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伊始多党制已成泡影

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家，是辛亥革命先驱们追求的梦想。辛亥革命成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家制度立即被搬到中国。尽管在是实行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上各方争论激烈，但实行议会制、多党制却是各方共识。

多党制是逐步走进国家代议机构的。在中华民国的初创时期，国家代议机构先是由革命党人为主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行使职权，之后过渡为代理参议院，紧接着先后组成了（南京临时）参议院和（北京临时）参议院。1912年8月10日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国会组织法颁布，规定国会由参议院、众议院构成。全国于1912年底至1913年初举行了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

民国元年春，各种政党政团多达300多个。为了赢得国会议员的多数，各党派纷纷改组合并，加快组建大的政党，为在国会取得多数做准备。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以孙中山和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反抗清王朝统治的结果。武昌起义是孙中山、黄兴等中国同盟会领导人筹划的南方诸省武装起义的一部分。武昌起义提前爆发后，孙中山、黄兴分别从美国、香港赶赴国内直接领导。从武昌起义到十五省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告独立，其领导人大多是革命党人或受革命党人影响的知名人士。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几部重要法律都是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和（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名义组织制定的，（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由各省选派。由于长期处于地下状态，革命党人基本是通过秘密方式领导革命的。辛亥革命爆发后，这种方式已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公开的政党势在必行。

联合重建的同盟会由秘密会党转变为合法政党

辛亥革命前，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均称为同盟会的组织。一个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一个是宋教仁、谭人凤等人领导的从中国同盟会中分裂出来的中部同盟会。二者由于斗争策略意见不同而分手。后者独立出来后，虽与中国同盟会脱离隶属关系，但双方成员之间都有相互联系。二者都是革命的秘密组织，带有很浓的会党色彩。共和时代的到来，必须从地下走到地上，将秘密会党改造为合法政党，公开参加国会活动。为了顺应辛亥革命后迅速发展的全国形势，两路昔日战友重新走到了一起。1912年1月，两个同盟会在南京召开大会，初步达成联合建党的意见。3月3日，中国同盟会在南京开全体大会，公布“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的宗旨和九条政纲，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决定大为扩张，以完成民国之一最大政党”。大会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总章，成为全党的遵循。从此，中国同盟会由秘密会党转变为合法政党，正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中国同盟会成员为主的各省都督府代表积极参加了民国建国初期的各项开创性工作。

（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选举引发首轮多党竞争

与（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的产生办法不同，（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的产生明确由选举产生。根据（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参议院法》规定，（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由各省议会选举产生，每省5人，不再由各省都督委派。

1912年4月29日（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关于出席人数，有几种说法，有93人之说，有120人之说。这是由于当时处于（南京临时）参议院向（北京临时）参议院的过渡期，加之（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首次由各省议会选举产生，各地选出的议员有早有迟，到北京的时间有早有晚，（北京临时）参议院能在乱哄哄中按约定的时间开张已经很不容易了。总人数的统计有几种说法很正常。

（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后，由多个小党组成的共和党成为（北京临时）参议院的第一大党，占42席，党魁为黎元洪、张謇、章太炎、伍廷芳、林长民、汤化龙等人。中国同盟会为第二大党，占35席。其他议席为来自统一共和党、国民党（不是1912年8月成立的国民党）和无党籍人士。长期领导推翻清朝帝制斗争的中国同盟会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仅为第二大党，他们意识到，若正式国会召开时中国同盟会仍处于这个地位，对今后的斗争是十分不利的。这使得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人加快了组建更大政党的步伐，而（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后在国会内同袁世凯等北洋军阀斗争的公开化则促使这一步伐大大加快。

（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场面令人难忘

1912年4月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中华民国定都北京后，完成了历史使命。从此之后，到北京出席（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会的议员已经是由各省议会选举产生的了。因此，虽然出席（北京临时）参议会的议员很多还是（南京临时）参议会时期的议员，但庄重的使命感仍然让他们兴奋。

