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怀念敬之同志

战摇 科

老同志们回忆中怀念最多的人

在搜集丹东报史过程中, 我有幸先后听过和看过近百名老同志追述革命战争年代创办辽东新闻事业的往事。 其中, 对人物的回忆, 同志们讲得最多、 说得最具体的, 要数对敬之同志的深情回忆了。

有的说他是最先来到丹东创业的领导成员, 有的说他是在丹东当社长和总编辑时间最长的领导, 有的说他是最关心部下的社长, 有的说他是和工人交朋友最深的总编辑。 至于说他坚持原则性的精神, 艰苦奋斗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以及为了党的事业不顾个人得失的思想品质等那就更多了。 可是每当我提议, 请知情的同志写写对敬之同志的回忆时, 同志们却又表示难于下笔,因为他很少讲自己, 总是长年如一日地工作着, 像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 从不松套。 这样一位受尊敬的老领导, 在丹东的报史资料里, 不收入他的事迹怎能交代过去呢? 为此, 我曾两次去长春想专访他, 可惜两次都被婉言谢绝。 我曾请他写篇回忆文章,他虽然答应了, 但因确实很忙, 终归也未写成。

现在, 我也只好把同志们对他的一些回忆整理出来, 这也是一种珍贵的怀念啊!

怀有深厚感情摇 坚持党性原则

敬之同志干了大半辈子新闻工作, 调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以后, 仍分管党报工作, 实际上他也是关心了一辈子新闻工作。

敬之同志原是山东 《大众日报》 的特派记者、 总编室主任、编委,1945年10月, 他和李干发、 刘云沼同志首批由山东大众日报社来到安东 (现丹东)。 地方党委和政府决定接管由地方维持会主办的 《辽东民报》, 敬之同志是接管这个报社的负责人。陈楚等大批同志到安东后, 于11月22日出版 《安东日报》 时,他任编辑室主任。 随陈楚同志去本溪筹办 《辽东日报》 时, 由于形势的变化未成。1946年5月回安东出版 《辽东日报》 时, 他任通讯部长兼新华社辽东分社社长、 新闻干部学校的教育长。1946年10月撤离安东时, 他配合姜丕之同志带领新闻学校撤退。1947年春, 在长白、 临江、 辑安 (现集安) 一带坚持前线斗争,仍收录新华社电稿, 出版油印快报。1947年8月, 二次解放安东出版 《安东日报》 时, 他任社长兼总编辑。 1948年秋, 通化的《辽东日报》 与安东的 《安东日报》 合并时, 他任副总编辑。1948年底, 陈楚同志率领大批同志赴沈阳合办 《东北日报》 时,他仍任 《安东日报》 《辽东大众》 社长兼总编辑, 抗美援朝中期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社长。 他在辽东负责报纸工作整6年,1951年秋调任东北局任宣传部报刊处处长、 吉林日报社总编辑、 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务。1972年以后, 先后担任辽宁省文化局局长、 辽宁省委宣传部长、 新华总社副社长、 党组成员、 机关党委书记、 中纪委委员。1982年5月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1985年5月选为政协吉林省第五届委员会主席。

1985年9月2日, 敬之同志在 《丹东日报》 创刊30周年大会上讲话, 对自己的新闻工作经历和体会, 作了总结性的说明,他说可能和多年从事新闻工作有关, 我对新闻工作怀有深厚的感情, 今天和同志们相会只想说一个问题, 就是报纸体现党性的问题。 他说: “党的新闻工作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这是党报的性质所决定的, 党报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 起教育群众的作用。 不论任何人办报、 也不论哪个年月, 这个原则和作用都是极为重要的。” 这也是敬之同志对当年 《辽东大众》 报体现党性原则和发挥所有作用的最好说明。

敬之同志在主持 《辽东大众》 报时, 为了认真宣传党的政策, 认真贯彻党性原则, 对学理论、 学政策始终抓得很紧。 张闻天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时, 组织了一个省直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班。 每周学习两次, 工作不论怎么忙, 敬之同志一次也没缺过课。 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 《实践论》 时, 省委宣传部个别领导曾提出不同意发表的意见, 认为理论太深, 基层干部理解不了。 敬之同志根据新华总社两次指示: 要求全国地方党报一定要全文发表 《实践论》 的精神, 征得宣传部领导的同意, 当即决定全文发表, 及时地保证了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省委表示满意。

