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绍浩与“北京牌”电视机

虽然今天中国电视机生产厂家里无法寻觅襄樊的踪影，但切莫忘记，早在1971年，襄樊就在全国率先试制成功并开始批量生产电视机，可以说，襄樊的电视机生产可以算中国电视机批量生产的“开山鼻祖”。说到襄樊的电视机，就不能不提谢绍浩。

谢绍浩1934年8月生，湖南常德人。1956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专攻军用电视。196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无线电四厂。上海无线电四厂是中国最老的电子工厂之一，主要从事电视机和雷达设备的生产，在这里，谢绍浩参与了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机的研制工作。

谢绍浩的爱人在湖北通城县工作，结婚10年了也无法调进“大上海”，夫妻长期分居给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尽管他年复一年地向单位甚至向上海市仪表局要求解决困难，但回答不是说“没办法”就是“先坚持一段时间吧”，“文革”中更是无人再理他了。谢绍浩觉得自己如同走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隧道中，身心疲倦，无可无奈，他实在无法继续忍受这种生活。

1975年初，襄樊电视机厂派人到上海广播器材厂学习14时电子管电视机生产技术，杨明忠是带队的负责人。杨明忠也是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又曾在七机部二院从事导弹雷达工作，是最早调入襄樊的电子专业技术人才。相同的经历，又是校友，他与谢绍浩之间建立了畅通的沟通渠道。随着接触的深入，杨明忠、谢绍浩的交流从工作层面扩展到家庭生活。得知谢绍浩的烦恼后，杨明忠告诉谢绍浩，襄樊市正在面向全国大规模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并承诺解决夫妻分居和子女工作等问题，你与其这么熬着，还不如到襄樊来，襄樊电视机厂正缺你这样的专业人才。杨明忠的话如同隧道口的那点亮光，谢绍浩顿时动心了，经过反复思考和征询老伴意见，最后决定：与其长期耗着，不如速断速决，到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

谢绍浩的信息迅速反馈到襄樊，没多久，襄樊市委组织部的调令就到了上海仪表局。在征得谢绍浩确认后开启了放行绿灯。1975年9月，谢绍浩来到襄樊，进入襄樊电视机厂工作，一个月后，谢绍浩的夫人也迁入襄樊市。经过十几年的分居，一家人终于在汉水之滨团聚。

那一年，从全国各地先后调入襄樊电视机厂的共有135人。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上海无线电四厂工程师、1972年参加上海组织的彩电制式大会战，有着如此丰富炫目的经历，谢绍浩在襄樊电视机厂承担起了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的重任。

早在1973年11月，襄樊电视机厂就被国家计委确定为全国电视机专业生产厂家之一，规划年产3万台，总投资400万元。以后又两次扩建。在1978年全国第二次电视机评比中，襄樊产的红旗牌101-3黑白电视机被评为第四名。谢绍浩来到襄樊的时候，正是襄樊电视机大发展的时候，但此时的襄樊电视机还在使用落后的电子管元件，电子管体积大，耗能高，寿命短，相比体积小巧，能耗低，寿命长，工作稳定的晶体管，已经大大落后。了解到谢绍浩曾在1972年参加过国内最早的三个机型晶体管黑白电视机的开发，厂领导立即提出，由他领衔开发襄樊的晶体管电视机。

谢绍浩回忆：“对我而言，开发晶体管电视机是轻车熟路，我到上海、苏州采购了元器件，然后把我在上海开发的产品直接移植过来，1976年初就完成了9时晶体管电视机并投产，接着又开发出12时晶体管电视机。”

晶体管电路问题解决后，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是扩大晶体管电视机产能和建立品牌。当时的打算是扩大14时黑白电视机的产能，要扩大产能就要设计建造新的生产线，要扩大零部件的产量，扩大零部件的生产涉及方方面面，从模具到显像管再到各种电子元器件，有的外采购部件需要供货厂商也扩大生产，零部件和电子元器件的质量保障、供货时间都有严格的时间节点，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襄樊市委市政府对电视机扩大产能工程非常重视，鄂万友代表“双革四新指挥部”多次前往电视机厂了解情况，掌握进度，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笔者采访时，鄂万友找出了当年的工作笔记，边翻看边回忆：“当年襄樊市的双革四新项目有好几百个，我是副指挥长，几乎所有的项目都要面面俱到，但我心中也有个主次和轻重缓急。凡是事关襄樊市经济发展大局的，凡是事关行业发展大局的，凡是事关与国家重大项目联系大局的，我都格外关注，所谓格外关注就是资金支持、人员支持，上下左右关系协调都排在前面。电视机厂扩能就是事关襄樊市经济发展大局和行业发展大局，所以我对这个项目紧紧盯住，这个项目的资金从来没有出现短缺。为保证足够的技术力量，从外地引进的科技人员只要是与电子相关的，都分给电视机厂，短短一两年，调入电视机厂的科技人员有135人，仅次于半导体厂。电视机厂扩产，模具成了拦路虎，我找到周边的军工企业，请他们出手支援，解决了电视机厂的燃眉之急。1979年1月13日，我到电视机厂检查工作进度，谢绍浩汇报：

