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台“汉字宽行打印机”（上）

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讲述了引进科技人员艰苦奋斗的曲折历程，深刻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的心理、意志和品德。

605电容器厂是1970年襄樊市大办电子热潮中第一批兴起的企业。605地质队的全称为：冶金部中南勘探局605地质队。1964年，为支援湖北宜昌建设七一钢厂，鞍山钢铁公司组织了一支约3000多人的队伍开赴宜昌，以后又来到襄樊。芦殿林原为鞍钢地质局地质处的计划科长，为支援三线建设，1965年从鞍山钢铁公司调入605地质队。

1970年，襄樊全市掀起“大办电子工业”热潮，第12地质队的家属办起了铝质电容器厂，605地质队也接到办电子厂的任务，队领导将办电子厂的任务交给了芦殿林，办厂的条件是一间小房子，2万元钱和5个人。这5个人，一个是钻探工程师，两个钳工，一个从事销售的，一个材料保管员，再加上他自己一共6个，以后又给了5名家属。就凭这条件，芦殿林几乎赤手空拳地开始了人生电子工业历程。

芦殿林回忆：“从学校门进工厂门，我一直是从事工业计划管理，电子是什么东西，我一无所知，我带的那些人也全是“电子盲”，现在突然说要我们去办电子厂，当时真是两眼一抹黑。我这个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胆大，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东西是人做的，别人地质队的家属都能学，我就不能学？我又不比人家笨！二是听话，领导让我干是对我的信任，领导信任我我就好好干。”

为什么将这件事交给自己干呢？33年后，笔者采访他时，芦殿林才道出其中的秘密：“‘文革’中，我这个小计划科长也成了走资派，一通批斗后，让我到基层工地去劳动锻炼，我的心情非常郁闷。一次到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告诉我：六型肺结核，全休，按照医生的要求，第一次休息3个月。休息完后再去体检，又休3个月，以后再休3个月，一连休了四次，整整一年多没上班。就在这个时候，队里的姚书记找我，让我带几个人去办电容器厂。刚开始我不想去，我告诉他，我还在病休呢。姚书记说，人闲着要生病，办电容器厂又不要你干体力活，你带着大伙干就行了。我这人好说话，既然怕我闲着，我就去吧。到电容器厂干了一年，第二年再去检查，嘿，你说绝不绝，我的肺部什么毛病也没有了。人呐不能生气，一气百病生，只要心情好，那毛病也全消了。”

当时襄樊市给605电子厂安排的产品是“密封双联可变电容器”，也就是半导体收音机里调台用的元件。芦殿林手里的5个人究竟从未接触过电子元件，光凭胆大是不行的。1970年2月，芦殿林带队，全厂共13人到武汉电容器厂学习了3个月。3个月的时间里，芦殿林等人从下料、生产、组装、试验、包装整个生产过程全部学完。5月底回来，按照生产需要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些简单的工装设备，9月份就拿出产品，将产品送到武汉检测，完全合格，605地质队电容器厂就这样正式投产，一年以后，形成年产10万只的产能，全厂也扩张到100多人，在红光路盖起了新厂房，工厂发展得有模有样，芦殿林也心情舒畅。

计划经济时代，工厂只管生产，销售是物资部门的事情。605电子厂每年交10万个双联电容器给设在武汉的电子工业部803库，这是必须完成的计划任务。

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我方缴获对手一种新型电台，上级立刻组织仿制，其中一个“军用微调”的元件交由湖北省电子工业局负责组织仿制，湖北省电子工业局将这个元件交给芦殿林的工厂试制。这种产品比起原来的双联电容器就要复杂多了，芦殿林仍是老办法，走，到外面学习去。这一次，他待人到了上海无线电厂和电子工业部710厂去学习，2个月后回来开始生产，为国产881电台配套。

