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社会科学发展

北京的风波平息了, 风雨过后, 中国向何处去? 党在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在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思想理论界也在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 现在, 有人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收” 了, “双百” 方针要 “变” 了, 中国社会要 “倒退” 了!人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呢? 关键在于: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还要不要继续坚持? 十三大概括的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还要不要继续坚持? 人们的思想上出现一些疑虑, 国内外敌视我们的人也乘机制造了种种混淆黑白的舆论。 对此, 邓小平同志作了明确的回答。 邓小平同志说: “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 方针、 政策, 照样干下去, 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改革开放政策不变, 几十年不变, 一直要讲到底。” 邓小平同志还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 一个字都不能动。”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 对全党全国来说, 进一步稳定形势,安定党心、 民心, 增强各民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是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就我们理论工作者来说, 对一段时期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出现的混乱进行回顾和反思, 澄清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为继续贯彻 “双百” 方针, 发扬学术民主, 促进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

百家争鸣的方针,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 方针、 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一贯坚持的重要方针, 这个方针不能变。

“双百” 方针不能变, “双百” 方针不能丢, 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的讲话中说: “无论如何, 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 不打棍子的 ‘三不主义爷 的方针, 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 破除迷信、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 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 现在重申一遍, 不允许有丝毫动摇。” 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的讲话中说: “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他说, 那种认为 “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 这完全是歪曲”。1981年邓小平同志在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中强调指出: “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这是不会改变的。” 1983年邓小平同志在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的讲话中又说: “党的方针没有变, ‘双百爷 方针还是要。” 1987年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 强调指出: “要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爷 的方针。 继续鼓励和支持理论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勇于探讨、 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新情况、 新经验、 新问题,提出新见解。 在这方面, 不要怕犯错误, 有错就改; 要允许犯错误,不能因为在探讨中出了某些错误就给人家戴帽子。 对敏感问题的探讨性意见,要慎于公开发表,在政治上尤其应如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每当邓小平同志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 为什么思想理论界总是有人出来散布改革开放要 “收” 了, “双百” 方针要 “变” 了呢? 从根本上说, 就是把四项基本原则同 “双百” 方针对立起来。 认为“双百” 方针是 “放”, 四项基本原则是 “收”。 这几年,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没有受到遏制, 相反地愈益发展, 以致泛滥成灾。 有些人越来越猖狂, 有的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20世纪的一大遗产, 有的公开发表所谓 《私有制宣言》。这次动乱, 就是长期纵容、 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然结果。 其最大危害, 就是冲击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的支柱。 那些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 思想、 观点, 都是同四项基本原则根本对立的, 其核心是怀疑、 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 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正是为了理论、 文艺事业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正确地发展, 理论、 文艺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才能真正繁荣起来。 有人认为, 不管什么意见、 文章、 作品都可以随意发表才叫繁荣, 只允许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放”, 而不允许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批判才叫繁荣, 这些都是错误的。 “双百” 方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方针, 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方针, 在争鸣中必须有批评, 唯有批评, 才能促进争鸣, 才能促进理论、 文艺的繁荣。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不但会危害四项基本原则, 最终也会扼杀社会主义的理论、 文艺事业。 这几年出现的鼓吹经济上的私有化, 政治上的多元化, 思想上的自由化, 文化上的西方化, 伦理道德上的自私化, 文艺上的腐朽化, 等等, 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社会主义科学、 文艺的发展, 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有些人, 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 而在批评社会主义。 有些人搞研究, 就是研究如何反对马克思主义, 如何走资本主义道路。 而对这种不良现象, 谁也批评不得, 一批评, 就说是 “思想僵化”, 妨碍 “创作自由”。 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 允许宣传资产阶级思潮的自由, 反倒限制宣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自由呢? 问题出现在思想理论界, 根子却在党内。 历史经验证明, 坚定不移地贯彻 “双百” 方针, 既要反 “左”, 又要反右。 当前, 虽然在思想理论战线上 “左” 的流毒还没有完全肃清, 但不能不看到, 右的倾向已经成为当前需要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它的主要表现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正如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的: “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二)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是一定社会阶段思想文化发展的关键。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 是否有一个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社会学术环境, 决定了该社会的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 在欧洲, 学派平等、 自由争鸣的社会环境, 造成了古希腊哲学、 天文学和力学的繁荣和发展。 中世纪, 人们的思想套上了宗教的枷锁, 人类精神文明陷入长期黑暗停滞的时期。 从文艺复兴起, 思想的翅膀冲破了宗教的牢笼自由飞翔, 科学文化空前发展。 在我国,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并存、 学术自由讨论, 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为中国古代文化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自豪。 可是, 从秦始皇焚书坑儒, 到汉朝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唐朝搞科举,理论观点一统, 直到清朝大兴文字狱, 造成人们思想因循守旧、僵化愚昧的状态。 解放后, 对于封建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理和根本的改变, 发展到 “文革” 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对不同的学派和观点进行压制打击, 批判斗争, 甚至对人进行肉体残害, 致使科学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思想解放的春风使人们嗅到了科学春天的气息, 听到了人类时代前进的脚步声, 见到了严冬过后社会科学文化园地中初绽的朵朵鲜花。

