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有了“印钞机”

1971年，曹野调到襄樊后，大抓城市建设，发展地方工业，这些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没有钱将一事无成。这些开支，省里是不会给的，全靠自己。襄樊每年地方税收少得可怜，收支相抵不平衡。曹野的办法是开源节流，节流就是能不花的不花，能少买的少买；开源怎么办？曹野的眼睛盯上了男人们嘴里叼着的那一根根小白棒一香烟，而且是襄樊本地产的香烟。襄樊烟厂是襄樊市的利税大户或者说是襄樊市的“提款机”， 1971年，襄樊市卷烟厂一年的税收占襄樊市全市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二。曹野认为，要开源，可以发展其他工业，但眼下只有在襄樊烟厂上下工夫，力争提高烟厂产量，在他看来，多生产香烟犹如“印钞票”。为了帮助烟厂提高产量，他组成市委工作队进驻烟厂，大批干部深入烟厂的车间班组，每名干部都要参加班组的生产会，跟班作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目的就是一个，帮助烟厂调整产业结构，提高香烟的产量和质量。

襄樊市卷烟厂始建于1938年，原来是家地方小企业，几十上百个人，全靠手工生产，产品质量差。档次低，卷出的香烟，要么卷得太紧点不燃，点燃了后抽不动；要么卷得太松，没抽两下子就完了。这样的香烟没有商店愿意销，只能靠老头老太太装在篮子里，卖给那些拉车的，搬运的，几分钱一包，工厂不死不活，每年连收烟草的钱都凑不齐。那几年，全国很多地方对烟草企业进行改造，升级产品档次。

香烟是特殊商品，也是个神奇的东西，地里长出来的叶子，形状如同芭蕉，摘下来烤干，切成丝，就那么一小撮，卷在纸里，用火点燃，把它燃烧后产生的烟雾吸进肺里，再慢悠悠地吐出来，看着清白的烟雾在空中慢慢消散。一支烟约摸能抽三五分钟，这段时间需要你掏钱来买。那个时候一盒中等档次的烟约0.50元左右，一支约0.025元。一个普通烟民每天消费一盒，一月30盒计15元。一个普通工人一月工资38元，抽烟消费约占40%，够厉害了。烟瘾大的消费更多。一盒烟的成本是多少呢？据专家透露，仅销售价的十分之一不到，利润有多高，可想而知。烟的成本不高，但利润却非常高，只要香烟品质高，在烟民中口碑好，市场占有率高，你这家烟厂就能赚大钱。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经济落后的地方发展经济首选烟和酒。

曹野看中了烟，他要提高香烟的质量和产量，用香烟产生的利润来改造城市。

要提高产量和质量，生产好烟，除了烟叶、香料、卷烟纸、滤嘴等基本原材料外，卷烟机的质量最为关键，同样的原料，不同的烟机，烟的质量相差很远，从这个意义上讲，卷烟机决定卷烟厂的生死存亡，高品质的卷烟机成了“印钞机”。

改造烟厂首先需要人，需要烟草行业的行家。在中国的各行各业中，烟草行业也算是“稀缺”行业，烟草行业的科技专家更是凤毛麟角，上哪里去找？中国有句俗话：无巧不成书，还有一句叫：想什么来什么。商业部郑州烟草研究所所长名叫赵元宽，赵元宽原是中国烟草行业的专家，“文革”中受到打击，1970年被贬到襄樊市卷烟厂任革委会副主任。此时的鄂万友也刚解放出来，任襄樊市工交小组副组长。为了烟厂的发展，他和赵元宽联系最多，一来二往，两人成了好朋友。

曹野要求鄂万友到烟厂抓一抓，促进烟厂增产增收。鄂万友向赵元宽详细询问了他对发展烟厂的意见。赵元宽给鄂万友详细介绍了现代化卷烟厂的概况，生产流程和关键设备，并提出，对现有人员进行现代化生产培训，同时增加几台全自动化的烟机设备，他保证襄樊卷烟厂打翻身仗。

卷烟的质量好坏取决于卷烟机，卷烟机包括供丝、成型、切割和重量控制四个主要部分，还有印刷、除尘等辅助部分。卷烟质量高低取决于供给纸卷中烟丝数量多少，烟机运转速度高低，以及卷烟纸、烟丝配料等诸多因素的最佳组合，这一直是世界卷烟行业极为头疼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英等国最好的卷烟机速度仅为1200～1300支/分，烟支的重量标准偏差大约为平均重量的6%～8%。科技手段的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卷烟行业，1948年出现了关于平准器的专利，1956年出现了吸丝成型的方法，到了60年代初，经过改进的卷烟机实现了2000支/分，70年代初达到4000支/分，烟支的重量标准偏差降低到平均重量的2%～2.5%。中国是卷烟生产大国，但由于整体工业水平较低，中国的卷烟机生产一直处于落后水平。20世纪70年代晚期，中国进口了世界先进烟机并成功仿制，名为“新中国牌”烟机。由于产量有限，卷烟机的销售一直由国家控制，计划供应。

