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手机”

王怀诚，襄樊市公安器材研究所所长。1979年，王怀诚从部队转业回到襄樊，分配到襄樊市公安局。王怀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在部队从事的是无人机遥控遥测专业，专门负责对原子弹爆炸后效果监测评估，这是一门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在这里，王怀诚练出了一手无线电遥控遥测技术绝活。到襄樊市公安局后，领导安排他做刑侦技术防范研究推广工作。刑侦技术虽然也惊险刺激，但与无线电通讯联络遥控遥测毕竟隔行。公安局的工作多是应对突发事件，出警地点不固定，很多是在荒郊野外，这种时候最需要保持通讯联络。但那个时候，人们尚不知“手机”为何物，国内唯一的通讯手段就是有线电话，但有线电话不能带在身上，无线联络只有军用步话机，背包大小的无线步话机又大又沉，不可能人人身上背一个，这就造成公安干警在出警时，信息无法及时沟通，在公安局工作那段时间，王怀诚多次遇到信息不通，联络不畅给刑侦工作带来的麻烦。每当遇到因通讯联络不畅造成的问题时，王怀诚便想起自己在部队从事的无人机遥控遥测，要是能把那种通讯方式一直到地面上，不就能解决通讯联络问题吗？但无人机通讯需要依靠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种软硬件条件，需要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团队，在一个基层公安局，这一切都是无法实现的。但年轻的王怀诚心有不甘，研制地面的通讯联络工具的想法始终萦绕在他的脑子里。没想到，襄樊大规模引进科技人才给了他施展身手的机会。

1979年，王怀诚得知，市里从全国各地引进了大批科技人才并成立了几十个各种专业门类的科研所，他也动了心，要是能够从引进的科技人才中汇集一批从事无线电通讯的人才， 自己研发无线电通讯工具的想法或许能实现。他将自己的想法向世人襄樊市公安局长魏兴发作了汇报。魏兴发多年从事公安工作，对通讯联络不畅给工作造成的困难体会太深，一听王怀诚的想法立即表态：“你的想法很有价值，我坚决支持。”魏兴发找到市科委主任鄂万友，鄂万友一听，也觉得这是件很有前途的事业，立即支持市公安局成立了“公安器材研究所”，并给了这个所5000元的启动资金，任命王怀诚为研究所所长。在市科委的支持下，王怀诚很快“搜罗”到五名科技人员。用“搜罗”一词，并不过分。当时，从北京等地汇集的人才如同大潮，短时间内几千名人才集中，几千人带上家属孩子是个很大的数字，起码需要几千套房屋，一时间，住房成为最大的问题，尽管襄樊市政府为安排住处下了很大的力气，征用了几栋楼房，并及时开工建设新的楼房，但缓不济急，各单位手忙脚乱，到处腾房子，仍旧供不应求。为解燃眉之急，市里领导发话，哪个单位有房子，人才优先到你这个单位，由此造成很多人才的专业“不对口”。发现很多人才专业不对口的现象后，襄樊市及时组织对科技人才工作重新调整。

王振江，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1975年到襄樊后，被分配到磷肥厂。罗世文，西安电讯工程学院电子技术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西安飞机制造厂，1975年到襄樊后分配到电机厂。王怀诚利用这次重新调整的机会，顺利地将王振江和罗世文调入“公安科技研究所”，以后又将西安电讯工程学院电子技术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西安飞机制造厂的赵承海，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 自动化控制专业毕业后分到电子工业部610所的詹良浩，北京工业学院电子技术专业毕业后分配到电子工业部长虹机器厂（今长虹集团）的刘道礼，解放军通讯学院无线电通讯专业的胡绍敏等人先后调入，王怀诚真是幸运，仅从履历来看，这些人都是精英呀。精英汇集公安研究所，王怀诚有了实现理想的基础。人才有了，研发什么项目？王怀诚向大家提出早在心中酝酿已久的无线电通讯工具，他的想法得到大家的赞同。经过商议，几个人根据个人的专业和技术专长做了分工，王怀诚负责集成，王振江负责逻辑电路，罗世文负责天线，赵承海负责自动控制，詹良浩负责功率放大器。