1912年4月29日，（北京临时）参议院在前资政院举行开幕式。开幕式由（南京临时）参议院选出的参议长林森主持。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唐绍仪率领新内阁各部总长到（北京临时）参议院集体亮相。袁世凯戎装灿烂，腰间佩剑，进入议会大厅。不料林森迎上前来第一句话不是恭维奉承，而是说：“袁大总统，参议院是立法的最高机关，是一块神圣之地，例行是不得携带武器进入的，请大总统阁下解除佩剑入席，以崇法制。”袁世凯愕然，但马上连声说：“是的，是的。”随即解下佩剑。目睹这一幕，在场的人无不激动万分，以为一个民主法治的时代真的来临了。5月1日，（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开会，林森辞职（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职），副议长陈陶遗未到会，会议议定补选正副议长。中国同盟会推举的张耀曾、统一共和党推举的吴景濂、共和党推举的汤化龙都未过半数。最后统一共和党与共和党合作推举的候选人胜出，会议选举吴景濂为（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钟谷秀为全院委员长。5月7日，（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国会采两院制，着手起草国会组织法。5月13日，内阁各部总长齐集（北京临时）参议院报告各自施政计划。这个场面，再一次让（北京临时）参议员们喜悦和激动。一位目击者写道：

以中枢各部最高首长，向代表全民的神圣国会，既不胆怯，亦不虚饰，不夸张，更不作空洞口号，不念书面报告，各凭其诚恳态度，清晰口才，说明其个人抱负，充分表现具有行政才能的负责风度，不仅树立了史无前例的开国宏观，也为中国民主宪政写下了空前绝后的光辉一页。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选举产生的参议院议员在热烈宽松的气氛中进入了角色，他们信心满满地开始履行国人委托的神圣使命。

出乎人们预料的是，由（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首个内阁仅存活了三个月，国务总理唐绍仪因挪用公款丑闻宣告辞职，中国同盟会阁员也联袂请辞。6月29日，袁世凯提名陆征祥为国务总理，（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7月18日，外交官出身的陆征祥到（北京临时）参议院发表施政大纲，云里雾里，不着边际，令议员们大失所望。第二天，（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全盘否决补选内阁名单，钟谷秀参议员提出弹劾陆征祥，令陆征祥大失颜面，尴尬请辞。7月23日，袁世凯提出一份新的内阁名单，请（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这一次，袁世凯露出了北洋军阀凶恶真相，来硬的了。这天，陆军总长段祺瑞带领军警围堵在参议院外，盯着进出的议员，名为维持秩序，实为武力胁迫。袁世凯这招果然奏效，内阁名单顺利通过。接着袁世凯提名赵秉钧为国务总理也获（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北京临时）参议院已不见成立之初的轻松气氛了。袁世凯尝到以武力胁迫议员的甜头。

五党合并组建

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

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推动各方抛弃彼此间分歧，共同致力于全国各方面的团结。他在会见美国《独立杂志》特约代表时说：

自从我为让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而退职以来，我已尽力支持他并建议一致行动。我深知不和将为国家带来危险，因之，我将运用我所有的影响力以努力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福利和我们资源的开发。

但唐绍仪内阁三个月就倒了台，陆征祥所提补选内阁名单被否决后袁世凯、段祺瑞竟然以武力胁迫议员表决议案，这些都给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党人强烈的刺激和启示。中国同盟会宋教仁等人认为，现在的这种混合内阁行不通，必须建立政党内阁。而建立政党内阁，必须取得国会中的多数议席；取得多数议席，必须组成大党。5月，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合组成立的共和党，以拥护袁世凯为宗旨与中国同盟会对抗，促使中国同盟会加快了组建第一大党的步伐。宋教仁经征得孙中山和黄兴同意后，积极联络沟通，促成中国同盟会本部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党团达成一致，五党决定合并组成一个大党：国民党。8月13日，中国同盟会和拟合并各党本部发表国民党组党宣言。同日，孙中山与黄兴联名致电中国同盟会各支部，赞成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征求各支部意见，务求各支部同意后公布。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孙中山出席发表演说，称赞五党合并为一大政党，乃民国大幸福；强调万勿争党见，军人不应再横暴干政；主张实行民生主义以防止将来资本家虐待劳动者。国民党以理事会议为中央领导机构，大会投票选出9名理事：孙中山（1130票）、黄兴（1079票）、宋教仁（919票）、王宠惠（以下不赘）、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贡桑诺尔布；张继等29人为参议。数日后黄兴、宋教仁等七理事函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旋即委托宋教仁代理，国民党党事一切交宋教仁负责。至此，国民党一跃成为（北京临时）参议院中的第一大党。

首届国会两院议员选举将多党竞争推向高潮

由多党议员参加的（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工作有了重要成果，1912年8月10日公布由（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袁世凯签署的《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依据这两部法律，从1912年末到1913年初，进行了国会两院议员的选举。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次依法进行的全国性大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选举，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多党竞选产生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

这次选举立即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人们热烈迎接民主的到来，热切期盼这种西式民主给国家带来美好的未来。刚刚成立或重组的各党都积极投入了竞选。

