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市科委的“筐”

襄樊引进人才速度快，步子大，数量多，短短几年内，超过1000多人涌入襄樊，除了上千名科技人才外，还有1000多名高级技术工人，这些人不光自身有知识有技术，有的还带来了大批的课题和研究项目。这些人才个个如同珠玉，闪闪发光，看看他们的专业吧：物理、化学、数学、电子、激光、微生物、纺织、机械制造、 自动控制、医药、建材乃至航空航天几乎样样都有，鄂万友心花怒放，喜不自禁。这些人都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是国家级顶尖科技人才，这些科技人才来源于不同的单位，从事不同的研究方向，承担着不同的课题，有的是理论研究，有的是实用研究，有的研究方向甚至是闻所未闻的冷门。襄樊市的工业经济体系并不健全，引进的很多人才在襄樊这个舞台上并无用武之地，怎样才能不造成人才积压，知识浪费，物尽其才，人尽其用呢？

襄樊究竟只是一个中小城市，工业经济的容量有限，引进的又有很多高精尖人才，这些人才来了后要工作，为了安排他们的工作，一时间内，乱点鸳鸯谱也不在少数。不少人才学非所用，大材小用，部门、行业和专业之间的人才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人才引进是要发挥作用而不是当成“花瓶”摆看。按照市委的决定，调进的科技人才都归市科委统一管理使用。经过多次征求科技人员意见，科委内部反复研究，科委主任鄂万友向襄樊市委提出调整计划。

第一，面向生产一线，实行“专业归口，人才归队”，专业能够与襄樊工业企业对口的，到企业去，安排不合适的，立即调整。调整的办法为：“让人才挑企业、让人才选项目”。让他们在“新产品开发”、“新技术推广”中发挥关键作用。

第二，专业没有合适企业对口的，先拿一个“筐”，暂时把这些“宝贝”都装进去，以后慢慢在实践中给他们创造条件发挥专长。鄂万友的“筐”就是各种各样的“研究所”。他根据专业人才的大致专业方向和襄樊市经济发展的需要成立各种专业研究所，专业方向完全对不上的，专门成立一个“情报所”，先在里面待着，然后再慢慢发挥特长，建立新的工业门类。

根据这一思路，科委系统和市里各行政局和企事业单位先后办了十几个研究所，这些研究所不是搞什么高深的科技理论研究，而是以“生产出题目，科技做文章”为原则，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些研究所是：

银行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刘雯雅（清华大学调来，研究员）；

商业自动化研究所：所长雷有声，主要技术骨干为樊涛（中科院物理所调来，研究员）；

公安通讯研究所：所长王怀诚（部队转业，遥控遥测专家）；

自动化研究所（后更名为“物流研究所”）：所长张海平，后任潘云鹤（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激光研究所：所长潘光全（兵器部北京光学仪器厂调来，高级工程师），后任所长唐耀中；

高分子黏结剂研究所：乔国政（中科院物理所所调来，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员），后任所长崔守福、张洪恩；

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蔡泽民（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学报主编，研究员）；

机电研究所：所长綦明刚（北京建材学院调来，工程师）；

日用化工研究所：所长李正田（轻工部天津日用化工研究所调来，工程师）；

蔬菜研究所：所长王洪章（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调来，研究员）；

化工研究所：所长常广训（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调来，研究员）；

二轻研究所：所长宋克卿（洛阳金属压延厂调来，工程师）；

纺织研究所：所长许镜平（天津纺织学院调来，工程师）；

轻工研究所：所长胡万昌兼任（天津微生物研究所调来，研究员）；

建材研究所：所长王清真（北京人工晶体研究所调来，工程师）；

养鸡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周凯（西北农业科学研究院调来，工程师）。

计算机外部设备研究所：所长乔云山（中科院计算机所调来，工程师）

情报所：所长邓国诞（西北水利科技研究所调来，研究员）；

……

这些研究所少的十几人，多的几十人，仅就这些研究所的数量、覆盖的专业、科研人才的数量、研制的成果等方面来说，不用说地级市，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三家直辖市外，全国各省级科研机构也赶不上襄樊。源源不断涌入的科技人才使得襄樊在全国成了科技人才“暴发户”。

