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刘敬之书记当秘书

王立英

(一)

我第一次见到敬之同志, 是在1982年5月31日。 当时他刚刚从新华社副社长的岗位调任吉林省委书记, 分管宣传文教工作。 我当时在省委宣传部办公室工作。 受办公室主任张雪峰委托, 为敬之同志起草一篇讲话稿。 早听说敬之同志是新闻写作的高手, 他任 《吉林日报》 总编辑期间, 经常起草重要言论稿件,时任省委书记吴德对他很赏识。 有一次外出, 敬之同志利用在榆树火车站候车的时间, 写出了一篇重要社论。 这次为他起草讲话稿, 我担心自己不胜任。 果然, 敬之同志对文字要求很严格, 第一稿送上去改动比较大, 有的地方改得面目全非。 好在敬之同志对于材料怎么写、 写什么、 主要观点如何阐述, 讲得非常明确。敬之同志也很民主, 在他讲完意见之后, 问我们几个起草人还有什么意见, 别人没发表意见, 当时我年龄最小, 没顾虑, 大胆地讲了自己看法。 敬之听后说, 小王讲得有道理, 材料中要把这些观点吸纳进去。 起草讲话材料的第三天,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建颖找我谈话。 建颖同志说, 敬之书记那里需要个秘书, 组织上想派你去, 你有意见没有? 我当时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 事后知道, 宣传部推荐了几位同志, 是敬之同志选的我, 但敬之同志跟我压根儿没说这事。 敬之同志让宣传部负责干部工作的王建颖同志跟我谈话, 是以组织的名义征求我意见。 第二天, 我把建颖同志谈话内容报告了办公室主任张雪峰, 雪峰同志说, 这事我知道, 任职文件都来了, 你明天就到省委办公厅报到吧。 从此我在敬之同志身边工作了3年。

在敬之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是十分紧张忙碌的, 一年很难休上几个完整的星期天, 因为星期天往往要到办公室处理一周内未尽事宜。 但我在敬之同志身边工作是愉快的, 是充实的。 如今回忆起来, 接受敬之同志的言传身教, 那是我一生的幸事。

记得刚当秘书时, 有个单位开会请敬之同志讲话, 提前一周送来了有关资料, 我当时没有及时报告。 临到开会前一天, 敬之同志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这件事, 马上找我询问。 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诉敬之: 这事我忘了。 敬之同志当时没有发火, 只是说,明天就要开会了, 起草讲话稿来不及了, 想点补救办法, 快把资料给我送来。 敬之同志自己拟了个讲话提纲, 第二天即席发言,很受欢迎。 会后我根据录音整理了讲话稿。 事后敬之同志对我说, 准备个本子, 把每天的日程和重要事项记下来。 有了这次教训后, 我准备了两个大笔记本, 一是记事, 二是抄录敬之同志的批示。 如今, 我还保留着5本笔记, 密密麻麻地记载着敬之同志在任省委书记期间的批示、 批语和重要信函。

敬之同志对秘书的要求很严格, 除正常工作外, 还过问我的学习情况。 有一次他问我读过哪些理论上的书, 我告诉他, 在党校脱产学习的一年半, 通读过 《马恩选集》 四卷、 《列宁选集》四卷, 以前还读过毛选。 他说, 有这个基础很好, 但还不够, 还要选择一些重点篇目精读, 如 《共产党宣言》 《辩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矛盾论》 《实践论》, 一口气给我开列了十几本的读书清单。 还特别嘱咐我, 不能满足于通读, 重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学习唯物辩证法, 用理论指导实际工作。 你可以带着你提出的问题在理论上探讨一下。 他这么一说把我说蒙了。 我没有提什么问题呀! 敬之同志一提示, 我想起来了。 原来是刚到他身边工作时, 他问我怎么看联产承包, 我当时不假思索地回答: 刚开始搞联产承包, 许多人想不通, 说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夜退到解放前,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但有点担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村一级的集体经济如果成了空壳, 党支部还有号召力吗? 农民集体观念还能不淡薄吗? 农村社会主义文化阵地无产阶级还能去占领吗? 我没有想到, 当时随意说的话, 他记得那么清楚。 在敬之同志指导下, 我喜欢上了哲学, 读了中国哲学史、 欧洲哲学史, 有时也向敬之同志请教, 探讨一些问题。 在交流中, 我感到他懂的东西太多了, 敬之同志的理论功底太深了。

