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觉悟（下）

现代化觉悟

——在我国，广大知识分子队伍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仍然有待于进一步释放。襄樊工业起飞所显示的只是一次小小的“原子弹爆炸”，那么，是谁引爆的“中子”呢？

1979年——1981年，襄樊市工业产值翻了近一番，利润增长的幅度更大，人们在探索着它起飞的动力。

生活展示的逻辑

历史常发生有趣的巧合，公元三世纪初，刘备“三顾茅庐”的地方——襄樊，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发生了类似的故事。1980年夏季的一个傍晚，一辆小轿车在西北某城市的大街上匆匆行驶，车上坐着湖北省襄樊市分管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副书记李世久等同志，他们是在本市发展轻纺工业进程中遇到困难，来这里求援的。临行前，市委常委会上。书记王清贵、副书记王根长，还有其他常委发表了一致的看法：“房子准备好了，新盖的几栋楼，留给新来的科技人员住。家属户口问题也要解决好……。”省委领导同志特意为他们此次来写了亲笔书信，担子不轻啊。

汽车在一座大楼附近停下， 当地一位局长住在这里。先去联系的同志出来说：“局长不在家”。

第一次拜访不遇，有的同志产生了疑虑，莫不是有意回避我们？有的同志有些发火：“不给人，也不能把我们拒之门外呀。”李世久笑笑说：“爱才之心，人皆有之，我们情况没讲清，可不要学张飞呀。”

一周以后，第二次拜访，对方接待是热情的，不过局长为难地说：“对不起，我们厂扩建，没有人给你们。”李世久同志说：“你们是大城市，人才多，有些技术骨干，如果在你们这儿有些实际问题不好解决，我们城市小，可以解决，如夫妻分居问题、农村户口、子女就业等等。”

“你们能解决”？

“能”。

“这类问题，我们系统不少，头疼得很，要是——”局长发生兴趣了，他们也在为这些事情着急呀。

几天之后，第三次拜访，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不过具体事情请找副局长。

接着便是四访住在市郊的副局长。一次、两次、三次，到了第四次，副局长感动了：“干脆不要转那么多弯子了，就由我们组织部门给你们办。”

求贤之门终于推开，半年之内，127名科技人员陆陆续续从这个城市来到襄樊。

为求贤所做的工作， 当然不止这“七顾”。这类求贤故事又何止发生在这一地？七十年代初到现在，从上海、从天津、从北京、从西安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他们求到了科技人员800多名。

襄樊的领导和群众，对知识分子有一种特殊感情，十年动乱期间，市委敢于从外地大量“收罗”“臭老九”，“只此一家”地给科技人员授职称。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又首先解决了科技人员家属的农村户口问题，在住房、调资等方面把科技人员放在优先地位。群众的反应呢？一位局长说：这几年分房子，矛盾很多，常有人来我这里提意见。有工人反映干部的，有工人反映工人的，但未有工人说科技人员的。

这是为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襄樊人总是要回顾这个鄂西北中小城市的工业发展史。谁能忘，创业之初，硫酸厂不能投产，造纸厂蒸球炸裂，化工厂工人中毒，轮胎厂轮胎放炮……只是在引进了科技人员后，硫酸厂出了硫酸，造纸厂出了好纸，化工厂出了合格产品，橡胶厂出了为二汽配套的产品……

生活给他们展示的逻辑如此简明，为了人民利益必须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必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为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襄樊市科委主任鄂万友说得好：“实践教育了我们，三中全会鼓舞了我们，如何对待知识分子，是关系到‘四化’全局的事，它检验着我们每个人的现代化觉悟。”

历史的责任

为什么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会有成百上千的科技人员汇聚到襄樊这个鄂西北中小城市？有人议论道，这些人来这里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

“这种看法不对，他们是支援襄樊工业建设来的，这才是本质。”市轻工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徐孝经是为知识分子说公道话的领导干部之一。他和局党委其他成员既善于宣传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为知识分子“鸣锣开道”，又细心体贴知识分子的实际困难。从去年开始，他们着手对全局所属单位的203名大学、中专毕业生的情况全面调查，平均工资57元。他呼吁：“知识分子待遇应该提高。”

徐孝经是个“大老粗”出身的干部，只上过一年半小学， 当过互助组长、农业社主任，做过公安工作，调到工业战线后，最近几年才同知识分子有了较多接触。他发现，有些人有知识，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能解决。化工厂氯气污染，人受害，树中毒， 自己急得没法，科技人员搞了回收装置，毒害消除了，每年还能增加几万元的收入。他还发现，这些“文化人”并不像过去说的那样“不好接近，不好说话，不好领导。”他痛感“左”的偏见多么可笑、可悲，一方面谁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读书，另一方面，一旦有了知识，就被认为“不可靠”，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使他认识到，实现领导干部的知识化，是同实现“四化”的历史任务同时来到的。在他和其他局领导的积极建议下，一位工程师去年被任命为副局长。

