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激出的“盛世危言”

1856年到1860年，英国、法国对我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热河，死在承德。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首都第一次被帝国主义国家占领。

第二次鸦片战争完全是帝国主义国家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它们趁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际，借口亚罗号船员被扣和广西西林县处死法国传教士马神甫之事，发动了历时4年的战争，完全是流氓加强盗的行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局，中国再次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极大地扩充了列强在华特权，被俄国割占了1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这个结果，促使国人对封建专制制度日益不满，出现了介绍西方制度的思潮。其涉及领域的广度和探讨问题的深度都超过以往。太平天国运动和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统治者，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朝廷重臣的积极推动下，兴起了洋务运动。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宣传改良思想，涌现了一批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其中，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容闳、郑观应、郭嵩焘等人的主张具有代表性。

阅读对这些人物著作的介绍，笔者重点了解了关于冯桂芬、王韬、郑观应、郭嵩焘四位人物的介绍。留下深刻的印象是，这四位人物的著作和见解，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中国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最新思考和见解。从四位人物的代表面来看，他们来自四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冯桂芬是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王韬是新闻出版方面的突出代表，郑观应是具有洋务运动实践体验的实业界人士的突出代表，而郭嵩焘则是我国外交界的突出代表。他们的著作和主张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都程度不同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关注和思考国家制度与国家强大的关系，主张从体、用两个方面向西方学习，提出了强国富民之路的主张，对甲午战争前后兴起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江南才子冯桂芬精彩政论

力主为善是从，西学为用

苏州吴县才子冯桂芬（1809—1874），1833年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对他十分赏识，专收他为学生。1840年经考被钦赐为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53年（咸丰3年）太平天国于南京建都，冯桂芬被派往苏州协助组织军队与太平军对抗。后在上海为李鸿章幕僚，协助李鸿章组建淮军。其间，完成了政论代表作《校邠庐抗议》47篇，其中上篇23篇，下篇24篇。1885年广仁堂刻本，印有李鸿章签注。“校邠庐”是作者居住处，“抗议”二字语出《后汉书·赵壹传》，即位卑言高之意。

上篇各议为：公黜陟、汰冗员、免回避、厚养廉、许自陈、复乡职、省则例、易吏胥、折南漕、利淮醝、改土供、罢关征、节经费、筹国用、杜亏空、复陈诗、变科举、改会试、广取士、停武试、减兵额、严盗课、制洋器；下篇各议为：善驭夷、采西学、重专对、变捐例、绘地图、兴水利、均赋税、稽旱潦、改河道、重酒酤、收贫民、劝树桑、壹权量、稽户口、崇节俭、复宗法、重儒官、裁屯田、寓兵于工、通道大江运米运盐、垦荒、上海设立同文馆、用钱不废银、以工巧为币。

全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等领域，其中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等多项建议被洋务派所采纳，进而成为洋务政策。冯桂芬在继承林则徐、魏源传统的基础上，率先提出了消除当时普遍存在的将中西、古今对立起来的观点，主张“惟善是从”，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全面论述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后由张之洞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运动的理论根据。冯桂芬将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内容具体化，明确论述了在农业、工业、军事等领域采用机器等见解，强调中国人必须掌握新式技术，掌握经济命脉，并以造船为例精彩阐述“自造、自修、自用”的重要性，提出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治国理论。

冯桂芬中体西用、兴办洋务的思想理论对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都有很大影响。有资料记载，慈禧太后在读过由光绪皇帝呈上的《校邠庐抗议》后，对书中的变革思想和建议予以“称其剀切”的积极评价。冯桂芬去世后，他的治国理论，如，裁减冗员、静止规则、停捐输、变科举、广取士、废武科、采用西学、制造机器等评议，全部被朝廷甄别、采用，大部分得以实施。

冯桂芬人品方正，举止严肃，博古通今，学识渊博，著述颇丰。他擅长书法，尤精于隶书，精于算学，以意定向尺，以步绘图，为清后期最富治世之才的学者之一，林则徐称他为“百年以来仅见人才”。冯桂芬西学为用的思想对清末政治、经济、军事变革都产生重要影响。

王韬首创海外华文报纸《循环日报》

首提三种国体说

苏州人王韬（1828—1897），1848年起在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工作13年，协助麦都思等传教士翻译《圣经》等西方著作。后因同情太平天国，于1862年被迫逃亡香港，从此流亡海外22年。