如果说在历史上是否有一个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 决定了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的发展速度, 那么在当代, 这种环境可以说决定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存亡兴衰。 “双百” 方针主张思想文化和科学派别之间的交流和影响, 本质上是一个文化开放的方针。 “双百” 方针鼓励探索和创新, 推动人们不断提出新理论, 预言新事实, 激发新探索, 得出新结论。

然而, 贯彻 “双百” 方针不是一帆风顺的, 总是伴随着“左” 的或右的干扰。30多年来的实践, 特别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实践证明, 只有正确地理解和贯彻 “双百” 方针, 才能促进我国科学和艺术事业的发展。

“双百” 方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几年来,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 一会儿这个 “主义”, 一会儿那个 “思想”, 掀起一股诋毁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浊浪, 在思想理论界造成极大的混乱。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主义是起主导作用、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不允许社会意识多元化或其他主义、 思想与之抗衡。 马克思主义是 “争鸣” 中的 “百家” 都必须遵守的指导思想。 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 “双百” 方针, 就会使“百花” “百家” 在 “齐放” “争鸣” 过程中失去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 这不仅会使 “齐放” “争鸣” 无法正常进行, 还会使错误的言论到处散播, 会使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潮自由泛滥。

批评和反批评是 “双百” 方针题中应有之义。 有些人把“双百” 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 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 “放”,不让马克思主义 “争”。 在自由化泛滥时期, 讲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说成是 “腐败的说教”。 这几年搞马列主义的人受气, 搞自由化的人吃香, 谁骂共产党最厉害, 谁的名气就越大。 对这些人又批评不得, 一批评就被称为 “围攻”, 被说成是 “打棍子”。 结果是批评者被围攻, 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 “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 有错误就得批判, 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 在争论、 批评和斗争中辨明是非, 分清真假,发展真理。

贯彻 “双百” 方针, 要实行 “三不主义”。 毛泽东同志说过, 利用行政力量, 强制推行一种风格, 一种学派, 禁止另一种风格, 另一种学派, 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也说过, 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讨论, 一定要坚决执行 “双百” 方针, 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 不戴帽子、 不打棍子的 “三不主义” 的方针。 学术争鸣、 理论探讨、 批评和反批评, 都应以理服人,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不能以势压人, 用行政手段对争论的双方做政治结论。 这样做势必扼杀不同学派的自由争鸣, 造成思想文化领域千篇一律、 万马齐喑的局面。

贯彻 “双百” 方针, 既要反 “左”, 又要反右。1956年我们党提出 “双百” 方针后, 曾经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活跃了学术界、 文艺界的民主空气, 推动了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后来, 由于 “左” 的思想干扰, 特别是在 “文革” 中, “双百” 方针被抛在一边, 对一些文艺作品、 学术观点和学术界、 文艺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斗争, 致使科学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由于 “双百” 方针的贯彻执行,科学文化事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可是, 有些人却把 “双百” 方针曲解为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 想骂什么就写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 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 谁也不能批评和干涉。 结果, 抹杀真理和谬误、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 不仅破坏了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而且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 历史经验证明, 贯彻 “双百” 方针, 必须防止 “左”、 右两种错误倾向。 在当前继续反 “左” 的同时, 特别注意反右, 从资产阶级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 从西方社会思潮、 生活方式和其他腐朽没落的精神污染的影响下解放出来; 从狭隘的自我小天地中解放出来; 从充满铜臭气的、 精神商品化的“钱袋” 下解放出来; 从自惭形秽的民族自卑感的精神状态下解放出来。 没有这方面的解放, 我们的思想解放就是不完全的, 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繁荣也是不可能的。

(三)

马克思主义要有新的大发展, 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世界在发生巨大变化, 人类文明在突飞猛进, 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事业展现了新的前景。 这一切都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开拓新视野, 发展新观念, 进入新境界。

马克思、 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 在于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 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 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 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 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 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 在哲学、 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 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 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 任务、 动力、 条件、 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 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 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 如此丰富生动的实践, 为我们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 当前, 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状况, 同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相比, 是很不相称的。 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多年, 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 仍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 我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丰富的实践经验还没有能够从理论上深入地加以研究, 使之上升为系统的科学理论; 对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许多新的问题,还没有给予科学的说明。 面对这种情况, 摆在思想理论界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就是要认清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新的大发展这个现时代的大趋势,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继续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发扬学术民主, 探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面临的新问题, 很好地研究和深入地批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提出的许多理论问题, 为促进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

注意研究改革开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现在有一种说法, 叫作 “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有害的。 “不能设想, 离开政治的大局, 不研究政治的大局, 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 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 理论家? 如果那样, 我们在去年用大半年时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 还有什么意义呢? 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 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 (注: 《邓小平文选》 第165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为我们的理论工作指明了方向。 沿着这个方向前进, 我们的理论工作就生气勃勃, 大有可为。 而与现实保持距离, 必将使理论工作走上邪路。

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 形成新的理论, 也是不行的。 面对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的大发展的大趋势, 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 认真贯彻 “双百” 方针,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为促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大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原载 《中国社会主义四十年》, 编者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