从消除知识分子“不好领导”的成见，到积极推荐知识分子参加领导班子，三中全会后的几年，徐孝经的思想走过了这样的历程。他的眼光望得远：“历史把我们推上领导岗位，我们又担负着把知识分子提拔上来的历史责任， 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自己又不重用，这不是个人问题，我们要向历史负责。”

徐孝经同志只是襄樊市许多党的工作者的一个代表。这种思想上的变化，正在更大的范围内发生着。襄樊市棉织厂在六十年代初，曾以“寸纱不落地”精神成为全国勤俭办企业的五面红旗之一，怎样发扬这个优良传统？1982年7月棉织厂举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厂长、副厂长的时候，这里的干部群众表现了一种新的觉悟。职工代表们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名牌厂生产不出名牌产品，经济效益不行，算什么勤俭？”“生产管理这条线太薄弱，手工业方式。”现任厂党委书记王汝秋、厂长李福敬更是着急，他们饱尝了因缺乏科学知识不能及时“拍板”的苦涩滋味，早就向上级请求派科技人员进班子。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原来主管生产的副厂长王炳忠，这位五十岁出头工人出身的干部，多年来勤勤恳恳，哪个车间里，哪台布机下，没有他的足迹和汗水呢？但当他感到自己文化低，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时，便诚恳地向领导和职工提出，他不再做副厂长的候选人了。他说：“这说明我们的事业发展了，是值得高兴的事。”这位共产党员以他的现代化觉悟，获得了同志们深深的尊敬。

选举结果公布了，新提的两名知识分子副厂长全部当选。领导、群众、选上的，落选的，大家都满意，都舒畅。 因为看法是一致的，只有“四化”的班子，才能更好地领导大家干“四化”。

对“一部分”的认识

肖钧被任命为市毛纺厂党委书记后，碰到的第一个棘手问题，一个被任命为副厂长半年多的知识分子科技干部林海山始终没到位，任命书被压在原厂的一个领导干部手里，始终不向工人群众公布，理由是，这个人“思想意识有问题”。 肖钧走访设备科，正在画图的林海山见面就提意见：“为什么不敢重用我？我建议把毛纺厂分成几个分厂，交给我一个厂，再交给我几个人，我保险可以搞好。”

老肖想，怪不得别人有看法，单凭这段话扣上个“吹牛”，再扣上个“抓权”都是容易的。但是，1957年中专毕业的林海山，1975年就来这个厂，又是全厂唯一学毛纺的科技人员，他当然会有想法。对权力问题，既然我们各级领导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那为什么又要把任何想当勤务员的念头都认为是“野心”呢？

根据肖钧的提议，厂里组织了调查组，深入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一个月后，调查组拿出了报告。林海山的优点是：一，毛纺专业毕业；二，有实践经验；三，能吃苦，干工作不搞则已，一搞必成；四，能积极出主意想办法；五，有事业心；六，有组织能力。缺点是：好说大话，对别的技术人员有时不服气。优点突出，缺点需要改正。但这并不足以影响他的副厂长任命。任命书在积压了近一年后终于向群众宣布了，林海山以更大的干劲投入了工作。在襄樊，像肖钧这样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干部是不少的。

这看来极普通的事情又是多么难得呀。一些年来，极左思想流行，知识分子被看做是异己力量，对他们的缺点，有时到了简直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同样是说大话，在一般人身上，是“心直口快”，在知识分子身上，就是“目空一切”； 同样是“固执己见”，在一般人身上是“倔脾气”，在知识分子身上就是“狂妄自大，不服从领导”……襄樊的党的工作者正是摆脱了这种偏见，确实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绝不会说他们有了知识就没有了缺点，也绝不因为他们有了缺点就不是自家人。”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 当有人说：“我们出大力，流大汗，科技人员却坐在办公室里写写画画，四化是干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作为企业的领导，你怎么看？”

不能用简单劳动的标准去要求、衡量从事复杂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这是襄樊市铜版纸厂党总支书记陈其才的回答。这位初中毕业， 当过炮兵，现年38岁的厂领导相当开明。科技人员在业务上的意见，他从不加干涉，厂里办起了“资料室”购书权和优先借阅权交给科技人员。“知识分子知识不更新，怎么发挥作用？”

他积极赞成每年拿出经费每年派出科技人员到各地轮回学习一两次，而且不强求每次都要拿出成果。“脑力劳动不是立竿见影的，他们的压力已经很大，何必再给他们加压力。”他支持企业花重金购买各种测试仪器，“现代工业是复杂的，没有这些，光凭眼看手摸鼻闻口尝，哪来的高质量产品？”“让科技人员更好发挥作用，这是我的工作， 因狭隘而妒忌，是党性问题。”

这位年轻的书记，相当深刻地理解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普通一部分，又是特殊一部分的辩证关系。