敬之同志在工作中, 还有意指导我写作。 他对我说, 不要只会办事, 忘了写字。 有一次, 一个部门为他拟了一篇讲话稿, 大约有5000字。 他先让我修改, 并且告诉我, 写东西要言之有物,不要无病呻吟。 不要说那些谁都知道的一般性大道理, 不要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 也不要讲部门领导说的话, 要讲省委书记该说的话。 话讲出去, 要让人家听得明白, 知道该怎么办。 我按敬之同志的要求, 把稿子砍去一大半。 敬之同志看后又作了一些改动, 加上阐述他思想观点的一些话, 然后又把稿子给我看, 这篇讲话稿才2000字。 回想起来, 敬之同志是手把手地教我。 还有一次, 马上要下班了, 敬之同志向我口授一篇参加会议的发言提纲, 告诉我两天内完成。 因第二天有会, 我当晚加班, 第二天上班时把抄清的3000字稿子交给他, 敬之同志一愣说: “你一夜没睡吧? 以后别这样开夜车, 年轻也要注意身体!” 敬之同志这么一说, 我心里很暖, 哪还觉得累呀!

(二)

20世纪80年代, 有个知识分子的全国重大典型, 那就是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的蒋筑英。 发现这个典型, 宣传这个典型, 敬之同志付出了很多心血。 我亲历了敬之同志组织学习蒋筑英活动的过程。 蒋筑英是我国著名光学家, 时任长春光机所长王大珩的研究生。1982年6月15日, 蒋筑英在外地工作, 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恶化, 不幸在成都逝世, 年仅43岁。 我记得, 有一次王大珩所长来汇报工作, 向敬之同志报告了蒋筑英的情况。 王大珩带着感情讲述了蒋筑英的学术贡献、 人品、 作风和英年早逝的情况, 敬之同志当时就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对王大珩说, 您培养了这么好的学生功不可没, 但这样一个优秀人才过早离开了我们,组织上有责任。 不只是光机所有责任, 您有责任, 省委也有责任, 我这个文教书记也有责任。 随即, 敬之同志吩咐我, 这几天不要给我安排一般性的会议和活动, 我要去光机所调研。 在长春光机所, 敬之书记亲自主持座谈会, 听党委介绍蒋筑英的情况,听科技人员讲蒋筑英那些感人的故事。 省委宣传部的同志和新闻记者也参加了这些活动。 敬之同志了解了蒋筑英思想政治表现和奉献精神, 弄清了蒋筑英在学术上的突出贡献, 这实际上是对蒋筑英身后的考核和认定。 蒋筑英虽然长在红旗下, 但特殊的家境使他受了不少磨难。 他15岁那年, 父亲因历史问题错判入狱,直到1981年才平反。 蒋筑英195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掌握了英、 俄、 德、 日、 法5门外语。 他靠助学金完成学业,10个学期的寒暑假有8个在图书馆度过。 大学毕业后, 他写信说服了母亲, 没有回老家杭州, 而是考取了王大珩的研究生来到长春。1965年, 年仅26岁的蒋筑英,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 令日本学者惊奇不已。 蒋筑英虽然做出了突出贡献, 但因家庭出身不能当劳模, 也长期解决不了入党问题, 直到去世前才填上了入党志愿书。 尽管这样, 蒋筑英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 没有改变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 在长春光机所的20多年时间里, 他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 取得了突出的科研成果。 他是我国在光学传递函数的计算、 装置、 测试以及编制程序、 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 还有他那质朴的性格、 坦荡的胸怀、 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长春光机所调研回来, 如何宣传蒋筑英, 敬之同志已胸有成竹了。 敬之同志首先向时任省委第一书记强晓初作了详细汇报, 强晓初同志坚决支持宣传蒋筑英。 接着, 敬之同志向省委提出了几个具体建议:1. 要以省委的名义作个决定, 在全省开展学习蒋筑英活动;2. 弄清蒋筑英学术贡献的价值, 编印出版蒋筑英的学术著作;3. 举办蒋筑英事迹展览;4. 授予蒋筑英特等劳动模范的称号;5. 对遗属从优抚恤。1982年10月26日, 省委作出了 《关于开展向蒋筑英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同年11月30日, 省政府追授蒋筑英同志为省特等劳动模范。 当时的省特等劳模, 加上蒋筑英只有69人。1982年冬天, 敬之同志陪同省委第一书记强晓初同志看望了蒋筑英的夫人路长琴及其子女, 当时我也在场。 在组织开展学习蒋筑英活动中, 敬之同志在3个月内作出20多次批示。 这些批示, 有的是针对一些具体问题的, 更多的是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轻视科技作用、 轻视知识分子那种“左” 的思潮, 批评了一些错误观念。 敬之同志还专门写了一篇《蒋筑英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文章, 刊登在 《吉林日报》 和《新长征》 杂志上。 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 敬之同志还以蒋筑英为例, 专门阐述了进一步发挥知识和知识分子作用问题。 从此, 蒋筑英的名字走出了光机所, 走出了吉林省, 成了全国广大党员、 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蒋筑英的事迹在 《人民日报》 报道后, 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聂荣臻元帅称赞蒋筑英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聂荣臻、 方毅、 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先后发表文章, 呼吁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彻底肃清 “左” 的影响, 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从政治上生活上切实关心他们, 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三)