扩大产能后，19时电视机年产量可达到5万台。新的生产线全部自己设计，整条线共分八段，分段设计，分段施工，分段使用，这样做的好处是花钱少，我们自己能够管控施工质量。而且12时和19时的两种机芯能够在一条线上兼容。每段线上分别生产线路板、插接件、完成焊接、切角、单板调试、总装线、总测试线等，整条生产线共需要装配工120人，年产19时黑白电视机5万台，总投资80万元。

谢绍浩详细汇报了生产线的进度以及存在的问题，他专门强调，现在的问题是生产线上安装的人手不够，仅二级以上钳工就需要7名。”

听到这些详尽的数据和内容，笔者的脑海里浮动出一幅车间里繁忙的生产景象。

1979年10月，全新的黑白电视机生产线按时全面投产，襄樊电视机厂完成了由电子管到晶体管的转型升级，跨入5万台的规模。新的14时电视机在接收稳定性上超过同级别几家电视机厂的产品，得到湖北省电子局的支持和表彰。由于谢绍浩及大批引进人才的努力，短短三年，襄樊电视机厂完成了几步跨越，对襄樊而言成绩不小，但环顾国内，形势就不容乐观了。

进入1980年以后，改革开放成效开始显现，人民需求水平开始提高，传统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逐渐被新的“三转一响”（摩托车、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取代，特别是电视机的需求急剧增长，尤其是彩色电视。当时国内彩电生产很少，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产品供不应求，彩色电视机的价格持续上涨 ， 14时的彩电1400元1台，18时的彩电1800元1台，相当于一寸100元的水平，而当时一名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不过54.50元。由于国内生产水平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进口产品乘势滚滚而入，一时间，国内市场上日本的三洋、东芝、夏普、索尼、松下、荷兰的飞利浦，各种外国品牌铺天盖地，走到大街上几乎所有商场里都堆放着这些洋品牌。改革开放不久，大家对洋品牌也趋之若鹜，凡是婚嫁喜事，彩电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嫁礼。有的人看到彩电价格节节攀高，竟然将其作为保值增值的手段，倾其所有，一下子购进几十台堆在家里。

多年积压的消费需求短时间释放，但国内生产厂家产能有限，电视机供不应求。很多地方为图“短、平、快”的效果，不再自己研发，转而与国外厂商合作，直接引进人家的装配线买进零部件只管装配，一夜之间，全国各省几乎都冒出自己品牌的电视机，如武汉的“莺歌”、浙江的“西湖”、四川的“青羊”、江苏的“熊猫”、北京的牡丹、上海的金星和凯歌、西安的黄河等等，一时间，中国的电视机工业出现井喷式发展。

电视机市场的暴风骤雨对依靠自己力量一步步向前迈进的襄樊电视机形成巨大的生存压力。谢绍浩和电视机厂的领导来找鄂万友商量对策，关键时刻，鄂万友提出，上彩电，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上彩电是一项牵涉到外汇资金、彩电技术、检测设备及国家计划等诸多问题的重大工程。早在1970年，谢绍浩在上海市就参加了中国第一台彩电的试制工作，对彩电并不陌生。谢绍浩回忆： “1981年，厂里已组织几个人开发彩电，花了几年时间，生产出了3200台彩电，但这种手工组件装配难以批量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产品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厂领导着急万分。当时我正在市无线电厂参与通讯产品大会战，1984年初，厂领导决定将我调回，叫我主抓彩电上马。”