人才刚来时主要都集中在各个研究所，有些研究所分别归属不同的行政局，为了让科技人才更好地去做生产实践中的“文章”，襄樊市逐步把设研究所由局办转为企业办，并在人力、资金、办公环境上加以扶持。经过这样调整，襄樊市的研究所的根全部深扎于生产实践中。1978年襄樊全市十几个研究所，企业只有3个，截止1983年，襄樊市共有各类科技研究所37个，其中企业研究所24个。企业办研究所和行政机关办研究所互相结合，各有侧重，面向生产实践，几百名高精尖科技人才建立了面向全市的粘接、铸造、生化、激光、热处理、太阳能、先进刀具、远红外线、电气传动和自动化共十二个业余技术顾问团，他们深入生产一线，如同龙腾大海，各显神通，襄樊经济洪波翻涌，涛声震天，各项科研成果让人目不暇接。

这么多研究所，这么多科技人员，这么多科技成果，逐个数读着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出处、他们的成果，如同打开一个百宝箱，各种奇珍异宝灿烂耀眼。鄂万友的“筐”是人才的宝库，是成果的来源。如果不是听着各位被采访者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让人无法相信这竟出自于一个中等城市。这些研究所和科研人员以他们的成就形象地说明，科技是生产力，人才是宝贵的财富。

1981年，原国家科委主任赵东宛来到襄樊视察，看到襄樊居然有银行自动化研究所、商业自动化研究所、公安器材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后大为吃惊，称这是中国第一。他说，我到国外去考察，看到欧洲、美国、 日本等先进发达国家都已经将电子计算机用到商业、银行等方面去，觉得我们落后了，没想到，在襄樊有了专门的研究所，取得了专利而且也将这些普及了，真是了不起。

研究所多了，鄂万友的发愁事也来了。这些研究所都是事业单位，好几百名高级知识分子挤在一起，全部需要市财政拿钱，仅工资一项就是全市之最，再加上开展研究还需要设备、各种物资，这些都要钱。除了钱，还要办公场地，十几个研究所最少需要几十间办公室，按每个人一个办公桌，几百张办公桌需要多大的面积？但科委一共就只有几个办公室，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办公场地。总不能让人才站在露天里工作吧？没有人才想人才，人才来了愁安排，那段时间鄂万友在全市各个机关、企业里到处窜，寻找可以设立办公室的场地。几乎天天向财政局跑，寻求资金支持。关键时刻，王清贵给了全力支持。在市委办公会议上，王清贵说，这些困难都是临时的，眼前的，大家抬一抬就过去了。大家也不要叫困难，我们看一看，仅仅过去几年，襄樊引进的科技人才创造了多少财富？我们引进的这些科技人才还会创造多少财富？到时候，别说几间办公室，一点儿科研设备，我相信，他们创造的财富会给我们襄樊盖起数不清的高楼大厦，会建设起几十上百家新企业，生产出成百上千种新产品。他们都是财富，谁不愿把财神接进家？所有的研究所，属于哪个行业的，各个行业局出办公场所，这些研究所科技人员的人头费全部列入财政预算，由市财政来承担。同时，鼓励各个研究所积极创造财富，尽快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

1980年，为想办法解决研究所的资金困难，鄂万友找到国家计委科技司司长严谷良，因为襄樊的很多科研项目都在国家计委立项，双方很熟。鄂万友开门见山，提出解决科研所资金问题。没想到严谷良告诉他，你别要那点小钱，我给你指条路，让你就不用再考虑钱。鄂万友一听乐了：“还有这等好事？快讲。”

严谷良告诉他，物资部要成立两个研究所，一个是物资再生研究所，一个是物资流通研究所。物资流通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信息流通。现在物资再生研究所已经定了，但物资流通研究所还没定，你那个地方的研究所可以和他们合作，你要是愿意，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襄樊市一个地方的研究所和国家物资部合作，不用说资金，仅项目将来就不得了。鄂万友一口答应：“我愿意，当然愿意。”

