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敬之同志相处的日子

战力光

岁月如流, 敬之同志离开人间已经一年多了, 相处时的件件往事, 犹如在眼前。

早在1946年, 他在 《辽东日报》 工作时, 我们就相识了。但真正的了解, 是从1972年春, 他被委任为辽宁省革委会宣传组副组长兼文化局领导小组组长、 文化局局长的3年中。 我是当年8月份调任社会文化处负责人, 从此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 特别难忘的是我们在凤城县蹲点期间, 朝夕相处, 无话不谈, 互相体谅, 患难与共的日子。

(一)

“文革” 开始, 文化系统就是重灾区。 机构、 专业等统统砸烂, 人员全部打散, 在这样一片废墟上重新组建谈何容易。 敬之以高度的党性原则, 锐敏的洞察力, 深入调查研究, 顶住了辽宁“太上皇” 的各种各样压力和四面八方吹来的妖风, 在一年来的时间内, 文化局初具规模, 工作逐步上轨道。 一是从农村插队的干部和五七干校的 “学员” 中调回一批干部及各类专业人员。 在原样板戏学习班的基础上成立了省话剧团、 歌舞团、 京剧团; 恢复了省图书馆、 博物馆和群众艺术馆; 新组建了创作评论室等单位。 二是解决 “文革” 以来作者不敢写、 剧团不敢演的问题, 在锦州、 大连、 本溪三市举办了 “文革” 以来第一次文艺调演。 三是提出辽宁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的规划, 经省革委会批转全省各地。 这是 “文革” 以来, 第一次提出贯彻 “二为” 方向、 “双百” 方针和落实政策的措施。 四是为了活跃农村文化生活, 开展群众业余文化活动, 在铁岭召开了农村文化工作经验交流会, 敬之在会上作了富有针对性的报告。

敬之是一位有理论水平、 有胆识、 有独立见解的人, 他从发展与繁荣辽宁的文化事业出发, 凡看准了的事情, 敢于决策, 敢于承担责任, 敢于大胆地、 卓有成效地工作。 他对 “文革” 以来否定历史, 毁灭文化的种种做法极为愤慨, 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拨乱反正, 可惜有的还未来得及贯彻执行, 就被批判了。

敬之同志坚持真理, 爱憎分明。 对人对事出于公心, 凡是不正确的说法和做法, 不论是谁他都敢于抵制。 一位军代表临走时, 决定把省图书馆一部线装书, 拨给某单位。 敬之知道后, 坚决反对, 他说: “图书馆是国家藏书单位, 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资料的所在, 任何个人都无权自行处理, 特别是线装书、 善本书。” 他让我通知图书馆领导, 对这种错误做法要坚决顶住, 绝对不能拿走一本书, 调书的事才未得逞。

一次, 敬之到剧团, 剧团领导和演员都向他诉说, 李伯秋(省革委会副主任) 在一次会上, 批评剧团演员烫发、 穿高跟鞋,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回潮的表现, 是阶级斗争在剧团的反映, 要提高警惕, 等等。 敬之听了后, 认为这种说法是小题大做。 为了解除剧团的政治压力和紧张情绪, 他在一次会上公开驳斥了那种谬论, 他说: “资产阶级思想、 阶级斗争反映, 应从大的方面看,不能同生活琐事混为一谈, 把吃饭、 睡觉、 头发梢、 脚后跟都看成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和阶级斗争的反映……” 讲得虽婉转, 但针对性很强, 大家听了如释重负, 拍手称快。

