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风范垂千秋

丛树寨

刘敬之同志逝世噩耗传来, 使我悚然一惊。 人总有一死, 唯物主义者对于死亡的态度是坦然的, 然而, 我对敬之同志的谢世, 始终陷入长久的哀思之中。

遗憾终生

敬之同志谢世的时间是1993年春节前夕, 全国学校学生放寒假, 职工、 民工探亲返故里, 人们忙于过春节之际, 我急于奔赴长春向敬之同志告别, 到处求人购买火车票、 飞机票, 但都买不到, 急得我团团转, 悲痛万分, 难以抑制。 当时, 我患严重青光眼疾病住院, 我的妻子赵桂同志一再告诫我, 千万不能过于着急上火, 但不争气的泪水仍然无法控制地沿着双颊久久地长流着。 此时, 敬之同志的小女婿张首第也急于前往长春市向敬之同志告别, 就是买不到火车票和飞机票, 无奈我给新华社副秘书长徐默同志打了电话, 请他以新华社的名义, 从北京到长春, 代我向敬之同志告别。 我只好会同敬之同志的生前好友一起发了唁电, 并立刻给郭允贤同志打了电话, 请她保重身体。 由于未能向尊敬的敬之同志——我的学习楷模作最后告别, 而实感遗憾终生。

监狱相识

我和敬之同志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相遇、 相识的。 那是在“十年浩劫” 的初期——1966年冬天, 我在辽宁省公安厅工作,由于我执行了所谓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而被机关 “造反派”勒令靠边站的时候, 原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群众造反组织——“红色造反团” 将原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敬之同志和原东北局农委主任徐元泉同志一起五花大绑地送到了辽宁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起来。 当时的 “造反派” 整天摇旗呐喊闹 “革命”, 无人去受理案件和抓业务工作, 这时, 公安厅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人找到了我, 说是给我一个 “立功” 的机会, 责成我承办原东北局机关 “红色造反团” 送来, 并经原东北局书记处批准的党内 “走资派” “现行反革命分子” 刘敬之和徐元泉的 “反革命” 案件。从此, 我就同这两位 “囚犯” 相识, 并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不畏强暴

原东北局机关 “红色造反团” 是沈阳市 “文革” 群众组织的骨干队伍, 为迎接 “革命大联合”, 于1967年初在沈阳军区某些掌权者的授意下成立了 “辽革委”, 这样, 在原两派的基础上就形成了三大派, 他们都要把批斗刘敬之、 徐元泉作为革命大联合和成立辽宁省革委会的献礼节目, 在沈阳市体育场召开了20多万人参加的游斗批判 “走资派反革命分子” 大会。 他们从监狱中绑走了刘敬之、 徐元泉, 押到游斗的大汽车上, 先在体育场大会批判, 后在沈阳的大街小巷到处游斗, 一边喊着 “打倒走资派, 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敬之、 徐元泉”, 刘敬之和徐元泉的脖子和手从后背被绳索捆在一起, 整整游了大半天。 年近50岁的刘敬之虽身患多种疾病, 但仍昂首挺胸, 坚强不屈地同 “造反派”做顽强的斗争, 既不 “低头认罪”, 也不 “老实交代”, 反而尖锐、 明确地指出, “革命小将, 你们上当了, 我既不是走资派,也不是现行反革命, 而是革命领导干部”! 由于 “态度不老实”,“红卫兵” “造反派” 便开始了武斗, 拳打脚踢、 紧勒绳子, 打得他奄奄一息, 送回了辽宁省公安厅看守所。 此时, 正值严寒的冬天, 监狱烧锅炉的工人也都去 “闹革命” 了。 监牢里冻冰了,刘敬之的手、 脚也都冻得肿起来了, 后来感染化脓, 我找来医生治疗冻伤, 被 “造反派” 看见了, 对着刘敬之大喝: “刘敬之装什么病? 站起来请罪!” 刘敬之灵机一动说: “刘敬之有罪, 刘敬之没罪, 有罪的不是我, 有罪的是掌权派。” “造反派” 叫他按惯例请罪说: “刘敬之有罪, 刘敬之是反革命, 刘敬之是走资派。” 这个 “造反派” 没有听清刘敬之说些什么, 气呼呼地说:“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转身走了。 我听了忍不住大笑起来。大笑之后, 再一回味, 刘敬之的这几句 “请罪词” 岂不是一种变相地指向愚蠢的 “造反派” 的一把锐利的匕首吗? 同时也表达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斗争策略和不畏强暴的精神, 这是多么高尚美好的情操啊!

