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激光”的故事

谢威光，广东人，1953年参军，从事航空气象预报工作。1959年，从部队转业来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从事雷电、降水等课题研究。1965年参加“激光雷达”研制组，1973年参加气象卫星试验设备“长光程吸收池”的研制。1975年，谢威光携带家小从北京一头扎进了襄樊的怀抱。重新分配工作前，时任科委主任鄂万友和谢威光有一次简短的谈话。“襄樊的条件可要比北京差多了，你能习惯这里吗？”鄂万友话语充满关切。谢威光憨厚地笑笑：“这里的领导重视科技人才，从北京来了那么多人，他们都能习惯，我当兵出身，更不成问题。”鄂万友的话并不是虚伪的客套。尽管襄樊市委虚席以待，真心诚意地欢迎天下英才。但襄樊的条件确实有限，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们的住房、子女上学、家属工作、商品粮户口这些方面都兑现了诺言，但这些科技人才都是精英，他们安顿下来后首先要的就是工作。而这恰恰是襄樊最为缺乏的，他们在原单位的工作环境，研究条件，研究项目襄樊都没法满足，只能在尽可能为他们创造条件的同时，鼓励他们努力开创新的工作局面。这就是鄂万友与他们每个人交谈时的意思。

刚来时，谢威光被分配到自动化研究所，以后，了解到谢威光在中科院曾经从事“激光雷达”研究，鄂万友立即做出调整，谢威光来到了激光研究所。谢威光最初参加激光项目是在1965年，对于从事雷电、气象学研究的他，这是一次大改行。

1916年，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技术理论“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爱因斯坦提出，在组成物质的原子中，有不同数量的粒子（电子）分布在不同的能级上，在高能级上的粒子受到某种光子的激发，会从高能级跳到（跃迁）到低能级上，这时将会辐射和激发出与它的光相同性质的光，而且在某种状态下，能出现一个弱光激发出一个强光的现象。这就叫做“受激辐射的光放大”，简称激光。1958年，美国科学家肖洛（Schawlow）和汤斯（Townes）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现象：当他们将氖光灯泡所发射的光照在一种稀土晶体上时，晶体的分子会发出鲜艳的、始终会聚在一起的强光。根据这一现象，他们提出了“激光原理”，即物质在受到与其分子固有振荡频率相同的能量激发时，都会产生这种不发散的强光——激光。他们的这一发明获得1964年的诺贝尔物理奖。1960年7月7日，美国科学家梅曼宣布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当它射向某一点时，可使其达到比太阳表面还高的温度。从此，激光进入实用领域。

激光是20世纪以来，继原子能、计算机、半导体之后，人类的又一重大发明，被称为“最快的刀”、“最准的尺”、“最亮的光”和“奇异的激光”。激光的亮度约为太阳光的100亿倍。激光的原理早在1916年已被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发现，但直到1960年激光才被首次成功制造。激光是在有理论准备和生产实践迫切需要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一问世，就获得了异乎寻常的飞快发展，激光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使古老的光学科学和光学技术获得了新生，而且导致一门新兴产业的出现。

虽然6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最困难时期，但中国政府仍然支持中国科学家开始了激光领域的探索与追赶。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殿堂，1965年中科院立项研制“激光雷达”，谢威光有幸成为实验小组的成员，遨游在高科技的海洋里，他从激光的A、B、C学起，有理论学术权威的指引，靠这个人的勤奋、思考和钻研，谢威光很快进入状态，他每天在实验室里通宵达旦，经常是凌晨两三点钟才回到宿舍。哪怕是在睡梦里，他的思绪也与世界最前沿的科技知识在一个节拍跳跃。半年的时间，他所在的课题组便研制成“激光雷达”的主要器件“燃料调Q红宝石激光器”，其技术指标达到或超过当时美国的最先进水平。几个月后“文革”的狂风暴雨袭来，谢威光课题组的两位研究员赵燕曾、金辉淑因为“历史问题”受到残酷迫害，课题组里就剩下他一个人。一人独自承担课题研究，对于谢威光来说，挑战是他从未想象过的。在最艰难的时候，谢威光挺下来，他不顾“文革”风雨，“躲进小楼成一统”，在实验室里，在赵燕曾、金辉淑两位研究员的基础上，一个人设计、安装、调试并最终取得成功，为课题组立了大功。虽然文革把科学院系统搅得天昏地暗，但激光研究事关国防安全，在最高层的关注下，研究进程一直未能停下来，在“激光雷达”以后， “159工程”、 “148工程”、 “827工程”、“长光程吸收池”等激光项目一个接一个，谢威光在中国激光领域勤奋耕耘。