为了具体深入地宣传党的政策, 在他主持报纸工作的几年,每天看完稿以后, 都亲自写一篇社论、 评论或编后等文章, 常常写到深夜, 即使感冒发烧也坚持写完, 从不间断。 他是动笔最勤、 写文章最多的社长, 直到调离 《辽东大众》 报为止。 在他当社长、 总编辑的6年中, 对宣传党的政策, 领会省委意图, 体现党性原则始终抓得很紧, 他和历任省委书记——江华、 张闻天、张启龙、 刘子载, 都有密切联系, 历任省委领导同志也经常找他研究报纸如何宣传党的政策, 贯彻省委意图, 对他也都感到放心、 满意。

通讯工作基础深厚

对贯彻 “群众办报” 的方针, 在丹东6年中, 他始终坚持不渝, 倾注了全部心血。 这次搜集辽东报史资料, 许多老同志都不约而同地赞扬 《辽东大众》 的通讯工作抓得好。 为什么会抓得那么好, 又是谁主持抓的呢? 记者经多方访问, 寻根追底, 主要的决策者和认真的执行者正是敬之同志。 他认真保持和发扬了山东《大众日报》 的优良传统, 一到安东办报, 就开展工农通讯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在他任通讯部长期间, 发动全体编辑记者, 广泛建立通讯员网, 通讯员力量非常雄厚, 每位县委书记都是当然的通讯员, 有的甚至是特约通讯员。 在任 《辽东大众报》 社长兼总编辑期间, 他又提出建立县通讯社, 各县要配备通讯干事的重要建议。 经编委会讨论通过, 报请省委批准后, 很快就在辽东省各县开花结果, 并在通讯干事中, 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新闻干部, 不断地充实新闻队伍, 不少同志现已成为省、 市级的报刊总编辑、出版部门的负责人, 甚至省委的宣传部长。

由于通讯工作的基础在那时打得又深又牢, 所以直到现在,《丹东日报》 仍有30年以上的老通讯员在发挥骨干作用, 本报的农村部仍和30年前一样, 在报上开辟农民通讯员专栏 “俺们村里新事多”, 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财贸部和通讯员交朋友的故事, 也广为流传。 可以说明: 通讯工作根基深, 优良传统传后人。

严于律己摇 宽以待人

工作踏踏实实, 作风又严又细, 这是敬之同志的又一突出特点。 他编写的稿件, 他安排的版面, 很少有差错。 他的字迹也清秀好认, 一丝不苟。 在辑安 (今集安) 编印电讯快报时, 就是自己编、 自己印, 他的字迹受到读者好评。 他常说, 这不但是个工作作风问题, 也是个思想作风问题。 一个编辑, 在工作时不但要想到千千万万的读者, 也要想到那些日夜操作在拣字架前的工人们, 草字、 错字多了, 会使他们浪费多少精力和时间! 你们的稿子编得再好, 如果字迹不清, 有错别字, 我就不看! 什么时候抄清了, 再交给我! 他对同志们的要求很严, 在这个问题上, 像于英、 王旭、 郭允贤等同志编的稿件质量虽较高, 字迹潦草时, 他也是不看就退回。 他这种踏踏实实、 一丝不苟的作风, 影响了相当一批后来人, 在不少跟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身上, 至今仍可见到他的影子。

善于团结各种各样的同志一道工作, 是他另一个突出特点。他的做法是, 非原则问题让步, 或者不加过问, 碰到了原则问题, 就坚持说服对方, 启发同志们的革命自觉性。 王旭、 李干发等同志, 工作很能干, 但有的同志反映和他俩合作较困难, 可他俩却最爱和敬之同志相处。 王旭同志有个阶段闹思想问题, 敬之同志找他谈话, 竟谈到下半夜两点钟。 帮助同志解决思想问题,他总是循循善诱, 从不斥责同志。 “革命完全靠自觉”, “一个人有思想问题, 总是会有明白过来的一天”, 他常这样说, 也坚持这样做。 工作出了什么问题时, 他从不推给别人, 总是自己首先承担责任。 姜丕之同志也说和敬之同志一道工作, 回想起来总是很愉快的。

