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泊中的凤凰(代序)

刘敬之

1939年12月8日, 中共胶东区党委通知开会纪念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当晚获悉, 由日酋秋山少将指挥的对我平、 招、莱、 掖边区根据地进行的第一次大扫荡开始了。 根据可靠情报,掖县大泽山、 崮山一带的敌寇已经出动, 区党委命令大众报社和区党委党校火速转移。

那时候, 创刊不久的胶东区党委 《大众报》 为了坚持抗战,随着区党委多次迁徙, 大扫荡之前办报地址在掖县狍峱村, 已拥有编辑部、 经理部、 印刷部和电台, 共100多人。

19岁的我任编辑部主任, 当时识文的人不多。1937年, 我中学毕业准备考大学, 不料遭逢卢沟桥事变, 我的梦破碎了, 于是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 毅然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 我们编辑部成员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 一个个生龙活虎, 血气方刚, 30多岁的就算老同志了。 那时候的人没什么私心, 一心奔着抗日。 我们办报纸的, 也不开工资, 每个月两元津贴, 穿的供给部门发, 一年一套单衣, 两年一套棉衣, 日子过得苦不说, 常常出生入死, 将生命置之度外。

接到转移的命令, 我们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 当时的情况相当恶劣, 已经控制了胶济线的日寇把侵略的魔爪向胶东伸来, 他们对烽火遍地的胶东抗日力量十分恐慌, 此次扫荡是下了狠茬子的。

报社和党校领导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把两个单位的300多人按军事组织编好。 我们报社社长阮志刚是个二十几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 有才华, 果断能干。 他和党校校长李辰之为总指挥, 我们几个部长任连长, 在部队打过仗的经理部部长龙非负责行动计划。 我们不是战斗部队, 两个单位总共才十几条步枪, 每人分到三四颗手榴弹。 会议速开速决。

当晚, 我们分头行动起来, 村里许多老百姓为我们烙饼, 平均每个人都带五六斤干粮。 工人们不到2小时就将印刷设备拆卸完毕, 全都埋到村边的河套里, 纸张等物资藏到村里老乡的地瓜窖里。 然后, 全体人员连夜隐蔽到附近的狍峱山上。

12月9日这一天, 没有什么敌情, 但我们丝毫不敢放松警惕。 夜幕降临后, 我们开始向招远山区转移。

没有星, 没有月, 飕飕的西北风卷着雪片扑打着我们。 背上的行李、 背包越压越沉。 我们走在前半部, 向后望去, 影影绰绰的队伍缓慢地行进着。 没有光亮, 没有说话声音, 只有脚踏雪地的嚓嚓声。 远处是黑黝黝的山, 再远处还是黑黝黝的山。 恐怖是恐怖, 可大家心里明白, 鬼子是不会到这样无边无际连绵的山丘地带肆虐的。 这种夜行军比住在村子里安全系数大。

队伍走了五六个小时的光景, 前面停下来了, 十四团某连与我们相遇, 连长说: “西边发现敌情, 我们是从那边绕回来的,你们得往北拐。”

疲劳不堪的队伍听说有敌情都振作起来, 开始向北行军。 我们这些人已经惯于行军。 那个年月磨炼了我们, 绕过敌人据点,穿越封锁线, 夏天顶暴雨, 冬天蹚冰碴儿, 都是家常便饭。 就连采访也不像如今坐汽车乘火车三天两天就回来, 从来都是背个小行李卷, 靠两条腿步行, 一走就是一月半月的, 记者都练成了飞毛腿、 铁脚板。 此时虽风雪路滑, 却不能打站休息, 寒冬的雪夜是无情的, 稍停就会冻伤冻病。

一条小河横在面前, 越过这条河, 再翻过一道山梁, 就是一个叫上庄的村子。 阮志刚社长的马突然嘶叫起来, 前蹄腾空, 原地打转, 不肯过河, 几个人硬拽着才将它弄过河去。 队伍出现了小小的骚动, 有人小声嘀咕: 那马不过河, 会不会有什么说道呀? 这么多的丘陵山路它都像善解人意似的不声不响地和队伍一起行进, 这牲口也不是没见过世面, 比这大的江河没少过, 怎么独独在这条小河面前突然变得暴戾起来了? 这会不会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我们的队伍是年轻的, 这些想法一闪即逝, 人们一个跟一个地过了河。

这座山上很少有大树, 只有紧贴地面矮矮的灌木丛, 视野没有任何障碍。 过了不久, 发现山上有一架小窝棚, 憨憨厚厚的敦敦实实的, 在雪中一动不动。 仿佛冬天里的一盆炭一下温暖了每一个人的心: 快走吧, 村子就在前面。 我是前哨, 我们这300多人的队伍够庞大了, 顶风冒雪又摔又爬地走了大半宿, 早已人困马乏, 多想在前面的村子歇歇脚啊!