首先，各党制定了选举纲领，为选举做准备。中国同盟会等五党联合重组的国民党更是风头正劲，志在必得。宋教仁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在选举前他精心部署，派人到各省建立国民党支部，并奔走于武汉、长沙、上海、南京等地激励士气，迎接国会选举。进入选举阶段，宋教仁在湖南一面布置国民党选举工作，一面参加议员竞选。随后，又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抨击袁世凯政府内外政策的失败，宣传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

共和党将国会选举视为“最注重之事”，一面广设分部，一面发布选举须知等文件鼓励党员“不争做官，而争做议员”。

民主党直到1912年10月底才成立。在合并前，其骨干萧湘、李文熙就准备演说资料和选举办法，致函在日本的民主党灵魂人物梁启超，梁启超为之拟定了55条的竞选纲领。在国会选举战打响前梁启超回到国内，汤化龙等人撮合小政党团体组织了第三党——民主党。汤化龙等人到扬州、镇江、南京等地演说，宣传本党政治政纲。据梁漱溟的记述，宋教仁与梁启超曾秘密见面，二人对实行两党轮流执政有共识。

统一党是袁世凯派势力，以不让国民党获胜为竞选的根本目的。除在京师本部极力扩张势力外，还派人到天津、上海、河南等地活动。

为赢得选举的胜利，各党运用书报杂志等舆论工具宣传本党政见，攻击他党主张，通过政治演说争取选民。

宋教仁被刺预示多党制前景不妙

就在全国各地热热闹闹地完成国会参众两院议员选举，等待国会正式开幕的时刻，一起惊天大案轰动全国。大名鼎鼎的宋教仁被刺身亡！1913年春，两院议员选出后，各方面对是否一定要由国会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宪法问题发生争议，袁世凯要求各省推举代表入京讨论，宋教仁亦应邀前往。3月20日晚宋教仁带着黄兴、唐绍仪等国民党人起草的政见书春风满面地启程北上，在上海站检票处突遭枪击倒地不起。3月22日不治辞世，年仅32岁。

宋教仁突然遇刺身亡，在全国引起极大震撼。国民党愤怒指责袁世凯为幕后操纵元凶，全国政治局势陡然紧张。这给对刚刚诞生的民国充满期待的广大民众，给几个月来热热闹闹的多党竞选，给还处在欢庆竞选胜出、尚未出席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无疑泼了一大盆冷水。同时，不可避免地将本已十分脆弱的临时大总统与临时参议院的紧张关系带入等待成立的民国国会。全国政局走向出现极大变数。国民党内特别是一些对袁世凯搞专制一直十分警惕和反对的中国同盟会老同志，认定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元凶。宋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日本，3月25日到达上海后当晚在黄兴寓所商量对付宋案办法。孙中山指出，袁世凯的卑劣手段不能容忍，“事已至此，只有起兵，总统指使暗杀，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主张速战速决。孙中山的讲话表明，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斗争已经不仅只有议会斗争一种选项，还要通过武装斗争解决问题。在这之后的几个月中，国民党一方面发动“二次革命”，用武力赶袁世凯下台，另一方面通过在国会第一大党的优势与袁世凯斗争。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还没有拉开帷幕就已冷风习习，乱云翻腾。对于多党制而言，宋教仁被刺，亦具有重大标志意义——中国多党制刚刚问世还没有登上议会舞台一展身手就被巨大的阴影所蒙罩，预示其前景不美妙。

首届国会成为多党竞争的舞台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国会在北京宣武门原财政学堂举行成立大会，同时宣布了（北京临时）参议院完成历史使命。虽然政治局势已趋紧张，但人们对国会的成立还是寄予了期待。然而，亲身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人们，因宋案投下的阴影，心情复杂，不是那么轻松了。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席，共和党得120席，统一党得18席，民主党得16席，跨党者得147席，无党派得26席。参议院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得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稳居国会第一大党位置。4月25日，参议院选举议长，国民党的张继和王正廷当选为正副议长。民主党汤化龙当选众议院议长，翌日共和党的陈国祥当选副议长。

为了与国民党抗衡，1913年5月29日，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会议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为理事之一。至此，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大党成为国会的主角，国会成为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大党之间争斗的战场。