在个人生活问题上, 他也是谦虚谨慎, 克己奉公。40年代末供给制时, 吃发霉的大米和烂酸菜, 使他的神经性肠炎又犯了。他瘦得很厉害, 组织上照顾他给弄了一袋白面, 他把面送人, 自己仍坚持吃普通灶。 他常说, 什么饭都可以吃, 什么衣都可以穿, 什么困难也都可以克服。 1939年, 在胶东 《大众日报》 工作时, 一次被日寇包围, 他的左耳后被日军的刺刀刺穿, 倒在道边的沟里。 扫荡过后, 报社的同志打扫战场, 从沟里把他抬到老乡家, 由于当时的条件艰苦, 无法治疗, 是自然愈合的, 一直到1946年, 还经常渗出脓血。 后经市里医院一位日本大夫重新做了手术, 虽然不再流血水了, 但却因此常常引起高烧。 这件事他自己不讲, 许多同志都不知道, 十年内乱时, 有人从反面给泄密了。 根据他曾经留学日本, 便说他乘日军扫荡之机, 装死躺下,要给日本当特务。 诬陷经不起调查和证实, 经过反复调查, 北京的两位同志证实了受伤的真情, 从此这个秘密才公开了, 原来他还是二等甲级残疾。

倾听意见摇 无微不至

1947年11月的一天, 报社印刷厂要开反奸反特动员大会。新从山东调来的英庆隆, 刚在会场中间坐下, 一位老同志也挨着他坐下了, 递给他一支烟, 随便问了一句: “来东北习惯吗?” 英庆隆回答: “天太冷, 人可以, 机器不行, 厂房冷, 胶辊硬, 油墨拉不开, 报纸印刷质量太差。” 英庆隆不知道坐在身边的就是社长刘敬之, 更没想到随便说了这么一句话, 第二天经理部领导姜信之就深入印刷厂, 和厂领导干部一起开了半天会, 很快就用大汽油桶做成烧木柴的大炉子, 安到了车间里。 车间温度升高,胶辊变软, 油墨匀开, 报纸印刷质量明显提高了。 就是从这件事起, 英庆隆认识了刘社长, 并对他产生了亲切感和敬佩感。

1950年10月中旬, 抗美援朝一开始, 辽东大众报社便抢先作了战备疏散, 编辑部搬到靠近郊区的东坎子, 印刷厂搬到郊区九连城。 搬迁就绪, 印刷厂的指导员英庆隆到编辑部向社长汇报工作。 由于太晚了, 英庆隆打算住一宿, 明天一早再回厂。 不巧, 深夜新华社发来了重要更正, 急需明天见报。 刘社长便对英庆隆说: “你回去吧, 我派车送你。” 当英庆隆拉开车门要上车时, 敬之又喊他: “等等, 把我的匣子枪带上。” 说着, 就把他的二八匣子交给了英庆隆。 当时敌特较猖狂, 一到晚上到处打信号弹。 英庆隆返厂途中虽然没碰上敌特, 但心里却充满了对老社长的感激之情。

1951年, 印刷厂搬到七道沟时, 一部分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只挣30多分, 除了吃饭, 剩下的买衣服穿都感到困难。 为此事,有人向报社经理部反映了几次, 始终没得到解决。 厂党支部向敬之同志详细地反映了新同志的呼声, 他当即表示和经理部的同志商量一下。没过几天, 经理部就派人深入调查情况和人数, 当月给每人增加工分20分。此事过去快40年了,不少老工人仍记得非常深刻,他们说:“刘社长关心工人是没有比的。”