有一位局领导人 (军代表), 起劲地吹捧毛远新, 胡说什么“远新在辽宁工作是辽宁的 ‘幸福爷 ‘偏得爷; 毛主席离我们远,远新同志离我们近; 远新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水平高, 对远新的指示, 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 ……这种肉麻的吹捧, 实在令人厌恶! 敬之同志得知后, 气愤地说, 一派胡言乱语, 纯粹是捧臭脚。 他在会上讲学习问题时说: “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要读原著, 要领会精神实质, 才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他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性, 他说: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的著作、 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财富。 谁也不能同他相提并论。” 他特别指出: “真正学懂会用毛泽东思想, 是很不容易的。 衡量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水平高低, 要看实际行动, 不能看姓什么, 姓马的不一定懂得马克思主义, 姓毛的不一定懂毛泽东思想。” 他的讲话既维护了毛主席的权威, 也批驳了对毛远新的吹捧。 他说出了当时群众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有的同志听了感到震惊, 为他捏一把汗, 并提醒他讲话要注意些。 可敬之满不在乎地说, “我若是怕就不说了, 说了就不怕”。 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

敬之同志对 “四人帮” 及其在辽宁代理人的倒行逆施, 深恶痛绝。 他不顾个人得失安危, 对那些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事,敢于进行抵制和斗争, 显示了坚强的党性和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水平。 他曾说过: “让我干我就得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 按别人指挥棒转, 不是我的性格。” 他也深知个人的力量是扭转不了乾坤的, 而且搞不好还会导致不良后果, 但他还是 “明知征途有艰险, 越是艰险越向前”。

在他主管文化工作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以自己的胆略和斗争意志, 雷厉风行的作风, 冒着极大的风险, 冲破了种种阻力,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 落实干部政策, 使辽宁文化工作开始运转起来, 初露曙光。 正是由于他冲破了 “四人帮” 设置的种种 “禁区”, 在毛远新、 李伯秋之流看来, 这是 “离经叛道”,是对 “文革” 的否定, 是同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唱对台戏”, 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因此, 敬之的厄运也就指日可待了。

(二)

1974年初, 毛远新、 李伯秋一伙开始有计划地实施对敬之同志的打击迫害。 他们以批判小说 《生命》 为导火线, 组织宣传、文化部门向敬之发动了揭批运动。 起因是沈阳市的一位作者的小说 《生命》, 发表后引起了不同反响。 敬之认为 “文革” 以来,许多文艺工作者被批得余悸未消, 不敢写了。 这部作品虽有不足之处, 为了保护作者的积极性, 鼓励创作, 贯彻 “双百” 方针,不要一棍子打死, 就仗义执言, 为作者讲了一些公道话。 此事被人告到毛远新那里, 毛远新听后大发雷霆, 迅速批示让文化局检查。 然后就剑拔弩张, 兴师动众, 把矛头对准敬之, 罪名是批《生命》 的阻力。 紧接着就是批林批孔、 批回潮, 对敬之过去一年来的辛苦建树和成就, 全盘否定, 统统视为修正主义回潮的表现, 并在文化系统内又一次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迫害以敬之为首的老干部运动。

在毛远新、 李伯秋亲自指挥下, 经过层层发动, 上下结合,很快形成揭批敬之高潮, 机关办公大楼的走廊上贴满大字报。 敬之以冷峻的目光和鄙视的态度, 不屑一顾。 他既不看大字报, 也没有被大字报的气势所压倒。 每天上班照常处理工作, 好像对这场运动早有所料、 早有准备似的。 像他这样临危不惧, 临战不慌, 沉着冷静, 泰然处之, 在老同志中也是不多见的。 有的好心同志问他看过大字报没有? 他斩钉截铁地说: “看什么, 看不看都一样,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爷。” 有的同志把某人写的大字报内容告诉他, 他愤慨地说, “真卑鄙,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有的同志给他出主意, 劝他赶快作个检讨, 把有些与事实不符的事解释清楚。 敬之冷静而断然地说: “你们看得太简单了, 现在不是检讨、 解释的问题, 他们既然拿我开刀, 就不会轻易放过我,拿我当靶子, 把我批倒批臭, 杀鸡给猴看, 这是 ‘文革爷 开始以来某些人惯用的伎俩。” 敬之同志对所谓 “批林批孔” 运动看得很清楚, 认识很明确。 他曾经讲过, “既然枪口对准你, 怕也没有用, 顶多再一次打倒, 下放农村插队落户”。 他这种坚持真理,不畏权势, 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气魄, 令人敬仰和佩服。