第一届国会组成后，与一年前（南京临时）参议院一样，也是为了一宗向外国银团的借款案，国会与内阁借款权限之争首先成为审议议案争辩最激烈的问题。国民党议员以该案未经国会讨论即签字属于违法为由提出质疑。之后，各党议员在国会与政府权限、现国会与前临时参议院决议的关系、参议院与众议院的职责、国会内部争论与向公众公布的关系等问题上发生激辩，尤其是国民党议员与进步党议员之间的不断辩论、争吵甚至打斗，使得刚刚才开张的国会就充满了火药味。众议院议长汤化龙难以招架来自袁世凯、议会内外的各种压力请假离职，众议院群龙无首，国会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最后国会以政府未能说明借款为名搁置此案，未予表决。这个场景，就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第一次对重大议题的审议过程及其结局。多党制、两院制就是以这样的姿态第一次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尴尬亮相，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国会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宋教仁被刺案和大借款案引发了国人对袁世凯的强烈不满。袁世凯对国民党的打压日趋强硬，国民党对袁世凯的抗争也日趋激烈。在国会外，5月21日，袁世凯宣称将“举兵讨伐”国民党，接着调兵遣将，部署北洋军陆续南下；先后免去国民党籍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职务。日趋紧张的局势，迫使孙中山下决心起兵讨袁，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五省响应。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成立讨袁司令部，与开往江西的北洋军发生激战，“二次革命”爆发。在北京，军警搜捕邹鲁等国民党议员。在南京，黄兴出任讨袁军总司令指挥讨袁；在广东、湖南，陈炯明、谭延闿先后宣布独立，与袁世凯断绝关系；在上海，陈其美起兵遭到镇压。在国会里，国民党议员与袁世凯的斗争日趋尖锐激烈，最初是弹劾官员，否决政府议案，后来干脆不出席开会，刚刚工作三个月的国会已经无法正常工作。国民党籍参议院议长张继干脆弃职南下，并通电全体议员从速迁出北京参加讨袁，许多国民党籍议员离开国会。

国会在许多国民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袁世凯提名的进步党名誉理事长熊希龄内阁。熊希龄内阁组成后，袁世凯立即对国民党下手，下令通缉孙中山等国民党领袖。8月2日孙中山离开上海南下广东，在福建马尾得知广东起义也失败后，被迫改道前往日本。由于军事力量的悬殊，“二次革命”失败。

“二次革命”的失败，使革命党人进一步认清了袁世凯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孙中山到了日本后，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与国民党分手，决定继续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袁世凯政权。张继、邹鲁等国民党籍议员也相继逃亡日本。在国会内，主张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国民党议员仍然坚守岗位，吴景濂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身份开除黄兴、陈其美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借此与革命派划清界限。

多党议员合作留下“天坛宪草”

留在国会的议员们仍在为国会制定并通过宪法作最后的努力。其主要成果就是《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起草场所在北京天坛，史称“天坛宪草”。值得留意的是，民国国会里的多党并非只有争斗，也有党与党、各党内部各派的妥协与合作。“天坛宪草”正是各党议员在激烈争辩基础上合作的成果，也可以认为是多党制在民国国会实践中唯一成功的案例，也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设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出的历史性贡献。1913年夏初的风云突变，促使国会加快启动宪法制定工作。根据国会组织法，须由参、众两院各选出30名议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经激烈竞争，国会选出国民党议员33名、进步党议员18名、共和党议员8名、超然社议员1名，另有参、众两院候补委员各15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7月10日，起草委员会在参议院召开第一次预备会议。7月12日在众议院召开成立大会。7月19日选举国民党籍议员汤漪为委员长。选定天坛祈年殿为办公场所。议员们倍感神圣，努力工作。当袁世凯下令将由总统府拟写的宪法纲要交给起草委员会时，来自各党派的委员们认为起草宪法是国会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断然予以拒绝。在大江南北战火频仍，国会内各党争斗激烈，国会外各种指责诋毁不断，特别是来自袁世凯日趋强硬的高压下，起草委员们表现出了令人尊敬的爱国情怀和敬业精神，他们忠于职守，勤勉履职，终于完成了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1913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那一瞬间，全体委员神情激动，起立鼓掌。他们在祈年殿前合影留念以之庆祝。

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做的第一件事：

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

“二次革命”发生后，袁世凯借口局势紧张，不断给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国会先行制定总统选举法，以尽快选出总统。国会作出妥协，9月3日补选共和党王家襄为参议院议长，宪法起草委员会立即开始《大总统选举法》的起草审议工作。10月4日，两院合会组成的宪法会议经三读通过《大总统选举法》并公布，为大总统选举提供了法律依据。