拉古哨水电站被美帝飞机炸坏, 造成安东全市停电。 刘社长又来九连城看望印刷厂的同志们, 他表扬全厂职工不怕牺牲、 勇于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 号召大家准备迎接更大的考验, 保证在战火中坚持出报。

当时印刷厂最大的困难就是因停电轮转机转不了, 只得用人力摇机印报。 这次老社长来, 印刷厂有的人看到社长坐的吉普车, 联想到能不能用吉普车的后轮带动轮转机? 轮转组的同志先和小车司机王芝玉商量, 王芝玉看了一下轮转机的马力, 就把吉普车开到轮转机房门口, 调整好汽车与轮转机的方位和距离, 挂上皮带一试, 汽车的后轮不转。 王芝玉说: “汽车的后轮是两个半轴, 需要固定一个轮才能带动机器。” 二次试验, 果然成功了。刘社长一看很高兴, 当场决定, 把报社唯一的吉普车留给印刷厂印报用, 他改坐马车。 印了几天报, 王司机又提议: 用吉普车带动轮转机, 时间一长势必把小车的半轴磨偏, 那时吉普车就报废了, 应当专买一台小车引擎来发动。 经理部采纳了这一建议, 吉普车又归社长用, 印报再也不怕停电了。

40年前的辽东大众报社, 职工体育活动非常活跃, 篮球、 乒乓球、 排球、 单杠、 爬杆、 秋千等项目, 在当时的省直机关中都相当有名气。 以印刷厂职工为主的报社篮球队, 在省直机关比赛中, 每次都不出前两名。 每到午休和晚饭后, 同志们纷纷走向运动场地, 各取所好, 有练的、 有看的, 好热闹。 再加上有的唱歌弹琴, 有的坚持游泳, 全社充满活力, 极富朝气。

许多老同志回味这段美好的体育生活时, 都说这是社长刘敬之支持和带头的结果。 晚饭后, 敬之同志经常到篮球场地投球,看到青年同志站在球场上, 就面带笑容把球一次一次地传递过去, 让他们投篮, 或分成两个队打比赛。 刘社长还常常一边和青年人传球、 投篮, 一边给予指导, 教育队员按正规要求练球。 当时的报社篮球队长, 在带领球队上显得勇猛有余、 机智不足, 敬之同志便自己买了一本篮球训练书送给他。 可以说, 凡是青年同志要求开展的体育活动, 敬之同志都给予热情的支持。

敬之同志会排版吗?

1980年前后, 笔者公出去北京, 见到在新华总社工作的几位原人大新闻系的同学。 他们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敬之还做过排版工作吗?” 我感到意外, 答不上来, 只好反问: “怎么会想到这么个问题?” 他们告诉我, 在总社的一次讨论出版工作的会议上, 就改进出版工作问题, 敬之不仅提出了改进的意见, 而且提得十分内行, 连什么样的版该用几倍空、 几分条、 多大号字等, 都讲得头头是道。 新华总社副社长, 对排版技术怎么会这么精通? 听到他发言的同志都感到惊奇, 他真的做过排版工作吗?直到1984年, 记者终于得到了生动的答案。

1984年5月的一天, 为搜集丹东报史资料, 《丹东日报》 编辑部邀请印刷厂的一些老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 到会的都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报社印刷厂的工人、 班长和厂长, 均属报社印刷厂的元老人物。 座谈中同志们讲, 敬之从当总编辑起, 每天发完稿以后, 都要到印刷厂看看。 即使抗美援朝初期, 印刷厂搬到市郊九连城, 距离编辑部十多里路, 他也经常坐上吉普车到印刷厂去一趟。 去工厂到车间已成为他的习惯。

他到车间都做什么呢? 着重研究怎样印刷清楚, 怎样避免差错, 怎样解决出版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刘社长, 这篇稿装不下啦, 你看……”

“好, 把镊子给我。” 敬之接过镊子, 就在字盘一个一个铅字地删起稿来。 删完装好, 还要问一下:

“孙师傅 (孙启钰), 这么样行不行?”

“啊! 好、 好、 好!”