在香港，王韬协助汉学家理雅各翻译《尚书》等经典，兼任《华字日报》主笔，撰写《香港略论》等文章。1867年，在朋友的邀请和资助下，游历新加坡、锡兰、亚丁、开罗、意大利、马赛、巴黎等地，最后到达伦敦，之后在英国生活了两年多。他勤于笔耕，所到之处都作了详实丰富的游览笔记。在英生活期间，他和理雅各合作翻译了《诗经》、《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为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应邀在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作学术演讲，成为中国学者在牛津大学演讲第一人。他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是海外第一家华文报纸，从事报馆生涯30余年，是中国近代报纸的开创者，中国新闻理论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新闻记者之父”。1884年，在丁日昌、盛宣怀等人的斡旋下，王韬回到上海定居，创办弢园书局，继续著书立说，还受聘于《申报》、《万国公报》。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一次惨败的结局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同情，长期的海外流亡生活，长期与外国人合作中国古籍的翻译工作，使他对国家现状的忧虑日益加深，同时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西方国家制度有了切身的了解，强烈的救国之情促使他深入思考，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1875年王韬发表《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他的变法主张，早于郑观应18年，早于康有为、梁启超20多年。

1882年王韬第一次向国人介绍西方现存有三种制度：

一种为“君主之国”，如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土耳其，国家元首为帝。君为主，必须由尧舜帝在上，才能长治久安。一种为“民主之国”，法国、瑞士、美国，国家元首为“统领”。民主之国，“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一种为“君民共主之国”，如英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丹麦，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中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得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远近，次君民共主也。如果中国推行“君民共主”，必定强盛。

王韬的这些主张被认为是后来推崇君主立宪制观点的重要来源，产生重要影响。王韬主张以欧洲强国为榜样，实行工业强国，提出了经济、军事、兵器、教育、文化等领域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主张。

王韬的思想对孙中山有直接的影响。1894年，王韬与孙中山会面，王韬帮助孙中山修改向李鸿章的上书，定名为《上李傅相书》，安排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晚年的王韬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

郑观应惊世之作《盛世危言》

发出图强变革最强音

郑观应（1842—1922），广东中山人，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文学家，是中国近代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制要求的第一人。

1858年（咸丰8年）随叔父在上海新德洋行边听差，边学英文，后在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利用出差机会在天津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文。1868年（同治7年）后相继从事茶叶、船务、盐务等经营，成为经验丰富、腰缠万贯的实业家。从1875年（光绪元年）起大量投资清廷所办的机器、织布、电报、轮船、煤矿等洋务企业；1880年（光绪6年）被正式委派为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

郑观应在兴办实业的同时，深入思考，潜心研究总结，于1871年写出《易言》一书，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主张，如加快工商业发展，采用机器生产，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等。1882年（光绪8年）受李鸿章之聘，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次年擢升为招商局总办。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上书朝廷，要求坚决抵抗，主动要求参加前线抗敌。后受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委派，往返数千里，侦察法军在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水陆炮台布置情况，并详细绘制成草图提供给军事部门，谋划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后被委任援助台湾抗法事宜，到香港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这段时间，郑观应也遇到麻烦，由于被两起索赔案缠身而被扣于香港。1893年，甲午战争前，被李鸿章重新起用为招商局帮办，微服巡视长江和沿海各港口，上书清廷说日本将袭击清军。甲午战争爆发后郑观应为朝廷提供许多日军情报，上书提出抗日建议，拨招商局船只用于军事。

因索赔案的影响，1886年郑观应被迫辞官隐居澳门。于是他将全部精力用于重写《易言》，经5年呕心沥血的努力，完成了惊世之作《盛世危言》。该书初版时为5卷本87篇文章，第三版时扩充为115篇文章。由于郑观应亲身经历了洋务运动实践和中法战争战事，对国情世情有自己切身的感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全书围绕“图强御侮”主题，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等方面提出的一整套变革主张，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发出了中国人在甲午战争前图强变革的最强音。

政治上，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议院上》中说：

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事，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

在《盛世危言·议院下》里，他批驳“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是“不识大局”，指出，

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由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定；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要皆由于上下相权，轻重得平，乃克臻此。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

