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摇 涛
敬之同志和我一起工作4年,4年的战斗实践充分证明他是一位坚持原则, 敢于说真话、 办实事,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 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的好同志、 好领导。
1977年11月, 中央任命我担任新华社社长职务。 我对担任这个职务实感信心不足, 因为新华社这个有7000人的大单位,遭受陈伯达、 姚文元捣乱、 破坏达8年之久, 确实千头万绪, 遗留的问题很多, 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少。 原社长朱穆之同志建议我向中央组织部请求调一位政治水平高、 比较熟悉业务、 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同志来社担任副社长, 专管政治思想工作, 整顿新华社被搞乱了的队伍。 我非常同意这个建议, 几次同中央组织部磋商, 决定调辽宁省委宣传部长刘敬之同志来担此重任。 好干部一般是不愿放走的, 经过三次商谈, 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才同意调刘敬之同志来新华社工作。
敬之同志到任后, 很重视做调查研究工作。 新华社的部门很多, 他为了了解情况, 熟悉干部, 每天去部门看看, 找人谈话。他耐心地听取多方面的意见, 为了弄清问题, 他经常并反复地从各个不同角度去了解一件事或一个人, 常常加班加点地工作, 锲而不舍地研究某个问题以及与此问题有关的人, 直到弄清楚问题的真相为止。
他善于了解人, 他的诚恳、 坦率态度也很容易让人了解他。他对人坦诚、 虚心, 却又不被现象所蒙蔽。 对于受到 “四人帮”的打击、 陷害甚至被判了刑的人, 他不厌其烦地向家属和周围的同志了解情况, 听取意见, 然后作出判断, 提出平反的意见, 争取平反昭雪。 即使是职工的家庭纠纷, 如去找他, 他也会耐心地做思想工作, 并想方设法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社内一度纪律松懈, 中午不到开饭时间就有很多人到食堂去等开饭, 为买点好菜而吵吵闹闹。 敬之同志为了了解是哪些部门的同志最不守纪律, 就站在食堂内观察, 他耐心地站了近两个星期, 看清楚了是哪个部门的职工纪律最差, 取得证据后, 才去和这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商量如何整顿纪律, 解决 “散” 的问题。
敬之同志深入、 耐心、 细致的工作作风和耿直、 忠于职守的精神受到很多人的敬佩, 当然也会遭到个别人的不满。 我认为,坚持错误的人对敬之同志是不会满意的, 这是敬之同志的光荣。
敬之同志不仅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 他对新闻业务也很熟悉。 因为他长期做过和领导过新闻工作, 所以党组讨论业务工作时, 他能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具体建议。 他平时十分注意并了解新华社各部门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他常和领导业务的部门负责人讨论清理工作和业务问题, 工作关系处理得很好。
在新华社的4年中, 敬之同志和我合作得很好, 他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 他因为我长期做过驻外大使, 所以常和我讨论国际形势, 他常常提出独到的正确见解, 使我得到教益。
1982年我68岁时, 响应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号召, 主动要求辞去新华社社长、 党组书记职务, 中央批准, 改任我为新华社顾问并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之后不久, 敬之同志就被调到吉林省委任书记去了。 从此以后, 我们虽然身处两地, 但友情未减, 始终保持联系, 见面时仍像在新华社时一样, 纵论天下大事, 交换各自的学习心得, 很多观点是相同的。
敬之同志逝世了, 我们党少了一位好干部, 我少了一位知己。 我经常怀念他, 觉得他走得太早了!
安息吧! 亲爱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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