他不光动镊子删稿, 还常动手拣字、 换标题字, 有时还串版、 换条, 加个小刊头。 双手沾有铅污油墨, 对他来说那是家常便饭, 如此经常不断, 五六年的时间怎能不熟呢?

隆隆的轮转机开始印报了, 他经常来到轮转机旁先看每天的第一张报纸。 在这个环节, 也常有漏洞需要他来拿主意。 有一次, 校对同志与他来看当天的第一张报纸, 发现一篇电讯稿的文内, 把周恩来的 “来” 字拣成了 “求” 了。

“社长, 不好, 政治错误。” 多少双眼睛看着敬之同志。 他不慌不忙, 略想了一下便对王云阁说: “老王, 看你的啦, 用小刀把 ‘求爷 字凿成 ‘来爷 字行不行?”

王云阁说: “是个办法, 试试看。” 王师傅精心巧作, 还真的改制成功了。

还有一次, 印报看样时发现标题把 “总理” 错成 “经理”。这可没有办法了, 敬之当即决定重新制版印刷。

有时, 等电稿时间太长, 排版工人坐着坐着就困了。 有一次, 敬之同志来车间看时见到了, 打趣地问:

“怎么, 都打瞌睡啦?”

“社长, 你唱个歌听听吧, 听歌, 俺就不困啦。” 工人们都站起来热烈欢迎他唱。

“好! 我听大伙的, 唱得不好, 大家别见笑。 ‘人家闺女有花戴, 我爹钱少不能买, 扯上二尺红头绳……爷”

同志们凡是欢迎他唱歌, 他老是唱 “白毛女” 插曲, 而且每次都唱不到结尾。 但是同志们都愿意听, 一听, 就困神顿飞, 满屋欢笑。

每逢公出回丹东

敬之同志离开丹东, 任中共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以后, 每逢公出到丹东时, 都是亲自登门看望已经退休的轮转机的孙华芹老师傅。 尽管孙华芹家住八道沟里的山坡上, 路径崎岖又爬坡, 敬之同志总是徒步拜访, 反正只要有机会回丹东, 他就一定要看看孙华芹老师傅。

孙华芹从1945年冬就参加了安东日报社印刷厂工作。 他对日伪留下的1092毫米轮转印报机, 使用得很熟练, 轮转机成了他最关心的伙伴、 最得力的武器。1946年冬我军撤出安东时, 他带领徒弟们, 冒着生命危险, 克服重重困难, 把这台轮转机及其附件, 转移到长白、 临江、 通化, 坚持在战火下印报。 安东二次解放后, 他又保护这台轮转机返回安东。 抗美援朝一开始, 他又负责把这台轮转机转移到九连城坚持印报。 抗美援朝胜利后, 他又按敬之同志的求援, 服从组织分配, 把这台轮转机转到吉林日报社印报, 又为 《吉林日报》 改大报和宣传经济建设成就做出了新贡献。 孙华芹1949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他始终是轮转机组组长, 八级技工, 连年被评为厂劳动模范。 他培养的徒弟分布在丹东、 沈阳、 长春、 辽阳等地6个报社, 现都已成为各报印刷厂的技术骨干和领导力量。 就是这么一位轮转机的老师傅, 他和敬之同志亲密相处近10年,3次长途搬迁轮转机, 两次在战火中坚持印报, 敬之同志怎么会不对他怀有深厚的友情?

40年后, 原辽东大众报社印刷厂的一些老领导、 老工人聚会, 座谈辽东报史会上, 大家对敬之同志登门看望已经退休的孙华芹一事, 都认为这不只是对孙华芹一个人的感情, 而是对所有印刷工人的关怀和敬重, 因此, 许多老同志都把这件事说是最受感动、 最感光荣和自豪的一段佳话。

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 十多名老同志倾吐出一个共同的心愿, 就是都希望敬之同志能和陈楚等老社长一起再回丹东看看,只要能够再见他们一面, 并且能够一起合影留个纪念, 就再无他求了。 没想到, 敬之同志竟会如此突然地去世了。 最后合影虽然未成, 但是敬之同志留下的友好深情, 却会永驻他们的心间。

(1994年3月于丹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