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吉林日报》

1954年到1960年, 我在吉林日报社工作。 那几年, 有经验也有教训, 现在说已经是历史了。 如何评价这段历史, 那是写报业史同志的事, 我把自己印象较深的几件事写出来。

(一)

报社是省委领导下的一个事业单位, 报纸是归省委领导的。报纸必须完全服从省委的领导, 这是党报的性质所决定的, 也是报纸坚持党性原则的依据,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报社人员也要独立思考, 这种独立思考是在完全服从省委领导下的独立思考,是在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的独立思考。 关于这个问题, 争论一直在继续着。

我在吉林日报社当总编辑的那一段, 省委对报社的领导是很具体的。 当时, 主管文教的书记不大管, 主要是第一书记吴德管。 他管报纸的方法, 除了交代任务, 提出要求, 提供各种各样的材料之外, 最主要的是及时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政策、 指示精神。 为了使我及时了解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 省委让我参加省委的各种会议。 那时, 我参加省委的各种会议最多。 中央文件规定, 报社总编辑必须是省委委员 (那时省委委员20多人, 省委常委除了书记以外, 只有一两名)。 我作为报社总编辑、 省委委员, 除了列席省委常委会议以外, 还列席书记处会议。 书记处一些重要会议, 涉及工作问题、 政策问题, 都找我去列席。 报纸上发的重要稿子, 像重要社论和重要新闻, 吴德亲自审阅修改定稿, 像邓小平同志来吉林视察的报道等, 都是吴德亲自修改定稿的。

吴德同志习惯夜间工作, 有时晚上十一二点钟, 开车接我到他那里, 研究修改稿子。 这样的事, 每月总有那么一两次、 两三次。 报社总编辑和省委领导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吴德同志从中央开会回来, 先把我找去讲讲会议有什么精神, 报道上要注意什么问题。 然后书记处开会传达时我再听, 常委会传达时我还听, 向厅局干部传达时我也听, 中央的一次会议精神我听多遍。我有一百多本笔记本, 可惜在 “文革” 抄家时散失了。

我在报社内部也是仿照吴德同志的做法, 在省委听到新精神后, 回到报社就先到编辑室, 向编辑传达中央和省委的精神, 让编辑得风气之先。 那时, 报社和省委宣传部的关系和现在不一样, 报社有两条归省委宣传部管: 一条是整个宣传方针, 由宣传部制定; 一条是报社的干部归宣传部代管。

报社和省直各个部门的关系是融洽的。 省直各个部门都希望报纸多发本系统的东西, 这一条报社也不大好处理, 只好按照省委的要求去办。 一般的动态、 工作部署, 报纸不一定都登, 省委要求报纸多登典型, 多登基层和群众的活动, 少发领导机关的活动。 特别是七届四中全会之后, 省委指示, 报上一般不登省委领导同志的个人活动, 可登一些集体活动。 省委领导同志下去, 有时也通知报社派人去, 但不是写报道, 而是搜集材料, 研究问题。 省直各部门对报社的工作还是很支持的, 一些常委经常给报纸写稿子, 包括写一些社论。

也有和有关部门发生矛盾的时候, 这就要及时向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汇报, 听取指示, 争取他们的支持。1959年1月, 在 “大跃进” 的高潮中, 大家头脑发热, 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 我记得, 当时省委宣传部召开了一个中小学校长打擂比武会, 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开完会就亲自到报社找我, 对我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全省中小学校长打擂比武的结果, 提出不要国家的经费, 还可以向国家上缴利税。 他说, 省里有的领导到会讲话, 充分肯定了。 你们记者去采访了, 快写个消息, 然后写个社论。 我说等拿来稿子看看吧。 学校不是工厂, 怎么能不要国家经费, 还上缴利税呢? 我没同意发稿。 过了几天, 他又让宣传部的学校教育处拿来一篇稿子, 配了一篇评论给我看, 我说不能发。 省委宣传部是省委领导下主管全省宣传工作的部门, 一再要求发消息,我不能压下不发。 于是我把全部材料送给吴德, 提出我的看法。吴德同志看了材料以后, 同意我的意见, 不能发表。 他说, 这样重大的问题, 不经过省委讨论, 怎么能随便表态呢?

