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台“汉字宽行打印机”（下）

为了605电容器厂的生存，电子局领导又找到李德兴，要求他们再去调研新产品。李德兴等人对这位领导上一次的行为很不满，这位领导保证：“这次你们调研回来金山银山我也不要你们一分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企业生存，也为了自己的生存，李德兴和乔云山再次到北京调研新产品，两人再次来到一机部自动化所。在这里他们得知，国家计委计算中心进口了3台计算机，其中一台给了自动化所，条件是：为电脑配套的汉字打印机由你们负责研发。这个是国家计委和解放军总参的项目，名叫“计算机外围辅助设备”，实质上就是为计算机配套的20针宽行汉字打印机。自动化所虽然答应了，但因为难度太大，迟迟未能动手。现在一听到李德兴、乔云山他们已经研制出七针打印机，所长王铁良便提出将这个任务转交给李德兴他们。

计算机问世后，西方很快就研发出了配套的打印机，但对中国而言问题就要困难得多。计算机是“舶来品”，西方人研发时就没有想到计算机会在中国普及，也就没有研发相应配套的中文汉字打印机。中英语系最大的区别在于汉字是以笔画来书写，英文是以字母来拼写。拼来拼去就是26个字母，而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汉语就要复杂千万倍，汉字发明是靠所谓“六书”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假借、转注，一个方块字里有大量精神和形象的东西融入在里面，现在要将这种方块字通过计算机语言拆开成为“零件”然后在任意拼接打印成不同的字体，这种困难匪夷所思。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中国打字都是使用沿用了几十年的最老式的铅字手动打字机，全靠打字员从一个大字盘里鸟儿啄食一样一个一个啄出来，既慢，又不能调整字体。

芦殿林说：“当时全中国都没有单位研制，外国也没有研制。一机部自动化所有五六百人，其中工程师就有三百多，他们都有难处，李德兴、乔云山两个人，怎么会不难？”

李德兴和乔云山此时犹豫难决，这个难度太大了，想一想几千个各种笔画的汉字吧，要设计出能涵盖几千个常用汉字的电矩阵，全中国尚无人能做，太难了。为难之下，他们给芦殿林打电话。芦殿林赶到北京，看到他们为难的样子便说：“你们觉得实在困难那就算了吧，反正现在工厂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你们也清楚，再看看有什么别的能干吧。”

这一夜李德兴和芦殿林都没能睡着，芦殿林的话深深刺激了他们。第二天，两人合计，工厂如此困难，不干没出路，我们已经有七针打印机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拼一拼，或许还有办法。两人决定：干。听说李德兴、乔云山愿意接下这个项目， 自动化所所长王铁良非常高兴，专门派两名干部亲自带着李德兴、乔云山、芦殿林他们一起到了国家计委计算机中心去见中心主任周起风。由此引出一段戏剧性的对话。

带他们去的干部对周起风说：“王所长说，我们现在任务很多也忙不过来，我们和湖北襄樊的同志商量了，把和计算机配套的汉字打印机交给他们搞。”

周起风一听：“襄樊？襄樊是什么地方？你有没有搞错，这个东西是随便什么地方都能搞的吗？”

他抓起电话点名要王铁良赶来。王铁良一进门，周起风迎面一句话甩过去：“把这个项目交给襄樊，你敢打保票吗？”

王铁良毫不含糊：“我敢打保票，襄樊能搞出来。”

周起风追问：“你凭什么敢给他们打保票？

王铁良：“周主任，你可要搞清楚，襄樊原来是没有力量，但现在这两位一个是七机部二院搞导弹雷达的，一个是中科院力学所搞精密机械的。他们刚刚调到襄樊。而且他们已经试制成功了七针打印机。”

听王铁良这么一说，周起风望着被自己冷落在一边的几个人，他望着李德兴问：“你是七机部二院的？”

李德兴说：“是啊。”

周起风说：“啊，我也是二院的，我原是二院科技部部长，后来调到计委计算机中心来的。”

