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刘敬之同志

孔庆举

敬之同志辞世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 至今依然觉得他在长春, 仿佛昨天还在与我们议论国家大事, 评说古今人物的功过。他胸襟坦荡, 刚直不阿, 广为同志们所称道。

我和敬之同志是从1946年 《辽东日报》 附设的新闻学校中开始认识的, 那时他是 《辽东日报》 领导人之一, 我从 《千山日报》 调到学校学习, 敬之同志常去讲课。 我从那时开始听到党报的办报方针、 群众路线, 受到不少教益。 敬之同志是我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启蒙老师。 后来我们从安东 (现在的丹东) 一起撤退到宽甸、 朝鲜。1948年东北解放前夕, 我又和敬之同志会合安东。 沈阳解放后, 我担任 《东北日报》 驻安东记者, 和敬之同志经常见面。 转眼又是10年之后, 敬之同志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任副部长, 我在辽宁日报社当编辑, 经常在东北三省的新闻协作会议上见面。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 是他一次系统地向与会同志讲述了如何认识、 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 他没有重复别人的结论, 而是有理有据地表述自己的观点。 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 暴露出 “左” 的和右的两种不同观点。 有人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 凡事都要冠用毛主席的话, 似乎不说毛主席怎么说的就未能体现毛泽东思想; 也有的人以各种理由, 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理论。 当然前一种 “左” 的倾向是主要的。 而敬之同志从正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 也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在当时那种 “一句顶一万句” 的气氛中, 他的实事求是的观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 也因此埋下了在十年动乱中蹲大狱的祸根。

十年动乱之初, 敬之同志就遭到了不间断的磨难, 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不但经受了体育场20多万人的批斗, 还在公安厅看守所监禁了14个月之久。 获释以后, 又被遣送盘锦干校强制劳动。 在毛主席发表 “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之后, 敬之同志被 “解放” 了, 恢复了有限的自由。 我在 《辽宁日报》 被批斗之后也被送往盘锦干校, “解放” 之后, 和敬之同志同在十一大队整党宣传队一起整理所谓 “整党材料”。 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月里, 敬之同志看过的整党材料还要我最后定稿, 然后送给校部领导, 这些决定, 我和敬之端坐在农村的火炕上, 相视而笑, 对整党材料修改几个错字就交了卷。 有时间我们就议论全国的形势, 从中央 “文革” 谈到干校, 他对一系列决策都感到问题太多, 如学江西经验, 下放干部一窝端。 他对派红卫兵给下放干部搬家极为反感, 常说, 这和 “文革” 开始红卫兵抄家岂不一样了, 等等。 我想问他在拘留所被押的情况, 他却一笑置之, 反而轻松地说起他在拘留期间和报社的刘胜克同志一起背诵毛选的情形。

不久, 他被校部抽去东部山区, 了解干部下放情况, 等我再次见到他时, 没有说什么话, 只见他自己背着行李离开大队。 我打听别人才知道, 还是因为他在访问下放干部时说了一句公道话“不应把老弱病残都下放了”, 和他平时那些 “不符合时宜” 的观点、 言论等, 这些被干校打小报告给省革委会领导, 革委会头头下令: “像刘敬之这种人为什么不下放?” 于是, 敬之同志又被下放到昭盟 “锻炼” “改造” 去了。

1972年, 敬之同志从农村抽调回到省里, 开始任文化局局长。 那时正是 “四人帮” 猖狂的时候, 省里也是毛远新一手遮天。 “反击右倾翻案风” 甚嚣尘上, 从文化局、 出版社到宣传部,均遭批判, 敬之同志自然在这些人中又是首当其冲。 我们常常都坐在被批席上, 只能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无可奈何!

粉碎 “四人帮” 以后, 敬之同志被委任为省委宣传部部长,不久被调到新华总社工作。 他去总社不久, 我也被抽调到驻辽宁新华分社工作。 这样, 我们工作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

按理说, 粉碎 “四人帮” 拨乱反正之后, 普天同庆, 同志间的关系也恢复了党的传统, 应该是顺利工作的开始。 据我所知,有两件事使敬之一到总社就遇到了困难: 一是总社领导请他在辽宁物色几位行政管理和政治工作干部, 他照办了, 却被非难为“拉帮结伙”; 二是他先任政治部主任后任副社长, 分管机关政治思想工作, 他在大会上批评了机关某些不正之风, 引起某些人的不满, 暗中使手脚。 我为他鸣不平, 到总社问起他这些事, 他仍不在乎地说: “让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就在这事不久, 我忽然接到总社的通知, 让我参加新华社访问朝鲜中央通讯社的代表团。 我如期到总社接受任务, 敬之同志告诉我, 他是代表团团长, 还有吉林分社一个代表。 有人非要黑龙江分社参加不可, 他却主张辽宁分社参加。 他说: “辽宁省是朝鲜的近邻, 为什么叫黑龙江去人呢, 纯粹搞个人关系。” 我想,你就不怕说你也搞个人关系吗?

敬之同志这样一位正直的好同志、 好领导, 还是为某些人所不容, 使他不得不重返离开十几年的吉林省, 当了几年省的党政领导。

我总在想, 人如果都需要一种精神, 那么敬之同志那种爱憎分明、 勇往直前、 不怕艰难险阻的精神是一贯的, 是表里如一的。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从他身上觉察不到一丝一毫的灰心丧气、 萎靡不振的情绪。 他对自己充满自信, 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 所以他总是乐观的。 这些品格不是凭空而来的, 而是从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死里复生、 从 “四人帮” 的百般折磨中, 锻炼成为一个充满革命豪情的共产党人的。

敬之同志永远是我们的良师益友。