依据《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1913年10月6日为大总统选举日。这一天，国会参、众两院759位议员参加投票，产生20多位候选人。经过12小时的三轮投票，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是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也是第一届国会选举产生的第一位大总统。

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本应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载入史册，可惜这位大总统当选得不光彩，历史记下的是他公然胁迫国会议员投票的恶迹。选举日当天，国会会场不断被蜂拥而至的人群包围，国会会场自来水被切断，国会议员没吃没喝。公民党议员解释说，大家都是选袁世凯当总统的，围堵的人们才同意从围墙外用绳子吊进开水饭菜。结果只有公民党议员有吃有喝，其他议员无可奈何。中华民国的首任正式大总统居然是在这样乱哄哄的神圣国会当选的！想必，非亲身经历者百思不得其解是自然的。

尽管大总统当选得不光彩，但毕竟是由多党议员投票选出的，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就职典礼还是要举行的。10月10日，袁世凯在紫禁城保和殿宣誓就职。然而这一天，天公不作美。北京城乌云滚滚，天雨漉漉，国旗彩旗都被打湿，水滴淅淅沥沥落个没完。强烈的不祥不安笼罩着人们：这是我们盼来的民国吗？他是我们期盼的总统吗？

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后，没有向议员发表政见演说，而是直接提出要修改1912年3月11日由民国（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由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签署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要解除对总统权力的种种限制，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掌握宪法的公布权。10月22日袁世凯派出8名代表去参加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会议，遭到起草委员会里国民党、进步党委员们的一致抵制。袁世凯大怒，立即通电全国，指责国民党人居多的国会企图实行“国会专制”。11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组织“二次革命”颠覆政府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剥夺438位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追缴证书会章。此令一出，引发政坛大地震。军警软禁吴景濂、林森，很多国民党议员纷纷躲进六国饭店，之后寻机逃离北京。由于国民党议员丧失议员资格，11月13日参众两院以国会不足法定人数，由两院议长发出通告：自11月14日起，暂停发议事日程，中止议事。

1914年1月9日，袁世凯组织的政治会议作出决议：停止现在国会议员职务，另组立法机关，重订约法。1月10日，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下令停止国会全体议员职务，说国会不足法定人数，依法不能开会，自行解散。熊希龄内阁亦随之总辞。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3月8日，成立约法会议，取代国会为立法机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自1913年4月8日成立，1914年1月10日解散，存活9个月零2天。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没有规定总统有宣布解散国会的权力。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成立约法会议，本身就是非法的。袁世凯的这一行径，开了个恶劣的先例，为民国后来的当政者所效仿。对绕不过去的国会、议会，选举、解散，再选举，再解散，一直闹腾了十几年，也没有闹出个正果来。民国伊始，中国的两院制、多党制走进死胡同后再也没有走出来！这是无数对西方政治制度充满憧憬的善良的人们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生活多年回国后竭力鼓吹西方制度的人们，感到难以理解和难以相信的，多党制、两院制到了中国怎么就成了这个模样？

三年后首届国会重开

多党制已不见踪影

1916年6月6日悍然称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暴毙。6月7日，由第一届国会选举的副总统黎元洪在各界支持下依法扶正，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6月29日黎元洪颁布申令宣布袁世凯解散国会命令无效，依据临时约法规定续行召集国会。8月1日，时隔近三年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重新开会，519位参众两院议员出席。虽是原班人马，但时过境迁。所谓国民党、进步党等，都已瓦解。国民党籍议员邹鲁说：“由于以往党派之争，非常厉害，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再采用党的名义。”梁启超提出“不党主义”。于是，在被袁世凯解散了三年后重新召开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上，已无国民党、进步党等各个政党的踪影，而议员们参加的是以友谊相结合为名义的宪法研究同志会、宪法研究会、宪政商榷会、丙辰俱乐部等政治团体。国会重开，多党制已风光不再。

一盘散沙，一团乱麻，成为人们对民国国会的记忆。在之后的近十年里，各种名目的民国国会登台都未再现多党制身影。史料表明，从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继而解散国会起，到1925年4月25日段祺瑞下令取消参、众两院止，以各种缘由召开的中华民国国会再也没有以政党名义活动的记述。清末民初多少人士激情鼓噪的多党制在中国国会顷刻消失，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更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袁世凯1913年11月解散国民党继而解散国会，竟然是中国的多党制在国会的终结，从西方仓促引进的多党制在中国国会的历史仅仅只有9个月零2天。

民国伊始，多党制已成泡影。

历史告诉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