还有一次, 辽宁公安部门提出要创造 “十无” 城市, 什么无偷盗、 无火警, 等等。 他们向东北三省提出挑战, 咱们省公安厅提出应战。 省公安厅把应战书送到报社, 让报社发表。 我看了后觉得不妥, 在阶级还存在的时候, 怎么会 “十无” 呢? 那时, 省委书记关山复管政法工作, 编辑催我发稿, 我没办法, 就把稿子送给关山复, 并对他说, 我认为在阶级社会里, 不消灭阶级, 不可能有 “十无”, 要讲 “十无”, 得首先消灭阶级。 关山复同意我的意见, 他说: “你的意见对, 他们要搞 ‘十无爷, 咱们不参加。”

要顶住一些人乱出花点子, 得有省委领导人支持, 不然有关部门让你登, 你不登他去告你的状, 也不好办。

再就是几位书记意见不一致, 怎么办? 那当然得按第一书记的意见办。 社论的小样得这样修改, 工作上也是这样。 书记和省长有时有分歧, 拿到常委会上讨论以后, 就可以严格按照常委讨论的意见去办。

当时最厉害的是康生来的那一次, 宣传部领导同志作汇报,我也参加了。 汇报中讲到, 地质学院一个青年教师, 把牛顿的三大定律都推翻了, 又是吉林大学教师批判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 康生听了很高兴。 过了些天, 康生让秘书看 《吉林日报》,发现报纸对这些重大新闻都没报道, 康生就发话说: “这个报纸办得还不如不办!” 认为 《吉林日报》 没反映出 “大跃进” 的气势来。 吴德在常委会上说, 康生把 《吉林日报》 批了, 这是批评省委, 报纸没办好, 由省委负责, 报社的同志不要有压力。 我说, 我是无所谓的, 何况他的意见不一定都对。

1958年 “大跃进” 时, 报社一些人说, 吉林工作落后, 卫星放得少。 那时省委非常谨慎。 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 吴德同志还几次来电话, 说一定要小心, 不要随便放卫星。 那时我听说延边有一个小队, 小麦亩产2000多斤, 后来派人去调查,结果没有那么多, 是假的。

(二)

1954年8月, 东北大区撤销, 省会由吉林市迁到长春市。 原来的吉林日报社和长春新报社合并成吉林日报社; 辽东、 辽西两报社来了一些同志, 原东北局宣传部也来了几个人。 四面八方来的人凑到一起, 难免在工作上、 生活上和习惯上有些差别, 有些矛盾。

合并之后的第二年即1955年, 就开展了内部肃反斗争, 长春和吉林的人中, 都有一些清理对象, 其中长春新报社的清理对象较多。 有的人不了解党的政策, 慑于当时的斗争形势, 跳楼自杀未遂; 有一位后勤人员心里不托底, 上吊自杀了。 还有一些人被清理出来, 作为内部控制使用。 虽然也有一些 “左” 的错误,但伤害的人不多。

1956年4月, 在成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毛主席发表了 《论十大关系》 的讲话, 提出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 那时, 苏共召开了二十大, 赫鲁晓夫提出反对个人迷信。 报社内部开展了民主检查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 报社内部思想很活跃, 有些人提出报纸没办好, 是报社领导人听省委的话多了。 在这个问题上, 我当时的看法很明确: 报纸是省委的机关报, 报纸必须听省委的。 又不是你的机关报, 是你的机关报就听你的。 省委要求怎么报道, 报纸必须怎么报道; 省委不让报道的就不能报道。

后来经过做工作, 算是暂时平息下来。 到了1957年时, 中央的新闻媒介传播了 “左叶事件” 的新闻, 我当时正在省委办的读书班学习。 报社有人要求记协开座谈会, 支持受压的记者。 我晚上从读书班回来, 记协秘书长陈大光问我怎么办, 我说, 谁愿意开会谁去开, 就是不能用记协的名义去搞活动。

反右派斗争中, 报社抓了二十几名右派。 现在看, 反右派是搞错了, 主要是把认识上的问题、 学术上的问题都搞到政治上的问题, 看成两条道路斗争, 那就扩大化了。 作为报社的主要负责人, 报社反右派的错误我负主要责任。 在开始落实政策时, 我就给当时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写信, 说明主要是我的错误,向蒙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 平反需要证明, 我都可以出证明。

(三)

严格管理和发扬民主, 从道理上讲, 人们都可以讲清楚, 但是在实践中把两者结合好,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54年, 改版后的 《吉林日报》 编辑部工作秩序比较混乱。有位有点名气的记者, 认为他写的稿子别人不能改动, 编辑就把这位记者的稿子送给我了。 我看了以后, 不是不能修改, 我就改动了一些应该改动的地方。 后来那位记者就找到我了, 对我说:“你凭什么改我的稿子, 就因为你是总编辑呀?” 我说: “对, 我是总编辑, 而且我这个总编辑是省委派来的, 省委不撤我的职,我就在这里负责任。 文章不对, 我当然要改。” 我还对他说: “你要是总编辑, 我的稿子就交给你, 你愿意怎么改就怎么改。”