人真是个奇怪的动物，陌路相逢，互不相识，没有沟通之前，对对方充满怀疑与不信任。一旦沟通后，发现对方原来竟然是同事、战友，不信任感顿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满腔热情。周起风和李德兴聊起了二院的事情，越谈越投机，问起为什么到了襄樊，两人不由满面唏嘘。最后，周起风表态了：“有我们二院的骨干在那里， 自动化所王所长也说你们行，你们也已经试制成功七针打印机，国家计委的20针宽幅汉字打印机项目可以交给襄樊。襄樊市要集中力量，精心组织，一年之内拿出成果来。这个项目总金额是120万，按照研发进程分批拨付，我知道你们地方上财力不足，为了保证项目顺利进行，马上给你们15万元。”

听说立马就给15万元资金，芦殿林一下子乐开了花。离开周起风的办公室回到住所，芦殿林想想又觉得不对，周起风说项目定了，但他并未给自己任何凭据，别说合同之类的，连个纸条也没写一个。他翻来覆去，越想越不对劲，国家这么重要的项目，这位周主任一句话就定了，他又没给我什么凭据，这事靠谱吗？他找到自己在四机部的老朋友双杰说起了心中的疑虑。双杰一听说：“你放心，周起风吐口吐沫就是钉，他说定就准定。”

虽然双杰这么说了，芦殿林仍然心里不踏实，但又不好再去问。没曾想，等他回到襄樊，国家计委的款已经先他而到，而且不是15万而是60万，这令他惊喜不已。能争取到国家项目，鄂万友同样惊喜不已，市“双革四新会战指挥部”决定，“全力支持”605电容器厂项目研制。

钱给了，舞台搭起来，真正唱戏的还得看李德兴和乔云山。此时的他们压力就更大了，话，说出去了；影响，造出去了，但这个“20针宽行汉字打印机”究竟该怎么做，他们俩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作为厂长，芦殿林心里也没数，从在北京看到周起风对此事的态度他就知道，这件事简单不了。芦殿林问他们：“老李、老乔，这个东西我们能拿下来吗？”几十年后笔者采访时，芦殿林说出了他此时的真实想法：“从七针打印机成功我就看出来了，他们有能力，有水平，我信服他们，只要他们说能做的事，差不多就是靠谱的。但这次要做的比上一次还要难，虽然相信他们，但我的心里还是紧绷绷的，毕竟是国内首创啊，要是好做，一机部自动化所为什么往外推啊？”

既然承诺了就得干，人家钱也给了，而且，芦殿林回来就用这笔钱先给厂里发了一个月的工资，现在也没有退路了，只能背水一战。和七针打印机的思路基本相同，李德兴负责电路，乔云山负责机械，两人在一起反复推敲，最后拿出设计方案。鄂万友组织全市专业与此相近相关的所有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审核”方案，因为此事过于尖端，所谓审核，也不过给他们开阔思路，打气鼓劲。接下来的就是重复七针打印机研发时所做的那些事，只不过更复杂，更困难。李德兴回忆：“汉字打印机的难关在如何设计汉字字符的软件，这需要专业的计算机专家，我的专业是导弹电控，在汉字软件设计上，我的知识不够用。不行就是不行，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我提出，需要增加人，而且增加的人要由我自己来挑选。”李德兴之所以坚持要自己挑，是因为他己选定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周景年。

周景年，河北乐亭人，1955年考入北京理工学院火炮指挥仪专业，1959年转计算机专业，1960年毕业，毕业后分配到七机部二院，从事地空导弹末制导研究，所谓末制导即弹上携带的微型计算机。和李德兴相似，周景年的妻子和孩子也是农村户口，他也为家庭问题苦恼不已。周景年回忆：“老李在调研这个项目时，就来找过我，并和我一起到一机部自动化所去了解打印机的情况，争取到项目后，因为人手缺乏，老李又来所里动员我参加，我的家属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来到襄樊，参与了这个项目的研制。”

芦殿林回忆：“调周景年可费劲了，我跑了好几次，所里总是以这样那样的问题卡我，最后我找到他们所长。所长说了实话，他说，你们要调谁都行，就是周景年不行。他是我们这里的顶梁柱，他一走，房子就要塌了。要不然这么着，我另给你4个，4个换他1个。他越是这样，我越认定，非周景年不行。我告诉他，我们这是国家计委的重大项目，非他不可。”

