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情谊

季摇 里

《丹东日报》 的前身是 《安东日报》, 创刊于1945年11月22日。 近50年来, 虽然几度改变隶属关系, 又几易其名, 但始终作为党委的机关报出版发行至今。 刘敬之同志是这张报纸的创刊人之一, 担任过社长兼总编辑。

我是丹东日报社的后来人, 对于敬之同志当年创办和领导《丹东日报》 的情况无须我去详述, 自有他人撰文赞颂。 在这里我只说说他在身居高位以后, 仍然关心着丹东日报社的事业发展的几件事, 既是不忘他对 《丹东日报》 的贡献, 也是寄托我对他的哀思。

心系丹报的发展

对于刘敬之这个名字, 我早在70年代就听说了, 但并没见过其人。1990年12月末, 我调来报社工作, 总编辑田富全同志交代工作时, 其中就讲到编委会已邀请了当年在报社工作过的刘敬之等同志在明年 (1991年) 回报社看看, 希望我们做好接待工作。

1991年8月初, 刘敬之和夫人郭允贤大姐以及姜丕之夫妇一起来到了丹东, 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和接触他。 高高的身材, 朴素的着装, 热情的谈吐, 一接触就令我感到他和蔼可亲。 来到报社后, 我们几位总编辑陪同他看了报社大院的前前后后, 特别是我们陪同他登上了新办公大楼第一层的平台后, 他俯视江城风光,为家乡丹东的巨变和报社的发展由衷地高兴, 他讲了当年创刊报纸的艰难, 也称赞报社的事业发展是今非昔比了。 是的, 粉碎“四人帮” 以后, 报社的变化确实很大, 但是这些变化中, 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我们现在使用的这座5500平方米办公楼, 就是1986年至1988年期间, 他的侄子刘佶同志帮助从国家财政部争取来260万元资金建成的。 还有当时我们使用的LB203高速铅印轮转机, 是在 “文革” 后期, 敬之同志恢复工作不久, 在担任辽宁省文化局领导职务时, 考虑到丹东是边境城市, 将国家分配给辽宁省的第一台铅印轮转机批给了丹东日报社, 我们用了15年。直到1993年8月我们购进新型的胶印轮转机后, 才将这台机器停用。

这次来丹东, 我们又向他提出了印刷设备老化陈旧, 想要更新换代但没有资金, 他高兴地答应帮忙。 他回到长春后不久, 就给我写来了一封信, 说他在长春见到了正在休假的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同志, 介绍了我们的困难, 并商讨了申请款项的办法,告诉我房维中同志大约在9月中旬回北京, 届时让我们派人去北京找他。 在给我的信中夹带了他写给房维中同志的信, 让我们去北京时带上。 他想的做的真周到啊! 后来, 我们派人拿着他的信去北京跑了两次, 终因国家拨款政策有新的改变, 这件事情没有办成。 但他的热情和所费的心思, 我们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赤诚的爱心

敬之同志搞了一辈子党的宣传工作, 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老前辈。 他对办好党委机关报, 宣传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一直是十分重视的。 这次他来丹东, 又挥毫为 《丹东日报》 题词: “讲真话办实事发扬实事求是精神, 话改革评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个题词为我们办好 《丹东日报》 指明了方向, 也是对我们的要求和希望。

这期间, 我们还向他汇报了拟将四开四版小报改为对开四版大报的设想, 他十分高兴, 也十分赞成。 回长春路过沈阳时, 他还与省新闻出版局的有关领导同志谈了我们的想法, 希望他们给予支持。1992年8月, 省新闻出版局正式批准了我们的报告, 市委、 市政府决定从1993年1月1日改版。 当我们把这一喜讯报告给敬之同志时, 他于11月8日给我写来了一封信, 说改版“是件大喜事”, 并随信寄来一幅 “跟上时代潮流, 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的条幅, 祝贺 《丹东日报》 改版。

在我到报社工作不久, 翻阅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丹东报社印刷厂史》, 当时的厂长郭远告诉我, 厂史中第一部分的初稿经过敬之同志审阅, 这份清样一直保存在郭远手里。 我翻阅了一下, 看到只有几页的清样, 他从史实、 内容到文字亲笔作了大量增删和修改, 密密麻麻的钢笔字, 字体工整而清秀。 这件事, 对他来说, 既是给他找了麻烦, 又是一件区区小事, 但他却如此认真而负责地办了, 令人感动。

从这些事情中, 使我看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对宣传工作的无限热爱, 对新闻工作的大力支持。 这种高尚的品德,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位高重友情

离开丹东之前, 我请求敬之同志给我留一份墨宝, 他欣然答应, 给我挥毫录写了唐朝诗人李绅的诗句 “假金只用真金镀, 若是真金不镀金” 的条幅。 我想这是他对我的勉励和启迪, 希望我真诚地为党和人民做好工作, 对于他的这一教诲, 我永远不会忘记。

短短的几天相处, 敬之同志却把我这个普通干部记在了心上。1991年8月回到长春后, 就给我寄来一封长信, 除了表达对我们接待的感谢之情, 还介绍了他的工作、 生活情况, 并欢迎我到长春去。 在1992年11月8日给我寄来的那封信中除了对改版表示祝贺外, 还说: “我现在很好, 今年入冬只感冒了一次, 很快就好了! 每天看看报纸, 看看电视, 也翻翻书。 最近看了一本书, 书名是 《黑猫、 白猫——中国改革现状透视》, 贾鲁生写的,有点意思。”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 他一直关心着祖国的改革开放和 “四化” 建设。

1992年、1993年新年前夕, 他和郭允贤大姐给我寄来了贺年卡。 特别是1993年的贺年卡, 写于1992年12月18日。 寄出这份贺卡不到一个月他就逝世了。 他走得太早, 走得太匆忙了。

寄给我的信和新年贺卡, 我原来以为是郭允贤大姐或者是秘书代笔的, 后来我询问郭远同志, 郭远同志看后说均是敬之同志亲笔所书。 他的职务那么高, 工作和社会活动又那么多, 身体状况又不太好, 竟能亲笔为我这个一面之交的普通干部写来那么多的信和贺年卡, 真是没想到, 实在是令我感动不已。 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 我竟没给他回过一封信, 这将是我终生愧疚的一件事。 他对我是十分厚爱的, 但他逝世的噩耗传来时, 我因重病在身, 没能前去为他送行, 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但愿他在九泉之下, 能够原谅我这个不会待人处世的后来人。

在敬之身边工作过的或接触过他的同志, 对他关心群众、 联系群众的民主作风都是赞不绝口。 他生在丹东, 长在丹东, 对丹东有着深厚的感情。 逝世后, 他的夫人郭允贤大姐遵照他生前愿望, 决定将他的骨灰送回丹东安葬, 受郭大姐的委托, 我与他的亲属郭远、 郭通、 谭桂春等同志一起, 把墓地选在花园山上新建的社会公墓内。 我想, 他活着时关心群众、 联系群众, 逝世后让他也安息在群众之中, 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会是高兴的。 他的墓地在花园山的最高处, 坟头向着东方的市中心, 可以望见市中心区的全貌, 当然也就可以看到 《丹东日报》 的社址了。 让他的英魂永远看着丹东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看着 《丹东日报》 的不断成长, 这可能也是实现了他的遗愿。 他魂归故里, 对他来说可能是莫大的安慰。 他能在我们的身边安息, 对我们的悲痛心情也是一种慰藉。

《丹东日报》 的全体职工, 对有这样一位好前辈、 好领导,永远感到自豪和骄傲; 对他的不幸逝世, 悲痛之后将是永远的怀念。

(199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