鄂万友表示，人员培训没问题，但现代化烟机买不来怎么办？赵元宽说，烟机买不到可以想办法自己造，你如果能组织生产，我能弄到“新中国牌”烟机的图纸。鄂万友胸有成竹：“你能拿来图纸，我就能组织生产。”由此掀起了“烟机生产大会战”。

1965年起，处于战备需要，国家开始大规模建设三线企业，襄樊以西的山区属于秦巴山区，这里有很多国家三线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企业设备先进，人才荟萃，可以说，几乎没有他们干不了的事。鄂万友如此肯定，就是因为他和三线军工企业之间紧密的关系。

专家就是专家，赵元宽原来在烟草研究所工作，和很多烟厂关系娴熟，很快就弄来了烟机的全套图纸。鄂万友将试制烟机纳入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双革四新”会展项目，组织市内的企业加工生产。烟机的关键设备名为“烟枪” 烟丝就是通过“烟枪”输送到卷烟纸里卷成烟卷的。烟枪及其附属设备的加工精度很高，市内没有企业能做。鄂万友也不含糊，他带上人，扛着图纸，在周边的军工企业一家一家地拜访，烟机属于精密成套设备，生产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很多企业看了图之后表示做不了，鄂万友等人连续跑了30多家企业都没有找到能接的，就在他有些泄气的时候，一家企业的工程师告诉他，我们做不了，我给你推荐一家，他推荐的是位于南漳山区的建昌机器厂。

国营建昌机器厂为电子工业部直属的军工企业，1969年在南漳建厂，厂里全是各种高精尖的机器设备，专门生产无线电专用设备，擅长加工各类精密仪器设备。1975年底，寒冬腊月，鄂万友带着烟厂的两名干部，坐着一辆破吉普，沿着崎岖的山路找到了建昌机器厂。“文革”时，为了备战，按照“靠山、隐蔽”的原则，几乎所有的军工企业都建设在深山里，由于上马匆忙，很多工厂建在山区，但交通、生活后勤等问题都没考虑，工人的情绪不稳。进入七八十年代，由于战争阴云逐渐散去，很多军工企业军品订货减少，企业开工不足，为求生存，很多企业想方设法到处揽活，找米下锅。现在有人送“活”上门，他们当然高兴。建昌机器厂的厂长名叫吴显威，外号吴大炮。吴厂长对仿制烟机很重视，他找来总工程师、车间主任、计划科长等技术干部，几个人看完图纸后表示，我们能生产，但厂里没有资金。鄂万友当场表态：“你们现在就开始动手试制，我回去就给你们先打30万元试制款来，试制成功后再结算。”

建昌机器厂实力雄厚，花了四个月的时间，试制出了每分钟1000支的全自动卷烟机，这在当时就是最先进水平了。到烟厂一试，效果很好。烟厂立即订购15台。这一下子，襄樊卷烟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创出了“襄阳”、“金蝶”、“白鹤”等几个名牌，产品质量跻身中高档水平，一年能生产60万大箱，一个破落小厂一下子跃身成为国家级中型企业，年上缴利税几千万元，成为襄樊市第一利税大户。依靠现代科技人才，襄樊市也有了自己的“印钞机”。

时间到了1981年，国家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莫里斯”烟机，每分钟可生产2000支，是新中国牌烟机的一倍。由于引进数量有限，“莫里斯”烟机只配给国内几家大型卷烟厂。襄樊卷烟厂没有“莫里斯”烟机，他们找到鄂万友，请他到北京去找赵元宽想办法。

粉碎“四人帮”后，赵元宽己经落实政策调回北京，担任中国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兼中国烟叶公司总经理。鄂万友专程到北京去找这位老朋友。老朋友见面少不得觥筹交错，几杯酒下肚后，鄂万友说出了此行的目的。听说襄樊想要“莫里斯”烟机，赵元宽明确表示，这不可能，国家一共就进口几套，没有多的，即使有，也轮不到襄樊。鄂万友退而求其次，提出，能不能仿制。赵元宽笑了，因为有仿制新中国牌的往事，他知道，这个鄂万友有本事仿制。他说：“全套图纸肯定不行，可以帮着搞一部分，其余的你们自己去测绘，我给工厂打招呼协助。”

这次测绘仿制“莫里斯”，鄂万友组织建昌机器厂以及武汉、郑州、西安等几十家企业组成烟草机械工业集团联合试制，1984年，“莫里斯”烟机仿制成功。卷烟速度达到每分钟7000支，为国内最高国际领先水平，莫里斯烟机为襄樊烟厂和襄樊市带来了火红的新局面。襄樊的香烟上档次上水平，进入中高档产品序列，每年为襄樊市增加大量税收。