随着运动步步深入, 斗争的形式也花样翻新。 大字报, “揭批” 会, 小会 “帮”, 大会批, 四面围攻, 步步紧逼, 上纲上线, 大帽子满天飞。 他们胡说什么敬之一年来的工作, 是代表旧势力反攻倒算, 是17年修正主义路线的翻版, 是资本主义复辟回潮的总代表, 是正在走的走资派……从局机关到直属单位, 一片白色恐怖, 搞得人人自危, 惶恐不安。 有的同志怕敬之吃不消, 劝他想得开, 顶得住。 敬之坦然而自信地说: “他们是网罗罪名, 罗织罪状, 是非颠倒, 混淆黑白, 以势压人, 不是以理服人。 其实我就干了一年, 即使全错了, 也不过是那么多的 ‘罪状爷, 何况我还不认为全错了。 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功过是非,让历史去公断吧!”

在一次宣传口批判敬之大会上, 会议组织者经过苦心策划,挑选几个批判发言人, 尽管声嘶力竭地喊, 但场内听众却无动于衷, 不感兴趣。 相反, 等到敬之检查时, 却洗耳恭听, 掌声阵阵, 闹得会议主持人无可奈何。 这说明会议开得不得人心。 敬之不仅没有被批倒批臭, 反而博得了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当天下午毛远新就得知会议的情况, 晚上亲自给敬之打电话, 要他不要计较有些人过激言辞, 好好认识错误, 进行 “深刻检查”, 取得群众谅解, 充分暴露了毛远新之流作贼心虚, 害怕群众, 对敬之又打又拉的卑鄙伎俩和惯用的 “两面派” 手法。

到了八九月份, 批刘运动实在搞不下去了, 准备告一段落,于是在宣传组召开了一次敬之问题核实会。 专案组整理了一份敬之的材料, 罗列了一大堆罪状。 会议主持人列举了几个问题, 问敬之为什么不检查, 敬之说: “凡是我的事, 认识到的都检查了,以文化局名义做的错事, 不论直接或间接与我有关的, 我也承担责任了。 至于你提出那几个问题, 那是传达毛远新、 李伯秋的讲话或意见, 我能检查吗? 还有的不是我说的、 我做的, 我也不能检查。” 他这样一讲, 会议冷场了, 有点开不下去了, 主持人只好宣布草草收场。 后来我问敬之: “核实会开了几次, 给你做了个什么结论?” 他说: “核实会就开了一次, 结论也没告诉我, 也不可能作出个像样的结论来。” 对敬之的结论和处理, 是大家关注的事。10月初, 省革委会决定, 为了打好辽宁农业翻身仗, 要派一批工作组到农村, 协助县里搞好农业学大寨, 派敬之同志带领宣传、 文化系统工作组去凤城县蹲点, 实际上是离职下放,“以观后效”。

(三)

敬之为组长, 我和项羊同志为副组长, 还有一名联络员, 其任务是上下沟通情况, 实际上是军代表派去的情报员和坐探。 对此敬之气愤地说, “真是欺人太甚”。 敬之在机关时就有人经常向毛远新、 李伯秋打 “小报告”, 到农村也决不会放过他。 就在工作组临行前几天, 张树德同志到文化局看望工作组的同志们时特意向我嘱咐, “下去后要经常提醒敬之, 谨慎行事, 不要随便发表议论, 不要给打 ‘小报告爷 的人以可乘之机”。 我理解树德同志的好意, 也是对工作组的关心。 敬之同志在狂风暴雨的打击下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身心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摧残。 心情不好,身体也日趋衰弱, 本应让他去疗养, 恢复一下精神和体力, 然后再工作, 但敬之同志是有坚强意志和毅力的人, 他忍受着精神上的压力, 支撑着病弱的身体, 仍然听从分配, 于10月20日带领工作组来到凤城县。