“原子”释放的能量

具有现代觉悟的各级领导干部就是“中子”，在众多的中子撞击下，知识“原子”的“裂变”在襄樊引人注目地发生了。一颗颗“原子”用他们的身躯发出了光和热。

工程师刘文华，1975年当他带着寒酸的行李来到用油毡棚做厂房的机床电器传动设备厂的时候，并没有后悔。不久，他带领其他同志研制成功振动位移测量仪，在检验进口精密机床中立了功，获得一机部科技成果奖。

肖仰山等8名工程师从某整流器研究所来到襄樊以后，家属也分别从川、甘、浙、晋、贵聚集到这里。家属就业本人提级，每家收入都增加了“还有什么说的，就是好好干工作。”这8个人，从工艺、结构到仪表测量，为襄樊市仪表元件厂组成了可控硅制造的一套人马，他们生产的可控硅元件，产量占全国的60%。

襄樊市铜版纸厂的王德瑞，1980年六喜临门：入党、提副厂长、调资、晋升工程师、搬进三室一厅新居、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奖。这六喜没有一样是非分的，但这位啃书本的老实人不安地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只有日夜加紧工作。”他们厂的特号铜版纸在全国评比获得质量第一名，包含了他的多少心血。

红卫化工厂工程师常广训获得了“一个人救活一个厂”的赞誉；工程师乔云山和其他人一起研制成功汉文宽行打字机；工程师王兆雄参加了市里组织的“技术野战军”，先后参加过22个攻关战役；工程师李振田研制成功常温清洗剂，被国家经委列为500个重点节能项目之一……许多有水平有竞争力的产品研制、试制、仿制、生产出来了，1981年全市62种考核产品，有14种获得中央和省部优质产品称号，一档一等以上的42种……

知识原子的能量得到了验证。仅仅是1600多人的科技队伍，在党的领导下同工人结合，谁能说的清他们已经做了和将能做到多少事情。

细心考察一下他们的情况，你会动心的：这些中年人，宝贝呀，他们的相貌大都超出他们的年龄，青春的乌发过早地离开了他们的头顶，衰老的皱纹提前爬上了他们的面庞。他们有思想觉悟，有业务能力，有生活负担。思想觉悟使他们不知疲倦努力工作；业务能力使他们承担重任；生活负担使他们不得安闲。十年动乱的代价，如今还在付，为四化做出贡献的事业心，更日益热切。

8月17日人民日报的头版还发了艾丰的一篇短报道，题目是“发挥知识分子作用，襄樊市工业起飞快”：

记者艾丰报道：湖北襄樊市领导同志最近说：要发展现代工业，没有足够的知识分子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是根本不行的。这是关系“四化”全局的大事。

襄樊市从1979年到1981年，工业产值翻了近一番，相当于1949年的436倍，三年平均增长利润是43.7%。襄樊市工业近几年所以发展较快，主要原因是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发挥知识分子作用。他们把知识分子真正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来对待。从七十年代到现在，襄樊从其他大城市引进科技人员830多名。三年来，全市1600多名科技人员中有130多人入党，343人晋升为工程师，160多人担任副厂长以上职务，80%以上企业领导班子中有了科技人员，市、局级领导班子中也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全市255名人大代表中，科技人员占33名。

《现代化觉悟》一文在报道“襄樊做了什么”，“襄樊是怎样做的”之外，深挖了思想根源，回答了“襄樊为什么这样做”，并紧扣时代脉搏，点出襄樊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具备“现代化觉悟”。如此一点题，深度、高度、时代感全都有了，也正因为如此，这篇报道获得中国新闻界最高奖“范长江奖”。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这篇文章，点明了襄樊人的思想境界，给全国各地来襄樊学习的人树了一面镜子：来襄樊学什么？就学人家的“现代化觉悟”。

在刊发这篇报道的同时，还配发了鄂万友在建设工地上与科技人员交谈的图片。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其权威地位在国内首屈一指，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报纸无论哪个版面，哪怕上一条短消息，也会觉得荣耀无比，因为这是最高的荣誉。现在，长篇通讯《现代化觉悟》和这篇短报道加上配发的鄂万友与利技人员交谈图片的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短短几个月内，艾丰便收到500多封来信，鄂万友也收到100多封来信。

鄂万友是“现代化觉悟”一词的首创者，从引进人才开始到重用人才，到引进人才出现反复波折，一次次挨整受批判，在他看来不过是思想认识的碰撞，坎坷的经历促使他反复琢磨思考“为什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号召全国人民发奋努力“建设四个现代化”，“现代化觉悟“这句话在他的脑海里渐渐浮现并越来越清晰。道理其实也简单，要建设现代化社会，没有现代化觉悟行吗？都人云亦云，随风而动，能建设现代化吗？多年来，鄂万友才有顶着巨大压力，不舍不弃前进，正是因为有“现代化觉悟”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