香烟是国家专卖品，襄樊卷烟短时间内突然产量质量都跃上新台阶，此事惊动了国家烟草总局。鄂万友代表襄樊市专程赴京到国家烟草总局就此事进行说明。烟草总局局长姓金，听完鄂万友的介绍，金局长不但没有批评襄樊，反而高兴地表示，襄樊能生产“莫里斯”烟机是对中国烟草机械工业做出的贡献，国家烟草总局要组织有关部门对烟机进行鉴定验收，如果鉴定合格，就纳入国家的专卖计划。国家科委和国家烟草总局组织有关部门在襄樊召开了烟机鉴定会，对仿制莫里斯烟机定型验收。从此，这种烟机作为国产制式装备定型，走市场化道路批量生产，烟机也成了建昌机器厂的当家产品。

电子工业部的几位部长得知自己麾下的建昌机器厂仿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莫里斯”烟机非常高兴。处于困境的三线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订货，企业没出路。现在能生产世界先进水平的烟机，既救活了烟厂，又救活了建昌机器厂。

新型烟机作为国家烟草总局的计划产品，由国家烟草总局的统一调配，也是国家的出口产品，没有国家烟草总局的“条子”，谁也买不到烟机。而且烟机是生产“母机”，价格不菲，也成为增加地方工业产值的重要产品。烟机真是个好东西，投资不多，效益惊人，紧俏的烟机，成为很多想上烟厂的地方追逐的产品，由此引出一些故事。

改革开放后，很多老少边穷地区为了快速脱贫致富，纷纷建设投资少见效快的小烟厂，但香烟属于特殊商品，国家烟草总局对烟厂待生产布局有着严格的规定，为了堵住一些地方上烟厂的冲动，严格控制烟机的售卖。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了发展经济，很多地方政府“遇到红灯绕着走”，国家不给购买烟机开绿灯，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就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门路直接找到襄樊市“走后门”。江西赣南是国家级贫困山区，也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但多年来经济发展滞后，当地领导想上烟厂，但苦于买不到烟机。恰逢原武汉市委书记吴官正调到江西任省委书记，一次吴官正到赣州视察，听了地方领导的汇报后，也赞同上烟厂。地方领导给他支招：“您是从湖北调来的，烟机就在湖北生产，您动动湖北的关系，给我们买几台烟机吧。”吴官正一打听，原来著名的烟机是襄樊生产的。他与鄂万友认识，于是立即给鄂万友写信：

万友同志，我到赣南考察，这里是国家级老区，经济落后，急需帮助脱贫致富， 当地想上烟厂，听说烟机你们生产但国家统配，请你帮助解决几台。

赣州市政协主席拿着吴官正的信找到鄂万友，鄂万友见信二话不说，立即找到生产烟机的建昌机器厂找到厂长吴显威。

“三线建设”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当年为了备战，毛泽东决定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为了防止敌人空袭，当时的建厂原则是“山、散、洞”即进山，分散，进洞。根据中央的安排，大批军工企业或是整体搬迁或是分走一半来到三线。三线企业普遍建在深山老林，那里交通不便，没有生活和服务设施，环境条件极为艰苦，这也影响了三线企业的正常建设和投产。“文革”结束后，从1979年到1983年，党中央对“三线建设”进行了调整：一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投资方向，停建、缓建一批基建工程；二是将军工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转向民品生产；三是对选址不当，难以维持，或者重复建设的，实行关、停、并、转。1983年底，国务院成立专门机构，对三线建设进行全面调整改造，一是调整企业布局，二是调整产品结构，三是技术改造。襄樊西部紧挨着秦巴山区，共有四五十家军工企业在这里落户。现在要调整，很多企业都希望能就近搬迁到城市里。鄂万友是襄樊市“军转民”工作的负责人，在军工企业外迁过程中，他做了大量工作，将很多重要的军工企业搬迁到了襄樊市，为襄樊工业增加了强大的生力军。建昌机器厂属于搬迁企业之一，全场几千名员工加上家属共有上万人，如此庞大的人数放到哪里都面临土地、房屋、家属安排、商业服务等问题。鄂万友使尽浑身解数，将建昌机器厂安置在襄樊市内，以后建昌机器厂也转为市属企业，建昌机器厂的吴显威厂长为此十分感动，见到鄂万友总是拉着他要请他喝酒。

鄂万友来到建昌机器厂见面就说：“老吴，给你出个难题，江西求援，江西省的领导写信来要烟机。”说完将信给他看。吴显威也发了愁：“鄂书记，你是知道的，我们生产的烟机已经成为烟草总公司的统配物资，没有北京的批条，我不敢卖呀。”

烟机生产的全过程都是鄂万友抓出来的，和国家烟草总公司建立联系也是他和赵元宽牵线搭桥的结果，吴厂长的为难之处他怎么会不清楚。鄂万友笑了：“烟草总公司管着计划不假，但生产烟机的厂子在襄樊，江西老区的求援我们不能不理，这叫扶贫。这件事我们就先斩后奏吧，烟草总公司那里由我去帮你补报计划。上面追究责任也由我来承担，你不用等江西的款到，立即给他们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