随着生产的逐步升级，芦殿林头疼的事开始了。首先是产品销路出现问题，密封双联电容器逐渐被市场淘汰，物资部803库拒收他们的产品，军品“军用微调”也没了销路。全厂一百多人要发工资，没有产品那不是断了大家的生路吗？老产品没有销路，上新产品吧，生产什么呢？没有懂技术的专家的点拨，大家犹如眼睛被蒙着，只能乱摸索。先后生产了日光灯起辉器、综合电子治疗仪等，但销路都不好，那段时间真是度日如年。其次是换了新产品，技术问题又来了。原来的双联电容器究竟结构简单，到了以后的“军用微调”就要复杂一些，再到以后的其他电子产品，其复杂程度日益增加，电子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生产组织也越来越困难，工人们不懂技术，生产起来难以把握，产品质量也出现起伏。生产起辉器需要煤气发生炉，由于工人不懂技术出现操作失误，造成煤气炉爆炸，当场炸死一名工人。血的教训使得芦殿林认识到，从起步走到今天，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工厂的发展难以为继。芦殿林回忆：“这件事给我极大的教训，要发展企业一定要工程技术人员，没有工程技术人员，一切都是白瞎。”

那时候芦殿林唯一的办法是向上级反映：要专业技术人才。襄樊市也没有办法，“双革四新”大会战以来，各个企业叫喊得最凶的就是缺人才。直到1975年，经过反复调配，才从襄樊无线电厂调来一名工程师，这是605电容器厂引进的第一名学电子技术的工程师。一名工程师怎么能应对眼前的困难局面，芦殿林继续呼吁。

芦殿林的呼喊引起了回响。鄂万友来工厂了解情况后认为，如果没有专业技术人员，这个厂的情况危急。他向曹野反映了605电容器厂缺乏工程技术人员的现状和危害，曹野在大年三十这天带着鄂万友等几名分管领导来到605电容器厂。芦殿林回忆： “1975年春节，大年三十下午曹书记和鄂主任一起来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商讨对策。曹书记鼓励我要我不要泄气，鄂主任说，只有眼睛向外，引进电子专业的技术人才，才能走出眼前的困境。也就是几个月以后，市里开始了从北京等地大规模引进人才。市里通知我到北京去与被引进人才面谈，我们引进的科技人才第一名就是李德兴，紧接其后是乔云山。他们到了以后又给我推荐了周景年、李荣贵等其他工程师。他们的到来，开发了市场急需的新产品，解决了厂里的各种技术难题。”

李德兴，河北邯郸人，1959年解放军重庆通讯技术学校毕业，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从事导弹雷达工作，1965年集体转业到七机部二院23所从事电子工作。李德兴的爱人在农村，身边两个孩子。1966年，家乡闹洪灾，家里的房子被大水冲垮，生活没法过了，爱人把大女儿寄养在亲戚家，带着小儿子来到李德兴的身边。原来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住集体宿舍，吃食堂，还感觉不到什么困难，爱人和孩子一来，李德兴立刻感到“压力山大”。他在单位住的是集体宿舍，爱人来了要找房子，北京最紧张的就是房子，多少科研院所、高校的老师包括教授、高级工程师都是“三世同堂”，经过和战友们协商，好不容易调出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子，三个人挤着住。解决了住的，又面临着吃的问题。当时全国各地城市生活都是凭票供应，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菜票、豆腐票、糖票等等，尤其是北京，所有的票证供应都要照着户口本发放。李德兴的爱人是农村户口，这就意味着一家三口都要靠李德兴的供应来生活。李德兴每月的粮食供应标准是27斤，食油半斤，一个人够吃，三个人吃就不够。钱也不够花，在北京，举手投足，一动就要钱。李德兴每月工资不过几十元，三个人过得实在艰难。李德兴回忆：“孩子八九岁，正长身体的时候，特别馋，总是要吃肉，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没有肉票。那年夏天格外热，看到别的孩子都买冰棍吃，孩子也要吃。他妈妈手里的钱少，分分钱都抠着用，就没给孩子买。孩子伤心回来对我说，将来长大了去卖冰棍，听到孩子的话，我伤心地落了泪，怪自己没用，连孩子想吃个冰棍都没法满足。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动了心思，走，不在这里待了。但那个时候，你往哪里走？哪里都一样啊。”