不知不觉, 大家加快了脚步, 滑倒的爬起来, 身强力壮的扶着体弱的, 把别人背的物品背过来, 一个个互相关照, 你扶我一下, 他拉你一把, 没有一个落伍。

俗话说, 望山跑死马。 看着小窝棚不远, 走起来却看不出进展。 突然一串红火球从小窝棚那儿出现, 在雪花飞舞的空中划了一道弧线消失了。 我们顿时怔住了, “信号弹!” 许多人小声惊叫, 在那样的环境里像我们这样的队伍是没有信号弹的, 发信号弹给谁? 放信号弹的又是什么人呢? 大家紧张起来了。

打前站的人回来了, 在小窝棚那儿抓到一个老百姓打扮的人, 他要跑, 被已到跟前的同志抓住了。 他说信号弹不是他放的, 他来外面是在解手。 我们搜查小窝棚周围没发现人影, 无疑那信号弹与他有关。 他矢口否认, 我们的队伍不能停留, 只好押上他一同上路, 同时, 我们加强了警戒。

10日拂晓, 队伍靠近上庄, 散落在山坳中的一簇簇小茅屋在轻雪中酣睡, 四处静悄悄的。 我们轻手轻脚地往村里走, 心也暖乎乎的, 一会儿就可以在老乡家打上盹了。

这时, 我们发现村路上的雪不是平展的, 似乎夜里有许多人踏过, 现在上面又被轻雪覆上了一层, 可没有填平那坑坑洼洼。大家顿生疑团, 指挥部下令就地休息, 并派人四周侦察警戒。

与村干部接上头, 向他询问情况, 他嗫嚅着, 没发现什么异常, 夜里也没什么动静, 可看他那吞吞吐吐、 胆胆怯怯的样子,我觉得肯定有问题。

突然哨兵跑上来报告, 听到有马叫声。 村东大路上的同志听到脚步声, 一问口令, 对方答不上, 立即鸣枪报警, 双方开火了。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

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 在东南山头架起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向我们不断射击, 封锁了村子东北和西北两条大沟和大路, 同时,骑兵也很快从东西两边包围过来。

我们这支非战斗队伍, 枪支子弹都是极有限的, 且夜行军一宿人困马乏, 加上地形不利, 坚持抵抗是不可能的, 我们转移的目的, 就是保存实力, 坚持出报。 于是指挥部下令: 分散突围。

“冲啊!” 我和同事们高喊一声向西北冲去, 甩出一颗手榴弹, 趁着爆炸烟雾弥漫的当儿, 猛跑几步; 再甩手榴弹, 再冲,当我们跑到山脚的梯田时, 手榴弹没了。 我有一支小手枪, 被报社的一个青年工人借去, 出发前还给我, 当时匆匆验过枪, 不好使, 估计是撞针坏了。 此时, 我想拿它, 最起码可以吓唬吓唬敌人, 可摸来摸去, 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丢掉了。 此时, 我已赤手空拳, 再看一起冲的二十几个人, 已死的死伤的伤, 没有几个人跟在后面了, 枪炮声、 马蹄声、 日本人哇啦哇啦的叫声不绝于耳。 我拼命地爬上一层层梯田, 过了梯田就是山, 有灌木丛。 汗水、 泥水、 血水黏糊糊地粘了一身一脸, 什么也顾不得了。 敌人发现了我, 嚎叫着向我追来, 他们知道我无力还击, 端着刺刀怪叫着逼来, 一个骑马的鬼子一下冲过来, 一马刀从我左边耳后扎进去, 脖子上穿出来, 接着又是一马刀, 我连喊叫一声都来不及, 便倒在了血泊中。

天大亮了, 太阳出来了, 恍恍惚惚中, 我听到集合号声, 接着就是马蹄声、 脚步声。 敌人撤了, 我使劲地睁眼睛, 血已凝住眼睫毛, 终于睁开了, 太阳照在白雪上, 刺得眼睛难受。 山坡山沟里横倒竖卧的到处是尸体, 有呻吟声, 有哭声。 我想动一下身子, 一抬头又昏了过去。 不一会儿又醒来, 再抬头又昏迷。 我以为自己完了, 嘴里的血想吐吐不出来, 想咽咽不下去, 那时,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觉得自己死得太简单了, 没打死几个鬼子就死了, 不划算!