周景年坚决要请调，襄樊指名道姓要，二院又解决不了周景年的家庭问题，这种情况下，二院只得放人。1979年4月28日，周景年携带全家来到了襄樊。考虑到打印机汉字软件电路设计太复杂，就自己和李德兴两个人也不够，周景年又动员了和自己一个所家庭境遇相似的王福成一起来到襄樊。2014年10月底，笔者采访周景年，回忆起当年来襄樊的情景，年近八旬的周景年激动得落了泪：“来到襄樊，组织上给我的爱人和孩子解决了户口问题，安排了工作，我去掉了所有的包袱，只有拼命干，才能报答组织。我下定决心，这个打印机，非得搞出来不可。那段日子里，除了吃饭睡觉外，其余的时间全趴在工作上。”

芦殿林：“有一次，周景年在办公室里一直干到凌晨3点才回家休息，躺到床上不多久，4点钟他扑腾一下子跳起来，又急匆匆赶到办公室继续干。那时经常停电，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在办公室里放了几盏油灯，停电了就点着灯干。几个人都是这样，竞赛似的。周荣桂负责写软件字码，他天天趴在桌子前不动，地上堆积起来的纸堆起来有一米来厚，由于整天干活，时序都颠倒了，他们的家属天天晚上给他们烧水送饭，看到这些专家们这么干，我心实在是惑动，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何愁企业走不出困境。”

随着项目进展，电子、机械、计算机、软件等分工越来越细，人手需求不断增加，经过鄂万友协调，李荣生、周荣桂、陈随福等一批电子和计算机专家陆续来到计算机外部设备厂。与李德兴、周景年两人时代相比，现在有这么多科技尖子加入，20针汉字打印机有了一个研发班子。进度也加快了。

20针的打印机由李德兴负责整体布置，乔云山负责机械设计。电路部分为整个打印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那个时候，大规模集成电路尚未问世，整个打印机的电路必须分成若干个小电路，小电路又由一个一个电子元器件组成，非常复杂，这就涉及电路的整体布局，线路走向，电路测试等程序。周景年、李荣生负责打印机总体电路设计，王福成负责电源设计，陈随福负责软件设计，周荣桂负责模拟器（模拟器即将电路信号转换成机械动作）。打印机的机械部分类似于钟表，非常精密，襄樊地方企业根本加工不了，鄂万友专门派过冉出面，与襄阳南漳一家代号4504的军工企业联系加工。

一干人马披星戴月，克服数不清的艰难险阻，1979年11月，第一台样机组装出来了。那天下午，装配完最后一个螺丝，样机完成了。围着样机，大家谁也没说话，屋里静静的，好一阵，不知是谁伸手拍拍机壳说：“这家伙怎么样啊？表演表演吧。”几个人，有的接上电源，有的输入信号，机器里一阵轻微的嗡嗡声，然后打印机开始动作，打印针发出细密的嗒嗒声，一张纸慢慢出来，几个脑袋都挤过去，上面清晰地出现输入的内容。没有一些影视剧上常见的那种举酒干杯或是大声喊叫或是热泪盈眶的庆贺动作，大家都是静静的，似乎怕吵着正在工作的机器。几个人互相对望了一眼，脸上都是淡淡的微笑，不知是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总算按时搞出来了”，马上就有人接上一句：“还早呢，还要送到计算中心去联机实验呢”。这一次，芦殿林留了心眼，再也没有到市委去敲锣打鼓报喜了。

1979年底，芦殿林、李德兴、乔云山、周景年、周荣桂等几个人带着样机到一机部自动化所与计算机联机试验。李德兴对那天的情况记忆犹新：“我们一行人先到国家计委计算机中心主任周起风办公室，周起风正在会客室接待一家美国公司总裁，话题正是汉字打印机。听说襄樊的样机制造成功送来了，他快步来到办公室，看了看打印机，转身走进会客室对美国人说，先生们，我们中国的打印机已经出来了。几个美国人立即围过来，看到打印机打出的样纸，几个人连声夸奖。”周起风使劲握着芦殿林的手说：“好，你们襄樊不简单，说话算话，按时拿出来了。”

20针宽行中文打印机第一代产品为HD1500型。为什么是20针呢？周景年给笔者作了解释：“打印机通过模拟器机电转换用点阵来打出汉字，20根针分奇数和偶数，奇数的针负责打横排，偶数的针负责打竖排，由此完成一个字的打印。中国的汉字几千个，其中常用的约2500个，这么多汉字要打印必须经过分类组成汉字库，完成汉字打印首先需要字库，当时国家还没有字库，只有国家电信局有一个老式的20个方阵组成的汉字库，襄樊通过一机部自动化所与国家电信局联系，获得这个20个方阵组成的字库， 由此，打印机也必须设计成相应的20针。模拟器接收到电信号再转换给集成器， 由集成器控制哪根针动哪根针不动。”