就在这个时候，李德兴从一个战友那里得知，湖北襄樊市到北京来引进科技人才，条件非常优厚，可以解决家属农村户口，还可以安排工作、住房。襄樊来的干部中，有一个人叫杨明忠，原来就是我们二院的，杨明忠还到二院来了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即向他打听清楚襄樊来的人住在哪里，然后直接找了去。接待李德兴的是王运生，王运生了解清楚李德兴的专业和现在所从事的工作，这不正是我们要引进的人才吗？他立即通知了605电容器厂的芦殿林，得到消息，芦殿林连夜赶到北京与李德兴见了面，简单交谈后，双方一拍即合。李德兴回忆：“我和王运生见面谈了后，王运生说我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口说无凭，当时正处在‘文革’中，社会上，单位里都很乱，要是万一解决不了问题，我又离开了单位，那可怎么办？我决定自己亲自来考察一趟。我到了襄樊后，看到这里有汉江，那时正是春天，汉江两岸桃红柳绿，有水的地方有灵气啊。到街上看到满街买蒜苔的，一问价格，比我们北京便宜多了。我们一家都爱吃蒜苔。我觉得，这个城市不错，于是下定决心，走，到襄樊去！”

1975年5月4日，李德兴携带家小投进了襄樊的怀抱，李德兴的工作单位为605电容器厂。李德兴回忆：“我到市委组织部报到后，组织部的同志介绍，605电容器厂是个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我觉得，襄樊给我解决了我的困难，我要好好报答，不管什么单位，到了那里，我就要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

到605电容器厂报到时，李德兴已经预计这个厂很差，但进厂后，厂里的设备和生产条件还是让李德兴感到“透心凉”。李德兴回忆：“心里已经估计很差，但看了后没想到差到那种地步，连最基本的检测手段也没有，连个万用表也没有，连最起码的生产条件也不具备，心里凉冰冰的。但我这个人就是不服输，既然自己决定来了，条件差，就用自己的双手去改造，事在人为嘛！”

到厂里的第三天，家里乱七八糟还没来得及收拾，厂里就通知李德兴到北京去调研，寻找产品。李德兴先回到原单位航天研究院，那里有他很多同学和朋友，向他们说明来的目的后，大伙七嘴八舌地给他支招，项目说了不少，但基于605电容器厂的条件，一个也拿不下来。谈话中得知，第二天北京展览馆有一个法国新技术产品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吸引了世界发达国家到中国来寻找商机，寻找商机的办法是，在中国举办各种新技术、新产品的展览，通过展览这个窗口来展示自己的实力，寻找合作伙伴。李德兴独自一人到北京后，正逢法国在北京搞新产品展览，李德兴是受命来调研产品，当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在琳琅满目的产品中巡回，李德兴的目光聚焦到一台打印机上。这是一台与电脑联动的七针自动打印机，打印机正在表演，操作人员通过计算机驱动打字机噼噼啪啪地打印，但打出来的都是外文。李德兴不是学这个的，但他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机器技术很先进。

第二天，李德兴到了一机部自动化所了解“市场行情”，一位姓陈的技术员接待他，听说李德兴原来是七机部二院的，大家的话题就多了。李德兴谈到了昨天看到的七针自动打印机，陈姓技术员说，打印机这个东西很好， 目前在国内还是空白，我们所也想上这个产品，不过现在还没排上日程，不如你们搞吧。李德兴是搞雷达制导导弹的，虽然和打印机隔着行，但通过电讯号驱动机械运动的模式与原理是相同的，都是属于精密仪器设备一类。李德兴挑选产品的原则是，要就不做，要就做最好的。既然是国内空白，我不妨试试。带着这个想法，他回到襄樊，立即向市科委主任鄂万友汇报，一听到是国家正在攻关的前沿产品，鄂万友也很感兴趣，当即鼓励李德兴：“搞，我赞成你的原则，不要做人家都在扎堆的东西，要做就做最先进的，人家还没有的东西。”