但谢威光也有他的苦恼，从1959年转业到北京，十几年了，他始终只能孤身一人，因为农村户口，妻子和孩子一直都不能进京。长期两地分居，聚少离多。妻子孩子怨言不断，眼看着孩子渐渐大了，读书、工作等问题成为他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难题。有一次妻子带着孩子来探亲，偌大一个科学院，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在北京吃饭、生活需要粮票、油票，妻儿来到北京，没有粮票油票，连饭都吃不到嘴，一气之下，住了没两天，妻子带着孩子又回到了乡下。无奈之下，以后每次探亲只能谢威光回到乡下。除了妻子、孩子，还有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父亲母亲也需要他照顾。

和所有因为家属问题来到襄樊的科技人才一样，谢威光能够在激光领域游刃有余，但面对户口、商品粮这类耸立在面前的体制大山却望而生畏，无能为力。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湖北襄樊来中科院延揽人才。他和负责人王运生见了面，当听到王运生表态，能够解决妻儿的农村户口，并能进城安排工作时，尽管他舍不得自己的激光事业，但他再也无法抗拒家庭、孩子、父母那充满幽怨和期待的眼光。经过几个不眠之夜，谢威光向所里提出调动申请，获批后，他将妻携子来到襄樊古城。

1959年到北京时，谢威光28岁，1975年离开北京时，谢威光已是45岁的中年人，岁月让他过早地衰老了。一身蓝中山装，脚上黑力士鞋，鼻梁上架着眼睛，额头上刻满了道道沟痕，面相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符。如果不是双眸闪动着激光似的灵动眼神，很容易把它当成五六十岁的老人。由于职业的缘故，谢威光常常莫名其妙地陷入沉思，只有谈到激光时，他才会兴奋起来。

让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襄樊市科委的鄂万友主任居然专门为他和其他几名从事激光研究的人成立了“激光研究所”，虽然条件远远无法与中科院相比，但是，与他在北京中科院里一样，每天所思所想的仍然是“激光”。

在襄樊激光所，根据襄樊市科委提出来的“生产出题目，科技做文章”的思路，谢威光提出研发具有实用功能的“氮分子激光器”。在中科院研究了那么多高精尖的激光器，一个小小的“氮分子激光器”按理说应该不在话下。从1979年接受任务起，谢威光就进入状态，每天待在他小小的实验室里。这个实验室太简陋了，与谢威光在北京的实验室相比，这里只能算是18世纪的小作坊。谢威光拿出设计方案，并制作出第一个样品：卷筒油浸式氮分子激光器。但一测试，输出功率仅为0.5毫焦耳，而当时国内的先进水平为9毫焦耳。这可不是一般的差距。谢威光很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手边可用的设备和条件实在太差了。科学家的本事就在于，困难面前毫不退缩，能够在困难中找到问题所在，进而克服它。“条件简陋我就用法简陋的办法”，谢威光的脑细胞如同飞速旋转的陀螺，他又回到当年攻克“激光雷达”的状态，一连数天不回家，时站时坐，一会儿在纸上画，一会儿在试验台前调试。激光所所长唐耀中也是从北京调进的科研人才，他最理解谢威光的想法，他常常到谢威光的实验室，和他交换看法，商讨改进方案。并交代谢威光的助手，让他同时给谢威光做好生活服务。经过10多次反复， “NJ——2型氮分子激光器大功告成。

1983年12月，北京广电研究所。谢威光的“NJ—2”型氮分子激光器在这里接受最后的检测。经过72小时的不断运转，检测结果出来了。“NJ——2”型氮分子激光器的输出能量为14.1—17.8毫焦耳。而国内同样的激光器最高水平为9毫焦耳，国际最高水平为16毫焦耳。北京光电所轰动了，一台手工作坊里制作的激光器居然能达远远超过国内最高水平，达到和超过国际最高水准；襄樊市科委也轰动了，引进的科技人才又创造出一个国内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