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的悼念

我不懂文艺, 更不认识作家。 在 “四人帮” 横行的时候, 不知是由于历史的误会, 还是毛远新们的有意安排, 我竟当了三年文化局长。 也好, 由于工作的关系, 我同文艺界的同志们打起交道, 也结识了不少文艺界的朋友, 陈淼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陈淼同志有病, 我是知道的, 因为他来京治病, 我们见过面。 后来他去上海就医, 我也了解。 因为我跟他说过, 如果有什么困难, 我可以写信请上海的老朋友帮帮忙。 他说, “不用了,都已经联系好了!” 这时候, 他早已知道自己是患了不治之症,但是他对生活还是充满了信心, 情绪也相当乐观, 盘算着如何利用所余不多的有生之年, 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事情。

去年10月下旬, 我先后收到了他写的两本书, 一本是 《稀有作家庄重别传》, 一本是 《危难之间》。 每当我收到书的时候,翻开封面, 看着扉页上陈淼同志的签名, 久久地默念着, 他还“健” 在, 也许真的会出现什么奇迹, 战胜病魔, 夺回生命。 我还暗暗盘算着, 也许他还在上海, 也许他已经回到辽宁, 我们还会有机会再见面。 我相信, 如果他到北京来, 一定会告诉我的,我要抽时间去看看他。 我也曾和家人叨念过, 如果真是可怕的不幸发生了, 我一定会接到通知。 不管别人是否承认, 我自认为我还可以算作他的生前好友。 既然没有接到通知, 那就说明还没有发生不幸。

直到今年1月收到 《鸭绿江》 杂志, 翻开目录, 我一下子惊呆了, 原来陈淼同志已经与世长辞, 可怕的事情终于不得幸免。我一口气读完了一些同志的悼念文章, 总觉得自己也有些话要讲, 以告慰于长眠地下的陈淼同志。 我过去虽然也写过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但是自从1966年 “文革” 开始以后, 就只写一种东西: 检讨。 “四人帮” 横行的时候, 有人也劝过我, 要我写一点东西, 但是我十分怀疑他的动机不良, 至少我还没有傻到那种程度, 甘心情愿授人以柄。 唯一的例外是有一次一位老朋友要我给一个杂志写点东西, 盛情难却, 我就不痛不痒地写了一篇。 现在我是自觉自愿要写一点东西悼念陈淼同志, 可以算是一种来自友谊的冲动吧!

我同陈淼同志虽然相交不久, 但是可以说相知颇深。 陈淼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种政治上的热情、 诚恳、 坦率, 善于思考; 工作上则是十分勤奋、 刻苦、 踏实, 事业心很强。 他到大连去, 是我同意的, 并且在当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帮助他安下了家, 然后他就长期生活在獐子岛上。

由于他的勤奋、 刻苦, 平易近人, 善于联系群众, 獐子岛公社的上上下下他都很熟悉。 他还不顾身体不好、 晕船, 几次随着渔船出海。 就是这样一位好同志, 在那个时代, 也难以逃脱 “四人帮” 的追随者们的小报告的攻击和污蔑, 传到毛远新的耳朵里, 就成了陈淼一定要到大连这个大城市, 而且住着一栋独门独院的小别墅, 养尊处优, 无所事事。 到 “批林批孔” 的时候, 这就成了文艺战线复辟回潮的典型表现之一。 在一次会上, 毛远新拍着桌子大骂一通。 他当然是别有用心, 借题发挥。 但是有的同志坐不住了!

在 “批林批孔” 的高潮中, 尽管有人盯梢、 告发, 总还有些老朋友冒着风险到我家里去, 他们这种行动本身就是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陈淼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俗话说, 患难觅知交。 经过严峻考验的友谊是最珍贵、 最可靠的友谊。 有一天晚上, 陈淼和一位老同志到我家里。 这次却只说了一个问题, 就是 “领导既然批评了, 陈淼同志是否转回沈阳”。 当时陈淼同志基本上没有说话,都是那位老同志说。 我告诉他们, 要沉住气, 不要着急, 看看再说。 我说, 你们还没有看清楚吗, 这主要是对着我来的, 我都不着急, 你们急什么, 以后再说。 大家相对无言, 沉默了好半天,他们两位便告辞了。 出乎我的意料的是, 第二天, 那位老同志居然写了一张大字报, 揭发批判我, 说是陈淼本人都要求搬回沈阳, 而我却执意阻挠, 对抗领导的批评。 当然是罪大恶极, 死不悔改!

