些新东西就”玩不转”了。而且，新设备大规模生产，一旦出现质量事故，造成的损失也更大。襄樊的轻纺工业再次暴露出深层次的问题：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即使有好的设备，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产品质量一样无法解决。

类似的问题不光是印染厂，襄樊棉织厂是襄樊也是湖北省的著名大厂，这个厂原有270台窄幅织机，“双革四新”会战中，该厂一次性购买了500台宽幅织机，襄樊市投资800万给其建设了新厂房。新房子、新机子，生产出来的产品却还是老样子，高质量的棉纱织出来的次品布堆满仓库无人问津，原因很简单，没有懂行的技术人员，类似这样的问题岂止棉织厂一家，很多企业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个瓶子口不打碎，襄樊的工业生产将长期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徘徊。面对这样的问题，厂里急，市里更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