临危受命，谢绍浩开始了这件棘手的工作，但此时电视机市场已经烽火连天。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新兴商品供不应求，受市场需求的引导，各地一哄而上，大家都从国外买装配线。1979年，上海金星电视机厂率先从日本日立公司引进彩色电视机生产线，拉开了中国各地进口彩色电视机的序幕，紧随其后，天津北京牌电视机厂、北京牡丹电视机厂、西安黄河电视机厂、四川长虹电视机厂、南京熊猫电视机厂等，短短两年时间里，先后从国外引进生产线的企业多达30多家，彩电产能急速扩张。据中国彩色电视机行业组织的数据：1980年到1984年，中国彩电产量从3.21万台猛增到133.95万台，到1985年更是狂增到435.28万台，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彩电生产大国。到了1986年，全国共有彩电生产厂147家，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当时中国的彩电生产线主要来自日本，面对大量的中国人，这可乐坏了日本的家电厂商，同样的装配线同样的产品，卖了这家卖那家，国内看起来各地牌子不一样，其实都是大同小异。这样做的好处是电视机从“高、大、上”迅速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坏处是钱都被外国人赚走了，各地的装配厂只挣了点装配的手工费，而日本老板则点钞点得手发酸。

家电行业的产能急剧扩张，导致引进产品鱼龙混杂，质量品质良莠不齐，大量非理性的无序引进扩张带来的问题引起国家的重视。1982年，国务院在《关于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补充规定》中明确规定，冰箱、彩电、洗衣机是要进行控制的行业之一。这是中央政府首次明确提出要对家电行业的发展进行控制，具体的控制手段有项目审批、政府选择定点厂、外汇贷款审批等。虽然国家叫停，但是强烈的市场需求刺激地方政府和企业进入家电行业的积极性仍然很高。尽管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地发文件和作出规定，三令五申不许盲目发展，但在利益的拉动下，各地采取各种手段打“擦边球”、“遇到红灯绕着走”。大量引进造成国家外汇大量外流，外贸年年逆差，1978—1981年间，连续的外贸逆差迫使国家动用外汇和黄金储备救急，同时不得不借入年息高达15%的高息现汇资金。1981年1月，国家结存现汇仅剩14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收支情况，不足一个月的支付能力。因无力支付1978年已签约的一批大型成套设备引进项目，国家不得不公开宣布暂停执行协定，国际信誉遭到重创。为应对困难局面，从1981年起，国家经委设立了由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分管的“机电产品进口审查办公室”，通过审查遏制进口狂潮，以后又将“机电办”转成为国务院的下设正式机构，机电办成为控制进口的“水龙头”。与此同时，国家成立了以赵汉鼎为组长的“彩电国产化领导小组”，对彩电国产化的技术引进、技术改造、技术开发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重点支持，电子工业部和冶金、化工、轻工、纺织、建材、等九个部委联合召开会议，部署了彩电国产化工作。组织了由北京牵头，全国30多家企业参加的彩电技术联合设计小组。

襄樊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战场”的。鉴于襄樊电视机厂的现状与国内电视机行业的形势，经过反复研究后决定：以实现国产化为目标，慎重选择机型，不贪大求多，只引进彩电生产技术和生产线上的关键设备、仪器，根据工艺流程， 自己设计、制造生产线。引进生产线需要“硬通货”，在国家拧紧“水龙头”的情况下，上哪里去找美元呢？谢绍浩回忆：“为上彩电，我到北京电子工业部向领导汇报请求支持，但国家当时只让有能力的几个大厂生产，反对全国遍地开花，我厂属内地的一个小厂，除市领导积极支持外，到处都没有明确的支持意见。引进彩电生产线，需要上百万美元外汇，当时国家对外汇储备控制很紧，要贷上百万美元贷款几乎不可能。电子工业部李国永是襄樊人，他对我厂的现状和要求上彩电的愿望很同情，以便函形式做了回复，称襄樊电视机厂‘……上彩电是势在必行’，正是由于这封函件，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最终同意给我厂外汇贷款，我厂引进彩电总共用外汇183万美元。”

有了钱，选择谁的生产线呢？当时对中国出口彩电生产技术的主要是日本，如索尼、夏普、松下、东芝、JVC等，经几轮接触，襄樊电视机厂决定从松下电器的子公司日本胜利公司（JVC）引进彩电生产技术及零部件。胜利公司成立于1927年9月13日，在1930年JVC开始生产留声机及黑胶唱片，1932年开始生产收音机并在1939年生产出日本第一台电视。1943年JVC改名为“日本音响公司”， 1945年JVC改名为“日本胜利者公司”。直到1953年，JVC由松下电器控股，成为松下的子公司所有，1960年，JVC开始进入彩色电视机领域。经过到JVC公司及其他日本厂家考察，经过货比三家，最后决定引进JVC公司的生产技术。