在当时的那种形势下, 写写大字报揭发我, 是可以理解的。不揭发我揭发谁呢! 在那种高压之下, 不说几句违心的话能行吗! 奇怪的是这位老同志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 把陈淼同志置于何地? 当时我甚至怀疑这位老同志出面陪着陈淼同志到我家去谈这件事的动机。 当时我曾说过, 无论你怎样表现, 人家也还是信不着你, 还要说你是刘敬之的社会基础, 何必出这个头呢! 有些同志似乎就是听不进去, 也真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过, 我相信, 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 我们总是越来越聪明的, 不会再干那种傻事!

打倒 “四人帮” 以后, 有一次我到大连, 专程到陈淼同志家里去看看到底什么样。 原来是一栋住几十户的公寓式的简易楼房, 没有暖气, 也没有煤气, 总算还有上下水道, 哪里是什么独门独院的小别墅。 我还特意去看了毛远新在大连常住的 “安乐窝”。 虽然不算怎样豪华, 但是比起陈淼同志所住的简易楼来却高级得多。 这种败类就是这样: 又要当婊子, 又要立牌坊。 满嘴天官赐福, 一肚子男盗女娼。

陈淼同志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 平时接触, 总是要交谈一些问题, 而且可以敞开思想, 畅所欲言, 说得比较深, 彼此都不用担心谁会去告密。 陈淼同志对 “四人帮” 的那一套, 特别是在文艺界里的横行霸道, 法西斯独裁, 是深恶痛绝的。 他交际较广,消息灵通。 每次见面, 他总要向我透露一些消息。 我记得毛主席对 《创业》 的指示, 就是他最早详细告诉我的。 因为他在鞍山工作过一段时间, 长影有一位作家长期生活在鞍山, 他们很熟, 他是从长影那位同志那里听到的。 陈淼同志为人正直, 谈到文艺界的一些问题, 他能讲真话, 讲公道话, 不带什么偏见。

打倒 “四人帮” 后, 有一位同志调到大连市委, 分工主管宣传文化工作。 他要求我给他介绍几位同志, 能够讲真话, 讲公道话, 能够反映真实情况, 有头脑, 有见解, 不随声附和, 不看风使舵。 我就把陈淼同志推荐给他。 后来他们两人相交得很好。 这位同志调离大连以后, 有一次谈起陈淼同志的病, 他很着急, 给了许多帮助。 他对陈淼同志评价很高, 倍加赞扬, 他认为陈淼同志是一个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同志。 他在大连工作期间, 得到陈淼同志的许多帮助。 陈淼同志给他提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建议和意见。

陈淼同志作为一位作家, 有着比较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十分可贵的实干精神。 他好发议论, 但从不夸夸其谈, 不着边际; 他有丰富的文学知识, 而且兴趣和知识都很广泛, 涉猎甚广, 但他总是那样谦虚、 朴实, 从不文过饰非, 自以为是; 他的文字朴实、流畅、 别具一格, 但是他总认为不如同辈作家。 他不断地如饥似渴地从生活中汲取营养。 他说起话来, 即使是很严肃的主题, 也总会夹带着一定的幽默感, 但是有理有据, 并不夸张。 有几位同志跟我讲过一位贫农作家的故事, 每个人的叙述各有千秋, 但是他的这个 “版本” 最完整、 最深刻。

打倒 “四人帮” 后, 正是在文学事业上发挥他的才能, 展现他的才华的时候, 他可以给党和人民做更多的事情。 恰恰在这个时候, 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 使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这不能不说是文学事业上的一个损失。 我作为文学作品的一个不合格的读者, 希望我们健在的作家, 能够写出更多的作品, 告慰陈淼同志, 而我自己只能以有生余年的更努力地工作来和大家共勉。

(本文为刘敬之同志20世纪80年代初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