工作组到县里后, 项羊带领部分同志到社队帮助工作, 我随敬之带领部分同志跑面。 在县城除参加有关会议、 听汇报外, 经常到社队调查研究。 下去时, 有时住公社简陋招待所, 有时住社员家, 吃派饭。 当时农村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敬之身体日趋虚弱, 经常感冒, 病情不断加重。

我最担心的事, 不久就发生了。 他本有肺心病, 天气又冷,晚上睡觉时经常憋得哼哼呀呀, 有时一夜连续几次把他推醒、 再睡, 真怕他有个好歹。 我们几次劝他回沈阳治疗, 他总不肯走。偏赶上毛远新搞什么 “哈尔套大集”, 割资本主义尾巴, 召开现场会, 除各县领导外, 工作组组长也必须参加。 开完会后, 当晚从哈尔套经岫岩赶回凤城。 乘吉普车, 在凛冽的寒夜中, 行程13小时, 全身冻得打颤。 对他, 无疑是雪上加霜。1975年春节后,感冒久治不愈, 诱发了肺心病, 不得不住进县医院, 赶快通知他的夫人郭允贤同志, 她当即赶到。 晚上病情更加恶化, 一夜喘得躺不下, 又没有对症的药, 值夜班的医生也毫无办法。 看来只有赶紧回沈阳治疗, 老郭同志更加着急, 非常赞成这个措施, 我以命令式的口吻对他讲, 我们大家对你的病情十分担忧, 这样下去对你、 对工作都很不利, 为了对你的健康负责, 对组织负责, 不得不强迫你回沈阳治疗, 明天就派人送你走, 病好了再回来领导我们干, 请你理解我们的用意。 再加上他夫人的劝说, 总算把他说服了, 表示理解大家的好意。 当晚我们分别向宣传组、 文化局值班室以及张树德同志打了电话, 报告敬之同志病情, 急需转回沈阳治疗。 第二天火车到沈阳时是用救护车直接送医院抢救的。

敬之在沈阳住院期间, 到医院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 一次我回沈阳向农业组汇报工作, 去医院看他, 待了两个小时, 来了十几位同志, 有的说, “你走了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 你虽然在下边, 但我们心连心”; 有的说, “你为辽宁文化工作做了好事而受批判, 受委屈, 我们大家忘不了你”; 也有的向他汇报工作, 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蹲点回来再领导我们干, 等等。 有一位领导来看他, 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你的人缘还不错, 有那么多人来看望你, 谈得那么热乎, 当心有人汇报上去, 又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你可要注意”。 敬之点头表示理解。

敬之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 他不安于休闲生活, 他待不住。病情略有好转, 又回到县里, 进入他的工作组长角色。 不是在县里找有关部门同志了解情况, 就是到社、 队去调查研究。 在凤城县蹲点一年, 敬之跑遍了所有公社, 去了百余个大小生产队。 他的调查研究是深入、 细致的, 每到一个地方, 总是要把情况和问题搞清楚才罢休。