他认为，

考议政院各国微有不同，大约不离乎分上、下院者。近是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取其近于民也。

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结论是：

故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者也。

他还逐一详细介绍了法国、比利时、普鲁士、日耳曼、英吉利、意大利、葡萄牙等近二十国议员资格及其产生办法，评价其长短。

郑观应明确提出效仿西方设议院，主张在中国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同时提出速立宪法的主张：

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宪法乃国家之基础……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查欧英政治革命，商人得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达。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扦格，难臻富强。

郑观应论述了政体与实业的关系，他认为：

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虚，谋定而后动，此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阙趋步，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

经济上，郑观应主张“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盛世危言》1894年冬付印后，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郑观应的改革主张，特别是他极力主张的速行“君主立宪”影响极大。引起朝野震动，一版再版，供不应求。到19世纪末重印20余次，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书，对后来的维新变法产生重要影响。张之洞称赞其为“辅世良药”，1895年光绪帝读后诏令印刷2000部，分发大臣阅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都阅读过《盛世危言》，受到其重要影响。孙中山是郑观应年轻的同乡，郑观应通过盛宣怀向李鸿章举荐孙中山的轶事，被传为佳话。

中国首任驻外大使郭嵩焘

力主打开国门开眼看世界

湖南人郭嵩焘（1818—1891），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是曾国藩创办湘军的得力助手，与曾国藩、左宗棠是儿女亲家，与李鸿章是同年进士，与李鸿章一起办过洋务运动，协助李鸿章处理洋务，官至兵部侍郎。但他并不完全同意李鸿章的主张，认为李是“本末倒置”。1876年，清政府为英国领事人员马嘉理被杀事件遣郭嵩焘赴英“谢过”，郭嵩焘七次上书请辞未获清廷同意，只得在一片骂声中上路。接着，清廷追加一道命令：完成公务后不必返回，直接留在英国出任公使。就这样，郭嵩焘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1876年12月，57岁的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两年后兼任驻法公使。

清朝有个规定，要出使各国的大臣都写日记，将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详细记载，随时咨报。郭嵩焘将他的见闻记入日记，两万来字，报给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为名刊印出来。此书一出，遭到顽固派强烈攻击。郭嵩焘驻英法三年，处理了很多棘手的涉外事务，为国家外交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但却遭到国内朝野的强烈谴责。那时，光绪皇帝尚未亲政，一切由慈禧太后做主，慈禧放任朝野上下对郭嵩焘的攻击，并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郭嵩焘遭受攻击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在《使西纪程》一书里，大量记述和介绍了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如郭嵩焘认为，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相强。

实际上，这种认识，在甲午战争爆发二十年前郭嵩焘就曾提出过，“中国若以无本之末求胜于日本，于本于末两失之”。

郭嵩焘不赞成反手关家门，力主开眼看世界，作为中国的首位驻外大使，发表这些见解和主张，是当时的政坛主流所不能容忍的。1879年5月，郭嵩焘回国后到家乡时受到冷遇，他只能以苦笑对之。回国后，郭嵩焘写了一本书，取名为《罪言存略》，记下了自己的见解主张，反映了那个时代这位亲身感受各国情况、希望通过改革朝廷政制、实现国家强大的首任驻外大使的殷殷报国情怀。实际上，郭嵩焘逝世后不久清末民初的历史进程，很快验证了郭嵩焘的先见。有史料记载，慈禧太后在接见郭嵩焘的继任者曾纪泽时，同意曾纪泽把郭嵩焘与左宗棠等人并列为朝廷忠臣的看法。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完败为结局。中国的首都被帝国主义国家占领了，举世无双的圆明园被付之一炬、洗劫一空了，年纪轻轻的中国皇帝被赶出京城怄死了，让中国人气得吐血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新的不平等条约被强加到中国头上了，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不再属于中国了，太平天国被帝国主义国家和清王朝联手镇压下去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帽子是实实在在地戴上了……这一切，让许许多多像冯桂芬、王韬、郑观应、郭嵩焘这样的中国人从噩梦中醒来，他们开始睁大了眼睛看世界，同时也睁大了眼睛看中国，猛地发现自己的祖国真的是落后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报国情怀和奋发善学的优良传统，促使他们发出了那个时代救国图强的最强音。

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已非盛世，危言却是诤言。

然而，中国雄狮完全醒来，还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