当时计算机已经开始进入国家各机关，但仅仅在屏幕上看见汉字还不行，因为没有汉字信息处理系统，没有能打汉字的打印机，就无法把它转换到纸上，襄樊生产的这台HD 1500是国内第一台能打汉字的机器。在一机部自动化所， HD1500和自动化所的长城0520计算机连接上了，围观的人顿时安静下来。刚开始的试验中规中矩，计算机操作人员输入了几个简单的小四号字符“爱我长城、振兴中华”、“使用微机，加速四化”，打印机顺利地打印出来了，又输入了唐朝诗人张继的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脍炙人口的唐诗清晰地在打印纸上显现出来。操作员加大难度，连续输入李白、杜甫、孟浩然、苏轼等人的诗各两首，打印机欢快地滴滴答答响着，一长串诗句流畅地打印出来。操作员再增加难度，给打印机输入各种大小不同的字体，又输入中国地图的图形，又输入具有立体感的画面，计算机都打出来了，操作员又输入大熊猫欢欢、米老鼠玩气球等卡通画，相对汉字打印，这些画面对打印机的反应速度和针头动作的敏捷度都是难度很大的，毕竟这是第一合国产机器。但打印机都忠实顺利地执行，没有出现任何停顿、颤抖、卡纸、变形等问题。看到各种各样的汉字源源不断地打出，围观的人群不时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可是中国人第一次用机器打出汉字。 自动化所的所长宣布，测试表明，计算机操作的中国第一台汉字打印机工作正常，打印效果清晰流畅。这台机器的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家空白。

李德兴很有心，他把第一张打出来的样纸保留下来了。采访时，他把这张纸送给了笔者。虽然时隔34年，纸上那些唐诗、中国地图、大熊猫、米老鼠、立体画非常清晰，想到这是中国第一台汉字打印机的“处女作”，笔者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中国第一台国产汉字打印机测试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各中央机关、各大学的干部、教师都涌入自动化所看这个机器表演，当时就轰动了北京城。

芦殿林回忆：“我们的打印机和自动化所的计算机联机成功后，第二天我就拿着打印的样纸到国家计委计算机中心找到周起风，向他作了详细汇报。周起风看到样纸后非常高兴，连声说，乖乖，真不简单，120万就把这机器搞出来了。他当即让我去找沈列初部长汇报。我找到沈部长，沈部长看到样纸后非常兴奋，立刻让秘书通知各副部长、各司局长、国家仪表局的几位局长一起来听我汇报。”一会儿，中国机械工业部的各位头头脑脑就挤满了沈列初的办公室。芦殿林汇报了研制的经过，现场一阵掌声，大家传看打印机打出的样纸，一片夸赞。沈列初说：“你们这个厂叫605电容器厂名不符实啊，改个名字吧。”

现场大伙七嘴八舌地起名字，沈列初说：“就叫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吧”，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红蓝铅笔，在一张信笺上龙飞凤舞地写下来。芦殿林拿着红笔写的新厂名，心里一阵激动，想到一年前到周起风这里来争取项目的情景，他说：“当时真想大哭一场”。

消息传到襄樊，襄樊市立即给605电容器厂更名为“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并实行“厂带所”的体制，成立“计算机外围设备研究所”，这是湖北省第一家计算机外围设备研究所。给计算机外部设备厂选择新的地方盖厂房购设备，力争尽快投入批量生产。

1980年7月，汉字打印机产品鉴定会在襄樊市第二招待所召开。会议由中科院负责召集，湖北省科委主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计委、解放军总参谋部、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第二炮兵、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专家共100多人，全国各省和部分市委的办公厅也派代表参加，这才是俗话称的“将星云集亮瞎了眼”。这个阵仗，别说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就是襄樊市委市政府也从未经历过。会后，人民日报发表消息：

襄樊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研发的“20针汉字宽幅打印机”通过鉴定，该产品性能先进，填补了国家空白。