根据从易到难从简到繁的思路，他们首先研发的是单频道对讲机即按住按钮通话，放开按钮接听。那个时候没有集成电路，全部是各种规格的电阻电容、三极管二极管，要自己设计电路，再按照电路将几十上百个元器件一个一个焊接起来。几个人没日没夜地干，几个月的时间，两台单频道的无线电通话器顺利做出来。看着手里这个大家伙，虽然粗糙，但简单实用，几个人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一个人拿着机器守在屋里，另一个人跑到外面“喂喂喂”地叫，然后针对存在的问题，又回来调整电路，更换零件，经过一番调整，通话质量渐渐稳定，通话距离也越来越远，几个人从公安局院子周围逐渐扩大到城区，为了测试性能，王怀诚、王振江等研发团队成员拿着这个大砖头似的“手机”在襄樊市的山山水水到处跑，方圆几公里十几公里都有良好的通讯质量。王怀诚、王振江等人先是将“成果”报告给魏兴发，魏兴发闻讯赶来试验一番，高兴得当天就“稿劳”大家。王怀诚又向鄂万友“报喜”，鄂万友也一听也很兴奋，这些日子里，引进的科技人员到了哪里，哪里就传来好消息。鄂万友来到公安局试验他们的“无线电话”，效果的确不错，但对讲话时按住按钮，通话时要放开按钮，不能自由对话不满意。王怀诚告诉他，这是最早的“单频道无线电话”，下一步在此基础上研制成双频道可以实现对讲的机器。王怀诚等人将这套系统命名为“公安移动通讯设备”。这种无线电话实际上就是一部超小型手持无线移动电台，可以实现一定地域范围内通讯，在全国还没有通过卫星联网的大移动通讯时，这种无线电话就是国内最早问世的移动电话，在全国公安系统更是第一家，比最早进入中国的那种砖头似的俗称“大哥大”的“Shuttle Ace 700”还要早五六年。

没过多久，双频道的“无线电话”也成功问世。按照程序，产品研制出来以后，需要经过上级权威部门检测鉴定才能宣布成功。公安通讯器材只能由公安部的专家负责鉴定。王怀诚等人专程来到公安部，正式向公安部报告，请求派出专家鉴定。

一个地方公安局的“科研所”竟然研发出来无线通讯设备，这件事引起了公安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公安部决定，在湖北襄樊召开鉴定会，全国28个公安厅派人参加，国家科委系统也派出专家，1981年春，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文带领公安部“公安器材研究所（公安部第一研究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相关刑侦处长严淮纯、焦焕德和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公安厅的代表以及省科委共128人浩浩荡荡直奔襄樊。鉴定会由公安部刑侦局和省科委共同主持，公安部技术专家要求，首先要进行实物演示，条件是，在50公里外进行动态通话试验。鄂万友参加了这次演示鉴定，他回忆：“根据公安部专家的要求，要进行50公里距离的动态通话演示，王怀诚、王振江、罗世文一帮人带上机器，驱车到了50公里以外的南漳，鄂万友和参加鉴定会的代表们也开上车跟着看通话效果，公安部的技术专家们拿着无线电话边走边通话，演示整整进行了一天，效果非常好。最终做出结论：