1983年, 省委调整了敬之同志的工作分工, 在分管宣传文教工作的同时, 增加了分管组织干部、 群团工作的内容。 当时, 清理干部队伍, 平反冤假错案, 落实政策、 肃清 “左” 的思想影响的工作任务相当繁重。 反映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问题、 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 知识分子职称评定和入党难等方面的信件, 几乎每天都能收到。 我曾建议, 把有些信件转给信访和省有关部门处理。 敬之同志说, 不能全转信访办和有关部门, 我还要看一看, 掌握第一手资料, 了解下情, 不能官僚主义。 那时敬之同志工作很累, 每天晚饭后都要工作一两个小时, 有时到深夜。每天上班时, 我总能收到他退给我的一大摞文件和批阅的信件。

1983年5月28日, 敬之同志从 《吉林日报》 总编室 《内部情况》 增刊79期上看到 《省特等劳动模范、 高级工程师、 鸟类专家赵正阶入党问题为什么迟迟解决不了》 一文, 当即批示: 看来这里还是独立王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还没有吹到这里,明显的 “四人帮” 观点还在指导着某些人的行为。 “文革” 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还在掌握着大权。 建议延边州委组织部派人调查,吉林日报社派人参加。 先把伊伊伊的问题查清。 决不容许 “三种人” 留在领导班子里边。 管理局班子软弱涣散问题, 应一并解决。 敬之同志批示后, 有关部门认真进行了调查, 管理局班子也进行了认真整改。9月27日,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把处理结果报给敬之同志。 敬之同志又作了批示: 管理局党委的态度是诚恳的积极的, 管理局党委从解决赵正阶入党难的问题入手,总结经验教训, 肃清 “左” 的思想影响, 端正了班子的思想政治路线, 加强了知识分子工作, 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敬之同志同时还批示: 要妥善处理善后, 包括对免职干部的安排使用。 敬之同志所说的免职干部是指阻碍赵正阶入党的支部书记。 《吉林日报》 《内部情况》 中还提到管理局班子中有人是造反起家, 经调查与事实有出入, 是认识问题。 所以敬之同志在批示上特别强调, 要实事求是, 属于认识问题提高认识就可以了, 处理人要慎重, 不能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敬之同志拿赵正阶这个典型解剖麻雀, 举一反三, 意在解决全省普遍性问题, 进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端正思想路线。 当时, 类似这样的信件相当多, 敬之同志作出批示的就有上百件。

敬之同志遇事不推不拖, 敢于担当。 关于 《伪满洲国史》 一书, 当时意见分歧较大, 在理论界争论不休。 敬之同志于1984年3月18日, 给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厚钧下了指示: 请厚钧同志先把各方面意见仔细研究一下, 必要时可找有关的同志面谈、 讨论, 然后把争论和有分歧的几个主要问题整理出来组织讨论, 开始范围小一点儿。 能取得一致意见更好, 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则把有分歧的主要问题、 各方面的主要观点整理出来, 再组织讨论。 有这么两个回合, 我看问题就会比较清楚了。 然后再找少数人研究如何处理的方针和方法。 我们的原则只有一个, 就是坚持真理, 实事求是。 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 百家争鸣。 有书在, 白纸黑字, 不容歪曲。 这个问题好办。 至于性质, 先不要下结论, 先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 今年上半年争取能有个结果。 请厚钧同志妥为安排。 胡厚钧副部长有敬之同志的支持,妥善地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 胡厚钧同志深有感触地说, 多亏有敬之书记这个主心骨。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1983年5月12日, 敬之同志收到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宋国培来信, 反映他被错定成医疗错案责任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副省长张文海恢复工作不长时间, 因病住院不幸病逝。 粉碎 “四人帮” 后,人们同情受迫害的老干部, 因此这件事在当时轰动很大, 有舆论认为张文海是被害死的。 经治医生宋国培因此被定成医疗责任事故责任人而受到了处分, 但本人一直不服。 敬之同志明知这是个几年来都没能解决的捅马蜂窝的事, 但他还是在宋国培的信上作出批示: 请建国同志阅处。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定医疗责任事故要有充分的根据, 要尊重事实, 尊重科学, 这样才能够查清事实, 又保护医疗人员的积极性。 此事在省卫生厅厅长贺建国的安排下, 经有关部门认真复核鉴定, 得到了妥善处理。 宋国培医生被解除了处分, 放下了包袱。