宽行汉字打印机是电子计算机最重要的终端设备，虽然国内也有厂家投入研发，但率先拿出产品摘得头彩的是襄樊。鉴定会后，中办、国办、军委办、总参、总政、空司、海司、二炮等国家最高要害部门和中央各部委以及湖北省和各省的办公厅纷纷发来订单。这些单位都是先付款，再拿一货，计算机外部设备厂一夜之间蹿红，企业生产更是红红火火。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这次大会议程有些改革，其中，与会代表投票表决采用计算机计票。习惯于举手、打钩、画圈等传统计票方式的代表这次只要按下表决器，计算机就将自动记录下并当场通过打印机打出结果，这种方式直观、快捷，但绝不容许出丁点差错，一旦某个环节有误，全场代表投票结果就将报废，不能设想还要代表们再来第二次吧？所以采用的计算机和担任打印任务的宽行汉字打印机工作必须绝对可靠万无一失。但首次采用计算机系统完成这些任务，谁敢担保绝对不出问题呢？十二大会务组相当谨慎，对所采用的设备精心挑选，计算机采用的是设在四川绵阳的中科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研制的JX—2型计算机实时处理选票系统，参与竞选的有襄樊、沈阳、苏州三家生产的打印机。会务组的评选方法简单而可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让所有参选计算机同台竞争。

“竞技台”选在杭州西湖边一个宾馆的会议室里，竞赛要求是，在计算机的指令下，参选机型连续工作24小时。随着一声令下，工作人员操作电脑，几台汉字打印机同时开始了工作，随着会议室里墙上的指针不停地走动，打印机前的打印纸堆得老高，从上午到晚上，参选的宽行汉字打印机嗒嗒嗒嗒一刻不停地打印，工作人员不停地拿起打印纸看看打印的清晰度。负责挑选的中办工作人员和打印机送选厂家代表瞪圆了眼睛，紧张地看着各台产品的表演，这实际上是一次产品质量性能的极限检验。到了晚上，沈阳和苏州的打印机相继出现卡纸、停打等故障退出竞选，襄樊的产品如同一头忠实的小毛驴，步幅平稳，一刻不停直到第二天上午。最终，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宽行汉字打印机以零失误成功入选。

十二大开幕后，芦殿林和李德兴等四个人带领精心组装经过反复检验的四台机器来到人民大会堂。交给会务组两台，留下两台备用。秘书组安排四个人在人民大会堂靠门边一间小房子里坐着。毕竟任务重大且不容失误，身在会务组的芦殿林过于紧张，以至于身体不时轻轻颤抖。芦殿林回忆：“选举开始那一刻，我的心就悬了起来，紧张得我连时间都不敢看，也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一直等到下午六点钟，看到代表们涌出大会堂，我才知道会议已经开完。秘书组的同志来告诉我们，没事了，你们的产品工作正常，我们才知道，我们襄樊的打印机成功了。那个时候，芦殿林才觉得心里踏实了。”

1982年9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

中共十二大第一次用计算机同步处理选票，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用打印机打印选票，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如果说计算机是脑，打印机则是双手，分别在两个地方生产的“脑”与“手”能否完美地配合，就看两个生产厂家的技术与水平了。作为生产“脑”的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对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生产的“手”是否能完全无误地听从指令还是心中无数的，直到大会胜利结束，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悬着的心才放下。1982年9月14日，中科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给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发来感谢信：

襄樊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

承蒙贵厂热情支持，按时地保质保量地提供了两台针式打印机，保证了我所研制的JX—2计算机实时处理选票系统配套调试工作，并及时在党的十二大会议所使用。在整个大会正式选举过程中，整个“选票系统”运行正常，贵厂生产的“针式汉打机”在打印输出选举结果时，两台都工作稳定，打印结果清楚。

“选票系统”能够在这次党的十二大选举中应用成功，是和贵厂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特此感谢。

此致

敬礼

中国科学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

第二天，1982年9月15日，中共十二大大会秘书处给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发来函件：

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

你厂研制生产的汉字打印机，作为“计算机实时处理选票系统”外部设备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时正式使用，在打印名字和票数上均正常，未出故障，特此函告。

此致

十二大秘书组计算机技术小组组长

任汉忠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五日

拿着两封信，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芦殿林、李德兴、乔云山、周景年、随福和、周荣桂以及全厂的工人、干部一个个激动非常。由于“文革”中的滥用“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个词已经难以拨动人们的心弦，但此时此刻，这些来自五湖四海，曾经饱受屈辱，空有浑身本事无所用之的知识分子一个个心潮澎湃，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工作的成绩被社会所认可就是他们最大的满足，此时他们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发自内心的。