一次我们到一个大队, 住了两天, 大队党支部书记对我们敬而远之, 总在应付我们, 我们感觉到他有戒心。 同群众交谈时,对该支部书记普遍反映好, 使我们有点儿莫名其妙。 敬之看出这里有难言之隐, 提出过一段时间我们再来。 两个月以后, 我们又来到这个大队, 大队书记与上次大不一样, 特别热情, 一开始交谈就深表歉意地说: “上次你们来我没有汇报好, 对你们说了假话, 问我春耕准备得怎样, 一亩地几车粪, 我说都已准备好了,一亩地4车粪, 实际上全大队平均每亩只有两车半。 那我为什么说4车? 这是向公社报的数字, 你报少了他批评你, 只好按他们的要求做, 也是为了应付上边检查。” 接着他问我们敢不敢在他家吃饭? 敬之说: “到你们大队来是吃派饭, 听从你的安排。” 书记说: “那好, 今天派饭就在我家。” 在吃饭前他领我们看了他家的里里外外, 从房屋、 家具到被褥、 衣衫, 都是破旧不堪。 可是在他家的一间破厢房里, 却惊讶地发现: 麻袋装满了木耳、 蘑菇, 缸里腌的咸鸭蛋, 筐子里装的鲜鸡蛋, 还有花生、 鱼干, 等等。 然后回屋里吃饭, 饭桌上摆的全是刚才看到的那些东西做的, 先看后吃其用心可想而知。 边吃边谈, 敬之问他: “这些东西吃不了为什么不去卖?” 书记叹气地说: “不是吃不了, 是舍不得吃。 本想拿到集市上去卖, 换点零花钱, 给大人孩子添点穿的, 买点农具, 可是现在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 割资本主义尾巴, 我是支部书记, 能去卖吗? 我也知道像木耳、 蘑菇、 鸡、 鸭蛋在城里是缺货, 还得凭票供应, 不让我们卖, 你们城里人也就吃不到了。 你们都是省里来的大领导, 你们看这种政策对头吗?”敬之听后, 忧国忧民之情涌上心头, 他说: “这个问题说得好,我非常同情, 相信你提的问题到时候是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在蹲点期间, 敬之同志曾讲过: “我们这些人做宣传、 文化工作是内行, 对农村工作是外行, 我们要边学习, 边工作。” 因此, 对市、 县安排部署的工作, 虽然有时也有不同看法, 但一般不提什么意见。 敬之还说, “在涉及原则问题时, 还是要表明我们的看法和态度”。 有一次县里传达市里意见, 大意是为了增加农业产量, 要求各县多种高产作物。 为了保证高产作物种植面积,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要消灭低产作物——四籽、 一瓜、 一豆。 在工作组内部议论时, 敬之认为, 这种做法不管是谁提出来的, 绝对不能赞同。 当县领导来征求工作组意见时, 敬之耐心地对他说: “市里提出扩大高产作物种植面积, 多种高产、 稳产作物,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对的, 如果只种高产作物, 不种低产作物, 甚至要消灭低产作物, 这不仅涉及广大农民切身利益, 也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 敬之还讲: “我们祖祖辈辈是吃五谷杂粮维持生存, 不让种也就吃不到, 这不仅损害群众利益, 也会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威信。 搞不好恐怕有违民意, 不得人心, 是行不通的, 还是听听群众意见, 了解一下各县的看法, 慎重对待为好。”不出敬之所料, 不久县领导从市里开会回来说, 多种高产作物可以, 但消灭低产作物, 各县都不赞成,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工作组于1975年11月结束, 返回沈阳。 在此期间同敬之接触过或听过他讲话的同志有一个共同感觉, 认为敬之为人处世温和、 坦诚、 认真、 求实, 是一位有水平、 懂政策、 有见解的领导人。

敬之同志回沈阳不久, 调离文化局。 临走前他同一些同志谈话时, 把在文化局3年多时间概括为三句话: “干了一年, 批了一年, 蹲点一年。 干, 是自觉的; 批, 是不服的; 蹲点, 是不得已而为之。 历史的不幸, 也是我个人的不幸, 我不怨天, 不尤人, 是自作自受, 咎由自取。” 他还谦虚地说: “我是办报出身,不懂文化艺术工作, 让我当文化局长是历史的误会, 如果说做了些什么, 是为大家服务, 全靠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他特别提到:“使我感到遗憾的是, 本想和大家在一起干一番事业, 未料到干了一年, 就惹下大祸, 我自己受批判无所谓, 连累大家实在对不起。”

在那3年多, 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学到不少东西, 也得到过他的教诲与鼓励, 至今仍难以忘怀, 写了与他相处的一些片断, 以缅怀他的英灵。

(199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