李德兴回忆：“我告诉鄂主任，这种电子打印机属于电讯和机械联动的产品，我是搞电的，还需要一个搞精密机械的人才行，你得给我配一个能力强的搞机械设计的。没想到鄂主任当时就表态：好立刻给你配一个，保证你满意。我当时就愣了，妈呀，这个鄂主任又不是中组部的，咋就能这么爽快地表态呢？”

鄂万友回忆：“李德兴提这个条件时，正好中科院力学所的乔云山已办好手续要调来，乔云山就是专门从事精密机械研究的。”

回到厂里，李德兴向厂领导汇报了七针打印机的情况，听说是国内空白，芦殿林等人都很兴奋，芦殿林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们定下来的，我就全力支持。”

要上新产品，第一件事就是要搜集相关资料和必要的元器件，这些东西在襄樊是找不到的，李德兴准备再上北京，同时要厂里通知乔云山，暂时不要到襄樊来， 自己到北京和他会面，共同做准备工作。在北京，李德兴与乔云山见面了，乔云山对李德兴的设想非常赞同，简单商量后，乔云山决定自己留在北京先搜集一些资料，李德兴先回。考虑到厂里困难，什么东西也没有，李德兴又回到二院，找到同事要了一些简单的电子元器件以便回来做实验用。

至此，七针电子打印机的项目算是启动了，李德兴与乔云山两人的分工是，李德兴负责驱动电子系统，乔云山负责联动的机械部分。李德兴回忆：“当时襄樊缺电很厉害，经常停电，厂里白天总是停电，不得已，我们的实验多半集中在晚上。”

在当时，七针电子打印机设备属于典型的高科技，它的原理是电子信号驱动精密机械动作。李德兴负责将字符变成电子信号的电路图，对于外行而言，这简直匪夷所思；乔云山负责机械传动，字符电路如何通过电子信号转换为机械动作，这些动作又要分布在七根细小的打印针上，对于外行而言，这又是匪夷所思。能想不能做出来与能想又能动手做出来，这就是普通人与科技人员的差别。一穷二白，空手起家，国内空白，国际封锁，既无资料，又无样品，仅凭看过几眼后的印象，几个人就开始试验摸索，其难度可想而知。至于如何难，读者可以调动自己所接触到所有描写科学家试验艰苦的描述来想象。

冬去春来，一年过去了，1977年春，样机雏形已现，第一次通电输入信号后，打印机滴滴答答地动了起来，随着打印针的动作，打印纸上出现了英文E、 F两个字。外行人恐怕难以明白它的意义，但在李德兴和乔云山的眼里，这就如同看见隧道口的亮光，离成功不远了。李德兴解释：“其道理很简单，打印机能够动作主要靠电矩阵的信号变换来驱动机械部分，在他们眼里，任何字母都是一样的，都是笔画不同而已，那么，能打出E、 F， 自然也就能打出所有的字母，这离成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得到试验初步成功的消息，芦殿林欣喜若狂，时间刚好接近“五一”，全厂人敲锣打鼓到市革委会去“献礼”。试验成果初现，下一步是继续完善，然后变成可以工业化生产的各个组件。就在这个时候，风云突变。

刚才说过，普通人与科学家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就在到市革委会报捷几天后，襄樊市电子局领导一纸决定：将七针电子打印机交给襄樊无线电厂继续试制。在他们眼里，这个东西很简单，既然已经试制成功了，那么交给无线电厂生产，其理由是，因为你们的设备和力量没有无线电厂强，同时要求，李德兴和乔云山两人一起调到无线电厂。这不是要掐断电容器厂的唯一希望吗？这个决定激怒了605电容器厂的领导，他们找到电子局领导理论，现场气氛火爆。最后电子局的领导决定：好，人可以不走，但产品一定要交出来。愚昧无知的官僚主义，满脑子的颟顸和顽劣，不懂又要瞎指挥，结果断送了襁褓中的婴儿。几个月后，这个刚刚研制出来尚未完善的七针打印机被扔在那里成为无人问津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