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发展轻纺工业，襄樊市对产品结构作了全面布局，除了棉纺毛纺又上了丝织。和毛纺厂一样，市丝织厂也是新设备、新厂房、新人员。刚上马时，因为缺少技术人员现场把关指导，生产出来的丝绸基本都是残次品，根本没法卖出去。情况汇报到分管工业的李世久那里，结合几次引进人才的经验和教训，经过商量，大家认为，厂里的新工人也要经过学习培训才能上机，不如先以学习为名出去“探路”，然后再看情况相机而动。到哪里去学习呢？从全国看，丝织业发达的地方是江苏、浙江、北京、湖南、四川等地，通过选择比较，最后决定到北京丝绸厂。为什么选择到北京呢？
北京有着悠久的丝绸制造的历史，但都是民间的手工织机。1950年，北京市下重拳整治妓院，一次性关闭了全市所有妓院。为了安置那些被解放的妇女，市政府在原华新织布厂的基础上分出一个车间建设起一个新厂，名叫新生织布厂。1958年大跃进时期。新生织布厂搬迁到西城区棉花胡同，并改棉织为丝织，从此开始了丝绸纺织的历史，产品主要为“海燕牌”丝织被面、软缎被面。其间新生织布厂多次更名，1962年正式命名为北京丝绸厂，朱德同志为其题写厂名。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北京丝绸厂发展成为全国几大著名丝织厂之一，年产量达到800万米，在国内排名前列。20世纪70年代时，北京丝绸厂的技术能手吴强革新发明了丝绸“径停机”，即在丝织过程中，如果丝线断了，织机能够自动停机，避免出现次品，这一发明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吴强本人也由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这种革新技术使得北京丝绸厂声名远扬，这也是襄樊选中北京丝绸厂学习的重要原因。
襄樊市决定，由李世久亲自出面，时任市纺织局书记熊炳德带队，组织有关人员到北京丝绸厂以参观学习，并寻机“挖”人。对于襄樊丝绸厂上门求教，北京丝绸厂很欢迎，经过协商，决定襄樊丝绸厂的管理干部、生产骨干分别对口到北京丝绸厂的各个车间、班组和科室学习，学习过程中，熊炳德结识了北京丝绸厂副厂长王锡标。王锡标，浙江萧山人。十几岁就在上海丝织厂当工人，在丝织行业工作了几十年，从生产、管理到销售样样精通，人品和作风也很好，是个难得的技术管理型人才。熊炳德当即重点做王锡标的工作，希望王锡标能到襄樊帮助襄樊丝绸厂开展工作，同时也允诺解决王锡标家庭的具体困难。了解到王锡标的情况后，李世久局认定，以襄樊市委领导的身份，单独和王锡标谈一次。李世久回忆：“我如实地向他介绍了襄樊丝织厂的情况，希望他能来襄樊主持襄樊丝织厂的工作，并表示，他来后，他的女儿女婿的户口及工作问题都能解决。王锡标听完后很高兴，称自己遇到贵人了。我对他说，北京和襄樊条件相差很大，到襄樊来意味着你的人生一大转折，请你仔细地考虑一下。王锡标说：本来我的工作岗位很不错，厂长、书记两个一把手都很信任我，工人们对我也很好，待遇也较高，北京的生活条件也比国内其他区地方好，但千好万好，我女儿的问题不能解决，为了女儿，我还是要走。我从未去过襄樊，对你们那里也不了解，但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们那里引进科技人才的报道，你作为襄樊市的领导亲自来和我谈，对你的表态我是相信的，我也愿意去，但我们厂里能不能放我走还是个问题，还需要做些工作。”
李世久很能理解王锡标的心情，他表示尽可能给北京丝绸厂的领导做工作，促成王锡标的调动能成行。同时也希望王锡标再多推荐一些同样需要解决各类生活问题的技术骨干。经过认真思考，王锡标推荐了几十名分布在生产、技术、销售、管理等各部门的技术骨干共20人，并商定，由这些人先向厂里提出调动申请。
此时恰逢北京丝绸厂正在酝酿搬迁。1980年，北京丝绸厂的效益非常好，企业要扩产，但棉花胡同位于新街口闹市区，这里周围全是居民区和商业区，根本无法扩建厂房，经过协调，北京市纺织局安排北京丝绸厂搬迁到北京北面的东北旺人民公社。东北旺位于今日的北五环，当时属于非常偏僻的地方，基本上属于农村，交通、生活更是不方便，与原来所在繁华的新街口，地理位置反差实在太大。听到这个消息，很多职工情绪不稳。一些原来在市内就没有解决两地分居、家属城市户口、子女就业、住房等问题的人就更不愿意去了。就是这个时候，李世久代表襄樊市政府拿出了优惠的引进条件，这个条件太富有吸引力了，很多人动了心。但关键问题是要取得北京丝绸厂的首肯。北京丝绸厂会答应襄樊的要求吗？
学习结束时，熊炳德向北京丝绸厂告别时提出，希望能调人部分技术骨干支援襄樊丝绸厂。听到熊炳德的话，北京丝绸厂的厂长吃惊得半天合不拢嘴，眼睛盯着熊炳德半晌没说话。这段日子，他正在为丝绸厂搬迁选地与上级接洽忙得心力交瘁，襄樊却要趁此机会“挖”他的人，心里确实不愉快。王锡标是北京丝绸厂的重要台柱，虽然这些年因为家属问题没解决心里不痛快，但组织上不是正在做工作吗？更让他想不通的是，不光王锡标请调，另外20多人也悄悄地上了申请调动的名单，如果这些人都走了，那我北京丝绸厂就要塌半边天，这些人全都是技术骨干啊。这位领导冷冷地说：我们这里确实有很多工程技术人员需要解决家属两地分居、农村户口、子女就业以及住房问题，但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调动需要经过市纺织工业局，而且，一下子调走这么多骨干会影响生产和厂里职工稳定，这件事我们无法做主，要向纺织局汇报，你们若要调人也要经过局里同意后再和我们联系。言外之意很清楚：你们不要再直接和我联系了，找局里去吧！