该产品国内先进，适合公安刑侦、治安通讯组网，建议公安系统组网使用。

鉴于这个产品对公安系统工作影响重大，鉴定会结束后，刘文决定，襄樊市公安局对产品继续完善，然后带上无线电话到北京，当面向公安部领导汇报并给部领导演示。

1982年4月，魏兴发局长带领王怀诚等研究所的全体人员到北京公安部汇报。公安部长刘复之对此事很重视，通知公安部刑侦、司法、装备、计划、财务等所有的司局负责人和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全部参加演示会。此时的王怀诚罗世文等人已经对无线电话作出进一步改进，不光可以实现双向通话，还实现了无线和有线电话兼容，可以直接拨打有线电话，这就大大扩展了无线电话的功能和使用范围。刘复之当场试用，他拿起电话，连续拨通周边的几个公安局和派出所，通信声音洪亮，信号清晰。王怀诚回忆：“演示地点在曾经审判‘四人帮’的大厅里，首先观看我们的演示。演示结果令刘复之非常兴奋。他说：没想到我们基层公安局的同志能研制出这种高科技的设备来，这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特别是你们一所，要和襄樊的同志很好地交流，不能说外国有的，我们就依靠外国，我们自己有了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推广？你们装备局安排一下，有了就使用。高兴之余，他拿起电话先是拨通了几个基层公安局，通话后，又直接拨通了家里的座机，与夫人王秀玲通话，他在电话里说，老王，我在用新东西打电话，这是我们基层公安局研制的新型无线电话，这东西不用带线，走到哪里都能通话。”

演示结束后，刘复之当场开会，商讨无线电话生产和装备使用的具体问题。刘复之问公安部器材研究所：“我们一所对这个东西有研究吗？”一所的领导回答，我们现在还没做这个东西。刘复之说：“我们部和襄樊的研究所联合生产行不行？”

襄樊市公安局长魏兴发说：“一所的工作很多，我们地方上有无线电厂，已经有了生产的条件，就放在我们地方生产吧。”

刘复之点头应允：“既然你们地方已经有条件生产，那就放到地方生产，由公安部装备局统一订货，全国公安系统装备使用。”

接下来就谈到批量生产的资金问题，王怀诚对此记忆深刻：“在谈到需要公安部对投入批量生产需要资金支持的问题时，刘复之表示，可以。他问魏兴发局长，你们需要多少钱？向公安部长当面要钱，这是魏兴发局长从未有过的事，他一下子张口结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瞅着刑侦局长刘文。刘文冲着他张开手掌摇了摇，魏兴发以为是50万，他紧张地回答，需要50万。刘复之很爽快，行，给你们50万。他当场交代综合计划局的徐局长，要他给襄樊支持50万元。徐局长照办，他提出要账号，可巧我们带着会计，当场就把账号给了徐局长。我们回到襄樊后，钱已先我们而到。离开会场时，刘文局长拍着魏兴发局长的肩头笑着说，我伸手掌是告诉你要500万，你只要50万，真是个土包子。”

公安部的项目放到襄樊无线电厂生产，这么大个项目，仅生产线的设计、生产设备的采购等生产前期的方方面面需要大量的资金，公安部的50万元远远不够。襄樊市公安局“公安器材研究所”在业务上也受襄樊市科委指导，鄂万友认为，既然是公安部的项目，又是为全国公安系统服务，这个项目应该纳入国家计委的大盘子，他决定带领王怀诚等人到北京，向国家计委报告，争取纳入国家计委计划。鄂万友回忆： “1982年春，我带着他们一行人风尘仆仆赶到国家计委科技司汇报，在科技司，王怀诚等人再次演示无线电话，科技司的领导非常赞同，认为这个产品，填补了公安系统移动通讯组网的空白，应该纳入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我们向国家计委申请500万项目资金，最后批了350万。”

襄樊无线电厂两年内生产了5万多台“无线电话”，无线移动通讯项目也得到了公安部1983年科技成果二等奖。

杨谦让，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毕业生，转业后来到襄樊，1981年任襄樊电视机厂厂长，1984年，已经出任襄樊市委副书记的鄂万友提名，决定电视机厂厂长杨谦让、副厂长谢绍浩两人分别出任襄樊无线电厂正副厂长，负责组织移动电话的批量生产。襄樊无线电厂不大，几十号人，但技术力量很雄厚，1974年起，从中科院、航天部等中央科研院所陆续引进的高级科技人才就有30多人。