那时, 记者写稿有定额, 但是并未严格执行。 有几位记者下乡采访不写稿, 光积累材料, 准备搞创作。 有一位记者下乡3个月, 没写一篇新闻报道。 我在编辑干部大会上说, 你是新闻记者, 首先要完成采访任务, 完成采访任务以后, 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 我记得我还这样说过, 如果你写好了, 出了名, 成了中国的高尔基, 我也感到光荣, 到我年老的时候, 我可以对我的子孙讲, 当年我和中国的高尔基在一起工作过。 但是, 当前你必须完成采访任务。 我并不反对创作, 你不愿意当记者可以申请调走, 调到文联去, 可以专门搞创作, 但在报社就必须完成采访任务。

当时还有一个问题是稿子很乱, 编辑、 记者在稿子上圈圈点点, 勾勾画画, 简直如同天书。 这样的稿子送给我我就不看, 抄清了再给我。 有人不满意, “过去这样都可以, 现在就不行了?”“过去是过去, 过去可以, 现在就不可以。 你必须抄清。 你只顾自己省点时间, 发下稿去, 工人拣字拣错了, 校对要改过来, 工人还要改样子, 大家要比你多花几倍的时间。 文字是交流传播思想的工具, 是给别人看的, 你必须让人家看懂。 如果你自己欣赏, 写好了挂在墙上自己看, 你愿意写成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龙飞凤舞也没人管。” 当时, 我的话说得有些挖苦, 方式方法上可能有些欠妥, 但是严格要求是正确的。

稿费问题也是颇费周折, 几起几落。 开始一律不发稿费, 后来编辑写评论发一半稿费。 记者写稿开始有定额, 定额内的不发稿费, 超过定额部分发稿费, 完不成定额扣稿费, 都没认真执行, 只能发不能扣。 编委以上有写评论的任务, 超额发稿费, 完不成扣稿费。 因为情况比较复杂, 也没有执行, 后来一律发一半稿费。

我记得两家报社刚合并到一起时, 我抓了两件事: 一是一些记者下乡不写稿子, 搜集素材搞创作; 二是一些人写稿子乱七八糟, 不按时交稿。 经过整改以后, 有了很大改观。 那时, 我敢于严格要求, 很重要的一条是省委领导同志支持我。

那时对报纸出版工作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两位副总编轮流上夜班看大样, 一个人一个月。 他们签字付印后还要看第一张报纸。 开始时我们不看广告, 有一次广告出了错, 我就连广告也全看,4块版的稿子, 我一字不落地看。 晚上我常到印刷厂去, 看着工人改样子, 那时排版工人的快手是王荫棠, 现在他去世了。还有一位王俊, 当时也是排版工人, 他也是快手。 那时, 我和印刷工人混得很熟, 经常能听到他们反映的一些意见。 拣排工人对编辑部的意见是, 编辑老爷要求我们太苛刻, 有时拿来两千字的稿子, 要求我们两个小时拣完, 校对清楚, 动不动就说 “影响工作你负责任”, 用这个来吓唬人。 在编辑部和后勤人员发生矛盾的时候, 我的原则是, 首先批评编辑部的人。

那时, 报社也建立了许多工作制度。 报道上, 每个月编辑部都发报道计划。 当时, 各个业务组都形成了制度, 每月末都总结一个月的报道计划完成情况。 有些什么成功经验, 还存在些什么问题, 然后提出一个月报道的意见, 交到总编办公室, 由总编办公室归纳起来, 交编委会讨论定稿, 铅印几千份, 发给通讯员。这是报社和通讯员联系的主要手段。 报社的报道计划和报道要点, 都按时给省委宣传部报去。

那时, 评报制度坚持得很好, 编辑部内部很活跃, 总编办公室有专人管这个事。 编辑部的人上班以后先看报, 然后各个业务组把意见汇总起来, 简单扼要地把意见写出来, 这种做法对提高编辑部干部业务水平是很有好处的。

那时 《吉林日报》 《红色社员报》 两报的总发行量, 最少时是15万份, 最多时是18万份。 发行18万份时, 报纸就不赔钱了, 因为那时人少, 编辑部、 经理处、 印刷厂加在一起一共300多人。

印刷设备, 我刚来时只有一台轮转机, 后来增加了两台轮转机, 一台是从上海买来的, 一台是从人民日报社要回来的。

那时的照相机, 只有两台德国产的莱克M3,8000元一台。那在当时是最先进的照相机了。

接收新华社电稿的机器是海尔模写机, 出来的电稿全是纸条。

那时报社的汽车只有2辆大卡车、 2辆吉普车、 1辆轿车,一共5辆车。

(原载 《吉林报业史料》 199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