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李钊是胡耀邦同志的夫人，李世久等人一时犯了嘀咕，胡耀邦是党的总书记，一个中等城市为调人贸然去找总书记的夫人解决问题，是否合适，如果李钊架子大，岂不是很难堪。但又一想，我们做的事情光明磊落，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作为总书记的夫人，一定能够体察下情。经过反复考虑，李世久决定还是直接到纺织工业局求见。李世久等人鼓足勇气来到北京纺织工业局办公室说明事由，办公室的同志立即向李钊报告，李钊立即接见了李世久等人。李世久回忆：“李钊年过半百，很有气质待人也很客气，听完李世久等人讲明来访的理由后，李钊说，襄樊重视科技人才我们早有耳闻，我们首都企业有责任支持地方发展经济。当年北京建设发展就是靠全国各地的支援，现在支援全国各地更是分内之事。更何况，很多人是因为解决不了家属分居问题和住房问题而情绪不稳，现在襄樊能够解决，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呢？丝绸厂报来的要求到襄樊去的7个技术骨干我同意了，如果厂里还有人愿去，又符合襄樊的引进条件，厂里直接批就可以了，不用再上报。李钊当即让纺织局政工处与北京丝绸厂联系，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他们。”
得到李钊的支持与首肯，李世久等人非常高兴，立即将此事打电话告知襄樊，让襄樊丝绸厂做好接待新调人人员的准备。谁知，就在此时，北京丝绸厂那些要求调动的人包括王锡标却没有动身的意思，李世久派人去与他们联系，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推脱，有的说调动的手续还没办好，有的说还要和家里人再商量商量。问题出在哪里呢？李世久回忆：“经过细致了解才知道，原来他们对我们的承诺不放心，暗地里派出代表到襄樊来摸底，对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究竟是不是真的。据了解，他们的代表来到襄樊看了丝绸厂的生产设备，给他们准备的房子，厂区周围的环境，交通、学校、医院等都一一了解，回去后告诉他们，襄樊的李书记说的话是真的，人家那边确实做好了准备，而且北京有很多单位都有人调入襄樊。就这样，王锡标等人才决心离开北京到襄樊来。”
北京丝绸厂共28人来到襄樊，这些人拖家带口共有一百多人。为了接待他们，襄樊市紧急动员，腾空了一栋楼，全部用于安置他们。襄樊市委任命王锡标为襄樊市丝织厂厂长，一起来的其他技术骨干也都安排在各个车间的关键技术岗位，在他们的管理带动下，新建的丝织厂迅速走上正轨。
人才的引进、现代科技的注入使襄樊工业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进化。原有的工业完成了升级换代的改造，一批属于高科技领域的工厂、一批具有时代领先水平的高新技术和一批高科技产品在这些人才支撑下先后诞生。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襄樊形成了樊西纺织工业区、清河口化工工业区、万山机械工业区、钱营建材工业区、余家湖制药工业区、郑家山电子工业区等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集体发力，各自推出大批在全国领先的新产品并形成批量生产能力，襄樊已能生产拖拉机、机床、化肥、棉布、电视机、缝纫机以及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科技产品等3000多种，其中40多个品种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市共实现科研和技术革新项目达900多项，其中50项产品获得国家金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的有3项，先后创造了80多个全国第一。短短几年的时间，襄樊的地方工业如同发酵的面团迅速膨胀，三年翻了一番。襄樊的人才战略和工业发展思路为襄樊荣登“十大下业明星城城市”榜首奠定了基础。
从7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的十多年间，襄樊引进人才的过程起伏跌宕峰回路转，给人太多感慨，也有太多疑问。在那个全社会都顺风而动，以一人的思维取代十亿人思维的时候，曹野、郝逢武、鄂万友以及襄樊市的一些干部何以有如此胆识，敢于冒着空前的政治压力和风险逆潮流而动，在全国率先大规模引进并重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呢？这是笔者及每一个读者都会深思并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思来想去，只能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作答：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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