作为个人手持使用，体积仍然过大，而且信号覆盖范围也有限，产品需要继续改进升级。杨谦让、谢绍浩他们一面组织厂里的技术人员继续对产品进行优化设计，一面与北京邮电学院取得联系，与北京邮电学院移动通信研究所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北京邮电学院移动通信研究所派出通信专家参与新产品改进并以襄樊无线电厂作为研究所的产品中试基地。经过研究，襄樊无线电厂提出开发“全微机控制的频分多地移动通信”方案。

1985年8月，这一新产品开发方案通过了国家计委、公安部、电子工业部等有关部门的审定和论证，当年就投入生产。公安部使用后反馈信息：产品不错，但还需要改进。国际上生产同类产品的有美国、 日本、欧洲等国的公司，他们的产品不光信号稳定，技术可靠，而且是多信道，现在中央鼓励与国际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建议你们开展国际合作。

根据公安部的建议，1985年10月，襄樊市无线电厂向襄樊市和电子工业部提出，引进日本移动通信技术，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批准，1986年3月，经过考察，襄樊市无线电厂投资450万元，与日本八重洲无线株式会社签订合同，引进一条年产5万台套的移动通信设备及生产线，当年8月，新的生产线调试完成，正式投产，开始按照公安部的标准大批量生产对讲机，襄樊无线电厂成为公安部定点生产厂家，全国各地公安系统都用上了襄樊无线电厂的新产品。1987年，这种单信道的移动电话又发展成多信道。在研发试制移动通信设备的过程中，厂里引进的几十名科技人才在新产品研发试制和大批量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骨干和主力军的作用。

在没有建立移动电话网的时候，每逢防汛救灾这种非常时刻，邮电和公安部门都为灾害现场通讯联络发愁，襄樊生产的这种移动通信设备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保证通信联络发挥了重大作用。

1990年，中国正在筹办第十一届亚运会，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中央领导对运动会的组织工作非常重视。强调亚运会的安全保卫工作要做到万无一失。做好安保工作，信息沟通第一重要。公安部经过挑选，决定由襄樊无线电厂生产移动通信指挥车。这是在小规模的移动通讯网的基础上重大升级，襄樊无线电厂的技术人员立即全力以赴，很快拿出产品，经公安部技术专家检测，产品技术指标全部合格。襄樊市政府决定，将这台价值55万元的通信指挥车捐赠给亚运会组委会。襄樊市委书记杨斌庆和市委副书记鄂万友代表800万襄樊人民，在捐赠仪式上将象征性的钥匙交给大会秘书处负责人。

1990年9月22日16点52分，应亚奥运理事会邀请，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宣布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开幕，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当韦唯和刘欢在舞台上高唱“我们亚洲”的大会主题歌时，从亚运会主会场北京工人体育馆到各个赛场会场及周围的各个路口，襄樊无线电厂生产的无线通信指挥系统在北京的上空织成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枕戈待旦的公安干警们几乎人手一部襄樊生产的“移动电话”，警戒着会场的安全。

亚运会的使用使得襄樊生产的无线应急通信设备名声大噪，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政法委书记乔石专门到襄樊视察了襄樊无线电厂，1992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专门为襄樊无线电厂题词：“贯彻平战结合，开创战备通信工作新局面。”

在移动电话还没出现的时候，国内最早的移动无线电通讯系统是“无线数字寻呼系统”也就是人们俗称的“BP”机，1984年5月1日，广州开通了全国最早的“无线数字寻呼系统”。又过了两三年，1987年11月，广州才开通了中国第一个移动电话局，首批用户只有700个。那时的移动电话个头大，通话质量差，覆盖范围小，价格贵到每台一到两万元，通话费每分钟1元，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消费得起的，襄樊无线电厂生产的无线通信移动电话正是在这个时候问世。令人扼腕的是，己经占据中国通信产业制高点的襄樊无线电厂却和襄樊电视机厂一样，在改革大潮一浪高过一浪时，莫名其妙地销声匿迹，与刚刚崭露头角以后风靡全国的手机产业失之交臂，令笔者感叹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