迷迷糊糊中, 又一群敌人来了, 他们狂笑着、 怪叫着, 用刺刀拨弄着遍地尸体, 受伤的、 有气的都扎上一刺刀, 有脚步声从我身边越过, 大概见我脑袋被血糊住, 身上血迹斑斑已经死了,没再捅一刀。

午后, 又有人声、 脚步声传来, 这回是当地老百姓上山捡东西来了。 我的脑袋已清醒过来, 只是失血过多, 一抬头便昏迷过去。 我知道, 我的伤势很重, 若倒在雪地不动, 连冻带饿必死无疑, 我要活就必须爬出这死谷, 爬到有人经过的路边。 我想抬头, 刚一动, 眼前又一片漆黑……

当我再次醒过来时, 已经躺在了掖县临时野战医院。 我在重伤号病房里住了一个月。

在医院我听说, 上庄的那场遭遇战, 我们报社和党校牺牲了100多号人, 受伤六七十人, 社长阮志刚和党校校长李辰之壮烈牺牲, 编辑部的20几个人有5人牺牲, 有1人开小差了, 受伤的很多, 党校有2名女学员表现得十分英勇, 敌人抓住了她们,让走不走, 大骂鬼子, 敌人用马将她俩拖走, 鲜血染红了雪地。

战斗发生的第二天拂晓, 胶东区党委派骑兵与报社突围出来的同志联系, 派了王卓青同志前来担任社长, 同志们擦干眼泪,掩埋了尸体, 化悲痛为力量, 第三天 《大众报》 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出版了。

我的伤势稍稳定后, 又回到报社编辑部。 敌人的扫荡越来越频繁, 报社的处境极其艰险。 随着斗争的深入, 我们的斗争经验逐渐丰富起来, 由大规模的转移变成了小规模的周旋, 报纸由铅印改为油印, 每有敌情, 我们报社就分成几组行动, 我带着编辑部的二十几个人, 背上收报机、 油印机和简单的行李就走, 一到安全地带, 就收报、 写稿、 出版, 每期报能油印200多份。 由民兵分送报纸。 老百姓看到报纸, 知道八路军没有走, 还在胶东根据地与敌寇作战, 这对鼓舞人民斗志、 坚定信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报社经常在大山里转, 晚间也住在山里。1941年夏季的一天, 连绵的大雨昼夜未停, 我们组的同志都认为这样的天气鬼子不一定能来, 决定到一个小村子住一宿。 我作为负责人, 与敌斗争的经验告诉我, 敌人有可能趁我们不备突然袭击。 下半夜3点多钟, 我把同志们叫醒, 马上转移到山上。

大家把裹腿解下来, 一个拽一个, 免得路滑跌倒走失。

爬到山上时, 天亮了, 雨住了。 俯瞰山脚下的小村子, 已是炊烟袅袅。 忽然, 我们发现有一队人影从北边路上向村里奔袭,不一会儿砰砰砰的枪声响起来, 这是敌人出动了。 还在村里的炊事员牺牲了, 那情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大家捏了一把汗, 幸亏转移及时, 不然就损失惨重了。

敌人开进村子, 一住就不走了。 我们在山上与敌人兜圈子,敌人在山下走, 我们就在山上与他们捉迷藏, 牙山多树, 便于周旋隐蔽, 有时敌我都能望见, 敌人的一阵扫射过来, 只能打落一片片树叶, 等到跟前, 连个人影也找不着。 战斗间歇, 电台的同志就打开油布包裹的收报机, 风雨不误地收报, 将延安的声音记录下来, 油印成报, 发送到敌寇重重包围的胶东大地。 递送稿件和报纸的时候, 我们的人都要化装成走亲戚的老乡。 穷凶极恶的敌人到处造谣 “共匪全部肃清”, 可老百姓不相信, 因为胶东党委的 《大众报》 还在出版。

环境虽如此艰苦, 可是我们的同志对革命的前景充满信心,有的年轻记者在又冷又潮的岩穴里坚持写诗, 当时我们编辑部有个小同志叫陈志昂, 他在诗中写道:

我们的心,

还在坚定地鼓荡;

我们的印刷机,

又在隆隆地震响。

任你们烧吧! 杀吧!

我们是不死的凤凰!

小陈后来是中央电视台的技术指导, 听说已经离休。

一晃4天过去, 敌人迟迟不退兵, 我们决定突围。 夜里, 敌人在沟口点燃一个个火堆, 敌情不明, 为了免受伤亡, 我们没有贸然行动。

一到天明, 敌人终于窜回据点了。

在抗日战争的洗礼考验中, 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得到锻炼成长。1943年春, 我被调到中共山东分局主办的 《大众日报》工作。 至此, 开始了我30年办报生涯的又一新阶段。

日寇在我耳后留下的疤痕成为永久的仇恨标志, 一连几年一直流脓淌水。 直到调到东北工作,1946年在安东市医院重新手术治疗, 才得到根治。

(张彬彬整理)

(原载 《历史走向太阳》 199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