敬之同志的是非观念非常鲜明, 他为许多人伸张正义, 甚至打抱不平。 但他也十分警惕诬告者。 他多次收到告长春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宫少辉同志的信, 但觉得信中内容有些疑惑, 派人调查了解, 很多内容是诬告。 敬之同志在调查报告上批示: “四人帮”垮台8年, 但诬告之风还在发生。 为此我们决不可轻信, 包括匿名和不匿名的, 都要查实后再表态定论, 以免上当、 误事。 既然查清情况, 基本与事实不符, 建议将原信转给长师党委, 说明已调查清楚, 警惕有人拨弄是非。

敬之同志的保密观念很强, 他分管组织干部工作, 涉及干部任免文件, 不通过秘书转送, 都是直接找省委组织部。1983年8月22日, 邓小平同志登长白山后回北京, 所乘专列途经吉林市。邓小平同志在吉林市火车站接见了省委第一书记强晓初和省委书记刘敬之, 我当时在场。 但在去吉林市之前, 敬之同志没有告诉我这件事。1983年, 我随敬之同志参加在福建省三明市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同行的有时任长春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谷长春。 会议期间, 敬之同志接到省委第一书记强晓初电话,涉及谷长春同志工作变动。 敬之同志分管干部工作, 变动情况他清楚, 但他只告诉谷长春同志提前回去, 找长春市市委书记肖纯同志去谈话。 谷长春同志当时也不知道自己调到什么单位担任什么职务。 几年后, 谷长春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见到敬之同志聊起这件事, 敬之同志说: “当时组织上没有责成我找你谈话, 所以我不能说。”

(四)

作为秘书, 我对敬之书记走过的人生道路非常感兴趣, 经常利用闲暇时间主动地与他攀谈, 力求了解他、 读懂他。 交谈中的许多事至今历历在目。

一件事是敬之同志任 《吉林日报》 总编辑时, 顶住了康生的巨大压力。1958年康生来吉林, 省里有关部门汇报, 敬之同志也在场, 汇报中讲到了长春地质学院一个青年教师推翻了牛顿的三大定律、 吉林大学一位教师批判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康生听了非常高兴。 可是过了几天, 康生发现这么重大的新闻没有出现在《吉林日报》 上, 立刻火了, 放下了狠话: “这个报纸办得还不如不办!” 多亏省委书记吴德把这事揽了过去才救了驾。 吴德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说, 康生把 《吉林日报》 批了, 这是批评省委, 由省委负责, 报社的同志不要有压力。 我对大跃进那个年代有记忆, 到处放卫星, 到处拔白旗, 头脑发热的人很多。 在那个年代能够冷静地思考问题的领导干部, 实属不易, 这是其一; 其二是不惧康生的来头, 不看眼色不跟风, 而且和这样的大人物对着干, 不怕丢掉乌纱帽, 不怕打击报复, 这得有多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呀!

第二件事是反对 “顶峰论”, 不赞成只读毛主席语录。1965年、1966年, 时任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刘敬之, 分管理论和报刊工作, 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他经过大量的调研和深入思考,提出必须全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 不赞成只读毛主席语录。他还说, 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 毛泽东思想也会发展的, 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 他说的这些话, 是从研讨的角度说的, “文革” 风暴一来, 这些观点成了他被打成 “现行反革命分子” 的主要证据。 反对学习毛主席语录, 反对副统帅, 这桩 “罪” 说有多大就有多大。1966年冬天, 刘敬之在沈阳市20万人的批斗大会之后, 被五花大绑地送到了辽宁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 在监狱中度过了14个月, 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折磨和摧残。 “文革” 初期, 敬之同志对毛泽东思想能有这样的认识, 来源于他那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来源于他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和忠诚, 来源于他的理论勇气。

第三件事是1972年敬之同志重新工作后任辽宁省文化局局长, 但不久又被抓了一个 “克己复礼” 的典型。 当时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毛远新, 组织对小说 《生命》 的批判, 认定这篇小说翻“文革” 的案。 敬之同志为这篇小说的辩解, 被毛远新指责为为批判 “划框子、 定调子” “驴唇不对马嘴的大评论”。 在批判《生命》 的同时, 批判锋芒直指刘敬之。 敬之同志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还为 《生命》 的作者辩护。 在批判会后, 敬之同志对一些同志说: “姓毛不一定就掌握了毛泽东思想。” 当时说这话, 后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敬之同志不久就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但即使这样, 敬之同志仍不改初衷, 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不低头, 不认错, 不检讨。

从这几件事上, 我深深地感受到敬之同志独到的见解、 超凡的胆略、 鲜明的个性、 独立的人格。 敬之同志的人格真是光彩照人, 敬之, 让人敬之! 这几件事, 带给我的不只是佩服、 敬仰,简直是心灵的震撼。 几十年来, 我从中吸取了无尽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