严谷良说话办事一口吐沫一颗钉，当时就给物资部部长柳随年通了电话，约定时间让鄂万友到柳随年办公室去。鄂万友按照预定时间来到柳随年办公室，几句话寒暄后，柳随年疑惑地问：“严谷良说你那个地方有力量可以和我们合办研究所，我有很多仓库在你们那里，正需要呢。你们那个小地方哪来的力量？我要的可是科研力量。”

鄂万友笑了，他说：“柳部长，为了发展经济，我们襄樊这些年到北京中科院和一些研究所、高校等单位引进了上千名各种科技骨干，专业分布很广，有很多著名的专家，我把这些科研人员按照专业分别建设了20多个研究所，我现在的问题是资金紧张，养不起了。”鄂万友点了一串引进科技人才的名字和专业，柳随年一听，连声说：“哟，有这么多宝贝呀！好，好好。你和我们副部长董晨具体谈。”

董晨属于专家类型的行政领导，听鄂万友介绍了这些专家的情况后很冷静，沉思了一会儿问道：“那你的意见，这个研究所怎么办呢？”

鄂万友知道，进入关键环节了。他说：“董部长，说实话，引进这些人才不容易，我们也舍不得全给你们。能不能这样，研究所有我们两家合办，你们出经费，我们给你们办事。”

董晨说：“啊！双重领导，这样也可以，你要是把他们都给我们，我们也没有那个精力，只要给我们办事就行。但是对于你说的那些人，我们得去考察。”

没多久，物资部科技司一位姓梅的司长带着几个人真的到襄樊考察来了。梅司长以来就直奔主题，和鄂万友说的那些专家们见了面，问了问他们从哪里来，原来的研究方向，有些什么成果，现在主要干什么等就回去了。回去后就来电话，要求正式谈。和物资部谈判合作，这是大事，鄂万友向市委书记王清贵汇报。王清贵一听非常高兴：“这是好事，又减轻了地方财政压力，又扛上了一块大牌子，一举两得。”

鄂万友带上几个人来到北京，在物资部的会议室里拉开架势正式与物资部谈判。由于事先关于研究所双重领导的想法和董部长都有过沟通，双方谈得比较顺利，研究所由双方共同领导，地址就设在襄樊市内，每年物资部给300万经费。关键在所长的人选上。梅司长提出：“所长由你们出，但要我们任命。”

鄂万友觉得这个意见合情合理，便一口答应。梅司长紧跟着问：“你们有所长的人选吗？”

鄂万友想了想回答：“我们有”。

从董部长和梅司长的问话可以看出，他们对谁当研究所所长很关注。物资部是国家的一个职能部门，按照行政级别，研究所所长为副局（厅）级。这样一个所长，既要有一定的资历，又要有一定的领导能力，还要是科技干部。要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干部还是不好找的。鄂万友当然明白他们的意思。鄂万友之所以胸有成竹地回答“有”，也是事先就打了腹稿的。

襄樊市老干部李泮勤，原是南下干部，后来在中南局工作，行政13级，属于高级干部。李泮勤为人耿直，爱说实话，结果1958年被打成“右倾分子”，以后常年受压，也是个“老运动员”。市委把他安排在鄂万友身边当副主任。李泮勤虽然年纪比鄂万友大，级别比他高，资历比他老，但和鄂万友配合得很好。类似李泮勤这样的老干部，市委先后安排了4个，都放在鄂万友身边当副主任。襄樊市的干部开玩笑，鄂主任一个少帅带着四个老帅。听鄂万友介绍李泮勤的情况，董部长提出：“任命干部，我们要考察。”

鄂万友赶紧联系李泮勤，让他赶到北京来。梅司长等几个人和李泮勤一见面，谈起当年南下的事才知道，梅司长和李泮勤都是南下干部，同为万里同志的部下，两人一攀扯还成了“战友”，互相谈当年南下的战斗生活，气氛融洽而热烈。李泮勤任所长的事就这样敲定了。

为了养活研究所跑到北京去“找钱”，没想到每年找来300万，还和物资部合办了一个物流研究所。凡是听到这件事的，无不夸鄂万友办了一件漂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