坚持真理

批斗大会之后, 所谓刘敬之的罪行材料由东北局 “红色造反团” 送到了辽宁省公安厅看守所, 并一一地转交给我。 按照常规, 建立起案犯档案, 装上卷宗。 我把这些技术性的工作做完之后, 打开卷宗开始一篇一篇地阅读着, 一页一页地翻着, 一句一句地念着, 一条一条地研究着,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思索着。 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半个月的时间飞逝了, 但从几尺厚的卷宗中除了上纲上线的词句和大帽子满天飞之外, 找不到点滴 “走资派”和 “现行反革命” 的事实, 反而找到了一条革命理论的事实。 在案卷中写道: “刘敬之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反革命分子刘敬之说,‘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 毛泽东思想也会发展的, 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爷。” 这一条是定刘敬之 “反革命分子” 的重要依据, 我看了之后, 思想上压力很大, 感到敬之同志讲的这条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但却犯了当时的 “天条” 罪。 因为 “伟大的副统帅林彪” 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 几代人中才出这么一个, “毛主席的话” 一句顶一万句。 顶峰的含意就是发展到头了。 如按照林彪的观点来认定刘敬之同志的这些言论, 当然就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但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看, 他说的是客观事物的必然规律, 他讲的是真理, 他讲的正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 在当时的年代里, 是非颠倒、 白的说成黑的形势下, 我只好采取一拖再拖的办法对待当时的 “造反派” 和 “军管会”。“造反派” 威胁我要尽快定罪, “军管会” 施加压力逼我起诉、判刑, 我都以 “犯罪事实不足, 需要补充犯罪材料” 为由拖延结案, 一拖再拖, 直至辽宁省革委会宣告成立后, 经多次请示沈阳军区某些当权者, 批准保外就医, 整整14个月的监狱生活才算结束了。 辽宁省革委会成立后, 毛远新当上省革委会副主任, 横行霸道, 其余的革委会的头头们, 只要毛远新说一句话, 就唯唯诺诺地说: “按远新同志说的办。” 而刘敬之同志却说 “姓毛的不一定懂毛泽东思想”, 等等。 为此, 在 “反右倾翻案风” 中又遭到批斗。 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坚持真理奋斗的一生。

坚强不屈

由于长期在狱中关押, 一年四季, 每顿饭是一个玉米面窝窝头, 一碗白菜汤, 加之监舍阴冷潮湿, 不见阳光, 敬之同志患了营养不良症和全身关节炎, 周身浮肿, 脸色苍白, 行动不便, 体力大大下降, 视力衰退, 几乎不能看书。 但他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和看书看报, 从不叫苦, 在他这种毅力的感染下, 出于革命人道主义的原则, 我擅自提高了他的伙食供应标准, 从每月8元钱的基础上增加了5元钱补贴, 由 “大灶变成小灶”, 吃上了病号饭, 但是仍然吃不到什么东西, 身体好转不大。 我便又告诉家属秘密向监舍送来一些食品。 大年三十晚上又送来了年饭 (大约五六个菜肴), 还有饺子、 花生、 瓜子等食物, 搞了一次狱中会餐,被 “造反派” 发现后, 给我定了一条包庇 “现行反革命” 的罪名, 进行了批斗。

刘敬之同志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自强地奋斗着。 为了不让他的身体彻底垮下去, 我便想法增加一点体力活动的机会, 出监舍换换新鲜空气, 见见阳光, 特意增加了提审的次数, 于是每天 “提审” 一次。 在 “提审” 中, 当有 “造反派” 看见的时候,我就假装厉声厉色地审讯, 讲攻心战, 讲坦白从宽, 当无人看到的时候, 就同他谈天说地, 交谈思想, 或将家属偷偷送来的文件交给他看。 每次交谈中, 他谈兴甚浓, 风趣幽默。 一次, 在谈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时, 说着说着, 这条硬汉子突然哽咽了, 我不知所措。 再三动员之后, 他擦干眼角的泪水, 对我说: “我已经是 ‘死爷 过一次的人, 那是抗日战争初期,1939年冬在胶东河南战役中,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 报社被日本鬼子包围在一个山坡上。 鬼子从我的左耳后捅了两刺刀, 一刀刺透了脖颈, 刀尖穿过来, 大量出血, 昏了过去。 太阳偏西, 我被冻醒了, 从凝固着鲜血的眼缝里, 看到周围全是牺牲的同志, 便试着向山坡下爬,爬了一会儿, 昏过去了, 醒过来再爬, 不知反复了几次, 到太阳快落山了, 才爬到大道边, 实在支持不住, 又昏死过去, 直到报社同志带领民兵来打扫战场, 在路边发现一个 ‘死人爷, 一摸还有一口气, 仔细辨认, 才认出是我, 抬回村里, 进行抢救, 才算活了下来。” 当时, 他不仅没有丝毫的胆怯, 连一滴泪水都没有掉, 伤口没有完全愈合, 又带领报社编辑部的同志们为办好报纸同鬼子又去周旋了。 说到这里, 他心情十分悲痛地说, 在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里, 没有被敌人打死, 而在今天和平环境中, 却被关在了我们自己政权的监狱里, 又险些死在 “造反派” 手中。他痛心疾首地说, 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以理解。 我也不由得边听边落泪, 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一位革命老前辈出生入死的英雄形象站在我的面前。 忠心耿耿的老战士、 党的高级干部——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 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 “现行反革命分子”? 我陷入了不解的沉思中。

艰苦朴素

敬之同志平生是一身正气, 清正廉洁, 刚直不阿, 思想朴实无华, 生活俭朴, 吃、 穿、 用一切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从不讲吃、 讲穿、 讲玩。 他虽身居高位 (老九级干部), 但一言一行在群众中的印象是一副老工人的模样, 同职工群众打成一片, 不论是年长者或是20岁左右的青年职工都亲切地称他为 “老刘” 或“老刘头”, 职工群众有什么心里话和思想问题都愿找他谈心。1978年他在新华社任副社长时, 有一位老工人病故, 他亲自抱着这位老工人的遗体帮助穿好衣服, 一直做好善后工作为止。 平素他和职工一样在食堂排队买饭, 身为九级的高级干部, 自己花钱买了自行车, 骑车上下班, 这也是难能可贵。 他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 清贫的一生; 从不为自己的事情去奔波, 遇事从不麻烦别人, 一直到辞世; 党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 堪称鞠躬尽瘁的一生。 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 使我过早地失去了良师益友。 这种克己奉公、 不畏强暴的精神, 将会发扬光大, 世世代代传下去。

(1994年1月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