国内很多厂家是将彩电生产线与彩电设备、仪器一起进口，引进国外生产线体需要120万到150万美元，襄樊电视机厂没有这么多外汇。根据在国外考察时看到的生产线和自行建造黑白电视机生产线的经验，谢绍浩决心只引进关键设备和技术，彩电生产线自己设计和制造。虽然有过黑白电视生产线的经验，但彩电生产线毕竟要复杂得多，襄樊市的机械加工能力不够。鄂万友是彩电生产线的积极推动者，得知生产线有困难，他出面与建昌机器厂联系。国营建昌机器厂为电子工业部直属的军工企业，1969年在南漳建厂，厂里全是各种高精尖的机器设备，专门生产无线电专用设备，擅长加工各类精密仪器设备。通过他联系，谢绍浩牵头与建昌厂共同设计，建昌厂负责加工制造，经过半年的努力，在日本进口设备到厂之前，襄樊电视机厂已经建成了自己的彩电生产线，经过了试生产和调整，通过了电子工业部组织的彩电生产线验收，为襄樊彩电生产完成了关键的一步。1985年，襄樊开始生产“襄阳牌”18时彩色电视机，并形成年产15万台的能力。

有了彩电生产线只是具备了彩电生产条件，与国内其他动则百万台的大厂相比，襄樊电视机厂属于“小厂”，未列入国家彩电生产计划。当时，国家为了控制各地乱上彩电项目，采取源头控制的办法，对彩电显像管实行审批配给，未列入国家计划便拿拿不到彩色显像管，没有彩色显像管，彩电生产成了无米之炊。无奈之下，谢绍浩只得再跑电子工业部“求援”，电子工业部的答复是：小厂要上彩电，必须与大厂联合才有可能。和哪一家大厂联合呢？谢绍浩提出，不和外国品牌合作，和天津712厂的“北京牌”合作。今天很多人恐怕已经淡忘了“北京牌”电视机，要知道，“北京牌”电视是中国电视机产业的第一品牌，曾经是中国人的骄傲。让我们共同回顾北京牌电视机诞生的过程：

1957年国家决定发展电视广播业。主管国内电子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局把研制电视发射中心设备的任务交给了北京广播器材厂，把研制电视接收机的任务交给了国营天津无线电厂，由此开始了中国电视工业发展的历史。1957年下半年，天津无线电厂专家黄仕机为首的8人成立课题组，开始了试制工作。8人小组首先向国内外专家请教，同时，参考了苏联生产的多款电视机，还特别订购了苏联生产的“旗帜”牌电视样机、散件及相关资料。在消化吸收了苏联电视机的电路、结构、元器件性能、外观造型和使用维修等特点后，1958年初，确定了“采用国产电子管元器件，电视接收和调频接收两用、控制旋钮在前方”的电视机设计方案。1958年3月初，第一台电视样机组装出来了。3月17日晚，中国电视中心在北京第一次试播电视节目。实验大厅里摆放着苏联和天津生产的电视样机。通过图像和声音质量对比，效果与苏联电视机完全相同，这意味着，我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成功了。消息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恩来说，我们自己生产的电视机就叫北京牌。1973年，天津无线电厂又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批彩色电视机。遗憾的是，二十世纪末，这个代表新中国一代人骄傲、 自豪的名牌被韩国三星公司买断，从此北京牌电视机从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历史进程中消失。

谢绍浩与天津712厂很熟，他的大学毕业实习便是在712厂，这里有他的同学和老师。谢绍浩对鄂万友说，我和天津无线电厂有关系，我们可以和他们合作，用“北京牌”的商标。襄樊市委市政府同意了谢绍浩的建议，在一位市长的带领下，鄂万友和谢绍浩专程来到天津无线电厂开展使用“北京牌”品牌的谈判。经过多次谈判，电子工业部的李国永也积极协助，最后双方达成协议：

利用国家彩管分配计划，用襄樊电视机厂的生产线生产18吋彩电，712厂提供外壳，产品冠名北京牌，712厂长驻人员指导监督生产质量。

这一协议解决了襄樊电视机厂自己单独上18时彩电的大难题，经过几年的“折腾”，襄樊电视机厂的彩电终于实现批量生产。协议有一个附加条款：襄樊电视机厂要向712厂支付一笔“商标使用费”，实质上就是今天常用的“贴牌费”。

1985年12月，襄樊电视机厂与天津712厂（国营天津无线电厂）结成生产联合体，联合生产“北京牌”18时彩色电视机。至此，襄樊电视机厂形成年产15万台、5个系列、14种型号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生产能力，成为襄樊市骨干电子企业和国家定点电视机生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