1983年元月18日，中央办公厅一局科技处给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发来公函：

你厂研制的HD 132型24针汉字打印机经与我处计算机相连试打汉字成功，特向你们表示祝贺。大字号的HD 132汉字打印机是我们这个业务系统用户很欢迎的，希望你们早日生产出质量过关稳定可靠的机器。

希望你厂在今年九、十月份生产的机器中，给我们提供两台试用（正式合同另定）。如果机器质量稳定，预计年底需要6—8台，明年需要20台。

此致

敬礼

中办一局科技处

一九八三年元月十八日

1983年4月5日，20针汉字宽行打印机获得湖北省政府科技成果一等奖。获奖编号为81006.

由于产品连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小小的襄樊计算机外围设备厂的关系一下子“通了天”。谈起这段往事，芦殿林格外兴奋，虽然已经年近80，但他的回忆依然清晰：“我每次到北京出差都住在中央办公厅的小招待所，就在中南海西门。中央机要局王局长听说我们来了，总是要来看望我。十二大以后，有一次我到北京，凌晨四点车到北京站，走出车门我还在想，这么早到哪里休息一下呢？就听到有人喊我，一看是王建中处长，他说，王局长听我们单位打电话说我今天到北京，专门让他来接我的。到招待所住下后，王局长来看我，并对王处长说，以后芦厂长到北京，用车就由你安排了。有一次，我要到总参去签合同，王处长给我安排车，车到总参大门口，按照以往惯例，需要到门口传达室通报，登记等一系列手续，但在中办的车上，这些繁文缛节都免了，车到了门口，卫兵举起旗，车径直开进大门，就是襄樊市委书记也享受不到这个待遇。那段时间，我到北京中南海去如同进出襄樊市委。”

谈起这段往事，鄂万友也乐呵呵：“有一次，我和湖北省委的领导一起到北京去中办汇报相关事宜，事先，芦殿林与中办机要局局长联系安排，我们乘火车到达北京后，一出车厢，中办的轿车已经停在月台上接他们，我们几个人很吃惊，中央领导机关派车一直到站台来接地方官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采访结束，芦殿林又讲了一段轶事：“王局长这么照顾我们，我总觉得很感激。我们襄樊出木耳，有一次，我给王局长带了两斤木耳。我把木耳送给他后，他很客气，又是倒茶，又是递烟。第二天我回到招待所，发现被子鼓着，打开一看，里面是我送的两包木耳还有一封信：信上说，对不起，我是办公厅整党领导小组组长，端正党风要从我做起，你的心意我领了，但这个礼物我不能收，请你谅解。”

从605电容器厂发展到计算机外部设备厂，从找饭吃发展到为党和国家做出重大贡献，这个长长的故事给人启迪：人才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

对襄樊科技人员在生产建设中发挥的作用，1980年6月25日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从襄樊经验看科技人员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称：

依靠引进科技人才，……近几年来，他们建立和发展了电子、印染等20多个门类的新技术、新工艺及相应的工业生产部门；他们从“山穷水尽”的困境中，先后“救活” 了22个即将关闭的中小企业。近三年来，他们设计试制成功的新产品就有380多个，有力地促进了产品的更新换代。他们引进并在全市推广了30多项通用的“适用技术”，对全市的老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起到了先行的作用。他们在分析研究大量科技情报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科技上的合理化建议，其中已有50多项在生产上采用，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1979年，他们创造了几个“全国第一”的成果，包括全国第一台针形宽行汉字打印机，全国第一套通讯台站新型电源设备，全国第一个全自动工业缝纫机用的电脑等。他们迅速消化了从国外引进的一些新技术、新装备，并已形成了自己的生产能力。他们还在单机研制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计算机应用技术，承担了商业、仓库、银行信息化处理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

襄樊市的经验说明了一个普通的道理：干“四化”离不开科技人员。如果没有科技人员的创造性劳动，这里的新型工业企业就难以起家；如果没有科技人员做骨干，这里的老企业技术改造将是一句空话。这里的许多集体所有制企业之所以能够从“破产”的边缘走向蓬勃发展，“回春”的“妙手”正是一些有真才实学的科技人员。襄樊市的领导干部，凡是有事业心又有进取精神的，都迫切感觉到重视人才是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